郑梦熊：情系农村的土记者

郑梦熊，195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浙江青年报》、《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单位任职长达47年。他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1958年，他曾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过一段时间。1988年，杭州大学新闻系恢复后，他担任了新闻系的兼职教授。在北京工作时，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兼职教授。

问：郑老师，杭州大学1958年创办新闻系的时候你是不是来过的？

就那年。

问：那么，1958年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这样子的。1949年10月我参加工作，在江山中学参加了青年团。这是我第一个参加在江县刚建立的青年团组织。城镇里是工会，农村里是农会，学校里就组织青年团。杭州1949年5月份解放的嘛，江山是10月份解放的，我就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后来的共青团。我是学校里第一个青年团员，还当选了第一届的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

问：那是一个什么中学？

江山中学。当时我在中学里带领学生勤工俭学，到火车站那边给铁路里面打石子，一颗一颗地打石子。手掌都打出血泡的，就是攒点钱嘛。勤工俭学很辛苦。学校里面大家也搞宣传，演戏，演王秀鸾、演大生产。王秀鸾是延安大生产时期的劳动模范。解放初期，我们就这个样子。

1950年的冬天，我去参加江山县的土改宣传队。土改宣传队里，我当团支部副书记。那个时候到下面演《白毛女》。演的时候，很多农民十分激动，往台上扔东西。农民是深受教育的。我还在农村里面跑了一圈，去宣传队宣传土改。1951年5月，在团县委动员下，我参加工作。县团委还动员我到衢州工作，先后在衢州地委、县团委做宣传干事。当时刚刚解放不久，地委从各个部门把我们抽出来组织农村工作组，后来我就在农村工作组里工作，去开化县龙山底山乡甸村蹲点。我们工作组大概有十几个组员，在一个乡，每个人分包一个村，发动群众。

问：每个人包一个村？

每个人包一个村，我也包了一个村。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刚刚到农村里面，对农村对农民不适应，开始是很不舒服的。农民去劳动了，我们坐在祠堂里，坐在农民家里，很没有意思。思想出现包袱，我想回去考大学，不想工作了。工作组领导就对我做工作，学毛主席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的语录。毛主席的语录学了以后，我们就听了进去。跟农民一起劳动以后就有事情干了，我每天用半天跟他们到田里面插秧。我拜一个老农民为师傅，让他教我学插秧。我们学生不会插秧，我读到高中从未插过秧。老农民教我站起来，这里插两株，这里插两株，这里插两株，一行就是6丛。我就这样学会了插秧。老农民再教我耕田、割稻，田里的农活我都学会了。这样，农民去劳动了，我也跟着去劳动了，休息的时候一起喝点水，过去不像现在这样还可以吃点水果，那完全没有的。在山村里，妇女在家里磨豆腐，我就帮她磨豆腐。对抱孩子的妇女，她们要干活，我就帮她们抱小孩。我坐在田塍上、坐在门槛上与他们说话。所以我跟农民打成了一片。还有呢，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群众关系很好呀，虽然我是一个团员在那里作报告，但是他们都在认真地听着。这样，我在农村里工作了7年。

问：那你后来又怎么搞新闻工作了呢？

当时受家里环境的影响，喜欢写东西。我爸爸是个语文教师，我从小很喜欢看书。我很小时候就看过四大名著。读书的时候，老师在台上讲课，我经常在下面看课外书。我数学不好，而语文很好的。因为语文好，我就写稿。还有，也受农村老作家作品的启发和影响，觉得能在农村的报纸上登了自己的名字，有点自豪感、荣誉感。刊登了一篇，心里高兴，高兴了就再写。我一般是在下雨天或者晚上这两个时间段写稿的，白天是要劳动的。

写什么呢？老百姓有什么新人新事呀，我就写稿，投稿给《浙江日报》、《建德大众报》、《浙江青年报》。我稿子经常被采用，写作的兴趣也越来越深厚。就这样文章一篇一篇地写出来和刊登出来。那时我的文章没有长篇大论，也写不来通讯和报告文学。我是当了记者以后才写通讯。当时主要写的是农村的新事，农村的感受，短小精干，贴近农村的实际，报纸也容易刊登。

我有一篇稿子，还得了奖，1956年出版的《浙江民间歌谣散辑》还把它编进去了。我那首民歌叫《来了亲人毛泽东》，我自己创作的，我用的是对比手法，我现在还记得几句：这个旧社会，我这个农民呀，解放以前多苦呀，吃的是苞谷糊（玉米糊），住的是破茅铺（茅房），走的是野猫路（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野猫走的路）。哎，前面还有一句：穿的是八卦裤。这个多形象呀！来了亲人毛泽东后，那就变了，吃的是白米饭，穿的是咔叽布，住的是砖瓦屋，走的柏油路。这些东西我是记得很清楚的。这个是我根据农民的回忆对比把它讲出来的。来了亲人毛泽东后怎么样呢？那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结果，《浙江民间歌谣散辑》就把它选进去了。

由于写多了，慢慢地，我这个写农村新闻报道稿子的通讯员变为一个特约通讯员：《浙江日报》特约通讯员、《浙江青年报》特约通讯员、《建德大众报》特约通讯员。后来，我又被《浙江青年报》发现了：哎，还有这么一个通讯员，文章写得那么好，很多报道写得好。好，他们打了一个报告给团省委，向团省委要人。结果，团省委向建德地委（我后来从衢州地委调到了建德地委）发了一个调函，把我调到《浙江青年报》。调我的时候，因为我在农村工作比较好，已经是党员了，我是1957年入党的，入党了就任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到《浙江青年报》以后，我先当记者，后来当编辑，做夜班编辑。做夜班编辑时，画版（过去一张报纸一个版样，先画版，工人再根据画版来拼排一张报纸）、处理新华社的通稿，我都学会了。从记者到编辑到夜班编辑，一套我都学会了，这样，我就当了组长，提拔为编委。所以，是《浙江青年报》发现了我这个通讯员，并把我送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的。我没有大学毕业，我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

问：你后来怎么来到杭州大学新闻系了呢？

我要说一下，实际上，我到新闻工作岗位以后没有几天，团省委组织部就下了一个通知，叫我作为调干生，去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在农村工作时候，我是供给制，每个月发10块钱，就是买买香烟、牙膏牙刷等，其余是供给制，吃饭是大灶。我没有收入，怎么到大学读书？所以我是保送的，是团省委、《浙江青年报》保送我到杭州大学新闻系读书。

报到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个女的，叫洪晨洋，班主任也是她。当时一到学校里，人家就认识我。到学校报到以后，大家就先开始去劳动。到什么地方去呢？到杭钢去劳动。在杭钢劳动也是很艰苦的。夏天大家也还要到农村里。那个时候当学生，那个劳动是很艰苦的。劳动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就回到学校里上课。大概还没有上了多少课，突然洪晨洋找我谈话，说你们团省委来电话，叫你回去，不要再在这儿读书了。她说这是你们团省委书记李式琇的意见。什么原因？开始我还不晓得的，是保密的，就说是工作需要。他们怕影响我情绪呀，学生怎么进来一个多月就要回去了？怕影响其他人。

回到报社后，我知道了大概的情况。李式琇书记下乡去温州，不知到什么地方，下乡去了。组织部长调我去杭州大学学习的时候，没有向李式琇请示过。组织部长本以为叫我去学习是件好事情，不需要请示。李书记回来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发脾气了，说这个郑梦熊到哪里去了？那么，组织部告诉他：郑梦熊到杭大新闻系读书去了。李书记不同意，说叫他回来，他是从农村基层调来的，应该在团省委机关单位工作，他有经验，以后再去学习。其中，李书记与组织部长过去有什么过节，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李书记是这个理由，那我就回《浙江青年报》去工作了。

问：郑老师，当时在我们新闻系大概学习了几天？

一个多月。所以我跟你说一下，我们都老老实实的，因为我考虑到我这个时间比较短，也没有详细的学习。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承认的。到后来就讲学历了，我们班那个金苗新，他就讲：“你那个同学录，我都给你报上去了。”所以，刚开始我都没有讲这个东西，我一个多月，何必填一个杭大新闻系已念。后来有的报纸报道我，有一家报纸就这么个题目《没有上过大学的总编辑郑梦熊》，实际上，我是实事求是的。后来也有人问我：“听说你是杭大同学的嘛，你这个浙大校友都承认你的。”我说承认是承认我的，但是我自己不要吹这个东西了，吹自己的学历很高。我就是高中生毕业，我参加革命的嘛，是不是啊？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是不是啊？我没有真正地在这里毕业，我就不愿意提这个东西。

问：郑老师，你离开以后，你有什么感受？你感到惋不惋惜？

我开始是感到惋惜的，后来呢，在《浙江青年报》学了很多东西，这个时事处理、新华社电讯稿处理、画版，这些东西，我都学会了。所以说有得有失的。失掉的东西是，学习的机会失掉了，毕业证书失掉了。后来，事实证明，在《浙江青年报》工作3年，我学了很多东西，编辑版面那套，我学会了。

问：郑老师，你到《浙江青年报》后，对办报的那一套，从陌生到熟悉，中间肯定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你能否较为具体地说说？

当时，《浙江青年报》在长生路后面的未央村，团省委也在那里。《浙江青年报》自己没有印刷厂的，《浙江日报》在众安桥，它租给我们一间房子，作为我们的编辑部，我晚上就到《浙江日报》上班，上夜班。我跟《浙江日报》电讯组联系，用他们的稿子，所以我跟《浙江日报》电讯组的夜班编辑也熟悉了。这样，我就开始研究《浙江日报》的电讯，它在新闻上是怎么用的，标题又是怎么做的。我慢慢对电讯熟悉起来。那个时候，从长生路要到众安桥来回走，晚上回来还要跑一段路。

问：郑老师，你从长生路要到众安桥来回走的？那比较艰苦的。

是的，来回走，是比较艰苦的。新华社有个规定，每天晚上会发通知：今晚截稿，就没有稿子了。接到这个通知后，你就可以画版、拼版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截稿之前就画版、拼版，那第二天，其他的报纸用了后来发来的稿子，而你没有用，如果有重要东西遗漏，那就犯错误了。当时中央有规定，重要新闻不过夜。这一段时间对我的锻炼和帮助是很大的，稿子怎么处理，什么样的稿子是重要的，哪个稿子放一版，哪个稿子放二版；时事和重要新闻要放一版，这个怎么处理？这里体现各方面的东西，像政治观点、读者的喜爱以及中央的宣传。第二天还要跟其他报纸比较，他们为什么要放头条，我们这个报纸应该怎么放？这里面就很有学问，因为各个报纸都不一样的。党报与青年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有一个习惯，认为做事要万无一失。有的句子，特别是标题，尤其是头条新闻的标题，我在回来的路上还在想：这个标题有没有问题？如果觉得这个标题还有问题，那个小标题还有点毛病，我又回去修改。因为大样有我的签名，以后出问题是要受到处分的。有时候报纸快要开印了，我就叫工人们停下来，对文章再修改。有时候已经回去睡了，躺下后脑子还在想，瞬间想起来哪个地方还不行，又爬起来了，回到原来夜班的那个地方去修改。不仅在《浙江青年报》是这样，即使后来在《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特别是在《人民日报》），这种情况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我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所以，现在报纸出现错字、错别字，出现不准确的标点符号，我看了就很不舒服。

问：郑老师，从《浙江青年报》调到《浙江日报》，也就是从小报调到大报，之间会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你适应吗？

《浙江青年报》当时有20多个人，全部调出新闻单位了，只有《浙江日报》看中了我，调了我一个人。当时，我也不知道能调到哪里去，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县报和行业报全部停办了。省级只剩下《浙江日报》。《浙江日报》怎么看上我，我也弄不清楚。我在《浙江青年报》时就已经是编委了。我进《浙江日报》的时候，已经是青年报的副总编。管人事的张雪梅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在那里是编委，我们《浙江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级别不一样的，所以你来了以后，先在农村组干一段再说。她把话讲明了：你那里编委，我这里不能给你什么职务，连部主任都不能给你。因为浙报的部主任是处级干部，你们青年报是处级单位，团省委是厅级单位，所以你来了，级别不一样，你来了先干起来。这个说法我能接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出在其他方面。我在农村工作了7年，一直在当通讯员，后来到了《浙江青年报》又当编委，我自认为自己的笔头还是可以的。哪里晓得，我写的几篇稿子，有的编辑把它们改得一塌糊涂。有的组里的主编，比如农村组的主编，还把我有些稿子直接给枪毙了，因为稿子写得不好。这样的事情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本来我认为自己笔头是好的。我的思想波动起来了，我想回去，回到团省委然后再到其他单位。我还想去读大学，没有读杭大之前，我就在想读大学。现在你们说我不好，我去读大学好了。我要去考大学，我认为我是可以考上的。不过，这些情绪我没有跟领导讲过，我只是跟我老伴发发牢骚。我感到委屈，老伴看到我委屈，就劝我：你刚刚去总要干一段时间，开始总是生疏的，大家都一样。那时到党报工作不容易，党报思想性、建设性，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的。还有，毕竟办小报跟党报是不一样的。后来想想，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浙江青年报》的人全部调到外面去了，你一个人到浙报工作，你还要拣三挑四，这个不行啊。

问：后来你是如何适应在《浙江日报》的工作呢？

后来，我想既然不回去就要在这里干下去，要干下去的话还得要靠自己。所以我就想起毛主席给广西省委书记韦国清的一封信，信中说：你要领导报纸你就要先学习起来，就要用报纸来作比较，要研究它们，这样才能在比较中认识报纸。我在农村组就采取一个办法，先学《人民日报》的导语，了解它的导语怎么写，然后再看《浙江日报》的导语又是怎么写的。一篇稿子一般分三层写，一步步深入的，导语就把最重要的事情说在前面，第二就展开具体化，最后是结尾。一般的新闻就这个三部曲。一件事情，标题是如何告诉读者它是件什么事情，正文又是怎么展开的，怎么结尾的，我就是研究这些东西。我就选了《人民日报》、《浙江日报》这两家报纸。《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浙江日报》是省委机关报，它们是怎么弄的，我就是这样子慢慢学进去。我还分析《浙江青年报》跟党报有什么不同地方。《浙江青年报》的写法跟党报不一样，党报比较严肃，党的方针政策要扣牢。我对现在有的记者（包括我孙子，他是记者）——我不是批评他们，我有个感觉，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对中央领导的讲话学习不透。我经常说你要看看中央领导的讲话，学学啊，他跟我说不要学的，这个电脑里都有的，一查就有的。电脑里是什么都有，问题你有没有看过？我现在都还有个习惯，领导讲话，我要把几点都看过、看懂、记牢。我们宣传的时候，党的政策，中央那些文件表述是很严谨的，你少一个字都不行的。因为这是党报，每一篇讲话都仔细琢磨，中央文件、中央领导怎么个提法，我要把这个提法在文章中用出来，把精神在文章中体现出来。现在我们办报纸也是一样的，要群众办报。当然今天有不少新的提法了，比如现在提以人为本了。我在北京时，中国传媒大学每年开一次党报论坛，请了一些学者领导去的，我就写了一点，即坚持以人为本，报纸也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要跟群众办报路线结合起来。中央精神学好了，贯通了，可以让你的思想开阔。所以，我在《浙江日报》之所以站住了脚，一个就是学习《人民日报》和《浙江日报》的写法，再一个，要把中央的精神学懂学透。所以，我后来写出来的稿子能体现中央精神。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这个稿子就渐渐地好了起来。

1963年，毛主席有个“五九批省”，是针对我们浙江干部而批示的，要求干部参加劳动、改变作风。我在《浙江日报》第一篇文章，是报道毛主席的“五九批省”，就要改变作风，就批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浙江日报》农村组有一个“干部参加劳动”栏目，我就是这个栏目的负责人，专门负责写干部参加劳动的报道。这个栏目前后发了200多篇稿子，其中我大概写了约20篇的报道和言论，结果，收到很高的人气，领导认为我还很努力的。曾有2000干部在一个公社参加大讨论，我把他们讨论的群众言语都用进去了，比如一个群众把因参加劳动太阳晒黑的干部叫着红脚杆干部，把不参加劳动的干部叫着白脚杆干部。我就在文章把这些比喻写进去，表明群众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认可。这是我写的一篇有名气的稿子，是一篇大通讯。一炮打响。1961年我到《浙江日报》,3年以后我就提拔了，当上农村组的副主编。3年以后，《浙江日报》出了两个专栏全国闻名的，一个是“必要的一课”，当时全国唯一的言论，还有一个是“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是靠自己努力的。说实话，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在《浙江日报》是站不牢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不参加造反派，我是反对的，我是所谓的“保皇派”。虽然我只是个副主编，他们也给我戴高帽、游街、扫厕所，把我打了一通。我到《浙江日报》就是这么个过程。我当总编前在那里干了30年，30年才当上总编，不容易的。

如果当年有学校好老师教我的话，我可以早点成才的。那时候没有那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只能自己努力。所以，我说我干了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工作，如果要总结经验，就两个字“拼搏”。我高中毕业，没有工作过，直接跟农民打成一片了。写稿子也是偶然的机遇啊，因为我写的几篇报道，被人家发现了，被团省委的《浙江青年报》发现了，把我调去，我去这个岗位也是偶然的机遇，也要靠自己努力的。如果你不拼搏，那你就跟农民一起吃吃饭，劳动劳动就算了嘛，你何必要写报道呢？是不是？

问：你离开杭大新闻系，有没有继续关注我们杭大新闻系啊？

我是你们的兼职教授，是吧？在杭州的时候，我是上课的，后来调到北京以后，我事情多了，我成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兼职教授，你们学校的课就顾不上了。我在那边当兼职教授，这边我就想不到了。后来，你们校友会、你们学校好像是认可我的，事先我也不知道，包括现在你们学院的改名，现在这个名称叫做“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这个名字我也没听说过，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比较拗口的，字数也比较多，像我这样的人记不住。“传媒学院”4个字就好记了。

问：郑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后来当了《浙江日报》的总编，你有没有关注某个记者或编辑是不是杭大新闻系毕业的？有没有特意地留心？比如他的业务好或不好，你都会去跟杭大新闻系去想、去挂钩，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同学之间是经常见面的，像金苗新，他当年当过老师。我们住在一道的嘛。有时候，空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同学录里，我都看到你在那里。我听他的意思呢，同学录里面有我的名字。这个校友会，他好像也提供不少情况，不然学校里也不知道我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当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

杭大呢，学校的房子啊都跟我们《浙江日报》还有点纠纷的。当时你们那里的体育系曾经因为房子和我们有过一段纠纷，这件事情跟新闻系是没有关系的。杭大的学生进来，我也不是每个人都把学历查一边，是不是？但是如果碰到有杭大来的同学什么的，这个我肯定也是关心的，因为我也这个母校出来的嘛，虽然我离开学校很久了，离开浙江也很久了。

问：再以后，你与杭州大学有过怎样的联系？

再后来，我调往《浙江日报》。开始浙报只有我一个人去过杭州大学。以后，《浙江日报》又调来朱林、金苗新、韩林夫。他们都是我的同学，其中金苗新曾经还在杭州大学新闻系当过教师。金苗新前一段时间摔了一跤，去世了。

离开新闻系以后，我就跟学校里失去联系了。大约30年之后，我已经当了《浙江日报》的总编辑。《浙江日报》创办了《钱江晚报》，我还是有点贡献的。也就在这段时期，我评为高级记者（那时算副高）。后来呢，到了全国选评的时候，我评上了高级编辑。那么这个时候就正高了。

一天，杭大的校长沈善洪打电话给我，聘请我当新闻系的兼职教授。后来，杭州大学成立董事会，又聘请我为杭州大学的校董和杭州大学的兼职教授。当了兼职教授，我不太经常上课，因为我工作忙，总编嘛，我大概是每个学期，只上了一两次或两三次课，开学我一定去上课。上课我上什么呢？因为我有实践的东西，所以，我上课都讲新闻的指导思想、中央目前的精神、宣传报道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都是有关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东西。具体业务，比如这个语言什么结构，那我没有必要上的。我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一直在新闻单位。每个学期都是这样子的，那几年，我基本上在杭州。我是1981年当《浙江日报》的副总编，1983年当了《浙江日报》的总编，一直到1990年，中央叫我到北京。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浙江日报》的干部，青黄不接，人才缺少。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一批老编辑、老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另一方面，一部分编辑和记者犯错误，受处分，调离岗位了，再加上还有一部分人员退休了。就这3个原因造成了《浙江日报》的青黄不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党报的人员问题呢？当时在想，我们无法一下子从外面调进那么多人，当时各个单位都缺少人啊，“文化大革命”中斗来斗去的，人才都走失了。我们就想自己培养人才。怎么培养呢？我们人员是有的，经费也是有的，但是读书要有块招牌，人家才会来读书，不然没有学历，人家不肯来的。所以，我们就跟杭大领导商量，我用你们杭大、杭大新闻系的牌子，办一个新闻班，杭大新闻班由《浙江日报》编委会负责办，经费我们自己解决；学历你们杭大要承认的，你们要盖印的，毕业文凭要你们发的；还有，我要你们帮助一下，有些课程，比如马列主义，或者其他的历史什么课啊，请你们帮我们来讲；业务课，新闻业务课，我们自己来。学生住在我们报社里面，跟编辑记者一起生活和工作。那么，学生从哪里来呢？我们去省招办，在没有录取的落榜生里面，我们直接去挑，挑了40个人，要挑文笔好的，其中有一个人，大概数学零分，但他的文笔很好，我们把他录取进来了。你们杭大给我们的帮助也很大，牌子给了我们，另外，有些课程，由你们杭大的老师来上。我们上新闻课。

新闻课我们怎么上呢？跟你们的课堂教学不一样，比如说，我上课，一开始，我跟学生讲，我今天不是报社领导，也不是你们这个课堂的老师，我是一个厂长，我今天把我工厂情况介绍给你们，你们听，记下来，下课以后，你们每个人写一篇对这家工厂的报道。他们讲，这个好的。我事先准备了一个讲稿，讲我工厂多少人，我工厂是一个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这个工厂我是怎么管理的，我工厂有什么样的模范先进人物。我边讲他们边做记录，因为他们要写稿子，这等于是采访。结果，40个学生写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写法都有：有的选角度，有的写工厂管理得好，有的写工厂里的模范人物。我们再来给他们稿子进行批改、点评。我是这样来教学的，完全跟实践结合的，这个等于实践采访。所以，你们学校的课堂教学，一定要想办法与实践相结合。当然，课堂教育不要也不行的，比如语言怎么用，还是要的。要想办法跟当地的新闻实践相结合，这样，学生教育出来才有用。学校，不管复旦还是杭大新闻系学生（也有学生干部），到我这里来以后，要一年以后才能得心应手地写稿子，因为他没有实践这个东西。后来，我就在学校里讲了我的观点：培养新闻工作者，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像我这样的教学也是一种方式。

这个新闻班办了两年。毕业以后，就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分配到各个部门。因为我对学生的情况很了解。这个班有40个学生进来，高考虽然都落榜了，但我们给了他们前途了。他们很幸运。结果，这个班有26个人留在浙报当编辑、记者。14个人调出去，是送到了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其中有几个，后来都当了省委书记的秘书，比如朱澜平就是省委书记秘书，是省委书记铁瑛还是薛驹的秘书，我不清楚。还有一个也当省委书记秘书，好像是副书记秘书吧。所以，这个班办得不错，能在我们省委里面留下来。

当初在浙报留下的26人，今天全部成了浙江日报社的领导。因为他们都在我们报社里面么，跟记者、编辑经常接触，他们一分到具体部门后，具体情况比较熟悉，怎么弄怎么弄，他们都清楚的。所以，他们很快成材了，新闻班的团支部书记高海浩，现在是浙江日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新闻班的学生李丹，开始是《钱江晚报》的总编辑，后来是《浙江日报》总编；新闻班的学生李丹、陆熙，先后做过《浙江日报》的副总编；还有冯为民，现在也退下来了，退到省记协当副主席。其他还有好多人在哪一个部门，我一时也弄不清楚了。现在看起来，这个新闻班，杭大新闻班是成功的，非常成功的。当然，这也有你们杭大的支持，给了我们一个牌子，派了老师来上课。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是完全是我们的功劳。我认为，这给我们这个新闻事业，给我们《浙江日报》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人才，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没有这批人的话，我们还要到外面去调干部呢。现在我内部就可以提了嘛，是不是？所以杭大新闻班功不可没。

问：你是如何被中央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反对动乱，这是邓小平定的性啊。5月19日晚上，中央开了一个电视会议，会上李鹏和杨尚昆讲了话。李鹏的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首都戒严。这个电视会议，大家都在听、都在看的，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浙江，我们杭州，武林广场在静坐，那怎么报道？当时省委宣传部通知我说，从大概5月18日或者19日开始，报道由你们自己处理，不要送审了，他们也不晓得中央怎么抉择。省委宣传部把球踢给了我们。那么，我就按照中央电视会议的精神，跟中央保持一致，我们党员要跟中央保持一致嘛。我们是党报嘛。

5月19日或20日下午，省委宣传部的一个部长，这个名字我就不讲了啊，打了个电话给我，说要到我们《浙江日报》、浙江电视台开个会，把一些精神讲讲。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正缺这个。那天下大雨，我把浙报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叫来，100个人，开座谈会。我不知道他讲啥东西，所以我没有搞录音，就用笔作些记录。因为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讲中央和省委精神，我当然是高兴的。结果，他讲了一番话，讲什么呢？他说首都宣布戒严，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没有过，共产主义的哪个国家宣布过戒严的啊？他认为这是错的。他还说现在群众起来了，去静坐，去游行示威，这是群众运动啊，合理的，应该支持的。我坐在那里越听越不对劲啊，跟中央精神唱反调的东西，怎么个弄法呢？那天是我组织会议的，他讲话后，我讲什么呢？我就含糊其辞，我不讲部长讲话或领导讲话我们要贯彻。我不能这样讲，我这样讲的话就犯错误了。我说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的宣传报道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精神进行。我不讲省委也不行，我不能他讲了话，我就不讲了嘛，我想笼而统之表个态算了嘛。我原本这样算了，但是他临走时又跟我讲了话，说：“你要把我今天的讲话传达到全报社。”我们一个报社800人啊，下面的记者、编辑都要知道这个消息啊？这个，这个我心里打鼓啊！这个东西，我要是传达他这个东西，你没有态度，就变成个问题了。有态度，你反对省里的领导，这也不行啊。我想我是一个党员、我们是党报，本来按照规定，按党章规定，可以向中央书记反映。但是，中央书记那么远，我又不认识，我怎么打得了电话？打到哪里去呢？那我们是省委党报，我们受省委领导的，我的上级顶头上司应该是省委书记，第一把手，那时书记是李泽民。因为省委宣传部长要我明天向全社传达的，我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要看省委什么态度啊，他第一书记有什么态度啊，我打了个电话给省委书记李泽民。我说：“泽民同志，这个现在，今天，部长到我这里有这么个讲话，他要叫我去传达，你看要不要传达啊？”我请示李泽民书记，看他怎么个说法，因为我又不能讲宣传部长错的。李泽民问：“你有没有录音啊？”我说：“我没有录音。”我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不知道讲什么，我怎么把部长的话音录下来呢？李泽民又问：“那你有没有记录？”我说：“我在主持会议，我没有记录。”李泽民接着问：“那么你下面的人有没有记录？”我说：“下面有人记录的。”李泽民说：“你到下面弄个记录来，给我看一下。”李泽民也不敢随便乱扣帽子，他也不晓得怎么回事情，因为部长怎么好反对中央精神的？我说：“好的。”第二天上午，我就把报社党委书记的记录、机关党委书记的记录，送到省委书记那里去了。李泽民看了以后，马上打了个电话给我，他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说：“梦熊同志，他的讲话，你不要传达，我们常委会处理，我来处理。另外，你外面就不要讲这个事情了。”叫我外面不要讲，宣传部长也有个名誉问题啊，他常委犯错误，讲错话，这个传开了以后也不好的。叫我不要传达，省委书记的态度很明朗了，我一听就放心了嘛。真是一块石头落地了！那我就按照中央精神进行了，我就不用支持上街游行了，这些都不要了嘛。管你怎么弄，我就按照中央精神工作。但是，后来我们《钱江晚报》还是有点毛病的，它还是根据宣传部长的精神来弄的。

问：我知道，《钱江晚报》发表社论说，浙江动而不乱。

哎，对的，就是这个东西嘛。我这个处理符合党章规定的，符合共产党员应该跟中央保持一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精神。我是没有错的。到6月4日，天安门事件平息了。我没有向中央反映部长这个讲话，但是因为报社100多人听到了，有人向中央反映了，中央中纪委就派了一个调查组来浙江。中纪委常委王德瑛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录音？他怕有人造他谣。我说录音没有的，他那个讲话记录有的。“你拿10份记录来。”王德瑛调查很认真的，他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奥妙。10份记录拿去后，他相信了：是有这个事情的。后来，这个部长就处理了，免职，大概是记过，记过还是警告？大概是记过吧，职务免掉了。当时有这么个过程。

那么后来，大概中央听到了这个情况，因为这个肯定是下面有人反映，因为中纪委都知道了嘛，派来一个中央组织部干部处长、一个中央宣传部干部处长、一个《人民日报》的老同志，到这里来考察我，到我们《浙江日报》开座谈会，征集意见：郑梦熊在这里到底表现怎么样？我们的报道怎么抓，他们都清楚了，报纸也好查的嘛。一个星期以后，他们找我谈话，说：“梦熊同志，中央如果调你到北京去，怎么样？”我很老实的，我不想去当官啊，我不想到那里去。我跟他们讲：“我已经57岁了，在《浙江日报》呆了30年了，我马上要退休了嘛，我就在这里做做好了。另外呢，北方的气候也不好。所以我不想去当官怎么的，我不去的。”他们一定要叫我表态，最后，我表了个态，我说我是省管干部，我的意见会向省委书记反映的。那么，他们就回去了，去了一个月都没有消息。为什么没有消息呢？我以为就这样过去了，不会调了，因为《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以上的干部，要经过中央常委会讨论，而他们常委会没有空。可是，一个月以后，常委会讨论好了，说是任命我当《人民日报》副社长，这个我也不知道的。一天，省委办公厅来了中央的调令，说中共中央任命郑梦熊同志为《人民日报》副社长。我不想去，怎么办呢？我就找省委书记李泽民。省委书记一句话，我就没有话语好说了，他说：“老郑啊，中央向省里调干部，如果调不去，省委不支持中央。这怎么说呢？你是个党员，你不去怎么办？”所以，讲起来，我自己没有兴趣当官，没有想出风头，我没有这个想法。我57岁了嘛，我就回来好了嘛。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们就马上任命我为副社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六四”风波不是出很多问题吗？要清查处理，但是我清查的时候是很宽容的，因为，当时情况大家都不清楚，尤其去游行示威。人民日报社为什么改组啊？因为人民日报社很多人都支持那些的。

问：我知道的，因为《人民日报》也有人上街游行，《人民日报》还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广场一日”。

对对对，你讲得对的。实际上，我们年轻人的教育真的太重要啦，有的的确不讲理。《人民日报》的钱李仁，老社长，现在还在，听到一批年轻的记者、编辑去游行，他跑到门口，手一摊：“你们如果要出去游行的话，到天安门广场的话，从我身上走过去。”游行的这批小青年，青年编辑们怎么讲的：“好的，你躺下来，哈哈哈哈，躺下来！”老社长原本是吓唬他们的，真的躺下成何体统啊？结果，他们哈哈哈地笑着，从老社长的两面走出去了，拦也拦不牢的。当时，《人民日报》有的总编、副总编都支持上街游行。所以，要改组《人民日报》的这个班子。

那么为什么会调我去的呢？总编辑邵华泽是从军报调到《人民日报》的，社长高迪原来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再早是吉林省委书记，他们两个搭档，想从《光明日报》调人，从军报调人。不知道哪一个常委说：“你们不要老是从中央新闻单位来调人，你们也可以从省报里那些好的中间调一两个人嘛！”他这一句话促成中央来人到浙江考察我，因为我表现还好嘛。他们还从《山西日报》调了一个社长。这样我就到《人民日报》当副社长，开始他们认为我们《浙江日报》经营比较好，大概老郑经营有一套，就叫我当副社长。但是，我去了以后社长当了并不长。《人民日报》有规定：社长是管后勤、行政的，总编、副总编才能办报啊。有段时间，大概他们都忙着，抽不出人来，邵华泽叫我代他一下。我当过浙报总编他是知道的，就叫我代值几个夜班。值夜班要万无一失，要能够当场处理事情，能够找独家新闻，要配好标题，要找好头条，我讲了一套东西，都有记录的。他们领导、社长看了记录说：“哎，这个老郑还会办报的！”实际上我这里就办报的，他们以为《浙江日报》经营好，我就是搞经营的。所以，过了8个月，中央重新任命：免去郑梦熊同志副社长职务，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这就叫我办报了，但是机关党委书记我还兼任的。后来邵华泽当了社长兼总编辑，他很忙了，再加一个常务副总编，我就从第四把手变为第三把手。所以，我的工作比较严峻的，我晚上要值夜班，白天还要开会，机关党委书记，人事这摊我还管着的。我替邵华泽管了两个摊子，他后来就相信我了：“老郑办事认真的，不会调皮捣蛋的。”所以我们两个比较幸运的，我们两个人关系处理比较好。

问：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工作期间，你做哪一件值得一提的工作？

我在《人民日报》干了6年，退了以后，中央就调我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当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在那里，我干了一件确立中国记者节的事情。怎么回事情呢？解放初期，我们就有记者节，但没有具体时间。中央没有定具体时间的。就那一年，中央有个通知，要确定一些节日的具体时间。妇女节、护士节等，都有具体的时间。记者节呢也在名单里面，但是没有确定的时间。当时，我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当书记、常委副书记，很多记者写信来说：“记者节怎么没有时间的？哪一天搞记者节？”我一想，这倒是个问题。我们就想，这件事情要向中央宣传部请示一下。中宣部回复：你们新闻界再去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办。那我就在全国新闻界征求意见，老同志的意见都征求了一通。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为团结广大青年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我们倾向于11月8日作为中国记者节的具体日子，有意义。1999年，我就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宣部。但宣传部也做不了主啊，把我们的报告转给国务院，由国务院决定，因为节日是国务院来定。这个报告传到朱镕基那里，是朱镕基亲耳批准把11月8日作为中国记者节。从此，我们每年都有记者节了。现在我仔细想想，这件事情上，我是做了点贡献的。

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我又干了5年，所以我到72岁才退休啊，这个是比较少的，因为按中央规定，副部级是65岁退休，正部级是70岁退休，我到72岁才退休。我们新闻界有两家单位，一家是中国记者协会，一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央有两个名额给我们中国记协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一个是“十五大”代表，要选的，我被选上。这都是机遇啊，不能说是我们本事啊。另外，我是全国政协的政协委员、政协新闻出版组的召集人，因为新闻出版都属于我们中国记协来管辖的，所以我是新闻出版组的组长，书法家沈鹏是副组长。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