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1世纪初，深秋的加利福尼亚，阳光灿烂，我来到位于美国加州的英特尔公司总部。当我站在英特尔芯片展厅前，凝望着英特尔展示的最新研究成果——冷芯片（不发热的CPU芯片）时，我立刻意识到：冷芯片与MID（移动互联网设备）的诞生，预示着移动智能终端的研发进入了快车道，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到来，“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这一社会新文明形态即将开启。

回到美丽的夏威夷，漫步在威基基海滩（Waikiki beach）——当时我正追随国际著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学习中国古典哲学，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伴随着ICT技术与智能科技的发展，这些智能科技高速发展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社会变革？

于是，我开始尝试顺着高新智能科技引发社会活动变化的表象及其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变革迹象去进行思辨。当时，学界纷纷提出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智慧经济、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等众多概念。可是，我总觉得这些概念或提法里缺了点什么，它们均无法涵盖智能科技社会活动形态的主特征，更无法概括描述这种社会变革机理的今天与未来。理性的思辨与大胆的探索，促使我于2009年着手撰写《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书中首次提出了“非现场经济”与“智慧共享体系”的初步概念，揭示了高新智能科技社会活动形态的非现场化这一主特征，开启了我探索新时期社会经济与社会秩序演化路径的研究之门。

《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出版后的那几年，互联网经济和ICT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结合不断涌现的物联网、云计算、工业4.0、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芯片等最新研究成果，非现场经济的核心概念逐步得到业界、学界关注和认同。加之这期间移动互联和自媒体所展现出来的超强影响力与民众参与意愿的提高，再次将非现场经济学说的探讨和非现场经济意识的认知需求带到了一个新高点，非现场经济这个符号开始频频出现在互联网经济的各种活动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人开始质疑：非现场经济的提出是否只是一种新提法，又是在玩一个新名词呢？我以为，非现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关注于智能科技引发社会变革的今天与未来，从直接描述人们社会活动形态转变的主特征出发，进而探索高新智能环境的社会变革方向及其内在机理。非现场经济对应着大工业革命所催生的市场经济，是人类进入高新智能文明的一个符号标志。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智能终端的移动化促使人们的生活主形态从工业革命带来的高度集中现场化转向了非现场化，非现场生活与非现场劳动逐步成为我们主流生活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当人们从以现场社会活动为主转向以非现场活动为主时，也就相应地产生了非现场经济现象，这也将标志着初级信息经济时代的结束与PC鼎盛时代的终结。我们大家都清楚，初级信息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通过提升信息传输效率来配置资源。传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交换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在高度现场化的工业革命社会里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深受资本和社会精英体系的影响。然而，云计算与物联网的介入使非现场化得以强现场化（非现场的强现场感），不但更进一步增强了信息交互的速率，也促成了超越自然人智慧的人机共享新智慧的产生，无疆界、低门槛的大众参与的非现场智慧共享最终产生了智慧机器参与的智慧劳动的价值变量，使得整个原本以人类为中心的确定性社会走向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动摇了由地域、身份地位和精英主导的社会契约，以及建立在这种契约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信任体系。

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的、相对于质能经济的非现场经济正通过智慧劳动的壮大，开始逐步摆脱资本唯一主导的模式。非现场经济的影响力也开始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直接加剧了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生产方式、社群结构与社会协作关系的变迁，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体系及社会秩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因此，非现场经济不再仅仅是一个不同场景的旧市场经济（地理概念上或非地理概念上的简单的在线式信息交互），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体系，一个需要“与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活动”相应发生变化而重构的新社会体系。这种由高新智能科技带来的社会协作关系与社会经济秩序的变迁，正改变着我们生活方式与社会环境的基础，影响并快速地重塑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模式。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做出的行为决策，已经不能给决策者带来最优结果，从而导致了所谓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加剧，新兴经济学科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也只是对“理性人假设”提出质疑与批判，并未找到解决之道。非现场经济的提出则揭示了劳动的变化：无疆界平等的非现场智慧劳动正通过智慧共享体系的高级阶段这个社会大脑的放大功能而逐步替代资本，成为社会经济引领质能经济变迁的新主导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和体系的重构，也将围绕智慧劳动这个新主导者而再次展开。

显然，人类社会已经从自然经济（农耕文明）跨越了市场经济（工业文明），走向了非现场经济（数据文明），我们已踏入了人类第三文明期——以非现场经济为代表的新文明期。以大工业革命时期为代表的、以质能经济为核心的、围绕着资本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将逐渐地自动消亡。智能科技产生的非现场性打破了原有社会秩序的建立基础，原有的社会秩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导致的不仅仅是社会活动形态和微观经济层面上的改变，而是涉及了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方方面面，直接挑战着工业革命催生的传统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管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等等。

2015年《非现场经济意识》一书的写作则是我对《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的修改与再版，是一次对智慧劳动与非现场社会新秩序重构的再思辨过程。我们必须找到从“当下”到“未来”非现场化社会变革的核心机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经济秩序重构（主要是生产方式重构）和无疆界智慧共享社会秩序构建的基础条件，即解决这种高智能人机共生新秩序的必然性与正当性问题。其中的正当性必然需要建立在技术发展与智慧共享带来的无疆界人类社会人机和谐共生发展的基础之上。于是，我们遇到了高智能环境下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重新认知与如何和谐共生的哲学基础问题。至此，非现场经济研究已然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非现场经济的探索系站在认知哲学、社会哲学、科学哲学的未来，而畅想现在、创造现在；是跨学科协同研究人类未来的幸福生活，而创造现在；其试图避免由人类自身的盲目性而创造出一个人类不自觉的灾难性的未来探索（即高智慧科技带来的人类自身毁灭性的灾难及可怕的人机争夺大战灾难）。

“当然，我无法预言21世纪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可以表达这样一个期望，并且我认为就目前我们在智识史中所处的阶段来看，这一期望实在是有理有据，那就是随着放弃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与科学哲学中的认知偏见，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我们将可以获得更多的理论认识和更具建构性的理论说明。”

跨学科协同是非平衡定态和不稳定性（又称非平衡相变）在外参量的驱动下及在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下，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规律探索。我的导师成中英教授早在《太极创化论》一书中，就揭示了“多极对偶一元”的和谐共生哲学思想，这不正是超越多学科、多要素、无疆界“多元和谐融合”的协同发展观吗？我们似乎可以以中国哲学的“多极对偶一元论”为指导，以智慧共享体系演化成社会大脑为立论，立足未来高新智能环境，开展新时代的哲学再发展研究。这是“多极对偶一元”的中国哲学思想在未来高新智能环境下的再发展研究，也是世界哲学在智慧机器与自然人共用一个社会大脑时代的再发展研究。

任何一个体制或体系，特别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猜想，只要能给出公理或者公式，那么结论就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受我们的认知极限所困扰，我们有限知道的东西不足以涵盖整个宇宙时空。遐想必定先于证明，却也时常面临被讥讽的风险。正如那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贡献仍被许多现代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所忽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大都源自猜想。今天的思想家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严肃对待与直觉相悖的假设，或直接地完全不予理会，即使发现了通往新知的道路，也有可能被现时的研究者们忽略或批判。现实社会存在着这一残酷的现实。

为了不被忽略和获得接受，东方哲学的“悟”（遐想或猜想）似乎有时也需要大科学基础理论与西方哲学的演绎支撑。通过思辨与实证，方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为了使非现场经济社会秩序的重构遐想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我得补上现代大科学相关知识、理论（特别是唐孝威的一般集成论原理）及意识与认知、西方哲学演绎逻辑等学习。于是，正如好友胡善勇先生赠诗（复李斌先生）所言，我再次开启了“百战归来再读书”的新旅程。

2016年国庆，有感于李斌君转寄之文章，慕《别赋》之华美，试仿之以和李君，共勉。

情深不寿者，欲寿而何为？况岁月兮无涯，复天地兮无疆。是梅香兮寒苦，非情深兮缘薄。是以情之深浅，得之多寡。情深深而感异，路漫漫而景殊。奇伟之观，非险远无以览，非常之业，岂漫谈而坐得。然则离爱无忧，情深则苦，辗转反侧，或殚精而竭虑，衣带渐宽，或形销而骨立。故行事也，以深以恒，长风破浪，难为平庸；而养生也，亦清亦静，恬淡从容，难为起伏。国士之愁，岂登高楼可求？古井之波，非阅红尘不悟。意壮志之飞扬，知初心之平和，故情虽两端，人需一统。心不老为春，人生五十方年少；仕而优则著，百战归来再读书。

赞曰：春草碧色，寓雄奇于淡远；春水绿波，含怒涛于平湖。送君南浦，寄再见于远行，伤如之何？凝惊雷于无声。

善勇于2016年10月7日晚

好一句“百战归来再读书”！它使我具有了再撰写一本《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演化》的勇气与底气。

《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演化》阐述了智慧劳动通过数据化智慧及任务在智慧共享体系新环境下的分布，经过超级计算技术的海量计算、比对、纠错、再计算，最终涌现出分布者意想不到的原本不存在的新数据，而这些新数据承载的却是全新的智慧——一个不同于自然人智慧的人机合成智慧，从而完成了智慧共享体系的自学习功能。人机合成智慧的出现，使得机器与自然人开始共用一个社会大脑，机器也变成了智慧机器，并成为社会活动的参与主体之一。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失控的重大风险。

人类要发展，人类要进步。新社会秩序仍然需要组织、控制，而这种人机共生社会新秩序演化的控制着力点，又将会落在哪里呢？

《非现场经济意识》重点揭示了非现场化社会发展趋势，点出了非现场经济发展的核心——“智慧共享体系”。而《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演化》作为前者的姐妹篇，则试图进一步阐述非现场经济核心—智慧共享体系的内涵及其形成与演化的机理、特征和作用。也就是说，《非现场经济意识》与《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演化》两书合一，可形成初步的非现场经济学说雏形。《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探寻人机智慧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类对世界以及人类自身再认识的过程，探索揭示社会大脑的集体意识与自由意识的联系及可预设特征，并通过人机对社会大脑的高度依赖实现调控，找到应对新社会秩序规范重构的新路径。

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再认识过程，既是一个积极的思辨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实践与冒险的过程。社会大脑研究的目标已经在那里，也许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但我总想站得高一点，跳出习惯性的思维去探索，而不只是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解。

生物演化、文明演化、技术演化推动了社会变革。生物演化决定了人区别于其他生物，从传输思想到传输意识到调控秩序，非现场化文明的形成就有了需求这个基础依据：只有人才能创造并具备真正的非现场意识，非现场经济社会的联系也将始终掌握在自然人手中。

泰戈尔早就告诉我们，世界上哪怕距离最远的事物，都可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旦切断这种联系，演化的后果就可能是可怕的。

然而，“生命总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正如盛晓明教授所言：我们背脊发凉，却兴奋着！

张为志

2016年11月30日

于中国杭州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悦览树咖啡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