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

供养人画像，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几十年来，涌现出了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问世，推动了敦煌石窟研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学大辞典》，以及大型图录《中国石窟全集》等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敦煌石窟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另外，课题的开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等，都展现了敦煌学研究的辉煌成就。

敦煌石窟大量供养人画像资料，具有传世历史文献所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原始性，这些珍贵的资料涉及我国中古时期的诸多领域，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因而自敦煌学诞生之初，供养人画像即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并致力于敦煌供养人画像的整理和研究，产生了众多有影响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1．敦煌供养人题记的考察与研究；2．敦煌石窟与供养人；3．敦煌供养人造像与石窟营建活动；4．敦煌供养人与各民族间的联姻；5．敦煌供养人家族与人物身份；6．敦煌供养人与佛教等。这基本涵盖了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的所有领域。下面分阶段对供养人研究的成果进行述评。

从敦煌石窟研究的历程来看，供养人研究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一、供养人资料调查、收集时期

对敦煌石窟供养人的考察，是从1907、1908年开始的，首先对供养人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到敦煌考察记录，于1920—1924年间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出版，除对敦煌石窟内容研究外，还对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作了叙述。1935年，高良佐随同国民政府官员邵元冲到西北视察，这其中涉及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的调查。到了四五十年代，诸多学者一方面对洞窟进行调查、考证，对供养人题记作记录；另一方面在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同时涉及供养人画像，如常书鸿、向达、阎文儒等先生，提出敦煌石窟中的民族形成问题；吴作人、徐悲鸿等先生，在谈东西文化交流、敦煌艺术风格等问题时，介绍供养人。40年代，学界对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进行了调查，在探讨石窟艺术的层面上，引用史料，参照图片，对人物图像进行了考析。1946年，范云迁《说敦煌石室》一文发表，介绍了供养人的特征。50年代，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敦煌壁画临摹与敦煌艺术的展览，常书鸿、张大千、段文杰、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霍熙亮、关友惠、万庚育、李承仙等先生，对敦煌莫高窟壁画进行了临摹。其中有供养人摹品，年代涉及北魏、西魏、北周、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宋、西夏、回鹘、元等朝代。这些临摹品，5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如在北京、上海、印度、日本、捷克等地展出。临摹品成果主要刊登在《敦煌画展专集》和早年的《文物参考资料》“敦煌文物展特刊”上。这些展品，弘扬了祖国文化遗产，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总的来看，敦煌壁画的展出，推动了敦煌石窟研究的进展。此外，常书鸿、向达、徐悲鸿、周一良、吴作人先生等撰文考述供养人画像。这一时期有学者还对不同人物画像进行了分析，说明敦煌曾经是东西交通要道，敦煌石窟艺术受域外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1952年，常书鸿在《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一文中指出，今天谈到敦煌艺术的人，都免不掉要说到它与希腊、印度、犍陀罗风格艺术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它与祖国民族艺术一脉相传的事实。敦煌不但保持了民族传统的特点，而且因为地处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也自然地形成了中西文化荟萃的都市。佛教艺术从印度等地经新疆的南北两路而到达敦煌，糅合了民族特质之后，又分南北两路散布开去。南路经麦积山、泾州、广元、大足到乐山；北路经云冈、龙门、巩义、天龙山到响堂山。从这两路散布开去的艺术迹象来看，在包括民族形式的飘带、衣褶及形体的更换、内容的蜕变各方面，是愈接近中原，愈充分地表达民族的色彩。敦煌是处于边陲的民族文化的前卫，也是首先给复杂错综的外来文化以冲刷洗练的第一站。常书鸿先生的研究，不但说明了敦煌当时佛教的昌盛，并且使我们理解了莫高窟艺术存在的必然性。作者在此基础上来研究敦煌与中外关系，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六七十年代，从整体看，主体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方面的内容而涉及供养人画像。苏莹辉先生探讨了敦煌壁画的风格特征，指出主要是受中国绘画之影响，并开始探讨供养人。王国维先生注意到敦煌文化与中亚文化的关系，他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这一时期敦煌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引领了敦煌石窟研究的迅速展开。这时有学者注意到敦煌服饰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开始对敦煌壁画中的人物服饰进行研究，这是我国敦煌石窟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1965年，段文杰《敦煌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资料》，是首次以专题形式研究人物服饰的文章，对供养人服饰演变作了分析。作者通过调查和详尽缜密的考证，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供养人图像整理、考证时期

20世纪80年代，敦煌学研究经过老一代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体现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以下称《总录》），1996年修订版《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的问世，标志着敦煌石窟考古工作走向了新的阶段。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包括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西千洞内容总录、安西榆林窟内容总录、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肃北五个庙石窟内容总录。这几处石窟总录，所记录的洞窟内容中有大量供养人，是研究敦煌供养人的重要参考书。

《总录》的出版，学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早期何正璜、李浴、史苇湘等。书中有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论文，作者结合文书和石窟资料，除对石窟进行分期研究外，还介绍了唐代的一批洞窟，认为张、李、索三姓与三个僧统在莫高窟开凿的大窟，反映出河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比吐蕃时期有所加强。同时指出了五代、宋时期的敦煌，从第六任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起，至1036年为西夏占领时止，共历一百二十三年。这期间的归义军政权均由曹氏家族执掌。史苇湘先生的论文，是一篇考证性的专题文章，作者总结了敦煌石窟的内容与形式，分析了各期洞窟的特点，还考证出新的洞窟和新的内容。修订版《总录》中，附王惠民论文，对十年来敦煌石窟内容的考证与研究作了概论。其后学者们以内容总录为依据，对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从各领域进行了研究。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简记》、张宝玺《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的发表，涉及供养人画像的调查研究。胡同庆《安西东千佛洞研究编年述评》，对有关东千佛洞的研究成果作了介绍与评论。这些都涉及与供养人相关的研究成果。

80年代起，供养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批学者涌现出来，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涉及不同的层面，特别是对供养人开始进行专题研究，如对供养人与石窟、供养人与佛教、供养人与历史等方面的综合探讨。这是我国敦煌石窟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敦煌学研究的新贡献。概括起来看，这一时期除了对供养人概念的阐述外，还从供养人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供养人画像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个别学者从佛教史的角度研究供养人画像，特别是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等研究得到了重视，并开拓了新的领域。还有学者从供养人画像位置、高度变化看人在石窟中地位的提升。段文杰先生以供养人画像与石窟的关系为重点内容进行考证，提出“供养人像，是当时真人的肖像，也是宗教功德像”。段先生突出的学术成果，在于系统地分析、研究了供养人，其中对各代服饰进行了分类，探讨了敦煌供养人与历代服制的关系，梳理了敦煌服饰研究的脉络，将唐代服饰特点作了概括研究。他对敦煌服饰研究具有开山之功，对后来该领域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1982年，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发表，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樊锦诗等先生指出，第三期的两类洞窟中的男供养人着裤褶，盘领对襟窄袖的大衣，腰束带，束脚裤，头裹巾帻或戴卷檐毡帽，有的头梳单髻或双髻。女供养人着襦服，领斜交较大，下身为间色条纹长裙，裙腰高高地系在胸部，头梳大首髻或单鬟髻。这些特点都是第二期所没有的。第三期第二类有的男供养人像头戴筒形纱质笼冠或通天冠，身穿曲领深衣袍的汉式服装，是为中原贵族的常服。属于第285窟北壁说法图中一身穿袿衣的女供养人，身材修长，秀骨清像，双鬟髻，鬓发长垂，穿间色裙襦，腰围蔽膝，足穿笏头履，并有绕体飘扬的披巾。这种中原贵族妇女的礼服，与宋人摹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中女神的穿着十分相似。文中对北朝洞窟作了详细的考察，在这一层面上，又分别就供养人与云冈石窟等进行了比照分析，对供养人年代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台湾学者苏莹辉先生对莫高、榆林二窟供养人题名、千佛洞的供养像与题记进行了考析，揭示了供养人题记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日本学者土肥义和，中国学者徐自强、郝春文等先生，均对敦煌供养人的数量、构成、供养人题记在洞窟中的配置等作了考察分析。史金波、白滨先生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的研究，某些观点填补了西夏文题记内容的空白。

这一时期，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合作，对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进行了蒙文题记的考察，由嘎日迪、罗华庆、巴音巴特尔撰写成考察报告。这一成果的问世，引领了敦煌石窟蒙文题记研究的向前推进。哈斯额尔敦、嘎日迪、梁尉英对敦煌莫高窟元代回鹘蒙文的考释，对写经题记这一新的原始记录材料的重视，扩大了原有题记本身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

三、供养人研究领域拓展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敦煌石窟全集》分类卷及《敦煌学大辞典》的问世，标志着敦煌石窟考古工作走向了新的阶段。1998年，季羡林先生主编《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书中有段文杰、李永宁、孙修身先生撰写的词条，涉及供养人画像等，值得重视。本辞典选收敦煌艺术、敦煌遗书与敦煌学研究等方面六十余门类的词条，分石窟考古、各时代艺术代表窟、藏经洞遗画等内容，从而形成《敦煌学大辞典》具有创见性和学术性的意义。1995年赵俊荣绘制的《敦煌供养人》，是第一部敦煌供养人的白描专集。书中绘供养人白描图88幅，年代涉及北朝至元，所绘人物有官员、百姓，有鲜卑人、吐蕃人、回鹘人、党项人、蒙古人等。作者临摹的壁画尊重原作，人物真实，是作者多年的积累总结，为敦煌供养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

随着敦煌石窟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供养人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涌现了许多专家学者，他们对供养图像和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供养人研究，已深入到各个层面，如学界对图像的意义、目的和功能等进行了考察，发表了考古报告和相关研究论文，其中均有对供养人像的考证。段文杰先生根据历史的演变将供养人画像首次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为后来研究起了推动作用。苏莹辉、万庚育、贺世哲、日本学者土肥义和等先生，对供养人题记作了考析，根据供养人题记考察莫高窟的营造史，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还有学者根据供养人题名职衔并联系画像的形象特征以及石窟分期、艺术风格等进行细致的编年，从中得出各时代石窟的发展规律，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历史状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尚有学者对敦煌壁画供养人展开了具体而细致的论述，其中既探讨了供养人服饰，又具体考证了供养人的活动年代，还强调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继承了汉、魏晋人物画像、墓室画像的传统，与同时代绘画风格是一致的特点。

90年代，从总体看，中外学者着重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敦煌供养人文献资料，特别是对供养人图像的深入探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四、供养人研究深入发展时期

2000年至2012年，供养人研究有不同程度的进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本期值得强调的是《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问世。此书由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编著，由文物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标志着敦煌石窟考古的重大成就。该书首次以考古报告的形式，公布了早期洞窟中初绘供养人和隋代、曹氏归义军时期重绘的供养人画像，为学人提供了信息参考。总之，该书是敦煌研究院考古学者历经数十年探索历程后在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方面取得的新的重大成果，对于促进敦煌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课题研究亦是本期的重点。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由敦煌研究院张先堂主持，沙武田、卢秀文、范泉、张培君等参加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要项目，以“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为主课题，下分三个子课题：即张先堂“敦煌供养人与佛教研究”，沙武田“敦煌供养人与艺术研究”，卢秀文“敦煌供养人服饰研究”。课题组对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的供养人画像资料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细致整理，对供养人画像从佛教、历史、服饰等方面进行研究，应值得关注。此外，本期研究成果丰硕，除了著书和发表相关论文外，还在国内外召开了各种学术研讨会，如敦煌学讨论会、唐史学会、云冈学术研讨会、龟兹学术研讨会以及国外的一些学术研讨会，对敦煌供养人有专题研究。

21世纪是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全面展开的时期。这一时期与上一时期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是对供养人画像等做了较全面的分析说明。苏莹辉《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苏远鸣、戴仁主编《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一百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考析了供养人图像；史苇湘、关友惠等先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敦煌供养人画像题记的历史价值；金维诺等先生，对敦煌供养人造像、修建洞窟进行分析；宿白、孙修身、施萍婷、贺世哲、李永宁等先生，考证供养人功德窟；长泽和俊、池田温等先生，对敦煌地区的居民人口结构、居民成分、外貌特征、家族社会的上层集团，以及敦煌僧官制度、寺院教授等研究的贡献；郑炳林等先生，对族属诸问题、敦煌氏族、名族、敦煌邈真赞，以及供养人的人种问题的分析等，他们将敦煌供养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此外，杨际平、郭锋、赵和平先生，有对敦煌家庭与家族关系的考证；邓文宽、荣新江等先生，有对归义军张氏家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的研究。同时，还有学者从石窟考证，结构、形式、类型的角度入手，对供养人造像及社人修建活动、胡人的迁徙、聚落问题的重点讨论；对少数民族供养人身份、婚姻等作了探讨；对敦煌与波斯、敦煌与中亚关系等的考释等。尚有学者从蒙古族供养人坐具进行探讨的，所取得成果是突出的。这一时期，敦煌供养人服饰研究不断呈现出空前活跃，发表的论文多有精品，内容包括各民族、各阶层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等供养人画像，具体涉及各个时期官吏、百姓衣冠服饰的调查研究，考证出头戴幞头、凤冠、身穿袍衫的汉族供养人；身穿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衣装的男女供养人。在此基础上，包铭新等先生重点研究漠北回鹘西迁建立诸回鹘王国后，直到诸王国解体，期间回鹘女供养人服饰发展状况等，推动了敦煌石窟回鹘供养人服饰研究的展开。谢生保等先生，提出了回鹘供养人服饰受高昌的影响，又有人说它来自西域或来自中原；作者经过观察和分析，并与高昌伯孜克里克石窟壁画比较，将晚唐、五代、宋和西夏时期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服饰分类进行研究。

总的说来，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供养人资料显示出丰富性，以往的有关研究还很不够，尚待今后进一步从多学科的角度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此外，对供养人研究的现状还可参考，郑炳林、沙武田《供养人画像的全面综合研究》，收入作者编著《敦煌石窟艺术概论》。该书从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概述、研究简史、供养人画像研究的前景展望等做了简要的概述。作者云：就目前学界对供养人研究的现状而言，基本上仍停留在供养人画像的表面现象，或以历史学为主要出发点，最深入的研究当属与洞窟营建的关系，其实仍是以题记资料为基础的思考。而从供养人画像图像学出发，需要做的工作仍有很多。供养人画像的考察研究，要建立在洞窟整体图像的基础上，如与整个洞窟的思想结合考量、其在洞窟内容结构布局方面的关系、供养人画像排列方向的意义、出家众与在家众分别的含义等等。另外，对供养人画像作纵向的观察，即从早到晚的发展变化关系等问题的考察研究。因此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研究空间仍很广阔。另外，夏生平《敦煌石窟中供养人与服饰相关文献研究概述》，是一篇敦煌供养人研究的综述文章，作者分类介绍敦煌石窟供养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为学者提供方便。张先堂《敦煌供养人研究的历史成就和未来课题》，首先介绍敦煌石窟保存的供养人和文献资料，其次介绍石窟供养人的图像资料，还对供养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作了简要说明。

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敦煌石窟供养人提供了借鉴，启发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分析供养人画像的时代特征和文化交流因素，并拓宽了敦煌供养人研究的思路，解决了过去未解决的问题。总之，中外学者历年来的努力，为敦煌石窟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对诸多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敦煌进而为中国历史、佛教史、民族史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