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构建面临的现实困难

“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跨区域合作构想。据奥巴马“2015贸易议程”（2015 Trade Agenda），到2030年66%的中产阶级将来自亚洲。从趋势上看，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前景良好，仍有较大市场拓展空间，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调整也使各国增强区域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增强，贸易投资合作潜力巨大。

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是实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宏大目标的重要途径和保障。就目前情况来看，“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和问题，需要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中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一）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各国发展差距较大

根据世行国别数据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3年人均GDP仅为505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0500美元）的一半。其中，约占区域人口数量90.8%的35个国家人均GDP为3862美元，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5.7%，与区域内最高10个国家人均GDP达35400美元的水平相差几近10倍。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发展阶段和增长目标的不同，将影响整个区域的合作进程。世行中蒙韩局局长Hofman就曾表示，“只有每一部分（或至少很大一部分）都建立起来，好处才会累积起来”。

（二）对外贸易严重依赖区域外市场，居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缺乏以本地区成员为主、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或区域自贸安排等高效合作机制。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亚洲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相对较低，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自2002年后逐年下降（见图2-4），沿线国家面向区域内的进出口在全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相对较低。

图2-4 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比较

注：贸易强度指数越大，表示区域内贸易关系越紧密。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监测报告》，2014年11月。

过度依赖于外部市场，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沿线国家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受区域外经济波动冲击的风险较大，同时亦可能加剧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压低区域整体贸易收益水平。

（三）部分国家开放度不足，建立高水平区域安排难度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体，有些刚刚加入WTO（俄罗斯2012年8月正式加入，也门和哈萨克斯坦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获批加入），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尚在WTO之外。而且，沿线国家相互之间的口岸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与规范不一致，通关程序不统一，便利化程度有待提升，物流成本偏高。开放进程滞后，开放程度不足，短期内在沿线区域建立高水平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机制安排的难度还比较大。

（四）多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实际发展需要

沿线部分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通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互联互通程度及便捷度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跨境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与效率。特别是，相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目前区域内国家依靠自身或亚行等现有多边发展银行的资金投入规模和融资能力等差距巨大。据亚行估算，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每年为7300亿美元，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能力有限，世行和亚行每年可提供资金不足200亿美元；各国经济相对落后，投资能力较弱，东盟成员国每年能够筹集的基础设施基金投资不到10亿美元；私人金融机构投资意愿尚弱，需引导推动。

（五）多重风险和非经济因素影响交织存在，地区战略互信有待增强

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响应，很多也主动要求支持和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不少具体项目已经在规划和实施当中。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覆盖范围广泛，地缘政治风险、国家风险、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等并存，在日趋复杂和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背景下，文化多元性、宗教多元性以及区域外大国干扰等非经济因素影响更不容忽视。

（六）多种机制并存，需着力推进后续落实与通力协作

由于发展中国家众多，不少国家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政策沟通不充分，更无法达到发达国家倡导的监管一致性等高水平区域合作要求。就目前情况看，“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总体目标明确，但在“一带一路”沿线有多种合作机制并存，涵盖国家范围、合作范围等相互交叉重叠：有的中国已参与，有的中国未参与；有的全部在“一带一路”沿线范围内，有的只是部分覆盖；有的合作紧密，有的则较为松散。现实情况的复杂，导致沿线及区域外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和推进思路尚不清晰，如果不能清晰地阐述和明确，将难以达到助推和引领区域深化合作的作用和效果（见表2-1）。

表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的合作机制

注：*表示中国参与的合作机制或倡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