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

—— 另外，在这本书中您也谈到了核电和社会问题。小说家对于社会问题是否发声，虽说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气氛变化，但经常有人说小说家过于不作为、过于不发声。一般说来，也包括我在内，如今的年轻作家当然有积极活动、积极发声的作家，但认为小说家是写故事的人而应该同那些社会问题划清界限并为这种态度心安理得的人也有很多。我觉得那里面也有您的影响。比如小说家不发表意见这点很关键，重要的是保留意见继续观察以便写故事……

村上 不错，好像给了不好的影响。

—— 不，我不认为是您不好。不过为此而乐在其中的情况似乎是有的。比如我这样的，自己心里就这么想。小说家重要的是首先写好故事——因为村上先生反复这么说了，从中“各取所需”的心情并非完全没有。说起来，自己也被征求意见来着，却回避发声——或者不妨说是为此任意找出某种正当性。可是现在的作家所处的语境和您经历的时代背景截然不同，不是吗？您开始创作的当时表明自己选择不介入，实际上是非常具有能动性的政治性行为。

村上 是啊，那是对六十年代学潮的幻灭感带来的。

—— 您采取不介入姿态，在当时，在某种意义上是选择更深的介入。但我们今天所采取的不介入姿态，恐怕仅仅是规避风险的“浅度不介入”，不愿意承受您那样的风险。当然，这样的问题最后不妨由大家自行其是来了结。而另一方面，今天二十多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家们，应该同社会结成怎样的关系呢……

村上 刚起步的时候，我之所以不愿意就社会问题发言，首先是出于对学生运动期间语言纯属消耗和徒劳的怒不可遏，再不想让语言白白死掉了。对所谓新左翼之人的话语有一种抵触情绪。一边回避这些，一边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什么——到底怎样才能实现呢？那是极为艰难的，毕竟我是个非常个人化的人。去神宫球场也不唱东京音头。（笑）至少再不像以往那样消耗语言而又作为个人发出社会性信息不是件容易事。究竟如何是好？摸索倒是摸索了。也并不认可因是小说家所以无需做社会性发言的态度。

—— 呃，我想是那样的。

村上 总的说来，最近往右靠的作家好像发声更多。

—— 是啊！说的话让人怀疑是否神志正常。

村上 相应产生的危机感当然是有的。不过不是像以往常说的那样“进城行动，上街呼号”，而正在摸索采用什么方法合适。要争取找到能够让信息最为准确抵达的语言选择方式、场所的创造方式，这是我现在坦诚的心情。

—— 迄今为止，您一直写相应的故事来对抗到处虚张声势的和被消费的口号式话语，对抗四下漫延的浅薄话语带来的危机感。不用说，想必往下也还要在小说中推进这样的作业。您的意思是说现在正摸索另一种方法？

村上 是啊！我想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说得更直接些。差不多到了该有所行动的时期。有的事情正在思考，可能要花点儿时间。

—— 今天即便仅仅听得您这么说……

村上 泡沫经济崩溃，接着有神户地震，有3·11，有核电问题。通过这些考验，我原本认为日本会成为更为洗炼的国家。但是，眼下显然是朝着正相反的方向行进。这是我开始怀有危机感的缘由，我想我必须设法做点儿什么。

说到底，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期我们所以战斗，是因为心底有理想主义。大体相信世界基本会成为好些的场所，必须为此战斗。这在某种意义上诚然是天真的想法，但反正那种理想主义是有的，并且发挥着作用。而它一下子土崩瓦解，带来强烈的幻灭感。不过，最近我觉得那种东西好像忽然转了回来。毕竟我们不能总是周而复始，必须进入新的动态。那么要做什么呢？这么问也不好办。原则上，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慌不忙老老实实做力所能及的事。问题只是把写小说这一作业和发表具体声明的分界线定在哪里，这是非常艰难的啊！

—— 您常说，作为其中一项，进行分析和说明、连续写随笔，对创作没什么好作用——我想与此关系相近。就是说，为了表明个人立场而就什么发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十分劳心费神的事，结果使得自己拥有的份额变少了。现在的年轻作家虽然也想根据现今的处境写小说，也想做许多事，想做只能通过写小说来做的事，但恐怕必须采取某种具体行动才行。而这正是各自面对的状况。

村上 认真追求自己能做的事，如果可能的话，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对于我是重要目标。至于怎样找到“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怎样找到自己同外部的切切实实的接点，那不是容易事。

—— 对有的人来说，或可成为楷模。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是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

村上 毕竟小说家嘛！不管怎么说，做东西的人，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东西是最要紧的。或许多少走些弯路。作为构想，同社会上的所谓因为这么做正确所以这么做那类范式应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