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管理经济学》（第一版）自1996年出版以来，已重印20多次，累计印数也早已超过10万册。但目前来看，教材的内容和结构都已经很不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对其进行一次全面的修订。
《管理经济学》（第一版）的编著是出于时代的客观需要。写作资料主要准备于1994年、1995年。那时，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同时，我国借鉴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培养企业高层次管理人才的经验，引入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也不过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管理经济学》（第一版）的编著主要是“照着讲”：照着在发达国家已有成熟体系的微观经济学讲；照着为阐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经济学原理而设置的管理经济学讲。虽也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努力结合中国企业经营的实情，但无论是个人能力和知识，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情况，都决定了那种结合是十分肤浅的。
14年过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现。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开始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企业日益成为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企业。基于此，为企业经营决策管理服务的管理经济学也需要从当初的“照着讲”，开始考虑向“接着讲”进行转变。
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副主任郭重庆教授提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中国管理学不也是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并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提出中国的管理学应当“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中国引入经济学要比管理学有着更长的历史。最早是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将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作《原富》引入我国，而将“Economics”译为“计学”。他在给梁启超先生的一封信里还特别说明：“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著想……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
最初日本人将“Economics”译作经济学，取义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后来该词基本都被改译为“产经”，即产业经营。无论是“计学”还是“产经”，其深阔都与原名相符。而“Economics”一词经由孙中山先生推荐后，在中国一直被译作“经济学”，这就说明了中国学者对“Economics”的期待很高，期盼着“Economics”能经邦济世；期盼着“Economics”能经纶天下、济世救人，能用来管理好国家，造福于人民，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一个利益集团而“算计”；期盼着将“Economics”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之能成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
那么，将“Managerial Economics”译为“企业赢利学”是其深阔与原名相符。而众多的“Managerial Economics”方面的教科书，也确实是围绕着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展开的。而一旦被称为“管理经济学”，就不应单纯围绕企业利润最大化来展开，而应当围绕企业的社会经济责任来展开。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独立实体，追求利润无可厚非。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利润，就没有能力承担自己的社会经济责任，而追求利润是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的手段，也是企业运行的目标。这次修订，再版《管理经济学》，就是试图以企业追求利润为手段，以承当社会经济责任为目标展开讨论，作为管理经济学“接着讲”的一个初步尝试。
尝试处理好“管理经济学”与“Managerial Economics”的关系。大量的“Managerial Economics”是以企业赢利为目标来展开讨论的，管理经济学则仍以企业赢利为主线展开，赢利是企业运行的目标，但并不是仅考虑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而是要考虑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乃至整个社会福利的企业社会经济责任。其主线虽仍是企业赢利，不赢利就不能有效地承担社会经济责任，但强调赢利的目的变了。
尝试处理好“管理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关系。管理经济学是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注重为企业经营者提供经济分析工具。在《管理经济学第一版》中，考虑到当时大多数读者并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微观经济学，因此大体上保留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完整性，注意突出与企业分析决策相关的经济学原理。而今，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初级微观经济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普及，因此，《管理经济学》（第二版）在微观经济学系统构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企业的分析决策工具的应用。例如，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企业的生产函数，在企业经营决策时很少用到，因此就应该基本不讲，或尽量少讲。而要素市场中的资本市场的相关内容，考虑到MBA课程体系中另有专门课程讲授，因此也没有将其包含在本教材中。要素市场中的土地市场的相关内容，因其涉及面较小，因此也没有将其包含在本教材中。而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政策，本教材则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之所以保留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构架，是为了让没有学习过初级微观经济学的读者也能对微观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尝试处理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结合。为了企业决策的实用性，在理解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本书尽量充分引入定量分析的工具，并最大限度地避免数学推导的烦琐性，将部分稍为复杂的数学推导放在各章的附录中，供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学习。为了加强对定性分析的理解和切身感受，本书将对需求函数的估计和预测独立作为第三章，侧重对估计和预测方法的介绍和应用，以缩短读者与经济模型和现实经济现象之间的距离，从而避免估计预测方法的数学推导。在整个课程中，突出了弹性的应用，特别是突出弹性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应用。而弹性是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很好的结合点。
尝试处理好经济学一般理论与中国企业实情之间的关系。在注意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讨的领先性、企业改革的渐进性的基础、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一般性特点以及企业作为独立法人的基本特征的同时，又注意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同时也充分注意到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情。因此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用了大量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的实例，并将其作为专栏分布在各个章节，全书共38个专栏。书中的例子和采用的数据也都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直接相关。当然，在教学过程中，还应注意结合当时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本书中将第一次出现的关键词、术语均用黑体字印出。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消化课程的基本知识，每章结束时都安排了内容提要和复习题，复习题近200道。复习题中通常都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主要用来帮助读者系统回顾和检查各章学习的主要概念和知识。一般来说，读者学习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被动学习；二是主动学习。听老师讲课和自己读书基本上都属于被动学习，被动学习是必要的，可以较快地获取知识。但还要进行主动学习，主动学习就是用获取的知识自己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在各章后面还安排了150多道练习题，包括选择题88道和计算题69道。这些练习题用来帮助读者主动学习，尝试用被动学习获取的知识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以更好地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被动学习是为主动学习而服务的，随后我们还将出版相应的教师用教学指导书，教师用教学指导书可由从事管理经济学教学的教师直接向清华大学出版社免费索取。另行编著密切配合学生学习用的指导书，将公开出版发行。在教师用教学指导书中提供了全部练习题的答案，而在学生用学习指导书中则只提供部分练习题的答案。
虽然本书是为工商管理硕士（MBA）的核心课程“管理经济学”编写的，但也完全适合工商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学习，它是微观经济学最好的替代教材。目前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主张：在工商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中，安排学习管理经济学比学习微观经济学更恰当。同时，本书也可作为各种百战归来再读书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职培训教材，以及自学参考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自1991年以来，开设管理经济学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先后有黎诣远教授、宁向东教授、平新乔教授、杨之曙教授、李明志副教授、曹静助教授等参加了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研究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手段，这对我完成本教材的编著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同时，我还先后7次参加了由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全国高等院校管理经济学教学研讨交流会，兄弟院校老师的教学经验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我一直从事MBA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直接教授的学生已经有3 000人左右。同时，管理经济学还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培训中心对企业在岗人员培训的核心课程，我直接参与教学的已有近百个班次，其中有7 000多位在职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参加学习。此外，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还推广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远程教学，先后有4 300多人通过远程教学学习了管理经济学。这些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他们不断地对我的教学内容及方法做出讨论、提出质疑，为我这次再版《管理经济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刘志彬编辑。他不断地向我反馈广大读者对我第一版《管理经济学》的批评与建议，同时，还一次又一次地催促我尽快修订再版，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找借口推辞。2009年5月，在我刚刚离开学院管理岗位几天后，他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商谈《管理经济学》再版的事宜。这次我无法推脱，只得应承下来，这样才有了半年多后《管理经济学》的修订稿。
《管理经济学》的修订，尽管得到了众多人的关心和指点，也几乎倾注了自己半生教学的心血，但对经济学领域来讲，我仍是一个半路改行者，水平有限，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将继续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陈章武
2010年2月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舜德楼
(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摘自1902年《新民丛报》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