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成立时考古红得很，自己想肯定可以有所建树

问：你正式加入考古是在什么时候？

石兴邦：1950年9月5日。这是我到中科院考古所报到的日子，也算是正式加入考古的日子，我一辈子都记得很牢。20世纪50年代正值中苏蜜月，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先后两次被斯大林派到中国，他把流行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古学体系移植过来，帮助中国建立起了一整套考古学的基本体系。当时一切都学习老大哥，考古学一下子变得空前重要起来，中国科学院成立的时候，第一批九个研究所里就有考古所，夏鼐就到了中国社会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我就是在这个时间到考古研究所报到的。

当时我并未修完人类学研究生的学业。在我们看来，跟随一个好的导师要比上完学重要。因为学下的那些人类学知识，在考古上都能用上，现在还学不到那些东西，再一个就是考古正是雏形，也红得很。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考古学家，挖那个殷墟，把考古工作的地位提得很高。我当时想，要是自己去考古，凭着喜好，日后在这上边肯定可以有所建树。

问：研究生没毕业就到了考古研究所，那算是边工作边学习了。

石兴邦：没错，是边工作边学习。那时候，夏鼐先生每周一次、分两段时间来讲课，一段讲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一段讲“田野考古方法”。都是上大课，听课的有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也有文化部、科学院和各省文物机构在职干部。所以，20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新中国田野考古骨干，无不亲受夏先生的教诲，都是夏先生的弟子。夏先生很平易近人，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我就是在他手把手的教育下，在考古所做所务秘书，后来又到长江流域考古队做直属队队长。

问：还记得第一次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的情形吗？

石兴邦：记得我第一次任务，是跟着夏鼐先生去河南，第一站是河南辉县。当时采用国民政府那时的旧式规范，一人一套工作服和工作鞋。每个队还有两三个贵重的进口照相机。吃的、用的全部由工作队安排，工作队的伙食很好，待遇很好。

那时候战乱刚结束，新中国刚成立，年轻人都有一腔抱负，内心那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不容许他们有其他非分想法。只要有工作，越艰苦越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至于物质享受，无论好坏，能填饱肚子就行。然而，跟随着我们给我们做饭的两个厨子，却是考古队聘请的京城名厨。那些打下手的技术工人，也是考古队在这里曾经聘用过的老工人。我们这些学过考古理论的研究生，初开始还得向当地这些老工人学习“认土”，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认土”需要通过探铲打出土样，进行分析。探铲就是“洛阳铲”，那个杆部都是钢管套丝，可长可短，拿在手里也轻重合适。前边是个卷成筒状的、带刃的铲，在探土层时能层次分明地将地下的土原样带上来，我们至今使用的探铲工具，还是河南的老盗墓贼们发明的“专利”呢。

在辉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顿肉包子，吃“坏”了全队人。大师傅王文祥是北京“御膳房”配属我们考古队当野外炊事员的老炉头。我记得是10月中旬的一天，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些牛肉，兴高采烈地给大家包了一顿“宫廷牛肉包”。当时，我们工作很忙，包好的包子作为中午饭，还是他担着送到工地的。当时，别说工地上没有水洗手，就是在驻地村庄吃水都很困难。年轻人更是不讲究卫生，一看老王担了两大筐包子来，手也没洗，拍拍土，便抓起包子你七个他八个地大吃了起来。这顿饭后的第二天，全队就害起了一个奇怪的病症——肛周瘙痒！开始，还只是晚上睡觉痒，就像有许多小虫子从肛门爬进爬出。两天后，大白天也痒得人不能专心工作。这号怪病，痒起来那真是其痒无比，恨不能用手一直去挠屁眼，却是愈挠愈痒！再说了，这号病毕竟痒痒的地方不方便给周围人说，大家都不好说破这个事情，开始还都能那么忍着。第三天有人就坚持不住了，交头接耳“交换”了各自的病情。夏先生那顿也是没洗手吃了那包子的，可是，当时全队就他一人没言声。但是，这号集体犯病的事情，总归是无法长久“自我隐瞒”的。闹成公开事情后，懂一点传染病理的苏先生分析说，这可能是工地上的土壤里有“蛲虫卵”，大伙吃饭没洗手，染上了蛲虫病。他让人在中药店买来些“使君子”，拿炒瓢炒了炒，分给大家吃了。这个中药跟炒花生一样，挺好吃，大家都抓着吃。夏先生不吭声，也抓着药吃，我们这才知道老先生原来屁股也痒着哩，只是老先生的定力比我们年轻人高哇。苏先生那药还真灵验，第二天，全队的人从肚子里都打下来不少白色的小虫子。持续吃药四五天后，蔓延工地的这场病才偃旗息鼓。

选择了这个职业，一生的苦乐都和田野考古有了难解的纠结。这个职业苦啊。不说整天在荒山野岭，经常吃苦受累，有时还会碰见狼，甚至受到攻击，那是很吓人的。更不用说那些山洪啊，大雪啊，真是让人九死一生。记得刚进考古所，梁思永先生给我讲过他独自一人在蒙古草原碰上土匪抢劫的故事。他个子高，腿也长，背着东西被土匪撵了几座山头，由于过劳，回来就得了肺病，最后先生也是死于这个老病根。还有夏鼐先生，在野外也被强人抢过！

问：你的第一次主持考古作业，是1951年在北京周边挖掘过皇帝妃嫔的墓葬，当时的难度大吗？

石兴邦：当时北京颐和园西边要搞城市建设，遇到几座明代皇帝嫔妃的墓葬需要发掘迁移。当时我挖掘的那个嫔墓，死水汪汪的一大片，调来几台大功率抽水泵才把水抽干净。棺材慢慢露出水面，我们才看到那个长长的墓室里，一共埋着七个女子，她们是活着殉葬的，那个场面看上去令人惊悚。

发掘的难度，在于聚集的地下水使得棺材和周围放置的东西都漂离了原位。棺材下面的泥水里铺了很多铜钱，掺和着许许多多金银玉器，都混在淤泥里。伸手下去，一抓就是一大捧珍珠，其间还混着许多名贵的宝石。我们清理时就得尽量把那些散落的器物和棺材一一进行对应，这样才能为研究这个墓葬说明问题。

嫔的棺材质量好，衣服保存得就比较完好。尽管有些东西腐烂掉了，但凤冠霞帔保存得很完整。尤其是那顶凤冠，珠玉金银，镶制得十分精美，我拿到手里一掂量，有好几斤重。看来，做个娘娘也不容易，戴着那么重的凤冠在宫廷上走来走去，脖子肯定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