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择边政系，做了考古才知道还真是学对了

问：1945年，你是陕西的“状元”，当时选择大学的范围应该很大吧？

石兴邦：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学都搞“会考”制，像现在的高考一样。1944年是第一次以省为单位组织高中会考，那个时候抓得紧，结果陕西考的第一名是我们上一班的，也是我们耀县人，他后来去了西北农学院。我们班是第二年会考，这一次从全省会考改成全国会考，省上来人到三原会考，地点设在三原北城那个职业学校里。我的会考总成绩是全省第一名，全国第九名，算是陕西的状元。

那后来选大学，也有不少。我当时就选了重庆中央大学的政治系。中央大学是解放前最好的大学，要比清华、北大好。我还填了一个新疆学院。因为在西安一中读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有班超，受到爱国教育的影响，我对边疆事业已经很热衷了，想像古人一样到边疆建功立业。

我的这个志愿，听说还闹了一点小笑话。那时候国民党的教育部设在重庆。人家把全国“十大状元”的志愿表挑出来一看，我这个“陕西状元”居然填的是毫不起眼的冷门专业。那些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我这个“陕西楞娃”脑子有问题。放到现在，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已经被“清华”“北大”那些名校热门专业录取的状元，却主动放弃录取，选了个一般专科大学的烹饪专业。

问：那为什么选择了边政这个专业？

石兴邦：其实也不是我选的。当时苏联和新疆活动得很厉害，国民党看到了这一点，1944年就成立了两个边政系，一个是西北大学边政系，主要管西北和东北；再一个就是重庆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主管东南这一块。当时，我一门心思想到边疆去建功立业。教育部的人一看，这个娃想到边疆去，还要搞政治，那就到边政系。我当时不知道还有边政系呢，那刚好。我就是这样到了当时的重庆中央大学。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重庆）、北大、清华在云南，中央大学包括的学校多，八个学院都集中在那里，法学院、民族学院也都在那里，学的都是民族学的课，古人类的课。

“边政”这两个字，就字面来看好像不完全和政治沾边，其实讲的就是国体安危的大“政治”。就是中国古代边疆的管理制度，边疆的历史、民族、文化等等这些内容，目的是培养“治边”人才。我的盟旗制度、政教制度、土司制度这些课程都是那个时候学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们系分三个组，一个是西藏，一个是蒙古，一个是维吾尔。我学的是蒙古，我选学蒙古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蒙古有成吉思汗，总觉得奇妙得很，我就学了这些。我们边政系有许多知名学者，教授人类学、民族学、古代史、原始社会、村民社会、考古等课程，当时学下这些东西有啥用呢，还说不来，后来做了考古才知道还真是学对了。

问：你那时学业怎么样？

石兴邦：中央大学这边考试很严格。第一学期完了，我正好碰上一次年级大考试。以院为单位，要求人人过关，因为是共同科目，并不分系，整个年级的学生一起通考。考完后，还放了红榜。幸运的是我爆了个大冷门，取得全校第一名。正是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第一名，一下子让我提高了在同学心目中的地位，也为我树立了学习的信心。同学们都很佩服我，说陕西来的这个“状元”还真有两把刷子。说到学业，那时的学生很少有闲逛的心思。虽然遇到战乱，学习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但是人的精神头很足。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遇到山河破碎却没有一点沮丧情绪，都在发奋读书，根本不敢荒废学业。就是个别同学谈个恋爱，也大多都是一起去个图书馆，完了一起去食堂吃个饭。打个牙祭，也就是请对方吃碗肉丝面、阳春面就很好，哪儿见得到不上课在校园挽着手压马路的事儿啊！

问：1949年，你考取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先是跟吴定良先生学习体质人类学，后来为什么又转学考古了？又为什么会选人类学这个专业？

石兴邦：我是新中国的“家考”研究生。为什么这样说呢？1948年南京的民国政府就乱了，然后很多人都跑到台湾去了。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南京当时都是空的，但是我的系主任韩儒林还在。我就说我留下。那段时间，我还觉得挺闲适的，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我都是自己找事情做，自己整理边政系当时遗留的资料。

南京解放了，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己找工作，一个是到人民革命大学当老师。后来我的老板韩儒林先生给我找了两个工作，那时我们管系主任叫老板。但是单位都不很景气。在一次无意中，徐益棠先生告诉我，浙江大学吴定良先生的人类学现在还要招研究生，问过他这边是否有学业好点的学生想去深造的一些话。我当时一听，觉得上学也是个好事，就答应了。

新中国刚建立时，仅有浙江大学一家正常招生。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面对时局变动，不等不靠，依旧按照原来的学校老规章开始为学院招生。我记得当时去吴先生家待了两三天，“考场”就设在他家客厅，考生也就我一个人。导师从书架上拿出本英国著名人类学学者鲍阿斯的名著，随手一翻，让我当场翻译。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就算给我出题哦。我一个人就那么坐在小凳子上做，用了大半天时间终于做完。他看了一下我的译文和带去的那篇论文，随后只简单评价说：“嗯，英语还要下点功夫。你就在这儿上研究生吧。”我想一个学生在老师家客厅设立的考场“考研”，也是一个稀罕事情，偏偏这个考生是我，导师是学贯中西的吴定良。我跟着吴先生选修了史前史、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统计学等几门课程。

后来夏鼐先生来了，我又动心了。夏先生是“实践派”，要求在实践中学，大多数时间在搞发掘，并经常组织实地学习。当时他们在杭州玉泉山底下发掘了一个金屋，金屋被盗得没有什么了，我感到考古很有意思，就想“跳槽”，转学考古了。吴先生却很喜欢我，希望我留下，夏先生让我自己选择。也许这辈子注定要干这一行，我铁了心要搞考古，吴先生也没办法。不过，我跟着夏先生走，他也放心，愿意割爱。多年后，吴先生到北京来工作居住，我时常登门请他喝茶聊天，也多次说到这个可乐的事情。先生年事已高，我们都很怀念那段岁月。

问：你的老师里面，像夏鼐先生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多吗？

石兴邦：我这一生遇到的都是好老师。我的中学老师，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他最开始在商南当中学教师，是学业上很厉害的一个人。到了大学，教授我们蒙古史的老师韩儒林，考古史的夏鼐先生，还有那个可爱的古怪老头吴定良都是我的好老师。介绍他们的文章很多了，我也就不详说了。

在浙大，沙孟海老先生我也很敬仰。沙孟海在浙大中文系做教授。中文系和人类学系在同一幢楼里，叫“苏和馆”。沙孟海金石学造诣很高，他的书法在中国当代超过他的恐怕也很少。可是呢，就是这么个宝贝国粹，当时修他这个“冷门”课程的人全校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中文系的叫朱家裕的女同学。沙先生在给我们上金石学课程时，提出一个学术观点，对我触动很大。他说：“你学人类学，也学考古学，看看我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以为，一个人用手写字以及他的字体形成，都和人类使用工具的感觉有关。”老先生这句话，太让人吃惊了。老先生平时讲课语言很风趣。虽然只有两个学生，但每堂课他还讲得情绪激动，唾沫四溅。我俩“傻瓜”学生也是正襟危坐，听得眼睛发直。尽管学生少，老先生每次上课还都认认真真写好讲稿，带几张来发给我俩。这些讲稿我保存了很多，最后就像书本一样厚。我也算得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的关门弟子了。现在国家已经重视中小学生的中文书写培养了。这很好，算是抓到点子上了。啥叫文化传承？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字都写不好，还咋样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