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的原型
一、弗莱原型批评理论与陈忠实的创作
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之前，曾经对当时中国文坛的“寻根文学”思潮和美学、文艺理论界的“文化—心理积淀”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且有过一定的跟踪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不少作家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论文《文学的“根”》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陈忠实当时没有写过“寻根”小说，但他对“寻根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极有兴趣也极为关注。可是，他很快发现，“寻根文学”的方向成问题，后来越“寻”越远，离开了现实生活。陈忠实认为，民族文化之根应该寻找，但不在深山老林和荒蛮野人那里，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陈忠实在对“寻根文学”的关注中得到启示，要寻根，这个根就在人们的当下生活中，就在最广泛的人群中。而在一定意义上促成“寻根文学”思潮出现的“文化心理结构”创作理论，更使陈忠实茅塞顿开。在我国，李泽厚最早提出“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概念。陈忠实当时读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同时热心地阅读当时与“文化心理结构”说有关的文学评论，对“文化心理结构”说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引发深入思考。陈忠实由此理论得到的创作启悟是，人是有心理结构的巨大差异的，而文化是人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决定因素。认识到这一点，陈忠实的创作思想就从人的性格解析转为对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探寻对象就是他生活的渭河流域，这块华夏大地上农业文明出现最早的土地，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塑造。在《白鹿原》创作中，陈忠实有意识地运用“文化心理结构”来描写人物，非常注重刻画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在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时，也着意于表现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陈忠实在《白鹿原》卷前，特意引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明确意识到，描写中国农民群体人物形象及其性格，要特别注重在描写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同时注意剖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加拿大的诺思洛普·弗莱是当代世界上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原型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艺批评的发展。他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以及弗雷泽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之上，提炼出“原型—神话”的文学理念，构建了极有创造意义和艺术分析价值的文学理论体系。
那么，什么是“原型”呢？关于“原型”，瑞士分析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与弗莱对此都有着创造性的发现和经典性的阐释。荣格认为原型是人类反复发生的典型模式，是特定种族世代相传的基本原型意象。他认为，原型是特定种族和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它从某个具体个人出生开始，就以“种族记忆”“原始意象”或“原型”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心理。弗莱认为，原型是一种典型或反复出现的意象，是人类文学整体的模式、程式，它最早出现在神话中，以后又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在各个时代的各种文学形式中，它把不同时代不同人的作品联系起来，让时跨千年、地距万里的诗人，在交通和信息技术很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域，不约而同地使用相同的意象，让纵向数千年、横向全世界的文学艺术作品，得到广泛的欣赏和交流。弗莱沿用了荣格“原型”的概念，但是，荣格原型理论的核心是人，他的原型出发点是人，两人的“原型”范畴不同。荣格讨论原型很看重“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在人类的先天精神领域具备的相类似的先验性的领悟与意识，这一认识是由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说发展而来。他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文中，把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因为无意识首先是由个人性具体呈现出来的，具有个人性，所以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是荣格又说，个人无疑是属于浅表层，深层则是集体无意识，又因为个人无意识并非来源于个人的后天经验，而是先天地存在的。荣格把这先天的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有普遍性，是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它超越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个人无意识的内容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结”组成，它使具体个人的心理活动具有私人性，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超越个体私人特征，成为所有人的“原型”。荣格认为，“原型”是一种预定模式，在人类的生活与思维过程之中，“集体无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隐在的作用，它以一种模式化而模糊的形式在人类意识中起到基础性的推动作用。随后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理论运用于文学范畴，他认为，人类无法理解和把握“集体无意识”，对于“集体无意识”的感受和理解便以神话原型的载体表现在人类文化之中。所以当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固定模式的表现便会赢得读者的青睐。“一旦原型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感到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
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把艺术创作看作是人类原始冲动流露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文学创作产生于“集体无意识”的映射。出自人类或一个民族的精神蕴含，从远古时期人类所积累的“集体无意识”以意象性的“原型”展示出来，表现为神话或后来的各种艺术形式。艺术的表现全部具备“原型”的核心力，艺术也是人类对于“集体无意识”的认知方式与释放。“原型”成为人类在艺术作品中对于远古时期记忆的回溯载体，它使得人类的记忆可以超越时空而传承。“原型”也自然成为了文学创作基本的推动力。
荣格对于“原型”的阐述多集中于人类学与心理学的范畴，对于文艺理论的阐述相对而言较为零散。弗莱的原型批评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将文学世界视为一个完整的部分，不可强行进行分割。原型批评在具体的作品叙述中试图寻找特定的结构，即“原型结构”。不同的作品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展现的是相异的内容，但是在原型批评的视角下，所有作品可以追溯到同样的意向根源之中，使得不同的文学的经验整合为一个整体。弗莱认为文学可以视为神话的超越时空的分支，不同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视为一种宏观的神话的表现形式。在《历史批评：模式理论》中，弗莱将世界划分为五种文学形象原型：
第一是神话，神话的主人公是神，神的能力非凡，而且在性质上高于普通的人及其境界。
第二是浪漫故事，浪漫故事的主人公是浪漫英雄，他们具备了超乎常人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普通人。
第三是悲剧和大多数史诗，这些悲剧和史诗的主人公是伟人或者是领袖人物，他们具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在境界上无法超越“凡境”，隶属于高模仿模式。
第四是喜剧以及现实主义著作，其主人公都是凡人，生活在凡境之中，属于低模仿模式。
第五是讽刺文学，其主人公是荒诞的人物，表现为低于普通人和一般的境界。
在对神话的研究中，弗莱受到了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影响。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详尽阐释了祭祀、宗教和远古人类文化以及思维模式。弗雷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人类学范畴，而弗莱汲取了弗雷泽对于神话研究的成果，并将其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形成了神话原型的理论。
在《批评的解剖》一书第二篇《伦理批评：象征理论》中，弗莱试图找寻与构建和传统的神话故事不同的“纯原型”神话。他认为文学具备五种层次的意义和阐释：字相位、描述相位、形式相位、神话相位和总解相位。神话相位是基本的核心。根据不同的形式和类型，弗莱提出了原型的概念。他认为，在神话—原型相位中，单个的诗歌在与诗歌的总体相联系时，因为原型令意象与象征重复出现并被使用，这种模式化的应用形成了一种契合。文学的叙述成为一种重复的进程，叙述成为一种仪式化的过程。文学的固有意象和象征表现了人类整体的思维与活动模式，而不是个案的表现。诗的隐在的内容成为了人类真实自我的表达和凸显，这种隐在的真实与现实形成冲突，这种冲突成为了梦的基础。因此在文学的原型方面，仪式是文学的表述，而梦则是其有意义的内容。仪式与梦之所以难于表述，是因为它们是前语言甚至是前于人类文化的。二者以表达的方式显露便是神话。神话借助原型的推动给予仪式以意义，也为梦提供了叙述。神话是仪式和梦的归一性的集中体现。在神话的归一中，仪式被看作是现实中行动的梦。由此，弗莱便将作品的叙述对应于仪式，将梦对应于意义，并将二者统一于神话。神话作为所有文学形式的源头，体现了人类基本的思维形态，各种后来的文学形式都作为神话的繁衍与延续，依旧隐在地以神话的形式表达着人类的思维。
弗莱的原型理论与神话的关系密切相关，所以要深刻地理解他的原型理论，必须了解他的关于神话与原型的论述。弗莱认为，神话可以等同于原型。用他的原话来说，“神话就是原型，不过为方便起见，当涉及叙事时我们叫它神话，而在谈及含义时便改称为原型”。“神话模式（也即关于神祇的故事，其中人物的行动都是力大无比）在文学的一切模式中，是最最抽象、最为程式化的……”神话是人类文化的早期表现形态，通过神话，原始人表达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对于自我生存位置的思考。这种认识与思考表现为模仿的形式，这种模仿更像是一种隐喻与意向，它难于言说，却意义非凡。原始人认为神话的语词具备超人的能力，通过神话，人类可以与自然达成隐在的一致，人类通过神话将对于自我的认识蕴含于自然。在这样的认识中，一部分高频率出现的象征与意象在人类的文学中反复出现，并继承延续着远古时期人类的思考与认识。
神话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在历史的演变中影响着文学传统中的常规、文类以及反复出现的意象和意象群，神话成为了文学叙述的结构原型。弗莱抛开文学的内容，仅从结构上分析，认为文学是神话在结构上的不断地重复与繁衍。文学的发展与表现在结构上承接了神话的基本结构，不同的文学体系在其演变中重复着神话的基本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生出新的力量。所以不同的文学形态归根结底都在神话与原型之中得到了整合，这种整合，弗莱称之为“神话体系”。
在弗莱眼中，神话最为重要的作用是成为文学的形式模型与结构原则。神话传奇也经常表现出文学的基本情节与人物范本，“神话是表现人类愿望的一种模式，是一个完全隐喻的世界”。而文学则是“移位的神话”。弗莱勾画出了一幅文学的流变图，神话—传奇—写实，他指出，“神话构成文学构思的一个极端，自然主义构成另一端，两者之间则是传奇的整个领域。笔者用传奇一名，意思不是指第一篇论文中所说的历史模式，而是该文中后来又提到的那种倾向，即按人间的方向来移动神话的位置，可是有别于‘现实主义’之处，在于它按理想化的方向规定内容的固定程式”。在这里，传奇文学成为了神话与后来文学的过渡地带，它秉承了神话的基本模式，却还没有达到后期文学的纪实模式，依旧是一种范式的虚构。弗莱认为，从神话以后，传奇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都是神话的“置换变形”。弗莱运用了弗洛伊德学派阐述梦的理论的术语，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虚构成分如果要令人信服，要达到特定的效果，就必须从神话原型中找到其根源，完成它的“置换变形”，使得文学的表达得到读者的共鸣，文学的情节必须符合神话的基本特质，这样的情节出现在读者眼中，才会唤醒人类对于神话原型的追忆，才能令作品的表述达到效果。
现实主义与神话占据了文学的两个端点。弗莱这样论述神话：“这是一个具有虚构的和主题的情节、抽象也即纯文学的世界，尚未受到为配合熟悉的经验而制定的合理规范的影响。就叙事而言，神话是对一系列行动的模仿，这些行动接近或处于欲望的可以意料的极限。”“这个世界是神谕天启的，本身便是个完整的隐喻，其中任何事物都可能等同于其他事物，仿佛一切都处在一个无限的整体之中。”因此，神话是隐喻的集中模仿。
神的神性以及人类无法达到的物理特征与功能是人类理想的隐喻。最初人类创造神话基于世界的不可把握性与神秘性，当自然的强大力量高于人类，人类便期望自身的能力可以达到神话中神的水平。随着人的自我认识的增长与理性主义的崛起，神话逐渐趋向于没落，传奇和现实主义渐渐兴起。然而，传奇却是神话的直接变异，主人公从神变化到人，而隐喻的手法也变化为明确的比拟。
在传奇中，隐喻与神话是具备一致性的，在浪漫故事中，只有运用明喻才可以与神话保持一致：比如类比、联想以及同时出现的意象群。然而现实主义作品是传奇迈向写实的进一步的置换变形，在现实世界与文字叙述的关系中，其实“是一种包含有扩展或含蓄的明喻的艺术”，神话中的隐喻在新的文学形式中表现为明喻。从神话到后来的一切文学，其建立的基本都在一种系统的比喻之中，神话要求喻体与实质一致，现实主义则要求两者形式一致，文学的发展变革是以原型的置换变形为基本线索的。综合而言：文学的原型是出自于神话，它们通过隐喻或明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原型置换的内容是变化更迭的，这些内容的演进和变化是由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审美标准与道德准则来确定的。
此外，弗莱认为，神话中的四季更替和昼夜变换是文学原型基本的循环链条。四季的象征可称作“原型想象”。“原型想象”就是把某一物体、事件、现象看作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意义，如神或英雄的诞生、爱情、历险、胜利、磨难、死亡与复活等。文学的不同形式以及叙事与神话英雄的出生、死亡和再生相似。出生代表情节剧，全盛代表喜剧，死亡代表悲剧，黑暗代表讽刺文学。而在原型季节中，文学的类型和表达方式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具有相似性，春天代表喜剧，夏天代表传奇，秋天代表悲剧，冬天代表讽刺文学。整个文学活动都会按照这样的循环而进行发展。原型可以分为四大类型：意象，细节描写（如四季的循环交替、人的生老病死等），情节（如善恶斗争），人物。其中人物又可分为善与恶两类，善者又可细分为灵魂拯救者和肉体拯救者，前者如上帝、神等，后者是救人于危难的英雄或智者。所有的文学活动，都是神话思维模式的表现，都没有超越忧虑、痛苦、追求和反抗这样的神话基础。神话传说演化为英雄故事，英雄故事成为悲剧与喜剧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新的文学继而演化而来。随着人类艺术与思想的发展，文学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在随着时代不停演化，所表达的原型的重点或各不相同，但是就整个文学活动而言，依旧在神话的原型范围内循环往复。
那么，什么又是“原型批评”呢？从弗莱的观点看，原型批评就是从神话着手，从宏观上研究文学艺术自身的内在类似性，也就是文学的程式、结构模式和原则，从整体上探寻文学类型的共性和演变规律。
在弗莱的观点中，文学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话原型。神话作为人类的自我探寻与理想的载体，成为一切文学的根本源头与灵感来源。神话表达了人类基本的对于世界的向往与探寻，表达了人类对于自我局限的突破欲望，而文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文学表达的依旧是人类植根于神话中的理想和欲望。弗莱认为，原型最基本的模式是神话，神话是所有其他模式的原型，而其他模式只不过是“移位的神话”，即神话不同的变异。由于原型和神话关系密切，原型批评有的也称为神话批评，或称为“神话原型批评”。总结而言，“神话原型”不仅仅体现了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而且还表现了人类思维及经验的延续性与一致性。因此，神话得以获得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千百年来，在文学的演进中始终闪耀光芒，继而成为审视和解读文学的有效而持续的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理解，原型是与远古先民的文化心理相通相接，而后则在历史长河和文化典籍中反复出现，是一种在历史中形成的并且贯通历史长河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集体无意识）和流传数千年历史并且具有稳定意指的符号。原型以意象、主题、人物、情节等形态，在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作为象征或象征群反复出现，形成并体现着传统的力量，并借助特定的语境使大多数人得以理解。以原型理论研究文学，有着特殊的操作意义，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寻找出人类文明早期的基本意象，反过来，以这种基本意象为基点，又可以探寻文学在发展流变中其不变的文化心理轨迹。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原始意象都会显现出人类最初的认识与理念，更重要的是，这种原始意象在代代传承和发展变化过程中，它们又将作者的时代理想与原始的文化心理积淀相融合，这样形成的文化内涵往往既有着久远历史的回响，又有当代精神的韵律，从而显得意味深长。
陈忠实的《白鹿原》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陕西关中农村农民的生活。陈忠实在50岁亦即在他写完《白鹿原》之前，不管他的工作和身份有过什么样的变动，比如他由乡村民办老师变为乡村基层干部，再由乡村基层干部变为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他都一直生活在农村，甚至在他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之后，他还是不住在城里，哪怕是一个人，也要坚持居住在农村的老家。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不脱离他熟悉的农村生活。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陈忠实是最熟悉中国农民生活的作家之一；而在陕西作家中，陈忠实无疑是最熟悉关中历史、文化与民俗的作家之一。而关中这块土地，则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积淀非常深厚。《白鹿原》虽然只写了这块土地上人的50年的生活历史，但这50年的生活历史，却在一定程度上凝聚着、反映着这块土地甚至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陈忠实在《白鹿原》卷首借用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可见他在写作《白鹿原》的时候，是有意识地探寻和挖掘我们这个民族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历史渊源的，或者说，他是把《白鹿原》中人的生活和人的历史，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长河中来描写、表现的。这样，《白鹿原》中的故事和人的生活，既是当下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现实的。《白鹿原》中的这种探寻和挖掘，在我看来，正好适用“原型理论”来剖析。
接下来几章是从人物原型、意象原型、情节原型三个方面，对《白鹿原》进行分析。
二、人物原型分析
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主要是以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内涵的。所以，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小说艺术上的成功与否。《白鹿原》艺术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写出了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还在于它塑造了众多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不仅其性格独具风采，闪耀着个性的光芒，而且都具有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显然与陈忠实在塑造小说人物时，侧重表现其“文化心理结构”有极大的关系。
新文学从1942年也就是从毛泽东发表《讲话》以后，许多作品描写人物，把人物往往简单地按阶级划分。小说作品中，人物往往分成鲜明的两大类，要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要么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然后以“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模式结构情节，设计人物冲突。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这样描写人物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他要突破这种沿袭已久的人物描写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说，“透视那个时代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说《白鹿原》里的各色人物时，从多重角度探索他们丰富的真实的心灵历程。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而能进入文化心理结构的探寻”。陈忠实认识到，要在小说艺术中成功地塑造新的人物形象，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既要有新的时代内容，又要有艺术上的创新意义，就要转变人物形象塑造的观念，把从过去的主要刻画人物性格变换为着重描写“人的文化心理”，从写“典型性格”转变为写“人物文化心理结构”。陈忠实所理解的“文化心理结构说”对于人物描写的启示是，“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显然不是在一时一地间突然生成的，它无疑是社会历史长期影响、积淀所致。因此，这种由“文化心理结构”所形成的性格，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性格或典型性格，就与“原型”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具有了某种“原型”的意义。“原型”与“典型”，“典型”与“原型”，也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文化关联和逻辑关系。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需要另外的专题探讨，这里暂且不论。我在这里，想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对白嘉轩、鹿三、鹿子霖、朱先生、黑娃、白孝文和田小娥这七个人物进行剖析。
我认为，这七个人物分别代表着七种“原型”：白嘉轩：仁主原型；鹿三：义仆原型；鹿子霖：奸贼原型；朱先生：哲人原型；黑娃：浪子原型一，浪子回头，学为好人；白孝文：浪子原型二，浪子回头，改弦易辙；田小娥：荡妇妖女原型。
《白鹿原》里描写的人物，主要是白鹿原上仁义白鹿村里白、鹿两姓三家的三代人。白家一系祖父辈是白秉德，父辈是白嘉轩，朱先生虽是旁姓，也应该算作父辈，因为他是白孝文的姑父，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是子辈；鹿家一系祖父辈是鹿泰恒，父辈是鹿子霖，鹿三是鹿姓另一家父一辈的人，子辈是鹿兆鹏、鹿兆海，以及鹿姓别家的鹿兆谦即黑娃，还有着笔不多的鹿三的小儿子兔娃。而这三代人中，又主要写的是两代人，即父与子这两代人，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命运，基本上都在这父子两代人中展开。因此上也可以说，《白鹿原》里集中描写的，就是白、鹿两姓三家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和人物命运。如果我们把焦点再集中一点，就可以发现，这父子两代人中，作家浓墨重彩描写和表现的，父辈是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子辈是黑娃、白孝文、田小娥。这其中，朱先生虽然不姓白，但却是白家的姑爷，田小娥虽然不姓鹿，却是鹿三家的儿媳妇，此二人虽然都是白、鹿二姓之外的人，但却与白、鹿两家关系密切，实际上是广义上的一家人。
如果我们把这两代人仔细考究分析，就会发现，父一辈人的性格都是静止的，也就是说，性格是成熟、成型的，不变的；而子一辈人的性格几乎都是动荡的甚至是叛逆的，是不成型的，是变化的或者说是转化的。如果细致分析他们两代人的性格或者说是文化心理，我们又可以发现，父辈代表着传统，他们的身上，回响着遥远的历史回声，流淌着悠久的文化血脉，而子一辈的身上，则激荡着新时代的风潮，追求，叛逆，波峰浪谷地闯荡，他们体现着现世的革命精神和时代特点，甚至代表着未来。
然而，无论是代表着传统的父辈还是体现着时代精神和特点的子辈，他们身上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心理性格中，都能让我们看到某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原型”。
（1）白嘉轩：仁主原型
白嘉轩是一个主子的身份，在家庭，他是主人；在家族，他是族长；对长工，他是主子；对土地，他也是主子，俗称地主。而以这个主子的身份做人行事，他始终恪守一个原则，这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要义——仁。所以说，他是一个仁主。
在儒家至圣先师孔子那里，“仁”为众德之首，且兼有众德，换句话说，“仁”是最高的道德理想，包含了全部的道德要求。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好的合格的主子，必定是仁主。作为仁主，要坚持两点：对己，要严以正，这样才能以身作则；对人，要宽以仁，这样才能得人安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两个方面都是“仁”。
严于律己也就是严格要求自己，抑制自己。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宽以待人更为“仁”。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宽”为五德之一，而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仁”之五德，白嘉轩皆具备。
白鹿村白鹿两姓源自一姓，白嘉轩是白鹿两姓的族长，他出身于白鹿村族长世家，自小受到家族家规的教育和影响。他明白自己的身份，也明白自己的使命。作为主子的白嘉轩，其为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腰杆”任何时候都挺得很直，以至于对黑娃自小都产生了威慑力，二是“脸面”比什么都金贵。在这里，挺直的铁腰杆象征着他刚正做人的气性，而脸面对他作为一族之长、一家之主来说，是威严更是尊严，是生命，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他一直以仁义为做人行事之准则，以严正、诚实、以身作则来教化和带领全村的族人。他以乡约族规教化村民和族人，并以乡约族规正己正人。他的严于律己，还包括他苦心培养、要求儿子都要像他一样做人，当他发现儿子白孝文与田小娥苟合之事后，决不姑息，而是谨遵族规，与外人一视同仁，拉到祠堂以刺刷施以惩戒。白嘉轩是地主，也是农民，他雇用长工，但自己也参加劳动，而且以劳动为本，为荣，为乐。而对他人，则是宽仁厚德。他和长工鹿三的关系，是传统的主奴关系，在农活家务上，鹿三是他的长年雇工，他可以任意役使，但活路同干，不分你我轻重。在日常生活中，他视鹿三为同辈兄长，称其为“三哥”，食则同桌，他吃啥鹿三吃啥，像一家人，而没有主仆之分。因此，有人说，白嘉轩是传统农业社会最好的地主，最后一位地主；鹿三是传统农业社会最好的长工，也是最后一位长工。此说颇有道理。
对黑娃，他更是以德报怨。他从一开始出钱让黑娃去学堂读书，到苦心劝说黑娃离开田小娥，又答应给他出钱娶媳妇，做到了一个主家对长工最大的照顾，体现了白嘉轩作为一个仁主的仁慈。黑娃当了土匪派人打折了白嘉轩“挺直的腰杆”，他没有记恨在心，反而在黑娃被保安团擒获后，不计前嫌，坚持要营救，他不是忘记了自己的腰杆被打断的事实，而是有足够的气量不与他计较。他说：“孔明七擒七纵孟获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瞎人就是在这个当口学好的。”当黑娃归顺后，白嘉轩又同意让黑娃回白鹿原上祭祖。最后黑娃被抓，白嘉轩又前去搭救，儿子白孝文不放人，白嘉轩说：“这黑娃学好了。人学好了就该容得。”在白嘉轩眼里，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能知错就改，那就是好人，就应给他一次重新改过的机会，学为好人。
仁主的形象，绵延古今文学之中，《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都是仁主的形象。这说明，“仁主”是中国文学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型”。换个角度看，所谓“仁主”，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理企盼，并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结构”。
（2）鹿三：义仆原型
以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观察社会历史，社会结构一般可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阶级，这当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观察社会历史的角度，但从传统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看，中国历史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观念，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观察和分析的角度，那就是主仆（奴）结构。大到国家，中到官府衙门，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关系结构，如士农工商之群体结构，小到家庭，都有一个主仆（奴）结构模式。在朝廷，君为主子，臣为仆奴；而在臣子的家庭或在普通人的家庭，男为主，女为奴；雇佣者为主子，被雇佣者如役工、丫鬟等则为仆奴；在工坊商家，老板为主子，打工者则为仆奴；即使是士子，他与所带的书童、随从也有主仆之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鲜明而且森严的社会，没有平等观念，而有的就是主仆（奴）观念，因此，这种主仆结构无往而不在，渗透在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而且这种主仆结构层层叠加，环环相套，比如臣在君面前是仆是奴，在自己家里则是主子，管家、役工、丫鬟等则为仆奴，换句话说，除了皇帝一人永远高高在上，是大主子之外，其他人皆是亦仆亦主、亦主亦仆，如此构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的主仆式社会结构。
这样的主仆结构式社会结构，必然形成根深蒂固的关于主仆关系的认识、观念和规则，进而形成影响深远的人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模式。“仁主义仆”显然是这种主仆关系的最高道德理想和心理期望形态。主仁仆义，在传统中国，它差不多是一种全社会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也几乎是一种全民认可的实践行为。尽管这种道德理想在实践过程中，可能绝大多数都是主不仁而仆不义，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种社会认可度极高的道理理想和行为要求。因为，在传统社会，每一个人都是或主或仆的角色或者兼有主仆二者角色，这种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的实施于人于己皆为有利。因此，也可以说，“仁主义仆”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层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模式）。当然，它也应该是一种“原型”。
元代戏剧家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讲的就是一个义仆程婴舍子救孤最后报仇雪恨的故事。晋国大将屠岸贾为了攫取权力，害死忠臣赵盾，赵家三百多口除赵氏孤儿被程婴设计救出外，全部被杀。为保全赵氏孤儿，程婴以自己的亲生儿子顶替赵氏孤儿，结果自己的亲生儿子被残害。后来赵氏孤儿假冒程婴儿子之名被屠岸贾收为养子，和程婴一起生活在屠府。20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练就一身武艺，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擒杀屠岸贾，为赵家报仇雪恨，为国家铲除一大祸害。《赵氏孤儿》虽为戏剧，却有真实的历史故事作为依据，它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历史书籍。王国维对《赵氏孤儿》评价很高，认为“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个故事流传千年，至今还被人传诵，陈凯歌于2010年将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大赚观众眼泪。《赵氏孤儿》剧情本身矛盾激烈，故事曲折，表面上是奸臣与忠臣两家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戏胆是义仆程婴救主，而且还是舍弃自己亲生儿子救主，含冤蒙辱，苦苦把赵氏孤儿带大，最后晓以真相，报仇雪恨。在纪君祥的杂剧中，程婴的职业是草泽郎中，但他的身份是赵盾的儿子、驸马赵朔的门客，赵朔对他格外优待，这样，他与赵朔就构成了主仆关系。赵朔被逼而死，夫人庄姬公主生下赵家骨肉后也撒手而去，作为仆人的程婴临危受命，救出小主子，又以自己的儿子换下小主子，小主子得救了，他的儿子却惨遭毒手，而后抚育教养小主子20年，直到他长大成人替赵家报仇雪恨，终于完成了一个义仆的全部使命。
人们在感动于这个舍己救人、舍子救主的故事时，最为感动的那一点，难道不正是一个仆人的忠肝义胆吗？因之，程婴也就成为一个“义仆”的光辉形象而名垂青史、彪炳千秋。从《左传》、《史记》所记“赵氏孤儿”之史实到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再到当代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无论期间个别人物个别细节有什么样的变动或改动，但它们都是围绕着一个“义仆原型”在做文章。否则，这个戏就失去了戏胆，不会如此地牵动人心也打动人心了。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义仆”这种原型，最容易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环境中体现或反映出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水浒传》中的李逵，其实也都是“义仆原型”的演绎。关羽在刘备集团中地位再高，再有什么“桃园结义”之类，但他在“主公”刘备面前，毕竟还是个“臣仆”。李逵亦然，他无论叫宋江多少声“哥哥”，他仍然还是宋江手下的一个过河卒子，叫你前进你不得后退，终究还是在“主仆”结构中生存。今天的社会把人民称为主人，把官员叫作“公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传统社会比较似乎是颠倒过来了，但“主仆结构”还在，或者说在意识深处还潜藏着。
《白鹿原》中的鹿三，淳朴，善良，诚实，信义，吃苦，勤劳，关键是晓明大义，是非分明，而且敢做敢当，性格极其鲜明。不过，综观其一生所为，仍然可以用“义仆”一词来概括他。鹿三是白嘉轩家的长工，从白嘉轩的父辈开始就为白家做工。鹿三家与白嘉轩家两家交情甚好，鹿三与白家虽然是主仆关系，但白家却没有拿他当一般下人看，没有常见的那种主仆之间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主仁仆义，这是一种理想，但也许正是因为主仁，仆才义，或者反过来，仆义，主才仁，两者是互动的关系。
鹿三在白家干活，那是没有啥说的，眼尖手勤，吃苦耐劳，该咋干就咋干，人面前怎么干人背后还是怎么干，做人老老实实，干活踏踏实实，真正的一个实在人。在两处关键时刻，鹿三更是显出了“义仆”的本色，真汉子的面目。第一次是“交农事件”，白嘉轩本来是主要起事者之一，但事到临头，他被人控制无法脱身，鹿三本来是一个跑腿的，届时赶到集合地点，眼看着人群涌集却群龙无首，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与和尚芒儿一起，当起了领头人带领群众去县上交农器。第二次是儿子黑娃得知田小娥死讯，夜里跑到白鹿村，寻找杀妻仇人时认定是白嘉轩干的，正拟将白嘉轩问罪祭妻时，鹿三又挺身而出，说人是他杀的，还拿出了杀人证据，从而使白嘉轩死里逃生，免过一劫。这些作为，从性格逻辑来看，非鹿三这样的人不可为，这其实也就是“义仆”的作为。
白嘉轩死里逃生后连夜请鹿三吃酒，孝武、孝义在座，主仆二人酒后有一番对白，最能表现这一对仁主义仆你“仁”我“义”之处，可谓点睛之笔。
白嘉轩说：“……还有一件事，你爷临走时给我叮咛过一句，‘看待好老三’。这多年里，我的亲生儿子指望不住，一些朋友也指望不住，靠得住的就是你三伯哇！孝武孝义你俩听着，你三伯跟我相交不是瞅着咱家势大财大，我跟你三伯交好也不是指靠他欺人骗世，真义相交啊！”……孝武孝义还未来得及说话，鹿三噌的一声站起来，满脸红赤着说：“嘉轩你把话说到这一步，我也有话给娃们敲明叫响：交情是交情，各人还是各人！你爸是主儿家我是长工。你爸不在了你兄弟俩是主儿家我还是长工。你爸在世时我咋样你爸不在世了我还咋样。该我做的活我做，该给我的工钱按时给我我也不客气，再说旁的啥话，都是多余的。”
主家说他们是“真义相交”，仆人说“交情是交情，各人还是各人！你爸是主儿家我是长工。你爸不在了你兄弟俩是主儿家我还是长工”，界限清楚，是非分明。这个义仆懂得忠义，也懂得把握好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绝不僭越。
（3）鹿子霖：奸贼原型
在中国文化里，与忠义相对的，是奸邪，表现在人物原型上，就是奸贼。
鹿子霖就是一个奸贼的形象。他当然只是乡村里的一个小人物，不属于那种大奸大恶之人。他的为人行事，基本上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说，有他生存的理由，这是可以理解的，仅从这一点考察，只能说他是一个庸俗的人。但是他在维护自身利益或者在捞取利益时，却常常做出损害他人的事来，以损人而利己，这就是卑鄙的而且是阴险的了。从这个角度考察，以中国文化给其定位，他就是一个奸贼式的人物了。
奸贼的一个特征是精明。因为精明，所以往往能成为人上之人。但是这种精明主要用来算计别人，不做善事，或者对做善事兴趣不大，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能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利益。鹿子霖显然是一个精明的人，而且这种精明还有过人之处。他也做一些面子上的事，比如当白鹿仓第一保障所也就是白鹿镇的乡约，他人前人后也做一些官面上的事，诸如赈灾时分发舍饭之类，但他的做事为人，最主要的还是为自己算计。他做乡约，显然不是为了给民众当公仆，而是认为这是一个官，哪怕这是最小级别的一个官，成了人上之人，其次，借此可以为自己谋取私利，借机贪吃贪喝贪财贪女人。所以，奸贼的心胸都不够宽广。鹿子霖就看不顺眼白嘉轩和白家比自己家好过，总想在阴地里使一些手段，让白家丢丑或败家。他乘人之危，在田小娥求他设法搭救黑娃时，趁机占有了田小娥。更为阴毒的是，他还唆使并设计让田小娥勾引白孝文，以毁人子弟之法来打击白嘉轩并企图摧毁他，从而把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拉入火坑，把一个好人变成了坏人。做损人利己的事容易理解，而干这种损人不利己或不那么利己的事，就是奸贼所为。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中国史书中写的那些奸臣，都是奸贼这个原型里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物。
（4）朱先生：哲人原型
据陈忠实介绍，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唯一有生活原型的人物，这个生活原型就是清朝末年陕西蓝田县的举人牛兆濂。他给“牛”字下边加了一个“人”字，变成“朱”先生。朱先生在小说中有姓无名，始终以“先生”称之。
任何一个社会，一方地域，一个集团，它要稳定、和谐并且发展，必须有人给以精神上的指引。哲人扮演的往往就是这样一个精神指引者的角色。哲人通常既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哲人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而且这个思想恰好能适应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也就是说，能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被社会和民众信服或接受。而要被社会和民众信服和接受，他就要传播他的思想，也就是要以教育的方式对社会和民众进行宣讲，使之了解、信服并接受自己的思想主张。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哲人还应该是一个在道德品行上让社会和民众敬重的人，只有具备了人格魅力的人，才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感召力。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两位伟大的哲人，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孔子。老子和孔子都是开创性的哲人，老子开创了道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道家思想、道教以及道家养生的祖师，孔子开创了儒家思想，开创了私人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至圣先师。老子的思想重在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孔子的思想重在探讨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并且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此后的中国社会主体思想或者说主流思想，都是在孔圣人、孔哲人所开创的思想基础上发展、更新。老子、孔子等先秦诸子，他们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他们的思想学说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巨大而且深远，而像孔子的儒家思想，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因此说，先秦诸子们应该都是中华民族哲人的原型。
“先生”一词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对有德行者和有学问者的尊称。朱先生之所以一直被称为“先生”，有姓无名或者说从不称呼其名，从小说来看，他实际上一直担当的就是一个“先生”的角色，准确说，他就是一个哲人、民间哲人的形象。哲人必须具备的四个要素他都具备：一、德行高尚，有人格魅力；二、学识渊博；三、有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秉承的主要的还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变体关学思想；四、招收门徒，是一个教育家。具备了这四个要素，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白鹿原上一般民众的精神指引者。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一共有四种思想价值体系影响着当时白鹿原上的人：一是力量暂时弱小但前途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观，此以鹿兆鹏、白灵等人为代表；二是当时占据统治阶级地位的“三民主义”思想价值观，此以鹿兆海、田福贤、岳维山等人为代表；三是历史悠久、社会基础牢固、被普通大众自觉不自觉接受并且信奉的儒家思想价值观，此以朱先生、白嘉轩、鹿三、冷先生、白孝武等人为代表；四是反叛社会、割据江湖、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们的思想价值观，此以大拇指芒儿、黑娃等人为代表。可以看到，共产主义虽然伟大但当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只被一部分社会先进分子所掌握并信奉；“三民主义”虽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价值观，但真正了解、信奉这种思想价值观的人还是不多；而土匪们的反叛社会思想和杀人越货行为，尽管有其存在的社会原因和基础，但它毕竟是不见容于社会主体的思想和行为，除一二中坚分子如大拇指芒儿等信奉不疑之外，余者多为被种种生存原因所迫而盲从的乌合之众，说不上思想上的清晰性和价值观上的坚定性。而独有儒家思想和其价值观一脉，源远流长，历千年而不衰，从之者众，信之者多。
宋代哲人朱熹曾引用他人的话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句话说的就是精神指引者、哲人的作用。哲人的精神指引、思想启迪作用，就像明灯之于黑夜一样，具有照亮的功用。白嘉轩是家长、族长，他的德行在白鹿原上有口皆碑，深孚众望，但他在一些重大事情的抉择和把握上，同样离不开朱先生的启迪和指导。朱先生一生之行状，除了“一人斥退二十万清军”、“关中八君子抗战宣言震动全国”、“关中大儒投笔从戎”这样的英雄壮举和佳话，给人印象最深的，最能昭显其哲人形象的，还是他的智慧，他对世事的洞察和对未来的把握。他甚至能够预知自己死亡的时间，提前几天安排好一切后事，写遗嘱，与家人团聚，剃头，感谢自己的妻子，然后从容地仙逝。而且，确实是像神仙一样离去，朱白氏为他剃完头后，他意味深长地说：“剃完了我就该走了。”朱白氏并不理会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她忽然有些灵醒，忙让去看，朱先生已经悄然走了。朱先生临死前预言而且是断然肯定“天下注定是朱毛的”，还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得了天下以后会怎样，还得看”。甚至对自己死后中国社会的闹腾也有预料，具有先见之明地在自己的墓室里放了一块砖，上书“折腾到何日为止”，让几十年后来扒墓的红卫兵惊诧不已。
超凡入圣，有大智慧，能洞穿世事，预见未来，这是“哲人原型”的共同点。《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皆为这一类人。
（5）黑娃：浪子原型一，浪子回头，学为好人
浪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上的解释是：“游荡不务正业的青年人。”“百度”网上的解释是：“泛指不受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约束的放荡不羁的人，尤指不务正业过着放荡生活的人。”一般地看，浪子指的是那些叛逆社会常态、背离道德伦常的人，他们放荡不羁甚至使坏作恶，其中大多是年轻人。
年轻人有一个成长过程，在思想成熟、性格定型之前，很多人都会有一段思想迷乱、行为叛逆的生命经历，所以浪子多为青年人。
中国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是说不走正道的人如果改邪归正，非常可贵。而从生活和历史上看，青年人成为浪子，最后差不多也都回了头，而且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否定之否定，更上层楼，不仅思想上变得相对成熟了，性格上也相对稳定了，而且往往更为通情达理，较之一般没有这一番经历的人，更为向善。
在中国古文献中关于浪子回头的记载有，《孟子·尽心章句下》:“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还有《汉书·王烈传》中说“有盗牛者为主得之”而“怀耻恶之心”，在王烈的激励下改过迁善，路不拾遗。而最为有名流传最广的还是《世说新语·自新》篇中记的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记周处的，一个是记戴渊的。“自新”说的就是一个人能自觉地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周处、戴渊都是浪子回头的典型，他们洗心向善后都做出了一番事业，《晋书》中有他们二人的本传。周处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京戏《除三害》，流传更为广泛。
我们看《世说新语》中周处的故事：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整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更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在乡人眼里，周处比虎蛟还坏，周处即使杀了虎斩了蛟也得不到人们的谅解。难能可贵的是，周处能从乡人对自己的态度中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能听从贤人的劝告，幡然悔悟，弃恶从善，浪子回头，终成人才。
明代吴承恩编撰的《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里唯一的神魔小说，小说中所写的主人公孙悟空则是神魔界的浪子回头典型。孙悟空本是一只石猴，带领群猴进入水帘洞后成了猴王，后来拜菩提祖师学了七十二变和腾云驾雾的本领，还从东海龙王那里抢来了金箍棒，然后跑到天界去当了弼马温，后来感觉受骗又回到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然后大闹天宫，扰乱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又偷吃了太白金星的仙丹，打败了十万天兵天将，又自不量力地与如来佛祖斗法，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多年。五百年后被唐僧救出，经观音菩萨点化，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还被观世音菩萨赐有三根神奇的毫毛在脖子后面，可化万物，一路上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取回真经修成正果。
《白鹿原》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黑娃，就是一个浪子，最终浪子回头，学为好人。
黑娃本性淳朴、善良，性格直率、坦荡，讲义气，重然诺。他性格倔强，读书读不进去，远走他乡给人熬活，干活踏实。他成为浪子，当然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外部环境所迫，然后一步一步走向邪路。他与田小娥相好，最初是受了田小娥的勾引和诱惑，合情不合理，但他既然爱上了小娥而小娥也因为他被郭举人所休，生活无着，他毅然地把田小娥领回了家。在共产党员鹿兆鹏革命新思想的启发下，他在白鹿原上“风搅雪”般地办农协，搞暴动，冲宗祠断石碑砸乡约，后来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迫逃亡。逃亡后先当红军，为旅长的贴身警卫，后来落草为土匪，为了给大拇指报仇，不分青红皂白，不调查清楚就盲目杀人，再后来又归顺了保安团。经过了人生的曲曲折折，有了深刻的生活体验之后，黑娃又重新拜朱先生为师念书，要“学为好人”。黑娃从此开始脱胎换骨，言谈举止中也显现出儒雅。然后是回原祭祖。他喊着“黑娃知罪了”，跪在祖宗祠堂前，声泪俱下：“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这个浪子其实一直在寻找归宿。寻找归宿是人的本性。黑娃只是在寻找归宿的路上走得太过坎坷，太过艰难。小说中写道，他携妻回乡的那天夜里，在自家厦屋炕上的破棉絮里说：“我这会儿真想叫一声‘妈’……”妻子高玉凤“浑身一颤，把黑娃紧紧搂住。黑娃静静地枕着玉凤的臂弯贴着她的胸脯沉静下来……”
这个从前根本念不进去书的人，如今居然好学起来，每天舞剑毕就诵读《论语》，学了一本又求朱先生再给指点一本再学。黑娃是真心向学，学为好人。他求学问学的老师，一是新娶的老秀才的女儿高玉凤，此人朝夕相伴，一是朱先生，他十天半月去一趟白鹿书院，先给朱先生背诵然后再谈体会，请先生指点。黑娃的目的很单纯，他拜朱先生为师时剖白内心：“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朱先生对他的看法是：“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去闯世事，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别人趸下学问为发财为升官，你才是真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黑娃说：“我学一点就做到一点，为的再不做混账事。”朱先生慨叹：“想不到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坯子！”两人的对话十分精彩，而且意味深长。这也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知而后行”与“行而后知”的问题。黑娃是“行而后知”，所以再付诸行动就会是真心实意、知行合一了。
黑娃就像孙悟空一样，由最初的叛逆，不计后果，目中无人，到经历了挫折，直至忏悔修身，皈依传统，走向正途。
黑娃一次次地出走，逃跑，后来都又回到白鹿原，这说明了乡土力量的强大，传统力量的强大，不论多么叛逆，最终还是要回归的。这也就像孙悟空无论筋斗云翻得有多远，最终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第一次，黑娃在外面经历了挫折，经历了与田小娥的相爱被郭举人发现后追杀，他不顾脸面带着田小娥回到了白鹿原。虽然不被白嘉轩和父亲接受，但是他依然选择了留在原上。第二次，黑娃因为“风搅雪”出逃成为土匪，经过了在外面的奔波，最终选择了回到白鹿原那个生他、养他的家乡。他想起了家乡与亲人的可爱之处，先是在白嘉轩面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到祠堂前向祖宗祈求宽恕，从当年对鹿三说“大！我最后叫你一声算完了。从今日起，我就认不得你了……”到再与鹿三相见时，泪如泉涌。黑娃在母亲坟头痛哭到几乎晕厥，晚上回家谢绝白嘉轩为他准备好的炕，带着妻子睡在早已破烂不堪的妈妈的炕上，想起了自己的出生，自己母亲的气味，想起了母亲。在外面晃荡半生，到了还是觉得母亲亲手做的水饭是最香的。在这里，显示出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落叶归根乃是人生最终的也是最佳的落脚点。
黑娃天性纯良，他是因情迷性，由丧失理性到回归理性，天良未泯。而白孝文虽然也是一个浪子，最终也回了头，却是另外一个类型。
（6）白孝文：浪子原型二，浪子回头，改弦易辙
白孝文也是因情迷性，丧失理性再回归理性，但却坏了良心。
天良未泯的丧了生命，坏了良心的升官发财，这是社会和人生的一大悲剧。
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他本来是族长的铁定人选，生活安康，学习顺利，人生本来可以一帆风顺。白嘉轩在看到黑娃不顾他和鹿三的反对，仍然要坚持和田小娥在一起时，更加强了对儿子白孝文的监管。而白孝文自己的处世待人也足以让白嘉轩骄傲。“孝文是好样的，穿着旧衣服每天三晌跟鹿三去地里学务庄稼，一身土一脸汗从不叫累。”而且非常单纯，连结了婚如何和媳妇同房都不知道。没有堕落前的白孝文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阅历的人，是一个缺乏人生历练的性格和思想都不成熟的生瓜蛋子。经不起诱惑，更经不起人生的挫折。他从小一直生活在父亲的翅膀下，聪明单纯，没有坏心，同时又是一个很胆小怕事的人。他也是在田小娥的勾引诱惑下走上了情感和理智的不归路，耽于欲望。被父亲当着族人的面在祠堂里惩罚后，不仅不思悔改，而且自甘堕落。他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在田小娥的引诱下又吸上了大烟，只顾与田小娥快活，不顾媳妇死活。小说中写道：“两个孩子由白赵氏引去吃饭，孝文成天不沾家浪逛着摸不清影踪，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忍饥挨饿，婆婆仙草时不时背过公公塞给她一碗半勺，她饥肠辘辘却难过得吃不下去。有一晚，她鼓足勇气向孝文抗争：‘地卖下的银元不论多少，不见你买一升一斗，你把钱弄了啥了？’白孝文眼睛一翻：‘你倒凶了？你倒管起我来了？’媳妇说：‘我凶啥哩我管你啥来？我眼看饿死了，还不能问你买不买粮？’白孝文冷着脸说：‘不买。你要死就快点死。你不知道死的路途我指给你：要跳井往马号院子去，要跳河跳崖出了村子往北走，要吊死绳子你知道在哪儿挂着……'”人性已经丧失殆尽。一夜媳妇去窑洞里找他，他更是把媳妇打了一顿，硬是把媳妇活活饿死了。当白孝文看到媳妇死在炕上那一刻，他只是猛然想到当初媳妇教他床笫上事情的情景，心里软了一下，再无其他反应。媳妇下葬后，白孝文又开始了与田小娥在窑洞里抽大烟的快活生活。他已经堕落到底、麻木不仁了。最后实在活不下去，就沿街讨饭，而且活到了一点脸面都不顾也不讲的地步，丧失了羞耻感。地主贺耀祖给了他一碗饭，接着对子女们说：“你们没见过败家子今日个就见上了，你们要学败家子他可是个好师傅……”他还嬉皮笑脸地接话说，他愿意当这个师傅，只要能吃个饱肚就行。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黑娃也堕落，当土匪，干坏事，但没有到此“无耻之耻”的地步，所以他最终能学为好人。白孝文不同，到了“无耻之耻”的境地，从人来说，就已经堕落到底了。黑娃历经人生种种酸甜苦辣，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白孝文也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滋味，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但因为天性不同，黑娃是在人生的苦难中幡然悔悟，追寻着向善的目标，而白孝文是在人生的苦难中幡然醒悟，认为要自己活得好就不能顾忌他人，谁挡自己的路都不行。因此，他在起义前，可以眼都不眨地枪杀一直提携他的保安团张团长，起义后，又反手把一起拜过把子、一同起义的黑娃置于死地。残酷无情，只为自己。
所以说，白孝文虽然也是一个回头的浪子，当了保安团营长以后也回原，也拜亲，但他的心变了。理性恢复，良心泯灭，这是一个浪子回头以后改弦易辙的典型。
（7）田小娥：荡妇妖女原型
田小娥是作为一个反叛者的角色出现的，反叛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反叛几千年来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女性的生存方式。同时，田小娥也是一个弱者。在强大的封建社会礼教秩序面前，一般的女性，差不多都是弱者。所以，一个弱者的反叛，最终往往都是悲剧结局。
陈忠实在很多地方谈过田小娥这个人物的由来。他在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记者邱晓雨的对话中说，田小娥是他构思《白鹿原》时最早出现的人物之一。“我在蓝田县查阅《县志》，其中有三四卷，全部记载的是该县有史以来贞妇烈女的名字。某某村，某某氏，那时女人都没名字。丈夫的姓和她的姓结合在一块，最后加一个氏。第一册上头，对那些最典型贞妇烈女还有几百字的介绍，比如说15岁嫁人，16岁生子，17岁丧夫，然后就在这个家庭里头坚守一辈子抚养孩子，伺候公婆，最后村里的人给挂一个贞节匾。到第二本，大概连这个都没有了，就全部记的是某某村，某某氏，就这么两句话。我突然有种感觉，这些女人，对于她个人而言，完全没有任何享受。这些人的生命和心理的承受力应该到了极限，可能是中国活得最痛苦的一种人，甚至不如一死了之。就在这一刹那，我说我要写一个反叛这些东西的人，田小娥就出现了。她没有任何思想启蒙，也没有任何人生理论……”“那个时代里进行过反叛的人，也不是三个五个，而是有相当的数量。在民间有很多所谓荡妇淫娃的传说，我都听过很多。那么民间的那些传说，和《县志》上所记载的东西，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我说我要写这样一个女性，写一个纯粹是出于自身生存本能进行了一定反抗的女性，以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在那个时代，她不可能有完美的结局。”也就是说，在《白鹿原》中，既有鹿兆鹏的妻子鹿冷氏这样的因为丈夫厌弃而一生堕入冷宫最终精神失常得了所谓“淫疯病”而死的女人，也有白孝文的媳妇大姐儿被白孝文遗弃、打骂最后饿死的女人，也有田小娥这样的凭着生存本能反抗不公命运的女人。
田小娥外表美丽，内心也是善良的。但在女人经济上没有独立的时代，女人只能依从男人。这也就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所谓“三从”的生存方式。所以，尽管田小娥美丽善良，但她在社会和生活中，首先是一个弱者。我们发现，在社会生活中，弱者因为弱，所以常常做错事；而因为错，又会变得更弱。田小娥原是田秀才家的女儿，被有钱有势力的郭举人看上，娶做小妾。郭举人的年纪都可以做田小娥的爷爷，但是在那个时代，女人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自由选择对象的权利，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郭举人，她第一是作为郭举人的泄欲机器和延年益寿的工具，郭举人以她的身体作为“泡枣”的工具，让身体强健；第二是仆役的角色，主要是做饭，包括给长工做饭、端饭，给郭举人和大女人端屎端尿，她自己则连正常合理的夫妻关系也不能享有，只能听从大女人的安排。田小娥虽为富家小妾，实际上地位低贱，处于一个被奴役的地位。一个正常的生命得不到合理正常的宣泄，她就只好以出轨的方式实现。而“出轨”的代价是惨重的，背一个“坏女人”的名声，则意味着被整个社会排斥和拒绝。郭举人将她休出家门，回到娘家也得不到秀才父亲的理解和容纳。还好，黑娃有情，将她带回到白鹿原，但是却不能见容于家庭尤其是家族，只好屈居于村外破窑。黑娃因为搞暴动出逃后，独留小娥一人无助地留在破窑洞里。为了救黑娃，她去求算是叔叔的鹿子霖，鹿子霖见其美色，却顿生邪念，落井下石，又是利诱，又是威胁，孤苦无助的小娥，在反抗是死而屈就能活的两难选择下只好屈就，铸成大错。这就是因为弱，所以错。而且一错再错。受到鹿子霖的挑唆，她又去勾引白孝文。白孝文先堕落再破落，田小娥更是可怜无助，陷入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境地。这就是因为错，而更弱。最后被公公鹿三当成“害人精”拿梭镖从背后戳死，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田小娥的悲剧命运，有其性格上软弱的原因，随波逐流，没有主见，更多的是社会的原因，封建礼教统治下的整个社会，只有对规范的要求和对不规范的扼杀，而没有自由宽容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环境，所以，不遵从规范者，要么是此路不通，要么是死路一条，别无选择，别无出路。田小娥对于命运的反抗和追求，尽管一错再错，但无疑有其合理的地方，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她的所作所为，没有几个人理解，更没有几个人肯定，而往往会被视为“荡妇”、“妖女”。田小娥悲惨地死后，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掩埋，也没有人过问，在族长白嘉轩的命令下，只是从崖上放了些土把窑封住了事。后来村里和原上闹起了瘟疫，鹿三着魔，前者被看作是小娥兴妖作怪，后者被说成是小娥妖鬼附身。总之，田小娥生前是“害人精”，死后是“女妖精”，生前害人，死后还害人，只能建一座六棱塔镇压之，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一个美丽善良、因为软弱而做过错事或者迫不得已被逼着做了错事的女性，就成了“荡妇”和“妖女”。
美丽多情与荡妇，红颜祸水与妖女，在中国文化中，在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可谓根深蒂固，成为模式，成为原型。
荡妇妖女、红颜祸水原型不论中西方早有存在。妺喜，传说是夏朝最后一代天子桀的妃子。嫁给桀之后，纵情声色，恣意享受。由于桀专宠妺喜，不理朝政，很快他的夏朝就被商给灭掉了。据说，妺喜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诸多“第一”的女人：“千古第一狐狸精”，“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个亡国王后”，“中国第一位女间谍”，“第一个献物”，“第一个淫妇”，“第一个无辜”。妺喜与妲己、褒姒、骊姬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妖姬。荡妇妖女原型在《聊斋志异》里就是狐狸精，而“狐狸精”之称呼，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封神演义》里的妲己。苏妲己原是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因为其容貌美丽，温柔贤淑，被好色的殷纣王纳为妃。但在去朝中的路上，被千年老狐狸摄取了魂魄，从此妲己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狐狸精。她用色相迷惑了殷纣王，使他只知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在朝中残害忠臣，并害死姜王后篡夺了王后的宝座。她还残害百姓，为了验证老人与少年为何老人不怕冷水，竟当场断其胫骨以验髓，剖开孕妇的肚子以验胎儿是男是女。妲己蛇蝎心肠，草菅人命，蛊惑殷纣王最终使商朝覆灭，最后被姜子牙请来仙人的宝剑砍下了她的头。以色相迷人，以狐媚手段惑弄人，是狐狸精的特点。不只是中国，在希腊神话中，集“美丽与邪恶”为一身的海伦，也被视为女妖，因为她是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罪人。
荡妇妖女原型也体现在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学形象中，这个人物就是潘金莲。在元末明初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中，潘金莲的故事已经比较完整。潘金莲本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因为自幼生得有几分姿色，加上缠有一双好小脚，所以叫金莲。她父亲去世早，九岁被卖到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和读书写字，她本性机变伶俐，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潘金莲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潘妈妈又将她转卖给张大户家当丫鬟，张大户有万贯家产，百间房屋，年约六旬之上，但没有孩子。金莲长到十八岁时，已经美貌逼人，张大户想收她做妾，可惜他老婆厉害，不让他收。有次趁主家婆不在时，张大户收了金莲。后被老婆知道，于是将金莲嫁给了在张大户家借住的武大郎，张大户死后，被主家婆赶出。金莲嫁给武大以后，觉得武大和她并不般配，每天抱怨。在武大与武松遇见后，金莲又试图勾引武松但反被羞辱。武松被派往外地办事后，有日潘金莲无意与西门庆相识，西门庆在王婆的帮忙下与潘金莲私会。坏事暴露后，武大被西门庆打成重伤，后又在王婆的唆使下将武大毒死。而潘金莲最后也被武松杀死。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被塑造成一个既聪明伶俐、美丽风流，又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典型。潘金莲的故事经过施耐庵和兰陵笑笑生的两度描写、演绎，成为活在文学作品和戏剧舞台上的坏女人样板，千百年来作为一个荡妇的典型被人热议不休。
在中国文化或者说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里，美丽的女子亦即所谓的“红颜”命运堪忧，或者是红颜薄命，或者是红颜祸水，或者竟至二而一，既薄命，又祸水，害己又害人。在中国的历史传说中和文学故事中，无论是四大妖姬妺喜、妲己、褒姒、骊姬也好，还是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也罢，都是这样的命运。荡妇能够荡得起来，全凭美貌的吸引力，所以所谓的“荡妇”也需得是“红颜”。“红颜”一“荡”，即成祸水。
“红颜”指美丽的女子也指美貌，田小娥具有与所有妖女相同的特点，那就是“红颜”亦即美貌。“黑娃引着一个罕见的漂亮女人回到白鹿村，鹿三一下子惊呆了”。而女人长得美丽，就可能会不守妇道，就可能会给丈夫招来厄运。所以，白嘉轩见过田小娥之后也对黑娃说：“这个女人你不能要。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你拾掇这号女人你要招祸。我看了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你黑娃能养得住的人。趁早丢开，免得后悔。人说前悔容易后悔难。”白嘉轩还以自己族长的地位和传统的思想对黑娃进行劝说，承诺只要黑娃离开田小娥，他出礼钱帮黑娃娶媳妇。而在黑娃的心里，小娥美丽的外表，让他喜欢，同时也是他的一个负担。杨排长带领着河南兵住进村子，进行了一场射击表演，黑娃没有让小娥出门，并把小娥反锁在窑里。因为黑娃比田小娥更担心。小娥的美丽在黑娃的心里留下了阴影。美丽，这个人人都期待拥有的东西，对于田小娥来说，是使她进入白鹿原的资本，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前提。如果不是她的美丽，郭举人家的长工们就不会在夜里讨论她，黑娃在看见田小娥时就不会觉得气堵胸憋，在和她手指触碰时就不会心猛烈地跳弹起来，最终与之私通，鹿三就不会从第一眼看见儿媳妇就惊呆了，满生疑虑，白嘉轩也不会让鹿三去把事情问清楚，鹿子霖也不会在田小娥哀求他救黑娃时心生邪念，更不会有后来她的勾引到老实巴交的白孝文，使其堕落。总之，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田小娥美丽的外表惹的祸。她死之后，“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直至她的肉体在窑洞里腐烂散发出臭气，白孝武领着白鹿两姓的族人挖崖放土封死了窑洞，除了诅咒就是唾骂，整个村子的男人女人老人娃娃没有一个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
唐朝的杨玉环同样也被后人视为红颜祸水。杨玉环有着天仙般的美貌，她本来与寿王李瑁一见钟情，并结婚五年，但是唐玄宗见她倾国倾城，就想占为己有，于是以“做女道士”为名招入宫，经过一番暗度陈仓后，于天宝四载（745）封为贵妃。而由于她的美丽，就如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写到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不但如此，“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玄宗显然会疏于朝政。与此同时，“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转衰。于是，追究历史责任，在中国文化的环境里，杨贵妃就成了罪恶之源，是“红颜祸水”了。其实从杨玉环本人来说，她也是无奈的，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独立，只有伴在君王左右，用自己的音乐和舞蹈来博取君主的开心。她只能随着君王的喜好而俯仰，只能听从别人的安排，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也没有办法拒绝。最后在唐玄宗逃跑至马嵬驿时，全体军官士兵造反叛变，认为杨贵妃就是亡国的根源，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奈，命令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杨贵妃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三十八岁。
在中国文化里或者说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里，一个“荡妇”之所以成为“女妖”，是因为她不驯服，不屈从于命运，而敢有报复心理和反抗行为。
在田小娥一直屈辱的生命中，也一直伴随着反抗和复仇。开始在郭举人家她是“泡枣”的工具，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姐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虽然事实不能改变，她也没有能力反抗，但是她有自己报复的办法。“大女人每天晚上来看着监视着她把三只干枣塞进下身才走掉，她后来就想出了报复的办法，把干枣儿再掏出来扔到尿盆里去。”“他吃的是用我的尿泡下的枣儿！”在与黑娃接触之前，她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幸福，只是一个仆人的角色，从没有被别人尊重、重视过，但是黑娃的出现，让她对生命有了新的感触，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过着连狗都不如的日子，她被压抑和扭曲的情感与欲望，在与黑娃接触以后瞬间爆发了。黑娃的出现，拨动了她尘封已久的情感神经，她开始有了真正反抗的意识，想与黑娃私奔。这时的田小娥，已经不顾黑娃的身份，不计较钱财，更不顾自己的脸面，决心要与自己包办的不幸婚姻决战到底，冲破道德的屏障，去争取自己的希望与幸福。来到白鹿原后，她报复的工具就变成了自己的美貌与身体。在屈身于鹿子霖后，因为狗蛋对自己的骚扰并发现了自己与鹿子霖的奸情，田小娥在鹿子霖的唆使下，设圈套陷害狗蛋，没想到事情败露，白嘉轩当众在祠堂将自己与狗蛋都施行了刺刷的惩罚。这时田小娥意识到了鹿子霖害得自己没了脸，但是鹿子霖答应给她报仇，她的复仇念头随着鹿子霖的思想转嫁到了白孝文身上，最终让白嘉轩丢脸。田小娥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白鹿两家的战争中，从而使自己走上了悲剧的道路。
如同妲己在发现自己的狐狸精子孙们被比干杀死之后，就开始了惨然无比的报复，在《白鹿原》中，田小娥复仇的极大化表现在被公公鹿三杀死之后，对白鹿原实施了一场毁灭性的瘟疫。第一个被瘟疫夺取性命的是鹿三的女人鹿惠氏，先是呕吐，拉稀，然后吃什么都吐、泄出来，到后来嘴里吐绿色的黏液，眼睛看不见，最后鹿惠氏说她看见了田小娥死时的模样就闭气了，死后脸上呈现出荧荧绿光。随后白鹿村上的百姓们陆陆续续、接连不断地出现同样的情况，直到最后白嘉轩的女人仙草也被瘟疫上身，同样地痛苦离去。鹿三被田小娥鬼附上身，田小娥经常借魂附到鹿三身上跟白嘉轩作对，让村民们给自己修庙塑身，将尸体入棺，并要求白嘉轩和鹿子霖给自己抬棺，否则让白鹿原的生灵死光。最后在白嘉轩与朱先生的商量之下，将田小娥的尸骨烧成灰，装入瓷缸，埋入窑中，即使如此，她还要变作万千蝴蝶，白嘉轩说那是“鬼蛾儿”，在雪后干枯的草丛里飞舞。白嘉轩指挥着在窑上建了一座六棱砖塔，意喻“日月正气”，最终才将田小娥这个“妖蛾子”镇住了。
妖女原型在中国文化中也有变异。《白蛇传》中的白蛇实际上也是一个妖女，但是这个妖女却不是荡妇类型的，而是一个对于爱情极其执着、极其忠贞的妖女。《白蛇传》这个传说讲道：白蛇成精，为报前世救命恩人书生许仙，化为美女，与许仙结婚。后被和尚法海收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下。《白蛇传》在中国广为流传，开始时是以口头传播，后来民间以评话、说书、弹词等多种形式出现，又逐渐演变成戏剧表演。后来又有了小说。民国之后，还有歌剧等方式演绎。到了现代，又有根据《白蛇传》拍成的电影和电视剧，编排成的现代舞，新编的小说等。艺术形式各异，但故事内容大体相同。比较白蛇的故事和田小娥的命运经历，两者间也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原型的力量。
白娘子与许仙本是前世有缘，今世报恩，两人相亲相爱，却遭到百般阻挠与挫折。而美丽、妩媚的田小娥在郭举人家私情败露后，郭举人休了田小娥，黑娃带着田小娥回到白鹿村，黑娃与田小娥本是两相情愿，但宗法规定“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先，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白蛇传》中，法海在许仙与白娘子成亲后，几次三番地找许仙劝说，说白娘子不是人类是蛇妖，劝许仙趁早醒悟以免祸害自身。端午节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现出原形，许仙被吓死，被救醒后仍然觉得白娘子好，不听法海的劝说。《白鹿原》中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劝说黑娃放弃田小娥：“这个女人你不能要。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你拾掇下这号女人你要招祸。我看了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你黑娃能养得住的人。趁早丢开，免得后悔。”鹿三、鹿三女人也都劝说黑娃放弃田小娥，但是黑娃都不听。黑娃坚持自己的意愿，跟田小娥住在村子东头破窑洞里。《白蛇传》中法海为了让白娘子触犯天条，强行将许仙关押在金山寺里，白娘子为了救许仙，水漫金山，却为自己以后被压于塔下埋下了祸根。《白鹿原》中鹿子霖为了报复白嘉轩，蛊惑田小娥勾引白孝文，从而使白孝文走向了堕落。鹿三觉得田小娥是诱使黑娃与白孝文堕落的祸根，杀了田小娥。《白蛇传》中的法海，揪住白娘子不放，直到把她收复并压在雷峰塔下，并下咒语“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而田小娥死后还魂于鹿三身上，白嘉轩命人建了一座六棱砖塔，将她压于塔底，永世不得翻身。是“妖”就得镇压，这是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潜意识。
陈忠实在谈田小娥这个人物时说道：“我写的小娥始终是反叛的，是反叛旧制的，不管她一开始以合理的形式争取合理的生存形态，寻找合理的爱情和婚姻，那当然是我们应该倡扬的，还是后来她与鹿子霖、与孝文的关系，那实际上是以一种恶的形式表现了她的反叛性。当然，造成她的悲惨命运的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她主观的因素，但导致她最后死亡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整个社会的压力！而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眼里，小娥就是一个妖孽呀。这妖孽‘妖’在什么地方呢？‘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对乡约族规，包括爱情婚姻价值观念的反叛。其实不光是朱先生和白嘉轩不能接受小娥，她的公公鹿三也不能接受她。而且在她与黑娃事发之后，那个郭举人就把她休了，休了后连她的父母也不能接受她，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化心理平衡被她颠覆了，因为在那些人看来，她的行为是一个忤逆行为，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行为嘛。”可见，陈忠实也意识到，“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眼里，小娥就是一个妖孽呀”。
三、意象原型分析
意象是指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换句话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千百年来，在人类的文化活动和艺术活动中，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客观物象，都被“人化”了，被人赋予一定的文化含义。比如，在中国，梅、兰、竹、菊，已经不是简单的自然界的物象了，而被中国文人和艺术家赋予特定的文化含义，它们都是君子人格的象征，被人称为“花中四君子”，其品质分别是：傲、幽、坚、淡。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强不息，清华其外，淡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态。而这些特点，正是中国人所神往的审美人格境界。
陈忠实是一位非常重视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在文学创作中倾向于写实的作家，他的《白鹿原》是一部带有些许魔幻色彩但总体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是在这一部作品里，较之陈忠实以往的创作，还是多了许多超越写实、超越具象的艺术描写和表现，我认为，这是陈忠实在创作中具体实践他所理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一理论的一个表现。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他重视描写和表现民族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一个表现。因此，在《白鹿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意象描写，这些意象让人感到一种熟悉，又感到一种陌生，也就是说，作家在对意象原型的艺术表现中，赋予作品所要求的新的内涵。
弗莱从文学艺术角度把原型定义为文学中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意象，他在《批评的解剖》中说：“这个阶段中的象征是可以交流的单位，我给它取名为‘原型’（archetype），也即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我所说的原型，是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而且鉴于原型是可供人们交流的象征，故原型批评所关心的，主要是要把文学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交流的模式。这种批评通过对程式和体裁的研究，力图把个别的诗篇纳入全部诗歌的整体中去。像大海或森林这类常见的自然界的形象在许许多多诗篇中反复出现，这种现象不能叫作‘巧合’，因为我们用这个词指一件无法为其找到用途的设计品。但是，这种反复出现确也说明诗歌所模仿的自然中和人类的交流活动中都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而诗歌正是这种交流活动的一部分。”
小说《白鹿原》里，白鹿、脸面、祠堂正是这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意象”。而且这三个意象在小说《白鹿原》的艺术表现中，让人感觉其意蕴深广，回味无穷。
白鹿原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鹿至少有三个象征和意义：
一是富裕，因为“鹿”与“禄”同音。中国古代绘画中，常把官与鹿画在一起，表示“加官受禄”的意思。
二是长寿。《太平御览》卷九〇六引《抱朴子·玉策篇》（今本无）云：“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这说明，白鹿是瑞兽。在传统年画中，鹿、灵芝、寿星总是画在一起，表示长寿。白鹿又常与仙人为伍，《艺文类聚》卷九五引《濑乡记》云：“老子乘白鹿，下托于李母也。”
三是祥瑞。在小说《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坐骑就是鹿。
“白鹿原”作为地名，是一个实有其地也真有其名的地方，它就在古长安、今西安的东部，作者陈忠实的家乡就居于其北麓。《关中胜迹图志》上关于白鹿原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咸宁县东，接蓝田县界。《长安志》:‘自蓝田县界至浐水川尽，东西一十五里。南接终南，北至霸川尽，南北四十里。'《三秦记》:‘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得名。'《雍录》:‘南山之麓，霸水行于原上，至于霸陵，皆此原也，亦谓之霸上。'‘霸’一作‘灞’。”也就是说，以“白鹿”命名的这个原不仅实有其地，而且历史上也确实实有其鹿。在今天，原上也还有人养白鹿。
以“白鹿”命名小说，“白”“鹿”又是小说中两个大家族的姓氏，又写了白鹿村，白鹿镇，白鹿原，“白鹿”的意义就不是一般的意义了，白鹿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形象，而上升为一种意象，蕴含深广。在《白鹿原》中，陈忠实赋予白鹿的，一是祥瑞之意，二是真善美的化身，代表着神圣或理想。在《白鹿原》里，白鹿正是以这种代表祥瑞和真善美的意象，草蛇灰线般地，或隐或现，若隐若现，不断地出现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命运转折之中，贯穿始终，让读者感到白鹿的精魂总是跃动在字里行间。《白鹿原》中的白鹿，代表着一种久远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又与祥瑞和真善美密切相关。
白鹿以这种祥瑞的意象不断出现在文中。这只白鹿，给人们带来了幸福与希望，让白鹿原上的百姓在一种充满神话色彩的情境下生活着：“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然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人们一代一代津津有味地重复咀嚼着这个白鹿，尤其在战乱灾荒瘟疫和饥馑带来不堪忍受的痛苦里渴盼白鹿能神奇地再次出现，而结果自然是永远也没有发生过，然而人们仍然继续兴味十足地咀嚼着。那确是一个耐得咀嚼的故事。”
这个“白鹿意象原型”，因为它具有呈祥显瑞的功能，在历史文化积淀的关中平原上，尤其是在白鹿原这一方土地上，就具有了神奇的功效，能带来上述小说中描写的诸多美妙的传说甚至信念。这个关于白鹿的美妙传说，与其说是传说，毋宁说这是这块土地上人的一种对于祥瑞的期待，对于自然之神和土地之神的崇拜、向往和热爱，它是一种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白鹿”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动物了，而是被赋予特殊的情感内涵，它被看作是具有特殊功能的神物，禀赋了特别的灵性，它常常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神出鬼没，显灵预示，或者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而这样的白鹿出没的土地，也就是白鹿原，也就成为神奇的土地，成了风水宝地。
于是，宋朝年间，吕氏祖宗路过此地，偶见一只白鹿闪现，就把此地作为定居之地，葬身之地，后世果然发达，四个孙子俱中进士。这是历史事实被加工和神化的叙述。白嘉轩则在人生历经挫败后，雪后上原，撞见白鹿神迹，他在鹿子霖“人”字号的坡地上发现了怪异之草，朱先生据他画成的图形辨认出这是一只白鹿，白嘉轩认为这是百年白鹿的精灵显灵了，就以水地换旱地，取得了风水宝地，最终生活平稳下来，并节节上升。
在《白鹿原》中，白鹿意象还隐含在人物身上。体现在人物身上的白鹿意象，表现的主要是真善美的精神。朱先生和白灵就是白鹿精魂的化身，他们死后都化身成为白鹿。他们是善良仁爱的象征，或体现了传统美德，或体现了先进文化，并将其白鹿精神传于后人。
朱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者，是仁爱善良的象征，也是大智者，并被白鹿原上的人视为“圣人”。“‘白鹿’作为隐喻了的朱先生的神话原型而存在，而朱先生作为提升了的或者具体化了的‘白鹿’精神而体现”。白嘉轩是这样认识自己的姐夫朱先生的：“他敬重姐夫不是把他看作神，也不再看作是一个‘不咋样’的凡夫俗子，而是断定那是一位圣人，而他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行为；凡人与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语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朱先生实际上是白鹿原人的精神导师，他以自身的知识和行为影响着白鹿原上百姓的生活。他考中举人却拒绝晋升，创建白鹿书院教育子弟，亲自带头犁毁罂粟宣布禁烟，独身前往乾州劝退清兵为民解难，亲自修订“乡约”劝人向善，主持放粮赈灾，编纂县志为后世留史，最后接收土匪黑娃为学生，他的身上无处不体现着民本思想，仁义至上，忧国忧民，实为儒家精神的集大成者。他见黑娃最后一面时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欺名盗世。”这其实是朱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概括。朱先生在去世之前让朱白氏给他剃头，最后剃到“只剩下半根黑的啦！上半截变白了，下半截还是黑的——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朱先生死时化为一只白鹿：“朱白氏正打算让儿媳把孩子抱进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白嘉轩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既是一种赞誉，又是一种惋惜，同时又似乎是一个面对现实的历史性预言。
在白灵这里，“白鹿”则意味着神圣和理想。白灵这个名字似乎就是“白鹿精灵”的缩写，白灵这个人物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文化革命思想，是新时代的革命青年。跟白鹿原上传统的女青年在家纺线、织布、结婚生子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反，她是白鹿原上第一个在私塾读书的女孩子，后来不顾父亲白嘉轩的反对，自己一人又偷偷地跑到西安去上学，当白嘉轩找她让她回去时，她竟以死相逼。白嘉轩给她说了亲事，她被关在家里也不妥协，竟不顾与白嘉轩断绝父女关系逃跑了，后来还给婆家写了一封信说：“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白灵是家族里的叛逆者，她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与传统的文化完全相悖，摒弃了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度和思想，踏上了革命的新道路。在小说里，作者常常将白灵与白鹿联系在一起来写。白灵出生时就预示着她是纯洁与善良的白鹿精灵的化身：“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梧桐树上叫着。”除夕之日，白嘉轩让孝文孝武白灵同写春联，而白灵写得最好，白嘉轩看着白灵写下的春联，“看着品着，不由地心里一悸，忽然想到了慢坡地里父亲坟头下发现的那只形似白鹿的东西”。在白灵的思想里，白鹿象征着神圣与理想，并且在她的生活中，白鹿形象一直长时间影响着她。白灵与革命同志黄先生第二次接头时，她说：“我用丝绸剪一只白鹿缝到衬衫上，你将来也好辨出我……”起初，“她在进入教会女子学校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上帝时，就同时想起了白鹿，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在这里，白鹿是神圣的象征。后来，当同为共产党革命同志的鹿兆鹏问她“这会儿在想什么”的时候，她说：“我想起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了。”此时，在白灵的心目中，白鹿已变成了理想的象征。白灵冤死的时候化为一只白鹿托梦给白嘉轩：“刚睡着，就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从远方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停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地哭着叫了一声‘爸’。”与黑娃最终皈依传统文化不同，白灵最终是魂归白鹿原，在家族生息的乡土找到归宿。
脸面原型
民谚云：人活脸，树活皮。
脸面，是实指，也是虚指。实指是指人身体中的一个具体部位；虚指，则是人之为人的证明，它代表着人的身份、地位特别是尊严。人有尊严而一般动物没有，所以说，脸面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换一个角度看，所谓脸面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羞耻意识。有脸就好活人，没脸就难活人；有脸就可以走到人面前，没脸就走不到人面前；有脸就能说起话，没脸就说不起话；有脸去办事别人也会给脸，亦即可能办成，没脸找人办事别人可能就不给脸，亦即可能办不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是集体意识。所以，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里，脸面是特别重要的。脸面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脸面，既是个人在社会上所获得的某种权威和声誉，也是社会群体对德行高尚的人的一种尊敬或认可。从儒家文化看，脸面与“礼”大有关系，礼是待人的正确态度和方式。中国人有句古训：“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其一定的身份，有身份的人要按照礼法行事。如果做了不符合身份的事，说了不符合身份的话，就会丢脸。
脸面所标示的，是一个人心理的两面镜，正面是荣誉感，反面是羞耻感。脸面是中国人关于荣誉和羞耻的原型。
《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个把脸面看得极其重要的人。他生命中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把腰杆挺得很直，腰杆挺得直，在中国文化里，表明为人行事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腰能挺得直，那是因为有脸面。而他的子女，一个白孝文，一个白灵，却让他感到丢了脸。而他面对丢脸揭皮的事，首先想到的，是要给自己和家族拾脸，不惜和子女断绝关系。白孝文做出让他丢脸的事后，他思前想后，认为“一切既已无法补救，必须采取最果断最斩劲的手段，洗刷孝文给他和祖宗以及整个家族所涂抹的耻辱”。他在祠堂当着全村人的面对白孝文重重地进行了惩罚，又断然与白孝文脱离父子关系，将其赶出家门分了家。他要以身作则，不能因为白孝文是自己的儿子就姑息其胡作非为，他要活人，就得顾及脸面。对于白灵自作主张私自退婚，他忍受着男方的谩骂，第二天还带着厚礼去赔礼。他对族人致歉说，“我给本族白鹿两姓的人丢了脸了”。宣布：“白姓里没有白灵这个人了。死了。”白灵姑妈朱白氏对白灵有一句话，说得十分中肯：“你爸苦就苦在一张脸上。孝文揭了他脸上一层皮，你接着再揭一层。”
鹿子霖也看重脸面，他经历了先“没脸”再被“抠脸”的丢脸过程，但他始终想着要保住脸，他明白，人没脸了，就难活人，也办不成事了。鹿兆鹏结婚后不与妻子同房，时间一久，“这个家庭隐患再也包裹不住了，村里也由悄悄传说变成公开议论。鹿子霖觉得没脸再从中医堂门口走过”。小娥和狗蛋被村人用刺刷暴打之后，鹿子霖当天晚上来看她，小娥用手抓抠他的脸，小说中写道：“‘甭抠甭抓。’鹿子霖抓住她的手腕说，‘留下大这一张脸还有用场。’小娥挣脱手，还要抓要抠：‘我给你害得没脸了，你还想要脸？’鹿子霖镇定地说：‘你没脸了大知道。大这张脸再抓破了咱们就没有一张脸了，也就没人给你报仇了。'”
白孝文的堕落过程，也是先“伤脸”后到“不要脸”。白孝文被父亲从家里分出去以后，又遇年馑，没有吃的，实在过不下去了，向父亲提出借粮，结果遭到拒绝。小说写道：“孝文向父亲借粮伤脸以后就把两亩水地卖掉了。”白孝文原来顾忌脸面，结果和小娥弄事回回都不成。私情暴露被族人用刺刷惩罚教训之后，知道已经没脸了，也就毫无顾忌，过去是偷偷摸摸寻小娥，如今大白天来，居然行了。小娥不解，问他原因，小说写道：“孝文嘲笑说：‘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
“揭脸皮”，还是一种报复和打击人的方法。鹿子霖总想让白嘉轩丢脸，揭他的脸皮，借以打击白嘉轩的威信和声望，从而抬高自己。白孝文把房子卖给鹿子霖，鹿子霖叫人扒房，白氏族人对白嘉轩说，“鹿子霖不是买房是揭族长的脸皮！”白嘉轩是明白这一点的。他后来对自家人说：“揭我脸皮我还不知道疼不觉得羞吗？”他知道除了拦挡除了打架再无好办法，只好听之任之。鹿子霖在背后策划拉白孝文下水，就是为了揭白嘉轩的脸皮，让他颜面扫地，挺不起腰，做不成人。
白鹿原上活得堂堂正正的人，差不多也都是有脸面而且顾忌脸面的人。鹿子霖和儿媳妇之间有一些传言，白嘉轩认定鹿子霖在男女之事上就是畜生，但对这个丑闻不能议论，“这件丑闻之所以不能说，关键是背后有个冷先生。骂鹿子霖一句，等于骂冷先生半句；吐鹿子霖一口唾沫有一半就落到冷先生脸上”。白嘉轩是给冷先生顾脸的。
可以看到，《白鹿原》中凡是特别看重脸面的人，都是祖一辈和父一辈的人物，他们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影响下的两代人，而到了子一辈，如鹿兆鹏、白孝文、黑娃等，他们是年轻的闹腾的一代人，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对所谓的“脸面”倒没有太多的注意。而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脸面的重要并开始顾忌脸面的时候，则是他们性格趋于稳定、思想趋于成熟的时候，当然，对于浪子们来说，也正是他们回头的时候。
祠堂原型
祠堂，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象征，也是最高权威。祖先比后人更有权威，死人比活人更重要，因为后人出自祖先，不敬重祖先就是不孝，就是忘本。
中国人有祖宗崇拜的传统，而祠堂，就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观念极为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只生活着一个姓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有条件的地方，他们都要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的祠堂都建在墓所，叫墓祠；到了南宋，朱熹在《家礼》中立祠堂之制，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民间是不得立祠的。到了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民间可以立祠了，但名称发生了变化，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以称为“家庙”，其余的则称宗祠。祠堂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平时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可以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作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
祠堂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有为敬奉祖宗的宗祠，也有敬奉先贤和有功德之人的祠庙，如陕西汉中就有崇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总之，祠堂既是神圣之地，也反映着一个时代或一方地域的精神敬尚。胡适就曾经说：“一时代的精神，只有一时代的祠祀，可以代表。因某时之所尊奉者，列为祠祀，即可觇某时代民意的趋向。”在祠堂里的祭祀活动和其他婚、丧、寿、喜等活动，都属于礼仪活动，这种礼仪活动，往往反映着远古时代人们的神圣事件和精神信仰，体现了一种悠远而又深厚的集体意识。叶舒宪指出：“神话学研究表明，社会的礼仪活动同神话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神话是用语言符号记述远古曾发生的神圣事件；仪式则用象征性动作重演远古曾发生的神圣事件。”“艾利亚德曾特别指出，原始部落社会的新年礼仪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对创世神话的象征性表演，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具有促进宇宙的周期性自我更新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以及后来的“文革”，对祠堂破坏严重，导致今天的许多人没有见过祠堂，对祠堂也不甚了解。《白鹿原》中，对祠堂和祠堂的功用有多方面的描写，礼失而求诸野，从中我们可以详细地形象地了解祠堂的功用及其文化特点。
在一个村子，祠堂就是礼制中心，受祖先崇拜、宗法伦理观念的影响，它是供奉祖宗和先人牌位的地方，是宗族共同祭祀、子孙后代认祖归宗的圣地。《白鹿原》在叙述白鹿两家历史渊源时写道：“这个村庄后来出了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他提议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祠堂里记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有时也是一个村庄的历史。小说中写道：“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却没有任何竹册片纸的典籍保存下来。搞不清这里从何年起始有人迹，说不清第一位来到这原坡挖凿头一孔窑洞或搭置第一座茅屋的始祖是谁。……祠堂里那幅记载着列祖列宗显考显妣的宽大的神轴和椽子檩条，一齐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村庄的历史便形成断裂。传说又一年三伏天降流火……祠堂里的神轴和椽子檩条又一齐化为灰烬，村庄的历史又一次成为空白。”白嘉轩把祠堂修好后，里边“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祖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每个死掉的男人和女人都占了指头宽的一格，整个神位占满了五间大厅的正面墙壁”，这整整一墙的神位，实际上就是家族的历史。
祠堂也是家族子弟接受教育的地方，接受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育的地方，所以，祠堂常常又是家族或村子里的学堂。白鹿村白鹿两姓族长白嘉轩就在祠堂里设学堂。“学堂就设在祠堂里。那座祠堂年久失修，虽是祭祀祖宗的神圣的地方，却毕竟又是公众的官物没有谁操心，……白嘉轩想出面把苍老的祠堂彻底翻修一新，然后在这里创办起本村的学堂来。他的名字将与祠堂和学堂一样不朽。”白嘉轩把祠堂翻修好之后，学堂也就在这里开学了。白嘉轩和鹿子霖请朱先生为他们请一个教书先生，朱先生对二人打躬作揖甚至跪倒在地，热泪盈眶地称赞他们“做下了功德无量的事”，“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仅只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往后的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呀！靠那些还在吃奶的学步的穿烂裆裤的娃儿，得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义，不定那里头有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呢。你们为白鹿原的子孙办了这大的善事，我替那些有机会念书的子弟向你们一拜”。
祠堂既然是家族的圣地，执行族规家法、惩罚不孝子弟等，都在祠堂进行，以此维护家族的秩序。《白鹿原》里写过三次重要的执行族规家法、惩罚不孝子弟的活动。第一次是惩罚赌徒。在闹“交农”事件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乡约》废弛，白鹿村有人赌博，有人吸鸦片，有些倾家荡产的女人只好带着孩子到处去乞讨。白嘉轩敲响了大锣，把所有男人都集中到祠堂里来，先让徐先生念《乡约》的条文和戒律，然后把八个赌徒捆绑在槐树上，用干枣刺抽打。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惩罚乱淫男女，一是惩罚白狗蛋和田小娥，一是惩罚白孝文和田小娥。
祠堂充分体现了家族式村社的社会特点，它是本族人议事、通知事宜和结婚拜祖的地方。关于议事，小说写道，白嘉轩拿回朱先生写的《乡约》，请了徐先生，然后“又约请鹿子霖到祠堂议事”，三人一起商量实施《乡约》的方案。闹瘟疫的时候，村里人喧嚷着并找到白嘉轩要给小娥修庙，白嘉轩扬起脸说“咱们不要在我屋里说”，“这是本族本村的大事，该当搁到祠堂去议，跟本族本村的男女一块议。孝武，你去把祠堂的灯点亮，把人都召集到祠堂去”。关于通知事宜，小说中写，为防白狼要修村子围墙，“白嘉轩提着大锣，从白鹿村自东至西由南到北敲过去，喊过去，宣告修补村庄围墙的事。人们丢下活计，扔下饭碗就集中到祠堂院子里”。关于结婚拜祖，小说写白孝文结婚，“白嘉轩以族长的名义主持了儿子和儿媳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而鹿兆鹏勉强结婚后，“第三天进祠堂拜祖宗，兆鹏又不愿意去，还是鹿子霖的耳光把他扇到祠堂里去了”。
白嘉轩虽然是族长，但他修复祠堂不能独断，还得与同族长辈商量，这也是礼。翻修祠堂之前，白嘉轩就找鹿泰恒商量请示，鹿泰恒说：“‘早都该翻修了。’白嘉轩听了当即就品出了三种味道：应该翻修祠堂；祠堂早应该翻修而没有翻修是老族长白秉德的失职；新族长忙着娶媳妇埋死人现在才腾出手来翻修祠堂咧。”翻修祠堂的过程和建成以后的礼仪活动小说中也有详细叙述。翻修祠堂的工程是在一个漫长的春天里展开的。白嘉轩和鹿子霖商定，凡是在祠堂里敬香火的白姓或鹿姓的人家，凭自己的家当随意捐赠，从而充分体现县令亲置在祠堂院子里那个石碑上的“仁义白鹿村”的精神，其余不足部分，全由他和鹿子霖包下。白嘉轩每天把收支明细公布于墙，账务公开透明。工程竣工，请来南原上麻子红的戏班子，唱了三天三夜。
祠堂的最大作用，其实还是凝聚族人并让子孙后代认祖归宗、精神回归的地方。黑娃回原认祖归宗之后离开白鹿村的当天晚上，白嘉轩就很有感慨地“在上房对孝武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
四、情节原型分析
在弗莱眼中，作家不必有独创性，只要能发现神话或宗教信仰的结构模式就行。“弗莱指出，文学是移用的神话。近现代文学的结构是神话和宗教信仰的移用，小说中大量的情节，如诞生、成长、遇难、胜利或死亡，都是对神话中某位神的诞生、成长、遇难、胜利或死亡的移用。”其实，在文学创作中，独创性还是有的并且应该具有，但人类从古至今，其生活方式虽然多有变化而且在不断变化，但其人生历程中的某些必然的结构模式也许是永恒不变的。这也就构成了人物行动的情节模式，这种典型的永恒不变的模式也就是情节原型。
综观《白鹿原》，仔细分析其中所描写的各个人物，在我看来，最具社会内容同时又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是两个人物，一是黑娃鹿兆谦，一是白孝文。而这两个人物的故事，从走向上来看，正好相反，一个是坏人变好，一个是好人变坏。坏人变好体现了一个情节原型，好人变坏也表现了一个情节原型，前者是“回归原型”，后者是“叛离原型”。
黑娃和白孝文，是两个成长中的人物，是变化中的人物，而且变得很彻底，分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性格内涵极为丰富，也极为复杂，可谓典型。
坏人变好：回归原型
黑娃是一个坏人变好的典型形象，他的人生故事，可以用回归原型来分析。
坏人变好的回归式情节原型，情节模式都是坏人或恶人经历种种坏事或恶事，为人不齿，有一天终于幡然悔悟，改邪归正。《水浒传》中的一些梁山好汉，经历了种种落草为寇的快活与痛苦之后，有一些人，以宋江为代表，就想着日后的归宿，心向招安，就是这一情节原型也是心理原型的表现。
白孝文是要离开白鹿原，这种离开包括身体的和精神的，他认为“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而黑娃早年一直企图离开白鹿原，想着闯荡天下，用他的话说，“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之后，他最后回到了原上，特别是心回到了原上。当年，黑娃是人在原上，魂在外，如今是人在外，魂却回到了原上。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目光深沉的白嘉轩看到了这个变化，他在黑娃回原认祖归宗之后离开白鹿村的当天晚上，“在上房对孝武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它重在表明了一个人的精神回归。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说的是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说的是人生的最终价值追求目标和人生的意义。明代关学大儒冯从吾在对书院读书的学子的教谕中说：“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黑娃从小不学好，性情顽劣，后来别妻抛父，落草为匪，越货杀人，几经生死，可以说是坏到底了。但他正是因为有了堕落到底的黑暗体验，天良未泯，才开始寻思人生真正的出路，迷途知返，改邪归正非常彻底，终于回归天良，成为学做好人的榜样。
好人变坏：叛离原型
白孝文是一个好人变坏的典型形象，他的人生故事，可以用叛离原型来分析。
这种好人变坏的“叛离原型”，如果仅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考察，那么，《水浒传》中那些上了梁山落草为寇的人物当中，有相当一些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如宋江、卢俊义、林冲、鲁智深等人。所以，同是梁山人物，清代俞万春所著《荡寇志》，在描写人物时的评价角度就与《水浒传》不同，认为这些人物都是“寇”。从情节上分析，这类好人变坏的故事，情节模式大同小异，都是先为好人，而且许多都是大好人，后来经历种种人生曲折，心地发生变化，最后变成了坏人，或者说，叛离了原来的正轨和正道，步入歧路，甚至心地变黑。
白孝文本来是一个好人，一个众皆认可的传统意义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他幼承家教和家学，遵循儒家规范，循规蹈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从他新婚之夜的蒙昧无知可以看出来。后来，他被人陷害，他自己也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走到鬼门关，又起死回生。从此改过自新，他的改过自新，不同于黑娃，黑娃是回归于人，也回归于仁，他的改过自新，是改掉生命的堕落状态，自我更新，追求上进，无论是当国民党的保安团营长，还是当共产党的县长，他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前途，而无视其他。所以他能毫无顾忌地杀掉亲如兄弟的黑娃，父亲为救黑娃对他的劝说，对他来说，不仅毫无作用而且显得非常幼稚。
白孝文是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有了这样的生命体验，对人生的认识自然有他独到而深刻的地方。他重新回到白鹿原上，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之后，对人生有了这样的醒悟：“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在他经历了痛苦的人生蜕变之后，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这是他离开白鹿原之后重新回原以后说的一句话，非常点题，充分反映了白孝文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新的认识，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这是一个飞走了再也飞不回来的鸟。他太太并不理解这一点，“太太温存地一笑：‘可你还是想回来。’白孝文说：‘那是另外一码事！'”白孝文人是回来了，也回乡，一见父亲叫了一声“爸”就跪伏到父亲膝下，接着祭拜祖宗，再上坟祭拜母亲，在母亲坟前痛哭，甚至还要再盖房，但心是永远地走了，而且走得很远。
这是一个从精神上完全走出白鹿原的男人。小说中有一段精彩而深沉的描写：“白孝文依然坚持步行走出村庄很远了，才和送行的弟弟们分手上马。他默默地走了一阵又回过头去，眺见村庄东头崖坡上竖着的一柱高塔，耳边便有蛾子扇动翅膀的声音，那个窑洞里的记忆跟拆房卖地的记忆一样已经沉寂，也有点公鸡面对蛋壳一样的感觉。”是的，白孝文之于故乡，就是一种“公鸡面对蛋壳”的感觉，蛋壳还在，公鸡已经成鸡。成了公鸡以后的白孝文对生命最深刻的认识，就是他对太太说的：“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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