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孟子对儒家管理思想贡献巨大，被尊称为“亚圣”。从孔子去世到孟子出生，相距一百年左右，其间的时代背景已由春秋步入战国。管理环境的改变，竞争学说的涌现，让儒家管理思想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孟子担当起迎接挑战、传承和发扬儒家管理思想的历史重任。
据说孟子曾受教于子思的弟子，接续着从孔子经曾子再到子思，一脉相承的思想精髓；而且，像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一样，孟子也有过在各诸侯国努力传播和践行儒家管理思想的经历。孟子的努力虽未成功，却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当时各诸侯国的管理问题，并在理想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参照对比中，找到发展儒家管理思想的方向。孟子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与部分弟子共同完成的《孟子》中。
如果说《论语》的管理思想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而《大学》《中庸》是将这些明珠贯串起来的红线，那么，《孟子》则是将这些贯串一体的明珠组合成完整且精美的图案，镶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廊中，让熠熠生辉的儒家管理思想，时刻传递着跨时空的独特管理意义。
《孟子》由七篇二百六十章构成，直面现实的管理问题，立足“人性”的德性前提，以观念统摄利益，从治理直通管理，一气呵成。
《孟子》开篇明义，做管理，必须观念先行，治理决定管理，没有正确的治理观念及相应的管理体制设计，就不可能有志同道合的管理团队和高效运行的日常管理；第二篇聚焦于组织管理，明确提出“气”和“四端”概念，将社会规范、职业规范与“人性”的德性前提融为一体，为管理者和组织管理确立起内在一致的价值准则；第三篇则将第一篇所讲的治理主题和第二篇关注的管理问题结合在一起，借助典型案例，提出一整套基于“人性”的德性前提及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方案和政策措施；第四篇以前三篇面向现实管理问题的探讨为基础，系统阐述儒家管理之道、管理模式、管理者素质及其内在关系，并结合时代特点，突出强调信任或“得民心”对于做管理的首要性，以及管理者与委托人或授权者建立一种对等互动关系的重要性；第五篇又将儒家管理思想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运用独特的历史案例分析方法，生动而又深入地探讨了管理权力及其转移的合法性来源、管理者获得管理授权的正当性、管理者与委托人或授权者之间关系的性质等根本性的问题；第六篇专论儒家的“人性”假设，在与其他竞争学说的对比中，深刻揭示“人性”的德性内涵及其“向善”的倾向性，以此为儒家管理的价值优先序、理想与现实二分的管理思维方式，确立起更为坚实的“人性”前提；第七篇专讲管理者思维，也即“心”，明确提出“良知”概念，并以“良知”作为管理者思维运用的前提、边界和导向，建立起“尽心”“知性”“知天”的管理认知路线、“存心”“养性”“事天”的自我管理途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组织管理价值取向，从而完成了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再体系化。
《孟子》七篇既讲治理，又论管理，也关切现实应用，还基于时代特点来丰富儒家管理思想的内涵；不仅如此，更将儒家管理思想嵌入管理实践的历史发展之中，借此深化对“人性”的德性前提和管理者思维的理解，让儒家管理思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生生不息。概括地说，《孟子》七篇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人性”的德性内涵及其“向善”的倾向性。儒家管理之道在于“为政以德
，而德性也自然成为儒家自明的“人性”前提，《中庸》更是强调“诚”为德之。以此为基础，《孟子》用“气”这个重要概念，不仅将“诚”的一致性内涵具体化，而且还把“诚”“志”“心”“言”“行”等概念统一起来，构成以德性为根基的管理者内在一致性准则；进而以“仁义礼智四端”作为德性的固有内涵，将德性与社会性融为一体，让社会规范和管理规范有了坚实的“人性”基础；最后又将“善”视为德性内涵所固有的内在倾向性，并鲜明地提出“人性本善”的观点。至此，儒家管理的“人性”前提得以系统而牢固地确立起来，也正是“人性”的德性内涵所固有的“仁义礼智四端”及其“向善”的倾向性，让管理之道、管理模式、管理者素质三个基本维度衔接在一起，构成完整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即“王道”。
第二，提出了以治理理念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要实行儒家管理之道，将“人性”的德性前提贯彻到管理实践中去，还必须有一整套合理合法且可行的模式、路径和方法才行，这便是儒家管理模式。《论语》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管理模式，主要关注的是管理者和管理，预设的是周朝治理体系仍可以发挥作用，但到战国时期，情况已发生根本改变，周朝治理体系解构，治理理念亟待重塑。管理离不开治理，治理理念主导管理模式。《孟子》从“人性”的德性前提出发，提出“民意即天意”、民众才是终极委托人的治理理念，并分析了这种治理理念对于管理体制设计、管理者选聘、管理团队建设的基础作用，尤其强调了管理者在承担文化责任、履行管理的教育职能、实施管理模式时，正向影响委托人或授权者乃至“格君心之非”的重要意义。只有建立正确的治理理念，才能真正实施以“仁”为第一价值观的儒家管理模式，即“仁政”。
第三，建立起以管理者思维为核心的管理者素质模型。无论是实行管理之道，还是实施管理模式，都离不开高素质的管理者。《孟子》将管理者素质定位于思维或“心”，不仅为管理者思维或“心”确立起“良知”或“义理”的前提、边界和导向，而且给出了自我认知和系统训练思维或“心”的具体方法；更重要的是，还明确了管理思维决定管理思路，管理思路决定组织出路，组织出路在于创造更广大共同利益的内在逻辑。具体地说，以管理者思维为核心的管理者素质模型，由德性定向、思维能力和责任意识构成，同时还要匹配上特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一位真正信奉儒家管理之道、践行儒家管理模式的管理者，必须在“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的前提下，将历史思维、批判思维和创造思维有机统一起来，用强大的思维能力以及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肩负起组织的绩效责任和文化责任，即“尽心”。
第四，梳理出儒家管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儒家管理思想深深扎根于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的悠久历史传统之中，根深才会叶茂，源远方能流长。《论语》讲，“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孟子》则在深入阐述管理之道、管理模式、管理者素质及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运用独特的历史案例分析方法，系统地梳理了从尧、舜、禹到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直至孔子、孟子的儒家管理思想的历史源流，由此确立起儒家管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不仅意味着儒家管理思想体系本身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主导逻辑，而且更清楚地表明，儒家管理思想完全融入源远流长的人类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发展之中，已成为一种建立在“人性”的德性前提之上的独特社会思想文化传统，即“道统”。
孟子曾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其实，《孟子》七篇又何尝不是对儒家管理思想的“集大成”，而孟子本人又何尝不是儒家管理思想发展史上又一位“集大成者”。这也许正是后人称儒家管理思想为“孔孟之道”的原因。
《孟子》七篇所关涉的无不是现实管理问题。对《孟子》的多元解读，又怎能缺失管理视角。或许只有立足管理视角，才能还原《孟子》思想全貌，也才能切实彰显《孟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延续《论语》《大学》《中庸》的管理解读思路，本书尝试对《孟子》所蕴含的丰富管理思想进行探索和发掘，以期让源自《论语》，经由《大学》《中庸》，再到《孟子》的儒家管理思想得以系统呈现，并能融入现代管理实践之中，成为用以关切当下管理职业化发展所面临紧迫议题的思想资源，而不是摆放在“文化博物馆”里供时人欣羡的“思想古董”。
本书对《孟子》的管理解读，沿用与《大学·中庸的管理释义》类似的体例，依照“本篇导读、原文、字词注释、今文意译、管理解析”的顺序，逐篇逐章进行解读。另外，考虑到《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的管理思想一脉相承，在“管理解析”部分，特将其中与《论语的管理精义》《大学·中庸的管理释义》两书直接相关的内容，以页下注的形式标记出来，便于相互参照。
本书所依据的《孟子》原文出处，来自凤凰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朱熹《四书集注》。为避免在《孟子》文本理解上出现偏差，作者还参考了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孙芝斋的《孟子今译》、焦循的《孟子正义》（上下册）、南怀瑾的《孟子旁通》等著述。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通行的《孟子》版本，都将七篇中的每一篇又分成上下两部分，如第一篇共有二十三章，其中前七章被合成一部分，称“梁惠王上”，后十六章则合成一部分，作为“梁惠王下”。这种对各篇内容再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做法，源自东汉赵岐为《孟子》所做的注解，也许当初他将每篇分为上下两卷，只是出于保持篇幅和字数上平衡的考虑。但是，如果从管理视角仔细研读《孟子》，便不难发现，这种把每篇内容武断地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做法，实际上人为阻断了每篇内容的前后联系，更有违每篇主题的内在逻辑。鉴于此，为了保持管理视角下每篇内容的完整性和主导逻辑的一贯性，本书不再沿用通行版本将每篇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做法，而是直接以各篇为意义单元，对《孟子》进行管理解读。这种对《孟子》各篇进行整体编排和解读的方式，虽然可能与通例不太符合，但好在并没有影响到《孟子》七篇的完整结构，也不会损害其管理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由于《孟子》大量引用《诗经》和《尚书》，为了防止对《诗经》和《尚书》原文理解的偏颇，作者还参阅了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程俊英和蒋见元的《诗经注析》（上下册）、周振甫的《诗经译注》、慕平译注的《尚书》。另外，《孟子》也涉及很多历史掌故和案例素材，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相关历史背景，作者也参考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一二三卷）、刘利和纪凌云译注的《左传》等著作。
在对《孟子》进行管理解读的过程中，涉及“字词注释”，本书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出版的《古代汉语字典》，并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的许慎《说文解字》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康熙字典》。
本书所用到的各类参考资料，均列入书后的“参考文献”中。正是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积累，才让本书关于《孟子》的管理解读成为可能。在此，特向所有从事《孟子》及儒家管理思想研究、教育、实践的前辈和同道，真诚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