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梁老 说《书谱》

认识梁老，算来近四十年了。

七十年代初，梁老与学生李秉仁和《文汇报》吴羊璧等，合力筹办《书谱》双月刊，经常从澳门来香港勾留。笔者有三两次到中环面谒老人家，那是在李秉仁任职的贸易公司。当时感到梁老在侨界很有威望，以一介诗人，无财无势，但登高一呼，也能让雄于资财的人士支持赞助，《书谱》就是由南洋华侨捐款办起来的。据羊璧兄《李秉仁办书谱》（载罗孚编《香港人和事》）透露，捐助创办《书谱》者是李秉仁的老板黄丰洲。巧得很，笔者与黄也有缘，八十年代黄搬去跑马地云晖大厦，而将旧居铜锣湾海都大厦高层海景寓所让与笔者，交易时还讲到当年资助《书谱》的旧事。

《书谱》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创刊，李出任社长，梁老做督印人。曾荣光、吴羊璧（兼职）两位老编系主力。美术设计欧阳乃沾，后来是苏亮。《文汇报》王永枫也有颇长一段时候兼差。论人才皆一时之选。

《书谱》创刊时是全国唯一书法刊物，极受欢迎，非常成功。当时售五元一册。文联庄李昆祥也戮力推介，往往见顾客购买纸笔多些，就免费送一册。曾荣光对送书此举好像还有意见呢。

《书谱》在湾仔道口二楼租一个单位办公，地方颇宽敞，布局用古雅的酸枝台椅，李秉仁社长向笔者炫耀他穿的唐装衫裤，颇为自得。大概在过去的贸易行不便如此行头，而《书谱》社系搞传统中国书法艺术，正可顺理成章弄得古色古香，大过其瘾。而我日后见梁老，也多在《书谱》社。

李秉仁（一九二四—一九七七）是梁老学生，讷于言辞，样貌憨厚，人称“懵佬”，或不一定言其外观，当年京师倡儒法斗争时，李也想搞法家书法专辑以应景，幸为有识之士制止。李家住长洲，全屋只夫妻二人。听梁老千金季娥笑言，在南洋时，李求老师梁老赐赠书法，说若不赐赠就生不出孩子。梁老没有送，李就真的膝下无儿。七十年代中期，有次日本书法界宇野雪村（宇野喜狗肉，怕禾虫）一行数人访港，与《书谱》李、曾、吴诸位雅集，李性急，挥毫间心脏病发，未几西归。《书谱》曾、吴诸位均系书生，三联书店蓝真介绍林永铭到《书谱》出任经理。林系潮州人，是家父早岁老友，从事出版发行多年，也是老熟人。

“四人帮”倒台后，内地百废待兴，梁老当时热心为桑梓办善事，奔走海内外，向华侨募捐款项，多用于八闽办医院，筑铁路，搞学校，而《书谱》沾润不多，时感窘迫。不久，林经理、曾老编要我帮忙传话，请梁老看住《书谱》，以资金不足故也，我也如实代传，但后来实情如何，也就不便多问了。

《书谱》创办之后，梁老以经常来港，需要租房间作居停。梁老命我陪他到湾仔、铜锣湾寻觅。那个年代没地产代理，是要看街道上贴出什么光猛大梗房、板间房、骑楼房之类招纸，按地址登门按铃看屋的。记得有一家颇合适，但当房东得悉只梁老一个男子租住，便因家有女眷，有所顾忌而拒租。梁老出门后说，我都七十岁啦，怕什么？有一个房东更为搞笑，领我们看楼时嘴巴一直衔着银鸡（警笛），意即警告我们揾食（打劫）行远些，老夫随时吹鸡。真是什么状况都有。看了许多间，最终在摩顿台湾景楼高层，找到一间光猛通爽的梗房，价钱相宜，梁老觉得很合适，户主也乐意租与他，住了颇长一段时候。记得广东省长梁灵光任内曾经访港，当时也算大新闻，户主大概没想到粤省总领的哥哥是他小小的房客吧。更加想不到，这个房客房间布置毫不讲究，只能用简陋两字来形容，房内只有一张梗板长椅，拉平可作床用，国货公司售几十元一件那种，其他什么都没有。浴卫在客厅，要与屋主家人共享。那个年代，套房是不得了，想都不敢想。可见梁老多悭俭。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马国权应《大公报》陈凡之邀莅港，在《大公报》主编“艺林”、“文采”两版。初来乍到，笔者做东，约梁老为马公洗尘，三人在湾仔叙香园晩饭。笔者言及马公来港，正好加强《书谱》阵容，并建议引进国内书法界力量，组编委会，由梁老挂帅，马公主其事，编纂《中国书法大辞典》。梁老兴致勃勃，立即拍板同意。不多久，马公发凡起例，拟出具体条目，略加举例，制定范本，笔者设计版式，编排书样，印成薄册《书法篆刻大辞典编印计划书》（一九八〇年六月），交梁老马公分别行事。马公积极组织学术界书法界诸君共襄盛举，梁老则向侨界筹集出版经费。不久，梁老已筹得六十万大元，存于海外信托银行。六十万元在当时是笔巨款（时豪园一个三千三呎单位一百二十万左右，今天叫价五千多万）。我们每周开会，讨论进度，报告各种事项。隔一年半载，上海书法学家黄简移居香港，加盟《书谱》，并参与大辞典编辑工作。笔者当时冗事缠身，无暇兼顾，就向梁老请辞，以后也就不再问其事。后来听说辞典虽已编竣，但银行出事，经费有而变无，出版顿成问题。时梁老弟弟灵光仍掌广东省，遂拿书稿至穗，让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限于当时的条件，虽印得不怎么理想，但能面世就不错了。嗣后笔者曾向梁老建议介绍去台湾印行台版，用最初拟定的雪铜纸来印，或能精致些，但梁老好像不那么积极，含含糊糊，我也就不管了。隔些年，听说《书谱》社人事纠纷，再后来，听说由三联书店支持了一阵，不久，又是人事问题，在八十年代末停刊了。

《书谱》在内地推行时，广东省博物馆范丽芬女士出力甚多，梁老把范请来香港帮《书谱》忙。时广东来港人多，申请不易，尚幸弟弟省长帮忙，得以成行。范干了好几年，到后来《书谱》经济实在太困难，没法付薪酬，范也凭义气帮了好一阵子，最后因人事不大协调，也离任了。一九八七年笔者成立翰墨轩，又礼聘范经理画廊事。创办《名家翰墨》月刊时，礼聘马公任顾问，黎甘园任编辑。一干人等，皆梁老旧部，移师小轩帮忙，追本溯源，不由得感激梁老。

九十年代，创办《名家翰墨》伊始，月出一册，极忙，也就疏于向梁老请安。某次在澳门某展览场合遇到他老人家，趋前开玩笑道，梁老，还记得我吗？梁老眼睛一亮，以沙哑声音提足中气回应，你从月球来的？怎么这么久不来？言下颇有责怪之意。梁老年事已高，少来香港，作为晚辈的我，赴澳门时，总找机会去他家坐坐。有一回，在他老人家家里，首次见到满头白发的长女，精神畅旺，随口问其生肖，答曰属虎。一九三八？不，是一九二六。啊！与英女皇同岁，女儿都八十，哦，老人家也过百岁了。又有一次拜访梁老，他抱怨记忆力不好，自己作的诗也忘记了。我当时轻松地问他，你的老友陈伯达写回忆录说，你老人家介绍他参加国民党，他没有参加，也得了个“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是否真有这回事。梁老摆手拧头，愁眉深锁，一脸惶恐，惊慌地说：“我不是国民党，我不是国民党。”神情紧张，如祸将至。我马上安慰梁老说，我不是中央专案小组，不用担心，只是看了陈伯达的回忆录有好几处提到你老人家，求证而已。看来他老人家的心力、记忆力真是不行了。告辞时，梁老虽然腿力不足，站不稳，也坚持要送我至电梯口。家人赶紧搬藤椅，搀扶老人家出来，礼仪周周，弄得我真不好意思。记得老人家七八十岁走路时，依然步履轻盈，一副非常轻松的样子（但血压低，曾经在路上晕倒）。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赴澳门，到科技大学参加一项活动，本拟再探梁老，但时间实在太紧迫，也就作罢，连电话也没打，隔两天阅报，始悉梁老就在那天往生了。生老病死，人之常态，过百岁的人，随时报丧，不足为奇，但梁老往生，却总令我有点怅惘。许多往事，在脑间萦绕。记得尝问梁老，为什么来澳门，梁老说他在印度尼西亚排华时避走北京，没多久，“文革”骤起，女儿也想参加红卫兵，局面比印度尼西亚排华时还要乱。梁老跑惯码头，当机立断，在京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竟能全家安然迁居澳门避乱，也算万幸了。

有次梁老与女儿去广州，拟住华侨大厦，虽然并非客满，接待人员也不肯租一间房与他父女，而是拆散父女，分别安排与别的不认识的人住通铺大房。梁老很生气，只好亮出澳门归侨总会会长身份，才获准租房。梁老说平常不大愿意表露的，那次实在气不过才公开身份。那个时期，“四旧”尽破，连“与人为善”的传统古训也一并破掉，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尽毁，劣根性尽显，举国所见，尽是小吏横行，手中有小小权力，就用到尽，喜支配人，总路线是“与人为恶”。梁老说，有好多华侨，千里迢迢，回到日夜想念的祖国大地，但所遇所见，与想象有太大落差，往往气得他们嚷着要跳海跳崖！梁老对大陆上许多反常反智反动现象，极为反感。尊孔中学。或可以说，梁老是国民党反蒋分子，至于是否兼任共产党地下党，则未见档案记录。天地刘文良兄曾开玩笑说过，梁老两兄弟在福建轮值，建国前梁老是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一九四七月七月二十三日），建国后，哥哥撤出，弟弟进来。

梁老党籍问题，生前未便探问。虽然老人家亲口否认他是国民党，但文献上记载，梁老历任中国国民党厦门市党部筹备委员、中央党部海外部侨民运动指导委员、福建省党部书记长等职。他早年主持的黎明中学，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巴金就是该校教员。而无政府主义，是不容于国共两党的。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先后任命梁老为惠安县县长、永泰县县长，次年闽变时梁也有出任顾问，到闽变失败，梁也被通缉。后应于右任、邵力子之邀避走陕西，旋出国到马来西亚

梁老名披云，学名龙光，号雪予，福建永春人。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丁未二月初二生。一九二六年上海大学毕业，梁老说上大是瞿秋白主持，校长于右任。梁老后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大学院，攻读农业经济，他说大学院对研究生照顾周到，可专心钻研学问。梁老三十年代开始从事文教工作，并奔走海内外，参与救国活动。历任泉州黎明高级中学、荷印棉兰苏东中学、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中学、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国立海疆学校校长，并曾主吉隆坡《益群报》、印度尼西亚《火炬报》笔政。抗战期间参加南洋华侨慰劳团返国劳军，后回不了南洋被迫留渝，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渝期间，与于右任往还颇密。梁老时常谈及于右老，对于氏十分尊敬，七十年代常言及大陆许多地方旧日有于老题字，或被涂掉名字，或整个铲掉，无知的红卫兵以为于老是追随蒋公去台湾的反动派。梁老说，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于老本不想去台湾，但一下子投共，思想上也转不了弯，周恩来建议先去南洋避一避再说，但老蒋厉害，让于坐的飞机一下子飞去台湾，于老也无可奈何。后来临终写有“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一诗。

梁老开会，或与人闲聊时，辄手指转动，有似扶乩，实为练习书法，构思字形和行笔、结体。此一习惯即学自于右老。梁老工诗善书，七十年代初笔者得老人家赐墨宝二纸，均系行书自书诗，其一装裱成轴悬于壁间，日夕吟诵，其诗云：“紫荆香馥木棉红，袅袅轻烟翦翦风，最是莺飞三月暮，万家帘幕绿阴中。”过两三年又蒙赐自书诗一整册，我双手承接时老人家还笑着翻开最后一页，指着末行说“大胆”，原来上款直书小名礼平二字，省了“先生”、“兄”、“弟”之类客气称谓，这在我看来更为亲切！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