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记得1947年春节期间，一位朋友请吃“年酒”，我和顾颉刚先生同桌联席。酒过三巡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辛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2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指抗战胜利以后——作者注）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希望你们精益求精，继续前进，不负众望所归。”他这番话，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应该说，也是大体上符合历史真实的。当然，他那时没有看到过红色区域的报纸。

这中间，《大公报》所占的权威时间最长——从1926年9月至1945年10月，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最大——1940年曾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授予奖章，认为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它的成功，谁都知道，主要是靠张季鸾先生那支笔，其次是胡政之的经营、吴鼎昌的资本以及全体同仁的努力。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

我是从《大公报》跨进新闻界大门的，从学“场面”到生、旦、净、末、丑，直至最后“挑大梁”，都是在他和政之先生的细致指导和严格要求下逐步学会的。而且，在他的晚年，肺病已发展到末期（当时还没有肺病特效药），他每次从重庆到香港疗养，一住几个月，只要能抽空，必约我到他的旅舍对坐长谈。从他的经历到心得、经验，从文字锻炼到推理方法，无所不谈，真是循循善诱，希望我尽快成熟起来。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知道来日苦短，而事业要后继有人，他显然是希望王芸生兄和我能成为他的“传人”——接班人的。

他是1941年9月在渝病逝的。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港时，有一天和我长谈后，曾气喘吁吁地说：“我的身体实在不行了，希望能熬到胜利，我打算请半年假，彻底疗养，到燕京大学去住住，抛开一切，精神好时，和学生们谈谈经验和体会。”我说：“那么，我也请半年假，当你的助教，把你讲的详细记录下来。”他笑着说：“我暂离报馆，你就更忙了，哪有工夫陪我去？”

他每次来港，还不时同我去吃小馆子，多半是新开的河南馆“厚德福”，有时也约金诚夫兄——当时港馆的经理同去。他知道我不吃鱼腥，自己总只点一味“瓦块鱼”，其余的菜，都叫我选：“铸成，你喜欢吃什么，尽管点，不要怕贵；要吃得香，尽可能多吃，身体是最宝贵的本钱，要保养好。我自信脑子还十分管用，就是体力不行，力不从心了。”我们边吃，也时常边议论报纸。他对其他报纸不多谈，只注意金仲华兄主编的《星岛日报》，有时《星岛日报》有一篇好社论，一个好标题，他会赞不绝口。对羊枣写的时事评论，也十分注意。曾说：“这样的分析，对海外人士的抗战热情，会发生极大的鼓舞作用。”

四川银行界有名人物康心如、心之兄弟，是季鸾先生留日时的好友，他们的哥哥心孚，早年与张尤莫逆，曾多年在《民立报》、中国公学等处共事。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心孚已辞世。1938年武汉失守，汉口《大公报》迁渝出版后，张的肺病加重，经常在心之的汪山别墅养病。1940年下半年他最后一次来港返渝后，即在汪山缠绵不起。而那年6月，《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他还连日奋力写寄“本报重庆专电”，文采和特色依然。1941年9月6日，这一代报人就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我曾于第三天赶写出一篇《张季鸾先生年表》，刊之报端。并在一星期内不饮酒，不参加应酬。国民党在港的机关报《国民日报》总编辑王某曾撰文对张讥刺，我怒不可遏，立即写文痛驳。这些，都可说明我对季鸾先生的崇敬和知遇之感。那时有人说，张的不拘小节以及旧文人懒散的作风，我也亦步亦趋，刻意模仿了。

不少人认为，他在“九一八”后的言论，往往“右”袒蒋及国民党，此中主、客观原因，我拟在后文就我所知及理解水平，试做分析。但据我所知，在他生前，《大公报》跟蒋和国民党，从没有发生过任何经济关系。

1946年3月，我向《大公报》辞职，再度回《文汇报》主持笔政，这已是张逝世五周年后的事了。我曾屡次自问，如果季鸾先生还健在，我能否下这个断然的决心呢？

1946年5月，我改组和重新主持的《文汇报》，由于受到宦乡、陈虞孙、张锡昌诸兄的影响和通力合作，在政治态度上，是和当时的《大公报》大有不同的。狂妄一点说，即在版面安排上，编辑技巧上，或在内容的充实上，也颇有突破，颇有创造性的。季鸾先生在天津时曾说过：“我全神贯注，对第一张是有点自信了，而第二、三张，则精力不济，自己看了也很不满意。”1946年及以后的《文汇报》，也日出三大张，读者对我们从社论到副刊，从头到尾，一般都认为精神饱满，版版充实，是满意的。但尽管如此，我毕竟是“富连成”出身，即使改唱了“麒派”，在行“腔”韵味上，在编排艺术上，总还脱不了“谭派”的窠臼。所以，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芸生、杨刚、李纯青等准备南下等待上海解放，周总理为我们在怀仁堂饯行，曾谈到《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还含笑对我说：“铸成同志，你不也是《大公报》出来的么？”

开创新记《大公报》的“三杰”中的政之（胡霖）、达诠（吴鼎昌）两先生也于1949年、1950年先后谢世。曾参加初期编辑部工作的骨干，如许萱伯、李子宽、金诚夫、曹谷冰、王芸生、何心冷、杨历樵诸兄，也已先后成为古人。了解创业初期的历程，与季鸾先生接触较久，较全面地理解他的抱负、品质，亲自受到他的教诲和熏陶，从而能较准确地评价他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的人，显然是屈指可数了。

在60年代初期，曹谷冰、王芸生两兄曾合写《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我也写过《旧大公报三巨头杂记》，分别刊在全国政协和上海市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上。一般熟悉旧时代的人，认为都近于偏颇，检讨多于事实，特别对张的功过，衡量失于平允。那是无足怪的。当时，历史主义、实事求是等等原则，都被抛之脑后了。海外也已出版几部评述季鸾先生的书，则似乎又近于另一片面，有的只是一鳞一爪，有的无限加冕，奉若神灵，若季鸾先生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惶恐的。他是那么谦虚，常常说报纸文章生命极短，所以他作文从不留底或剪存，生前也从未出过文集。

我也想以一“家”之言，就所知、所闻及长期的亲身感受，为季鸾先生写一篇小传，定名为《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以怀念这位杰出的前辈、本师。为什么不加“伟大”“卓越”这类的形容词？我认为，报人这个称谓，就含有极崇敬的意义。

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吧。

季鸾先生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逝世，度过了整整三十年的记者生涯。初期是备历坎坷的，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以后，十五年间，驰骋报坛，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在欧美报人中亦不多见。

事有凑巧，我从1927年当记者到1957年被迫搁笔，也恰是整整三十年，而历程却极不同。前十年，我在他的卵翼和指引下，成长相当顺利；我1938年进入甫创刊的《文汇报》，自己“唱主角”以后，二十年间，却备历艰辛和折磨，报纸被停、被封，停了再易地出版，达五次之多。最后且被戴上了“鼎鼎大名”的“桂冠”，记者生命，几乎也像季鸾先生一样夭折了。

幸运的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又重见天日，而且复活了我的写作生活，新闻旧事——当然以旧闻为主，四年多中已写了近二百万字，而且在五所大学的新闻系兼任教授，还亲自带了四个研究生，季鸾先生生前向往而未能实现的事，我可以有条件实现了。当然，也像“梅派”弟子一样，论艺术水平、功力和“底气”，比梅兰芳先生本人，要差得远了。

试写季鸾先生的传，我不惴愚陋：主要想把这位报人的经历、气质、情操乃至声音笑貌，再现在读者面前。也想以他为主轴，大概描述一下“辛亥”以来旧中国报界的一般面貌，并反映当时的政坛逸闻。

个人的见闻有限，加上年近八旬，文思日见枯竭，记忆力也日就衰退，疏漏之处一定不少，分析尤限于水平，很难恰如其分。希望海内外朋友和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