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
当我们走进上海的大门——外滩时，首先听到的是黄浦江上的汽笛长鸣和海关大楼响起的钟声。那是上海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接着，我们可以看到那一道由万国建筑博览群组成的刚健雄伟、雍容华贵的天际线，它展示了作为现代国际大都会大上海的光辉形象。当我们转身西行，乘着叮当作响的电车驶进夹道满是梧桐树的淮海中路时，又会在不知不觉里被空气中弥漫的法国情调所悄然迷醉，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张爱玲所说的“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除了这张爱玲所特别钟爱的上海“市声”外，我们还能在电影、舞厅和咖啡馆里找到世界的脉搏和时代的节奏，找到上海的声音。丹尼尔·贝尔认为，“一个城市不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上海是中国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它不仅使古老的中国奇迹般地出现了时尚繁华的“东方华尔街”和情调浓郁的“东方巴黎”，而且催生了中国的城市文化——海派文化，催生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第一个交响乐团、第一所音乐学院和诸多的“第一”……
“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它是class（阶层）、color（色彩）、classic（经典）和club（会所）的“混搭”，但在加上一个“老”字后，却又似乎多了层特殊的“身份认证”。因为，一提到“老克勒”，人们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些崇尚高雅、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精致、时尚生活方式的“上海绅士”们。而今，“老克勒”们虽已渐渐离去，但“克勒精神”却以各种新的方式传承开发，结出新果。为此，梳理其文脉，追寻其神韵，同时将“老克勒”所代表的都会文化接力棒传承给“大克勒”和“小克勒”们，理应成为我们这些“海上赤子”的文化指向和历史天职。于是，“克勒门”应运而生了！
“克勒门”是一扇文化之门、梦幻之门和上海之门。推开这扇门，我们就能见到一座座有着丰富宝藏的文化金山。“克勒门”是一所文人雅集的沙龙，而沙龙也正是一台台城市文化的发动机。我们开动了这台发动机，就可能多开掘和发现一些海上宝藏和文化新苗，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陈述、交流、碰撞和汇聚。
“克勒门”里美梦多。我们曾以“梦”为题，一连推出了十二个梦。“华梦”“诗梦”“云梦”“戏梦”……从“老克勒的前世今生”到“上海名媛与旗袍”，从“海派京剧”到“好莱坞电影”，从“小口琴”到“大王开”……在“寻梦”中，我们请来作家白先勇畅谈他的“上海梦”，通过“尹雪艳总是不老”来阐明“上海永远不老”的主旨。当然，上海的“不老”是要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实现的。于是，我们紧接着又将目光指向年轻人、指向未来，举行了“青梦”，三位上海出生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小克勒”回顾他们在青春路上的种种机遇、奋进和梦幻。梦是现实的奇异幻境，可它又会化为朵朵彩云，洒下阵阵细雨，永远流落在人世间。
“克勒门”里才俊多。这里有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演员、记者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他们不仅在这里回顾过往、将记忆视为一种责任，更是以百年上海的辉煌作为基点，来远望现代化中国的灿烂未来！有人说，“克勒门”里的“同门人”都很“纯粹”。纯粹（pure）和单纯（simple）还不完全一样。单纯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纯粹，是知晓世事复杂之后依然坚守自己的主观选择。因为“纯粹”，我们无所羁绊；因为“纯粹”，我们才能感动更多“同门人”。
“克勒门”里故事多。还记得当“百乐门”的最后一位女爵士乐手、八十八岁的俞敏昭被颤颤巍巍地扶上舞台，在钢琴上弹起《玫瑰玫瑰我爱你》时顿时青春焕发的动人情景吗？还记得“老鸿翔”小开金先生在台上亲自示范、为爱妻丈量旗袍的三十六个点的温馨场面吗？当见到白先勇在“克勒门”舞台上巧遇年少时的“南模”同窗，惊讶地张大眼睛的神情和“孙悟空之父”严定宪当场手画孙悟空，以及“芭蕾女神”谭元元在“克勒门之家”里闻乐起舞，从室内跳到天台的精彩画面时，你一定会觉得胜似堕入梦中。当听到周庄的民间艺人由衷地用分节长歌来歌颂画家陈逸飞，九旬老人饶平如初学钢琴、在琴上奏出亡妻最爱的《魂断蓝桥》，特别是当配音艺术家曹雷在朗诵她写给英格丽·褒曼、也是写给自己的那首用心写的短诗时，你一定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动！还有，作家程乃珊的丈夫严尔纯在笑谈邬达克精心设计的绿房子时所流溢的得意之心，和秦怡老师在“王开照相馆”会场外意外发现亲人金焰和好友刘琼照片时所面露的惊喜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片片难忘的历史的斑痕和一阵阵永不散落的芳香……
记忆是一种责任。今天，当我们回望百年上海时，都会为这座曾经辉煌的文化大都会感到自豪，但也会情不自禁地为那一朵朵昔日盛开的文化奇葩的日渐萎谢而扼腕叹息。作家龙应台说，文化是应该能逗留的。为了留下这些美丽的“梦之花”，为了将这些上海的文化珍宝串联成珠、在人世间光彩永放，“克勒门”与发祥于上海的“老牌”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筹划出版了这套“克勒门文丛”，将克勒门所呈现的梦，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这里，我们所推出的这本书是曹聚仁先生1962年所著的《上海春秋》。
当今，很多人虽然身在上海，但却不知其“春秋”。曹聚仁先生的这本书像是一本上海的地方志与导游图，将我们带进了一个记忆的“大世界”。其实，我家当年就住在真正的“大世界”附近。
大世界附近有个“八仙桥”，“八仙桥”附近有个“日新池”，父亲陈歌辛每当晚上写作疲累时，常会去那儿泡浴，然后再到一旁的“黄灯泡”去吃大排档。当年，我家就住在离大世界不远的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邻家的邻家就是杜月笙家。记得杜月笙过六十大寿时，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还纷纷溜进杜家院子里听孟小冬唱京戏呢！就在那条路上，还可以常常看到卖葱油饼和油燉子的小摊头和听到卖香烟和檀香橄榄的叫卖声。出华格臬路口朝右一转就是沪光电影院，在那里常可看到新上演的好莱坞电影。朝左一转，横在面前的正是那条令人情思飞扬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沿着霞飞路，拐入雁荡路，就是当年常开露天音乐会的法国公园。沿着霞飞路，弯进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似乎依稀可闻法国作曲家马思涅的“沉思”乐声从里面袅袅传出。沿着霞飞路，绕过国泰电影院，就是当年父亲多次举行音乐会、也是《梁祝》首演的兰心大戏院。沿着霞飞路，转进汾阳路，顿时可以聆听音乐学院的悠扬琴声和远眺诗人们在普希金铜像前朝圣。啊！霞飞路啊霞飞路，你真是一条霞飞雁落、梧桐盛开，充满法兰西风味的情人之路呀！
小时候，我们每年都要到南市“如意里”的“老祖宗”（妈妈的外祖母）家里吃年夜饭。那一带的风景与霞飞路全然不同，是与城隍庙、九曲桥、小笼馒头五香豆相关联的另一种老城厢文化。我们都知道上海的城隍老爷叫秦裕伯，但都不知道赫赫大名的电影明星秦怡就是他的后代。秦裕伯是著名词人秦观的八世孙，他是在元朝为官的汉人，清廉利民，为人堂堂正正。元亡明兴后他弃官回家，朱元璋欲重用而未果，于是就在他死后封其为上海城隍正堂。为了这段趣闻轶事，当时的上海影视公司还特地为“正宗老上海”秦怡拍了部纪录片《城隍的后代》。
讲到城隍庙，讲到上海的“土”，就会想到本书的作者、从浙江农村走来的自称为“土老儿”的曹聚仁先生。“土老儿”应是指居住在浦东、青浦、南汇等地的“原住民”或周边来的“乡下人”，而外来的移民在融入上海后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上海人”或“城里人”。虽然，我们讲上海历史时也可以说得很悠久，甚至可以远溯到一千八百年前晋代袁山松为防御孙恩而修筑的“沪渎垒”。可是，“七百年前的上海，只是扬子江口所堆积而成的沙洲，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村镇只有七八条街巷，居民不及一百户。村民以捕鱼为业，家家张着捕鱼的网罟，左近小河滨上，横着几十条小船，水面群鸭浮游其间。黄浦江，有人比之为纯洁的处女，除了芦苇，别的也没有什么代表渔村的情调”（曹聚仁），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百年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曹聚仁）所以，作为现代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主要是由文化与居民结构而非历史和地域来界定它的身份标志的。作为“城外人”的移民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体，租界与移民文化是它特有的基因。所以，有时以“他者”的眼光看上海，反而客观，反而清楚，反而仔细，反而透彻。
“克勒”是一种气度、一种格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克勒门”和“克勒门文丛”，寻找上海，发现上海，书写上海，歌唱上海，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有历史守望与文化追寻的梦中人，传承和发扬高雅、精致和与时俱进的海派文化精粹，用我们的赤子之心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