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之一：人工智能与大脑复制

我：今年是艾伦·图灵年（注：当时是2012年。为纪念图灵诞生100周年，图灵100周年纪念咨询委员会将该年命名为艾伦·图灵年）。图灵这个人对计算机科学的影响非常大，被不少人尊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他在1950年提出的图灵测试现在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而且成了计算机界的一项有趣比赛。

小汤：娄布诺奖（Loebner Prize）？

我：对。

老汤：图灵测试是干什么的？

我：图灵测试是图灵建议进行的一种实验，为的是试图回答人工智能研究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机器是否能思维？测试由一组裁判利用计算机终端来提问，计算机分别与两个看不见的答问者相连，其中一个是人，另一个是利用人工智能设计的会话计算机程序，俗称聊天机器人（chatbot）。裁判们通过5分钟的问答来投票判定哪个是真实的人，哪个是聊天机器人。图灵曾经预言，到2000年，30%的裁判会被聊天机器人所蒙骗，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果真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机器是可以思考的。在每年举办一次的图灵测试中，能骗过最多裁判的聊天机器人会被授予“最人类的计算机”奖，也就是娄布诺奖。不过图灵的预言并没能实现，最接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离30%只差一票。每年的图灵测试的结果，并不必然会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而逐年提高。这是因为作为聊天机器人对手的真人也会不断提高自身回答问题的技巧，使得裁判们更容易辨认出他们才是真实的人。

小汤：由此说来，图灵测试就是人与人工智能的博弈。一方面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使聊天机器人能更好地伪装成人；另一方面是人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才是真实的人。

老汤：这项博弈实际上还是围绕着几千年来哲学上的一个古老命题：怎样定义人自身。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区分人与动植物。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有三种灵魂：第一种是“营养性”的，源于生物滋养和生长，为动植物与人所共有；第二种是“欲求性”的，源于运动，只为动物与人所有；第三种是“理性的”，为人所独有。其最关键的特性是灵魂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行为的起因。也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用行为上的能力来区分人和草、木、禽、兽。这与图灵测试似乎有相通之处，图灵提出的正是以机器的行为来判定它是否能思考。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笛卡儿不但认为灵魂只有一种并仅为人所独有，而且自我以至整个世界的存在不是取决于感觉、认知、体验等等，而是取决于思维。从而有了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

我：人工智能对哲学的一项重大挑战正是在这方面，如果有一天机器具有思维的能力，那到底如何定义人、如何定义自我？当然，思维的定义也许不像图灵提出的那么简单，比如笛卡儿的“思”应该是更广义的，不单单只涵盖逻辑思维和分析。但只要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总是有可能实现的。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哲学家们不但要区分人与动植物，还需要区分人与越来越智能化的机器。计算机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人类的特质。一些以前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像逻辑推理、分类归纳恰恰成了计算机的强项。而有些本不为人特别重视的能力，像漫无边际的闲聊和写作这类需要一定想象力或创造性的行为却是计算机所望尘莫及的。这样看来，人类对自身的定义也许不再能仅用一两种能力来界定，而是需要一个综合且多元的组合。

老汤：中国先秦哲学家荀子说过：“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群在这里指组织群体行为），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我认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亚里士多德讲的三种灵魂说，近于科学，或者常识。而荀子讲的是“人”与水火、草木、禽兽的根本性的不同，归根结底要讲的是“人”是社会功能的，正因为人有组成群体的能力，由此引申出“人”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群体。但是，荀子同时又讲到，“人”和“水火”、“草木”、“禽兽”一样都是“有气的”，即是说，其存在都在于有“气”，就这点说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灵魂说又有相似处，因为照亚里士多德看“营养性”的“源于生物滋养和生长，为动植物与人所共有的”，因此可以说第一种“灵魂”为人、动植物共有的。但是，中国的“气”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有各种说法：如庄子认为，人的生死是“气之聚”和“气之散”，当然一切事物的存毁都是“气之聚散”, 《管子》把“气”分为两种，一个物质的（如“人的身体”），这叫“形气”；另外一种是指人的精神（或相略当于“灵魂”），这叫“精气”。这两种“气”聚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活生生的人。人生在世，得负起做人的职责。孟子甚至把人的“正（正义）气”称为“浩然之气”，而“浩然之气”如何养成？是“集义所生”，是在不断地积聚人修养“正义”的内在精神，还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这种内在精神，这就和人的道德修养有关了。此后，在汉朝，大体认为人的“身体”为“形气”构成；而人的“精神”（或“灵魂”）是由“精气”或“灵气”构成，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成为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人之所以成为“真正的人”，是要看他能把其修养的“浩然之气”实现在人生历程之中，这当然又与道德修养有关。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用行为上的能力来区别人和草、木、禽、兽，这与图灵测试似乎有相同之处”，那么，中国先秦至两汉禀受“气”的不同来区别“人”和水、火、草、木、禽、兽的区别，而“人”和其他的、水、火、草、木、禽、兽的不同在于人有“道德”，而且其道德修养应见之于其社会实践，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可能无法与图灵测试有相似处吧！因此，“中国人”要真正深刻理解西方哲学不大容易，同样“西方人”要真正深刻理解中国哲学同样不大容易。

小汤：其实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性和定义不光受到来自人工智能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受到来自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挑战。多年前，判定人的生死是以心跳是否停止为准。但如今心脏都可以移植，心跳与否自然不能再用来当准则，所以医院目前是以脑死与否来判定生死。然而随着基因研究的不断深入，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很多过去不可思议的事都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各种器官移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特别是干细胞研究的突飞猛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自体器官的再生也不是不可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身上的零部件全部换过一遍之后，他还是不是“他”？换句话说，我们到底如何定义自我？粗看起来，身上的什么部件都可以换，但是脑子不能换。换了脑子，你就不是“你”，我也不是“我”了。这似乎意味着，除了大脑，我们身上的所有器官、肢体等等都仅属于“我的”的范畴，唯独大脑才真正属于“我”。

我：严格说来，大脑不过是个信息存储器，只有那些存在里面的信息才真正定义了你、我、他。然而，存储于大脑神经元里的信息与存储于计算机里的信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所以从理论上讲也是可以复制的。假如有一天我们能将某人大脑里存储的全部信息复制下来，存入一个应用未来的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的空白大脑，这岂不意味着复制了一个人吗？

老汤：即使真能做到了所有这些，大概也并没有真正复制出同一个人。因为人的思维是不停顿的、瞬息万变的，而且还可以是跳跃式的。而复制信息却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在瞬间完成。在复制的过程中，脑子里的信息就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复制的仅是“过去”的全部信息，产生的是一个与某人在某一时刻具有相同思维“背景”的新人，而并非复制了那个人。

小汤：这应该就是自由意志论吧？

老汤：可以这么说。

我：信奉决定论的人未必会同意这种说法。从决定论的角度看，一个人在“下一刻”的思维是由他脑子里存在的信息与周边的环境所决定的。理论上说，如果在复制的过程中将环境的因素也一并考虑进去，还是有可能复制出同一个人的。这就像一个物理系统，如果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都是完全确定的，它在任何时候的状态也就完全确定了。

小汤：恐怕没这么简单。我们对人脑思维模式的了解还并不透彻，很难说下一刻的思维是否完全取决于大脑的现状与周边的环境。

我：用生物学的方法复制大脑离实现还遥远得很。不过，用计算机模拟来建构一个数字大脑的尝试若干年前就开始了，这可能才是目前真正值得注意的、比较现实的研究方向。瑞士有个“蓝脑”工程（Blue Brain Project）,“蓝脑”是在分子层级上对大脑进行模拟，2011年他们已经造出了约有100万个细胞的模拟老鼠大脑。预计到2014年就可以达到1亿个神经元，从而模拟整个老鼠大脑。他们的野心是在2023年完成对整个人脑的模拟。最近哈佛大学有人对线虫进行全面的模拟。线虫的大脑只有300个神经元，比较简单。他们的数字线虫不但有大脑，还有受大脑控制的躯体，并且“生活”在精心打造的虚拟环境中。它可以做真实线虫所能做的各种事情，比如可以“觅食”、“消化”、逃避天敌和“繁殖”等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老汤：用计算机模拟一个与“我”完全相同的“我”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用计算机模拟时，“我”对此是排斥的，会有意无意地制造使计算机得跟着不同的变化。它永远追不上这个“我”的思维的变化，永远是计算机在追“我”的变化，如“我”的变化是无休止的。在这中间不仅有时间差，可能空间也会有变化。因此，我认为只能制造一个极为相似的人，但这个人只是“幻化人”，正如僧肇在《不真空论》中引《放光般若经》所说：“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如果说“幻化人”从各方面（身体的、思维的、精神的等等）说与真人都一样，但它们在性质上却不一样。“幻化人”毕竟不是“真人”。

我：这个问题很大，它牵涉到我们存在的世界到底是真实的抑或是虚拟的？

小汤：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模拟世界，那么是否还有“幻化人”与“真人”的区别呢？

我：老汤身体不好，“模拟世界”的问题还是留待下回分解吧。

小汤：《不真空论》有英文版吗？

老汤：应该有英译本，我去帮你找一下。你们看看之后，我们下次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