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序

1991年春，我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开会，会后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分别作了朱子、湛甘泉的报告。当时，我的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著作《有无之境》刚刚出版不久，所以我也很留意日本学者在阳明学领域的研究状况。1994年春，我又到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九州大学参加会议，通过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和他们的学生，对日本的阳明学研究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在90年代初期的这两次访日交流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日本学者对王阳明本人思想的研究，应该说90年代初我们的王阳明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超迈日本的研究，而是日本学界对阳明后学，即对整个阳明学所作研究的广泛性。我在日本的《阳明学》杂志封底看到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书目的广告，涉及阳明后学的既多且广，引起我的关注，感到在整个阳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当时和日本学界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在50年代以后，至少被各种政治运动耽误了三十年之久。

由于我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而北京大学是全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使得北大学者往往比其他大学的学者更有一种自觉站在全国学术角度考虑问题的学术意识，于是在我的观念中便对学界阳明学研究的布局有所考虑。在这个时期，我在北京、宁波等几次学术会议上谈到我们在阳明学研究领域与日本的比较，提出应重视阳明后学的研究。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宋明理学》一书中也对阳明后学王龙溪、王心斋、罗近溪等做过一般论述，但我想推动的主要是加强对阳明弟子及后学专人专书的专题研究。然而，我自己却并没有因此投入这一研究领域，照理说我在王阳明哲学研究结束之后转向阳明后学的专门研究，本来是顺风顺手的。其原因是，《有无之境》出版后一年，一位同事找我谈，说他想研究王阳明之后的明代哲学，我明白他的意思，当即说你研究阳明后学吧，我不研究了。如大家所知道的，此后一个时期我就转向古代宗教与伦理的研究了。

因此，对于我个人来说，此后推动阳明学研究的努力，并不是由我带头操刀下手，除了在学术界的呼吁外，更多是体现在我指导博士生的方向。1995年国翔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的研究生班，选定王门高弟王龙溪为研究方向，1998年他又考取了北大中国哲学博士班，继续进行王龙溪思想的研究，都得到我的赞许。本书全面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研究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成果，此一成果的完成超迈了当时日本与海外已有的王龙溪研究，故他的研究与成果可以说是我国学界开始重视、深入阳明后学专题研究的一个标志。从国翔开始，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涉及明代的有：湛若水、王龙溪、邹守益、罗近溪、焦竑、顾宪成、高攀龙、黄道周、刘宗周、黄宗羲、李二曲等。在同一时期，我国南方如上海、浙江的学者也都因与日本学界的接触而逐步开始加强阳明后学的研究，而且发展较快。如21世纪开始，在国翔博士论文完成的同时，浙江省确立了“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和“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作为这两个课题的结果，2006年到2009年，《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与《阳明学研究丛书》先后出版，既突显了浙江学者为主体的阳明学研究成果，也明确显示出阳明学研究在我国开始走向兴旺。正因为有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高校和学者十几年来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 2009年在杭州的国际阳明学会议上，我在大会讲话中说，今天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包括阳明后学的研究，已经超过日本，这是我甚感欣慰的。

然而，需要指出，与其他时代儒学思想史研究有所不同，明中后期的阳明学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事业。阳明学的思想辨析，细致而深微，阳明学思想家的讨论，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正理解这些讨论，对人的心智能力是一个考验，决不是浅尝辄止可以进入的。大约十年前在北大哲学系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有一个参加答辩的老师说，我最烦的就是看理学的论文，这有代表性地反映出理解和进入理学话语对一般学者的困难。阳明学研究对学者心力的考验决不下于西方哲学，甚至，就连我这样研究理学的资深熟手，今天深入其中，也有时觉得力不从心了。以至于，我偶尔会想起朱子六十多岁时曾对学生说的话：“某向来分别得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这般所在都说不到。”今天，我们的阳明学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深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除了阳明的及门高弟，以下二传三传，其流裔直至晚明，代代都有可观者出现，其中有待研究者大有人在，有待研究的问题也所在多有。而在每一项研究中达到较高水平，皆要付出全副心力，绝非易事。所以，未来的阳明学研究需要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精力参与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我一向强调博士论文的选题要避免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题目尽量不要再作，力求开展新的研究，以作没有人研究过的题目为最好。如国翔完成的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再图超越很不容易。但2007—2008年北大哲学系竟有两位博士生要选王龙溪为题目，我在开题会上明确表示不赞成，理由就在这里。今年我收到两篇南方大学王阳明哲学的博士论文评审，完成的水平我都是不满意的。目前我国王阳明与阳明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不是随便可以超越的。博士生选题一定要从已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去寻求突破，论文才能有所创新。我国阳明学研究的格局也才能更加丰满。这个经验之谈希望引起指导教师和青年学子的重视。

国翔的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研究，如前所说，是我国阳明后学专人专书研究的先锋，其著作《良知学的展开》不仅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该书的出版在这个领域起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国翔此项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研究注重与台湾学界的交流，他在硕士阶段做的研究即在台湾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先在台湾印行，他在博士生期间还曾赴台湾访学，这使得他的研究不仅能够吸收台湾学界的相关成果，也使得他的研究在台湾学界广被认可和重视。近二十年来，台湾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自有其限制，但我常常说，与国外汉学不同，台湾学界研究的平均水平较好，是我们研究的最好“他者”，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文史哲类研究，若不能在台湾学界得到相应的评价和肯定，便值得认真反省。

国翔的这部研究王龙溪及阳明后学的书最初印行是在2003年，相比于我的关于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书，不过相差十二年，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各自代表了两个世代。我的书完成了我的世代赋予我的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使命，而国翔的书则承担了他的世代开启阳明后学研究并使之发展的使命，故他此书的出版也标志了我国阳明学研究的世代交替。我也期待，他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多的创获、做出更多的成果。

国翔的书要出增订新版，我就拉杂地写了上面这些话，以为新序。

陈来

2015年7月8日于清华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