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首先请看一个阳性词与阴性词结合的典范。

让·佩兰这位善良的神父常常梦想，因为他是诗人。

将晨曦许配给月光

在此出现的是一个永不会出现在英国圣公会牧师嘴唇上的愿望，因为英国牧师只能在一个没有名词性别的语言中梦想。为这次诗人所欢呼的词的结合，法尔木蒂耶教区的所有喇叭花的铃儿，无论是挂在篱笆上的，或是挂在灌木丛上的，都一个劲儿地吹响了。

第二个例证却颇不相同，它将述说在物件中的阴性王国。我们从作家拉希尔德的一个故事中将它借来。这是她青年时代的一则故事，可能也是在她写《维纳斯先生》的时期写的。拉希尔德的故事述说一群蜂拥而至的鲜花把肆虐托斯卡恩平原的瘟疫医治好了。当时，玫瑰是精力充沛的阴性征服者和支配者：“玫瑰，火红的嘴，火焰般的肌肉（舐着）不可腐蚀的大理石。”其他属于“攀登手那一类”的玫瑰登上了钟塔。“以尖拱形投射出她们葳蕤如林的凶刺”，她，——攀登手那一类——“紧紧抓住一根绳子往上登，使绳子在她年轻的头颅下荡漾”。当她们成群结队而来拉动绳子时，可以听到警钟敲响的声音。“玫瑰拉响了警钟。在多情的天空中的一片烈火上，又增添了玫瑰热烈芬芳的火焰”。于是，“群花的队伍响应了皇后的号召”，要以花团锦簇的生活战胜受诅咒的大地。各种具有雄性名字的植物，以比较缓慢的节奏，紧随着普遍的冲动：“雌蕊犹如指尖的忍冬，好像用它们带爪的手前进，那些绿色灰色的平民、狗牙根、石松、木樨草，源源不断地在无垠的地毯上涌现，先锋队喇叭花在地毯上迅跑，狂热的喇叭花托着酒杯，杯中散发出蓝色的陶醉。”

因此，在这样一篇文章里，阳性名词及阴性名词是经过仔细挑选并明确对照的。如果继续沿着拉希尔德的故事进行我们已开始的性别分析，我们不难再找到其他证明。

说到舐大理石的玫瑰，精神分析学家很容易编出一篇故事来，但是给一篇富于诗意的文字加上太不相干的心理责任时，他们就会剥夺我们说话的快乐。他们就会把词从我们口中撤销了。对一页文学作品用词的性别分析——词性分析——是根据某些价值准则的，这些价值准则在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及思想家看来，似乎相当肤浅。但是这样的分析在我们看来，却是一条研究路线——自然还有许多其他路线！——可用来安排言语单纯的喜悦。

总之，姑且将拉希尔德的这页文字归入超阴性的档案吧。同时，为避免任何混淆，我们姑且回想以下事实：拉希尔德于192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为什么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根据以上所引例证，我们要补充说，某些明显标有受偏爱的语法性别或对阴阳性精心平衡的文章，若在一个没有性别的语言中表达出来，就失去了它们一部分的“魅力”。现在适逢一篇颇典型的文章，我们重复了这一看法。但是这看法并未离开我们的思想。它将永远是增强我们在阅读中幻想的信心的一种论战依据。

那么，让我们津津有味地阅读某些满足我们癖好的文章吧。

如果我们没有对“草原”及“黎明”等名词的阴性产生反应，那怎么能体会一个渴望爱的孩子的回忆呢：“黎明呈现在金黄的草原上，她正在奉承那羞答答的大丽春花。”

丽春花是为数很少的阳性花，花瓣疲沓，一碰即坠，毫无活力保卫它的名称所表现的鲜红色。

但是所有的词，按它们各自固有的性格，已经在相互“奉承”，正因如此，黎明这金发姑娘，通过诗人的声音，逗弄着满面通红的丽春花。

在圣乔治·德·布埃利耶的其他文章中，黎明与丽春的爱情就不是那么情深意柔，而且，倘若可以这么说的话，就不是那么具有先决性：“黎明在丽春的雷声中嘟哝。”说到诗人所钟爱的花，那温柔的克拉丽丝，“那太高大的丽春使她恐惧”。后来有一天，当诗人从童年进入更雄健的年龄，他写道：“我采摘了一些极大的丽春花，而没有在接触它们时感到激动。”丽春的阳性火焰已经停止了它们“过分羞答答的腼腆”。这样，有些花伴随我们一生，在诗篇改变时，它们的存在也有所改变。往日的丽春，它们那乡野间的美德到何处去了？对词的梦想者而言，丽春这词引人发笑。它的声音听来太喧嚣。这一词很难成为舒畅地进入梦想的萌芽。巧妙的梦想者会为丽春寻觅能展开梦想的阴性对立词。雏菊（la marguerite）——另一无诗意的阴性词也与梦想无缘。必须靠更有天才的人制作文学的花束。

梦想在《幽谷百合》中费利克斯为德·莫特索弗夫人准备的花束，我们将得到更大的欢快。巴尔扎克笔下的花束，不只是鲜花的花束，而且是词的花束，甚至是音节的花束。在对词性的分析者听来，这些花束恰到好处地平衡了阴性词和阳性词。例如：“多居士蓬松的花边、羊胡子草的绒毛、草原皇后的华盖、香叶芹的小阳伞、乳白色十字龙胆可爱的长项链，以及多叶蓍的伞，它们中间稀疏地点缀着孟加拉的玫瑰……”阳性的修饰词配合着阴性的花，而阴性的修饰词则配合着阳性的花。我们不能不想到作者有意做了这样的平衡。对这样一类文学的花束，一位田间的植物学者也许能看到它们的形象，但是一位具有巴尔扎克这样敏锐感觉的读者，却能听到它们的声音。整页整页的文字完全充满了发音的花朵：“围绕着瓷瓶喇叭口的颈部，请设想一条很宽的边缘，纯粹由景天科特有的白色花簇和都兰的藤萝组成，这以希望的形式构成的隐约形象，宛如一个顺从的女奴弯曲的形体。从这一底层涌现出系着白铃的喇叭花的螺旋藤，绯红的刺芒柄花的细枝，陪衬着几枝蕨，以及几枝树叶丰润而有光泽的栎树嫩条。所有的枝条都如垂柳一般谦卑地向前俯垂，羞怯而又恳求的形容好像在祈祷。”一位相信词的梦想的心理学家也许能深入这样的花束的感情组成。每朵花都是一次感情表白，审慎的或鲜明的、有意的或无意的供认。有时一朵花表示出一种反抗，有时却是一种顺从、一种苦恼、一种希望。倘若单纯的读者设想我们坐在小说家的书案前，那我们将多么亲切地参与到那写下的爱情中。巴尔扎克本人不是曾说过他文章中所有的鲜花点缀，都是“墨水瓶里长出的鲜花”?在这几页中，当小说的故事停顿而花束荟萃的时候，巴尔扎克是一位词的梦想者。这些鲜花花束实际上是鲜花名称的花束。

当阴性词不巧未出现在一页文字中时，文体呈现出笨拙而趋于抽象的特征。诗人的耳朵在这方面是准确无误的。因此克洛岱尔揭露了福楼拜的单身汉和声的单调：“阳性词尾占据了统治地位，使文章气势以沉闷生硬而告终，既无灵活性也无共鸣。法语所具有的那种加速往前奔去并一头栽在最后音节上的缺点，在此未得到任何补救。这位作家好像忽略了阴性词尾所起的气球作用，忽略了插入句巨大的翅膀，那不仅不会使句子拖沓沉重，反而使之飘逸轻快，在句子言不尽意时绝不让它着地。”此外，在一条应引起文体学家注意的按语中，克洛岱尔指出，如何在加上一阴性的插入句后，句子能够变得铿锵悦耳。他说：

假定帕斯卡尔写道，“人只是一根芦苇”，那么声音没有得到任何可依靠的支点，而思想也停留在一种痛苦的悬念中，但是他却写道：“人只是一根芦苇，大自然中最软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于是句子以一种优美从容的音韵全部震动起来。”

在另一条按语中（79页），克洛岱尔补充道：“福楼拜有时能达到某种适中的成就，忘记这一点是不公正的。例如：‘而我在那最后的树枝上，我以我的面孔照亮了夏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