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考古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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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解要

自序

憶我在二十六歲時,始治屈賦,著有《楚辭拾遺》一卷,曾自寫印兩次。後大東書局又采與洪興祖《楚辭補注》、戴震《屈原賦注》、蕭尺木《離騷圖》合印,稱爲《楚辭四種》,忽忽已三十二年矣。彼時楚文物尚未發現,在今日視之,有引證之必要,乃加以整理,改名《楚辭解要》。自1940年長沙戰國時楚墓葬陸續被盗,後經中國科學院考古所之正式發掘,所出銅、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紋、繪畫、雕刻,無不精緻絶倫。加以前此壽春所出各銅器,去年信陽所出漆器、竹簡等,楚國文物,燦然大備。知楚國由於經濟之發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與屈原之作品,有互相聯帶不可分割之關係。屈原各篇作品之中,以《天問》最爲難通,清代丁晏有《天問校箋》,頗多創解。我之此書,對《天問》亦特加注視。以爲《天問》後段,如“伯林雉經”、“彭鏗斟雉”、“兄有噬犬”等句,皆説楚事,或與楚國有關之事。充分表現出屈子之愛國思想。獨怪王逸章句,頗多望文生訓。如“驚女采薇鹿何祐”一句,以現存古籍而論,尚有四五處,可以肯定爲伯夷叔齊之事,而王逸模棱其辭。王逸在東漢時,所存古籍,不啻多於現今千百倍,能加以稽合研究,對於古史發揮之功效極大,則難解者不至如今日抱殘守缺之多。本書中引有吉鳳池先生解説數條,吉先生名城,一字曾甫;丹陽人,爲同郡之前輩,長於經學,著述甚豐,可惜子嗣先卒,其遺稿亦無從訪問。先生曾告我擬有《屈賦新解》之作,未知已否成書。然以當日所親聞“雷開何順”一條觀之,已屬有驚人創見,並附記始末於此。

1958年6月,鎮江陳直

撰於西大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