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碑志文发展及唐代碑志文创作概述

第一节 碑志文的功能嬗变及体式演进

一种文体的形成与演变，既有文体本身内在规律的驱动，又离不开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碑志文自秦汉兴起，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历朝不同的碑制政策，导致碑及碑志文体的分支繁富，名类众多，流变不断，而文论家们对于碑志文的概念界定及体性归类，也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由浅到深的过程。有关碑志文分类的历史，就是其作为独立文体被接受、认可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文体在被辨析、定性过程中发展成熟的历史。

一、秦汉碑志的兴起与流变

碑者，悲也：碑志的观念之萌

碑志文作为我国古代的常用文体之一，源远流长。刘勰《文心雕龙》划分文体为诠赋、颂赞、祝盟、铭箴、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十多类，其专设《诔碑》一节，将其归入有韵之文，并就碑志文体的起源流变和发生发展作周密论述，足见重视。碑志文是刻在碑上的，碑是碑志文的书写载体，论及碑志文的起源流变，不能不说到中国碑制演变史。《说文》云：“碑，竖石也。”《仪礼·公食大夫礼》:“士举鼎，去鼎于外次入，陈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庶羞陈于碑内，庭实陈于碑外，牛羊豕陈于门内，西方东上。”《仪礼·聘礼》中有多处关于古碑的记载，如“醯醢百瓮，夹碑，十以为列”,“宾自碑内听命”,“宾降，无自碑内东面”。《礼记·杂记》又云：“宰夫北面于碑南，东上。”这都说明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碑制。

早期碑有不同的种类和用途，材质上有石质和木质两种，分别用作宗庙建筑装饰和下葬工具，其上并无刻字。《礼记》载宫庙庠序中庭之碑，以石为之；下棺者之碑，以木为之。《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祭义》载关于系牲畜于碑的礼仪：“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注疏曰：“丽，系也。碑在庙之中庭，所以为行礼之节，系牲于其上，因其便而用之也。”

这时的碑多用于墓葬下棺，《礼记·丧大记》云：“君葬用，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国车，二綍，无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又云：“凡封，用綍去碑负引。”郑玄注：“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綍碑间之鹿卢，挽棺而下之，此时棺下窆，使挽者皆击綍而绕腰，负引，舒纵之，备失脱也。用綍去碑者，谓纵下之时也。”此外，还有一种“丰碑”，也用于下葬。先秦时奴隶主的墓穴深广，为避免下棺时棺椁的悬空摇荡，往往在墓坑四周树立几根木桩，桩头有孔或者凿纹，叫“穿”。下棺时，用绳索将棺椁的四端系结于桩上，缓缓入墓，这种木桩被称作“丰碑”。《礼记·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恒楹。’”郑玄注：“丰碑，凿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天子六繂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四植谓之恒，诸侯四繂二碑，碑如恒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无碑。”可见，所谓“丰碑”，其原始形制是树立于墓穴边上的大木桩，用作牵引以便下棺。至于木桩的数量，当时也有严格规定，以示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官职的不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用于殡葬习俗的碑，作为一种实物，在殡葬结束后，被留在墓地，后人于其上顺手刻写一些文字，用作坟墓标识，抒发伤悲之情，碑志文的书写系统就此建立起来，也拉开了“碑者，悲也”的时代。

据以上记载可知，在我国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碑作为实物就已经广泛存在，至于具体用途：其一是竖于宫廷之中，作为推断时间的仪器，用来“识日影，引阴阳”；其二是立于宫庙大门之内，类似于后世的拴马桩等，用来拴系牲畜，以便就近宰杀以供祭祀之用；其三是立于宫室院庭之间，用作礼仪之具及墙屋装饰，类似于后代的照壁、屏风及华表等；最后则是树立于坟圹周围，类似于扎桩牵引，以作殡葬下棺之用。随着时间推移，第一种碑逐渐发展成为“日晷”、“圭臬”之类借助日影来记录时间的专门仪器。第二、三种碑，时人于其上顺便刻写一些关于宗庙事记的文字，这就演变为后来的记功、记事碑。而最后一种碑，殡葬结束后被留在墓地，时人也于其上顺势写一些寄托悲情的相关文字，作为冢墓的标识，这便形成后世的墓碑。正因为其最初是用来悬棺下墓的，所以直到东汉，墓碑上部仍凿有一个圆孔，称为“穿”，并刻有数道阴纹贯通于“穿眼”，尚存古制“引”之意。龚自珍云：“庙有碑，系牲牷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为窆也，刻文字，非古也。”赵翼《陔余丛考·碑表》载孙何语：“昔在颖中，尝见荀陈古碑，皆穴其上，若贯索为之者，以问起居郎张观，观曰：‘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像。’”王芑孙《碑版文广例》曰：“汉碑穿外有晕，其晕缭绕，或即自穿中出，或别从穿外起，尚存古制引之意。”今人马衡也云：“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辘轳之遗制。”都对此作了说明，由此可见东汉墓碑与先秦下棺“碑”之联系。

早期的碑，其材料或石质，或木质，或置于宫庙，或树于墓侧，或用于计时、系牲，或用于引棺下葬。虽在设置处所、功能用途上相去甚远，但均为实用之工具。迨至后来，其材料全部以石代木，是因为石材较木材更为优质，特别是对墓碑而言，石质取代木质，更为坚固耐用，不易腐朽，满足人们标示坟墓、镌刻文字以感怀逝者、求恒久纪念的心愿。在漫长的岁月演进中，碑形成多种类别和风格，时至今日，仅题刻“某某人之墓”的普通墓碑，也颇为常见。至于专为权宦豪富等立的墓碑，从碑到文，都求奢华宏美，极尽考究，这涉及到墓主的身份、地位、声名、履历、功德及家世等，是封建等级观念形成后的产物。

在碑出现之前，人们对殡葬对坟墓的认识，还停留在懵懂阶段。只有等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祭悼礼仪逐渐形成，人们的灵魂观念，特别是对于生死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碑刻标识坟墓、抒发悲情的作用才被发现并重视，碑志文也由此兴起。汉代刘熙在《释名》中最先对碑志文的这一功能予以阐释，用以概括上古时期先民的碑志观念，其云：

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于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刘熙的说法，广为后人接受，自此以降，诸多文史学家对碑的认识都同于此，如唐代陆龟蒙《野庙碑》：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

诸多文献资料的出土也印证着“碑者，悲也”的文化演进，这主要包括殡葬习俗与祭悼礼仪两个方面。

朱剑心《金石学》云：“冢墓之碑，始于后汉，其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汉代后期，经济发达，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准，盛行厚葬之风，为碑的兴起提供有力的物质前提。汉代统治者推行孝悌治国之道，于官于民多立碑旌表，以实现“孝治天下”的文化需要。当时墓祀习俗繁盛，在儒家三不朽生命价值观的影响下，世人也普遍具有留名后世的心理，而树碑作志、表现悲祭之礼，成为抒发亲孝之情的最好证明。结合当时的碑文来看，坟墓、碑志不仅是死者肉体和灵魂的栖息之所，也是生者观念情感的寄托之处。汉人认为殡葬与吉凶祸福关联，在其看来，人死之后，灵魂仍旧存在，殡葬结束，坟墓既成，则灵魂可安。这种心理加深了汉人的生命感怀，影响到作家的碑文创作。如永元八年《孟孝琚碑》:“嗟命何辜，独遭斯疾。中夜奄丧……忽然远游，将即幽都，归于电丘。”乾封元年《刘士恭朱书砖志》:“但愿亡者，驾驹仆使，□淹魂归，冢下移眠，冥冥幽侧，长居泉下，永扇清风。寂寂孤坟，攸魂往托，呜呼哀哉，葬于斯墓。”元初四年《祀三公山碑》:“其灵尤神，处幽道艰，存之者难。卜择吉……以宁其神。”延熹元年《郎中郑固碑》:“奉我元兄，修孝罔极，魂而有灵，亦歆斯勒。”都借助碑志，抒发悲情，追求灵魂的安息。

殡葬习俗的演进促进祭悼礼仪的形成，墓碑在汉代建筑考究，形式完善，已具备独特的哀祭和悼念功能，其分为三部分：底座（龟趺）、碑身、碑头。龟趺表示土地及其载体；碑身主要刻凿亡者在世的生平功德，是人间的象征；碑头多雕刻云龙或日月纹，是天界的象征。因此，墓碑表示天上、人间、地下三界通连，代表着灵魂不死，哀礼不断，这就满足了人们殡葬及祭悼所需，也助长了树碑之风的盛行，形成“碑者，悲也”的进一步延伸。

当殡葬活动成为一种传统之后，那些人类信仰的观念礼俗才被固定化和制度化，碑志也逐渐拥有了体式和职能，这就使得坚持碑志活动成为必要。汉代以来的文人对此有着深刻认识，蔡邕在《铭论》中，就对碑志的源流、文体定位与写作功用有着相当阐释：“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在具体的碑志作品中，蔡邕于此也多有说明，如《太尉杨秉碑》:“刊石树碑，表勒鸿勋，赞懿德，传亿年。”再如汉代佚名所作《景君碑》:“州里乡党，陨涕奉哀，故吏忉怛，歔欷低佪，四海冠盖，惊恸伤怀。……著《甘棠》兮，刊石勒铭，□不亡兮。”都从抒发哀情、记载悲思的角度对碑的功能做了分析。此后刘勰《文心雕龙》专设《诔碑》一节，对秦汉碑志的观念之源、体式流变及创作要求等作了系统论述：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乎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碑诔；温王郤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已者，同诔之区焉。

此段文字，记述了碑志的名称由来、观念源起及载体流变等，特别是对碑志“资乎史才”的写作准则提出说明，强调碑志记人载事以史为据的重要性。在论述碑文、诔文及铭文的关系时，刘勰指出三者之间的联系，强调“树碑述已”的文学传承。综合而言，蔡邕对碑志活动的阐释，印证了“碑者，悲也”乃人事活动的观念，而其后刘勰的论述，则可见将此种人事活动进一步政治化、历史化的思考，当我们比较这些碑志文献时，不仅要注意其思想内容的相承性，更需关注其观念的历史性演变。

以碑述悲，是有着古老渊源的一种历史传统。普通的明器、石刻、文字，一旦与祭奠、伤悼、感怀等具有代表性的人事活动紧密结合，就成为殡葬习俗的标志，伴随人类的前进，其沟通天人之变，关联生死之别，代代相承。当这种沟通和关联作为一种观念传统和文化礼仪固定化之后，又反过来促使人们为殡葬活动寻求某种相应的情理性，碑志文“以碑述悲”的写作观念，正是出于建构这种情理性的需求。

记功彰美：碑志的功能之本

在理清碑志文体的写作观念后，随之就是对其文体功能与写作主体的考察。结合当时的材料来看，碑志的诞生满足统治者弘扬政绩、好大喜功的心理。以碑记载功业、彰显美德，曾经是一种无比恢弘的历史认知和话语权力。

我国先秦时期就有刻石纪事铭功的做法，《墨子·鲁问》中就有“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吾多’”的记述，《吕氏春秋·求人》说夏禹“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以自为纪”的记载。碑刻作为权力的象征，作为历史的见证，常常伴随着帝王的活动而展开。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有字刻石是春秋晚期秦公一号墓中石磬，上刻有大篆十六字。此外就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战国石鼓，上刻四字籀文，记载周宣王游猎之事。秦始皇东巡也命李斯撰文，以刻石记功：“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文心雕龙·颂赞》云：“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代立碑之风兴起之后，时人纪事铭功，多改用碑刻，因此先秦的刻石也都统称为碑。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其盖始于李斯峄山之刻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非石亦曰碑，假借之称也；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后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凡刻石先立石，故知竖石者，碑之本义。”叶昌炽《语石》:“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王筠《说文释例》也云：“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秦之纪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曰碑者汉以后之语也。”可见刻石也属碑之类。故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时，列碑志类文体，所收录以李斯撰《泰山》《峄山》《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六篇刻石文字为最早。可见，在文明的起始阶段，碑刻作为权力宣扬和政绩显现的最好方式，常常会被用于除殡葬之外的其他用途，如帝王的巡游，建筑的竣工等等，正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碑文》所云：“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秦始刻铭于峄山之巅，此碑之所从始也。然考《士昏礼》:‘入门当碑揖。’注云：‘宫室有碑，以识日影、知早晚也。'《祭义》云：‘牲入丽于碑。’注云：‘古宗庙立碑系牲。’是知宫庙皆有碑，以为识影、系牲之用，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从来远矣；而依仿刻铭，则自周、秦始耳。后汉以来，作者渐盛。”

春秋战国之碑，本质就是肩负装饰、祭祀及计时等任务的重要工具。《仪礼·聘礼》中有多处关于古碑的记载，如“上当碑，南陈……醯醢百瓮，夹碑，十以为列”,“宾自碑内听命”、“宾降，自碑内”。《礼记·杂记》云：“宰夫北面于碑南，东上。”此后，碑的用途逐渐分化，一部分用作宗庙记事，一部分用于殡葬，这就有了记功碑与墓碑之分。王兆芳《文体通释》：“碑者，竖石也。古宫庙庠序之庭碑，以石丽牲，识日影；封圹之丰碑，以木悬棺綍，汉以纪功德。一为墓碑、丰碑之变也；一为宫殿碑，一为庙碑，庭碑之变也；一为德政碑，庙碑、墓碑之变也。”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出土的文献资料中，看到碑作为历史印证和时间秩序的存在。殆至汉代，时人建立起一套具有强烈的功利化的碑制礼仪，碑志记功彰美的功能被固定化，这成为碑文兴起的基础。如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北匈奴南侵，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3000人前往进剿，大获全胜。当时西域人民为裴岑立《裴岑纪功碑》，其文曰：“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乂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随着殡葬风气的兴起，碑志记功彰美的功能更被进一步强化，此于墓碑尤为突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赵明诚《金石录》也云：“自东汉以后，一时名卿贤士大夫，死而立碑，则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当时甚至有为活人立碑颂德的作法：“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

考察碑志记功彰美写作功能的形成，还必须提到铭文。碑在由器物之用向载文之用的转变中，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中铭文对碑文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两者有着至深的文体渊源。《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铭文重在铭功记事，于人“称美不称恶”，这一创作准则为碑志文所汲取，如蔡邕《太傅胡广碑》就有“取言时计功之则，论集行迹，铭诸琬琰”的句子，邯郸淳《鸿胪陈纪碑》也云：“乃与邦彦硕老，咨所以计功称伐、铭赞之义，遂树斯石，用监于后。”都表明作碑文的目的是便于为墓主记功称美，这明显和铭文写法相同。其次碑志文在内容形式上对铭文也多有继承，碑志行文后半部分的赞颂之语，都称铭词，写作中称为“铭曰”云云，一般采用四言韵文的形式，并以此为常格。如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刊铭金石，永思不忘。”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有宗庙之碑，后世立碑于墓，显之衢路，其所载者铭辞也。”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说碑文：“其为体有文，有铭，又或有序；而其铭或谓之辞，或谓之系，或谓之颂，要之皆铭也。”都指出碑文同铭文的密切关系，甚至将碑文等同于铭文。此后时代发展，政治变迁，帝王的功德需要鸿文颂扬。相对于鼎铭之文，碑志文不仅镌刻快捷而且包容广大，其优越性步步体现，记功彰美的功能最终超过并取代了铭文。

此外，刻石作为早期碑的一类，也重在记功彰美，颂扬帝王功德，如《秦始皇东观刻石文》以“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开头，点明时间，着力赞扬秦始皇的文治武功：“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鲁迅云：“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秦代刻石文不仅为碑志体制的确立作出贡献，其“质而能壮”的美学风格也奠定碑文写作的文学特点，对碑志文文体规范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范文澜云：“秦始皇巡行各地，命李斯写颂文，刻石纪功，开立碑碣的风气。”

将政治宣教寓于碑刻，能加强王政的权威性，使得统治者便于显扬政绩、颂扬功德、掌握时代性话语权力。因此立碑刻石对于王权而言，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和意识形态构建意味，是统治者维护政权、制造舆论、掌控人民的一种手段。考察《仪礼》《礼记》《秦刻石》《汉碑集释》等上古碑刻实物及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碑刻在从知识观念到实体器物再到文本形式的形成过程中，对《周礼》等礼学文本有着直接的继承和说明。所以记功彰美促进树碑表墓之风的盛行，成为碑志兴起的功能之本，正所谓“刊石纪功，……懿明后，德义章。贡王庭，征鬼方”。

颂德佑生：碑志的文体之源

秦汉以来，树碑风气渐开。从实物来看，出土的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鹿孝禹碑》其形长方，首为半圆，“乃碑之滥觞”。汉碑中，东汉碑多，西汉碑见少。个中原因，除西汉时因风气初开，兼之当时生产力低下，碑学不盛而刊刻较少外，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王莽篡位后“恶称汉德”，将西汉所立之碑勒令拉倒，并将碑文铲除磨净，使其毁坏殆尽。东汉碑刻之风盛行，这其中有着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祝嘉《书学史》描述东汉碑刻盛况云：“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章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认为：“刻碑之兴，当在汉季。”据统计，《水经注》中记录有一百余座汉碑，《隶释》中收录汉碑115件。从现存汉碑来看，有明确纪年的东汉碑刻有一百六十余座，其中属于桓帝年间刻制的有59件，灵帝年间刻制的76件，占了绝大多数。这些碑，多为墓碑，而且多为门生故吏为其师长所立。赵明诚《金石录》云：“自东汉以后，一时名卿贤士大夫，死而立碑，则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汉代碑刻风气的兴盛带动了碑志文的兴盛，正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然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范文澜也云：“东汉富贵人家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干块，用以颂扬墓中人的功德。”至东汉末，碑刻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形制已趋完备，正如金其桢《中国碑文化》所云：“汉时碑定制。”

汉代后期，经济发达，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准，盛行厚葬之风，为碑的兴起提供有力的物质前提。汉代统治者推行孝悌治国之道，于官于民多立碑旌表，以实现“孝治天下”的需要；当时墓祀习俗繁盛，在儒家三不朽生命价值观的影响下，世人也普遍具有留名后世的心理，特别是东汉后期，政坛动荡，皇帝昏庸，外戚与宦官的权力之争加剧，“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造成政坛动荡，士林中派别林立，在此情况下，碑志成为彼时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士人思想家主体精神的话语表征，树碑立铭已经不仅仅是父子君臣之谊的对于亡者的追悼，而且是政治立场及品藻操行的表露，是清流浊流分庭抗礼的体现，于是在士大夫阶层中激发起一种拯救天下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政治责任感，史籍载：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这说明在士林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热情，这便是碑志大量产生的现实条件与强大动力。另外，东汉后期这种主荒政谬状态严重影响了朝廷对知识阶层和知识界控制的有效性，掌控权力的外戚和宦官主要精力都放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上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的士人思想都获得了相对意义上的自由言说的权利，于是，碑志作品大量出现。蔡邕碑文就多善善恶恶、悼亡安死、彰显是非、弘扬清廉正直的士风，如《太尉杨秉碑》写杨秉：“当官而行，不为义疚。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厨无宿肉，器不镂雕。夙丧嫔俪，妾不嬖御。可谓立身无过之地，正直清俭该备者矣，昔仲尼有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尽直，献可去奸，忠侔前后，声塞宇宙。非黄中纯白，穷达一致，其恶能立功立事，敷闻于下，昭升于上，若兹巍巍者乎！……刊石树碑，表勒鸿勋，赞懿德，传亿年。”《郭泰碑》:“于是树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太尉李咸碑》:“‘名莫隆于不朽，德莫盛于万世。铭勒显于钟鼎，清烈光于来裔。’刊石立碑，德载不泯。”典型如《陈寔碑》写陈寔：

含元精之和，应期运之数。兼资九德，总修百行。于乡党，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使夫少长，咸安怀之。……会遭党事，禁锢二十年。……铭勒表坟墓，俾后生之歌咏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经，是以作谥封墓，兴于《周礼》，卫鼎晋铭，其昭有实。……树碑镌石，垂世宠光。

杨秉、郭泰、陈寔等高风亮节，堪称一代名士，后者更是党锢的受害者，蔡邕在碑文中对其深深悼念，大力颂扬其品德政绩，将之奉为清流的代表，旨在安慰和激励来者，护佑苍生，以端正士风，扭转整个社会政治风气。蔡邕的碑文都体现了这种“颂德佑生”的写作目的。

在唯美的诗赋开始兴盛的汉代，碑志担当其弘扬大道、针砭时弊的责任，这就显示出传统士大夫与新兴文人在身份和趣味上的内在冲突。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自认为是道德的承担者，有所言说，必定关乎国计民生，对诗词歌赋之类一般不屑为之，即使为之，亦心存鄙视。新兴文人则是士大夫阶层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身份，既有传统士大夫身上那种强烈的政治干预意识，又有着表达个人闲情逸致的情趣，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保留着一片超越或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的空间。张衡、傅毅、班固、蔡邕及此后的建安七子都是这类人的代表，正如桓宽《世要论·序作》云：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由此可见，碑志文体观念的成熟过程，可以理解为文士阶层参与政治、不断寻找新的言说方式，以表达日渐独立的精神世界的过程。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也从厚葬之风与社会风气背景、东汉的陵寝制度与重墓祀的习俗、社会现实背景及碑石不易坏朽、便于传播的特性四方面予以详细论述，其论甚当，不赘。

伴随着当时树碑风气的兴盛，碑志文的写作也日臻成熟，其体例也逐渐定型。从这时期的碑文来看，已经形成一些共同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在行文继承秦刻石以来碑文创作序铭结合、先后有致的体制特点，在序文中先介绍碑主的名讳、世系、祖业，再逐级叙写碑主的才华贡献、官阶履历及生平政绩贡献等，最后的铭文部分于之总结概括，并交代立碑表墓情况。出土的《酸枣令刘熊碑》《郎中郑固碑》《孔宙碑》等已经具有序铭两部分的内容。这类先写人物名讳，再写履历功德，最后感叹命运生死的文体特征可以被统一称为“颂德佑生”。

作为后世碑志文体的雏形，汉碑这种结构特征表现为三种形态：其一为人，以人为叙述主体，标明时间，并以此为序，记载其生平经历；其二为事，事与事之间以时间为关联，体现出一定的承续性；其三为德，包括政绩、品性、节操、学问、才行等，碑文以此为模式，对碑主进行全方位叙写，歌颂功德，护佑生命。这在此后的碑志文体中均有所继承和变化，如《贾武仲妻马姜墓记》：

惟永平七年七月廿一日，汉左将军特进胶东侯第五子贾武仲卒，时年廿九。夫人马姜，伏波将军新息忠成侯之女，明德皇后之姊也。生四女，年廿三而贾君卒。夫人深守高节，劬荣历载，育成幼媛，光□祖先。遂升二女为显节园贵人，其次适鬲侯朱氏，其次适阳泉侯刘氏。朱紫缤纷，宠禄盈门，皆犹夫人。夫人以母仪之德，为宗族之覆。春秋七十三，延平元年七月四日薨。皇上悯悼……以礼殡，以九月十日葬于芒门旧茔。……子孙惧不能章明，故刻石纪。

由《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可见，碑志作家对人事活动的叙述，并非简单与时间、地点穿插排列，而是以时地为辅，以事件为主，突出墓主的德行业绩，抒发悼亡安死之情，这说明社会前进带来的种种变化，如灵魂不死观念、阶层分立、贫富对比等等，至少在汉人心目中，已经有所表露。高坟丰碑，华章宏文，这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碑刻本身并无关系。

在初期汉碑如《孟孝琚碑》《贾武仲妻马姜墓记》中，其“惟某年某月某日”“嗟命”“痛哉”之类短句，并未有“颂曰”“铭曰”的护佑或祈求意味，只是一种单纯的描写记述，还停留在碑以述悲的观念上，未形成颂德佑生的深层意识。此后随着社会的演进、礼俗的变迁、文明的进化，碑志从抒发悲情进一步演变为对生命存在的阐释，对历史现实的思考，对未来的展望，在人类灵魂感知和命运认识方面更为细致深刻，这无疑是一种具备人性化的充满历史苍茫感的审美追求。后世的《郎中郑固碑》《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河间相张平子碑》等对此有着直接继承，如《河间相张平子碑》：

河间相张君，南阳西鄂人，讳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张老，为晋大夫，纳规赵武，而反其侈，书传美之。君天姿濬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初举孝廉，为尚书侍郎，迁太史令，实掌重黎历纪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汉。迁公车司马令侍中，遂相河间。政以礼成，民是用思。遭命不永，暗忽迁徂。朝失良臣，民陨令君，天泯斯道，世丧斯文。凡百君子，靡不伤焉。乃铭斯表，以旌厥问。其辞曰：

于惟张君，资质懿丰，德茂材羡，高明显融。焉所不学，亦何不师，盈科而逝，成章乃达。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包罗品类，禀授无形，酌焉不竭，冲而复盈。廪廪其庶，亹亹其几，膺数命世，绍圣作师。苟华必实，令德惟恭，柔嘉伊则，孝友祗容。允出在兹，维帝念功，往才女谐，化洽民雍。愍天不吊，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时恫。纪于铭勒，永终誉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作于永和四年（139）的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碑文开头介绍张衡的名讳、门第、世系，然后对其进行整体评价，就其天资才华、道德文章、术数制作和辞赋技艺等一一叙述，歌颂其“奇技伟艺，磊落焕炳”的功德业绩，又以“愍天不吊，降此咎凶”的句子，抒发对生命的伤悼和留恋之情，感叹“死而不朽，芳烈著兮”，借以激励士吏，指导其人生奋斗，可以说，通篇并非纯粹的观察记录文本，而是糅合思想上“灵魂不死”和文化上“功德不朽”两方面的内容，将古人对历史人物的观测统合为天人一体、天人感应之列，因此行文带有一定的叙事属性和论理色彩，最终为时地人事活动附加上相当的历史价值，具备民俗和礼祭的意味。这在其他汉碑中表现更为明显，如《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令裕衍蔓，永流无穷。……子子孙孙，必蒙大圣休烈之福，以劝后进昌炽无极。”《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萌兆赖祉。子子孙孙，百谷丰穰。内外靖安，……福㳅后昆，万寿无疆，干禄亿年。”《封丘令王元宾碑》:“明允笃诚，小心祗翼。永言孝思，闺庭允敕。济济学徒，来宗来式。”

既然颂德之目的是为了佑护生命，泽被后世，那么其作为古代生命观念的写定形态，就天然伴随着一种崇高感、神圣感和礼仪感，这就使得碑志文的写作与人类生命的存活死亡、与历史现实、社会生活紧紧结合在一起，慎终追远、颂德佑生，成为时代文学的映射。文人创作碑志文的过程，就是对逝去生命的哀悼和探求、对历史事件的思考和感悟的过程，展现着文人的才情个性和生活体会。到了汉末，承载这种生命观念的碑志文体终于获得一种较为成熟的形态，被赋予新的功能，进而大行其道。此时的碑志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形制已趋完备，方方面面已经定型。

传之不朽：碑志的文化之用

汉代以后，儒士们天人感应的学说逐渐兴起，生死观念得到很大发展，其中突出表现就是对于人生命运价值的解说，如前所述《河间相张平子碑》，颂德佑生，将墓主奉为时代典范，旨在激励士吏学习奋斗、效力王政建设，由此使得碑志的书写系统产生指导人生终极目标的意义。东汉时期，树碑之风更为盛行，碑志作为孝悌印证和时代政治的象征，日趋活跃兴旺。这一时期，中国碑文化蓬勃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时人没有更多采用当时已经成行的史传书写系统载人记事、颂德佑生、以传不朽，而是最终选择采用树碑立传的方法？这里探讨几种可能的原因：

其一，碑刻以石质造就，载体坚固，而碑志文是刻于碑上的一种文字，借助于这一有力载体，可以万古保存，传之不朽；其二，碑志多立于高坟之前、要路之津，其形体高大，刻写繁富，装饰精美，具有相当的视觉冲击力，在外形上有一种沟通天人的威慑力和神秘感。使用碑志这一话语资源和文体形式，也就意味着与上古的生命观念和礼仪传统达成某种连接，意味着作家的话语地位得到提升；其三，碑志一旦刻录成文，或置于旷野阡陌之中，或置于庭宇广众之下，显扬易见，便于为人阅读和传诵，具有传播优势。借助碑志，可谓巧妙运用传播规律，制造更大舆论影响力。

而最后一点，与碑志的文体功能密不可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种三不朽价值观念与儒家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儒家讲究内圣外王，即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来求取外在的事功，如曾子《大学》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便是对立德的最好诠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进一步传播，司马迁便将三不朽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不朽价值观的最终落脚点是超越肉体生命，追求形而上的声名不朽，而墓碑承载的“追述君父之功美”的文字，在东汉以后发展兴盛，逐渐形成自身的文体规范和职能，恰好顺应儒学的这一追求，由此使得人们将树碑表墓作为实现声名巍巍、传之不朽的主要途径，如蔡邕《铭论》所论“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云云。至此，我们明白了碑志文体的根本功能，也看到文史学家使用碑志“以传不朽”的具体方法，即刘勰所谓碑志“标序盛德”“昭纪鸿懿”之所在。正如林甸甸所论，只有具备完备的知识体系才能带来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和历史传承，而合法的话语资源又导致固定的文体模式，使用这种特定的文体写作，就意味着掌握了崇高的话语权，从而为生命本身和历史事件赢得至高的言说地位。

为充分发挥碑志“传之不朽”的作用，后世的碑志描写将人物活动提取归类，与王权建设、国家政治结合在一起，使得人物事件、活动经历、功德业绩等都印上鲜明的时代色彩，以资史鉴。这样一来，碑志行文就超出单纯的记载和铺叙，而是善善恶恶、记功彰美，对士人群体的思想活动产生教育和指导作用，也启迪君主以这种树立典范的方式整饬士人行为、规范吏民思想、促进时代建设。考察汉碑文本可知，其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忠”“圣”等，这就意味着只有忠君报国，才是弘扬人生价值，实现自我理想的正路。时运交替，质文相移，碑志记事载事功能的不断扩充与嬗变，一方面来自文学规律自身的传承演进，一方面来自时代性的舆论教化与宣扬需要。当然，碑志所教化的对象，不是墓主本人，也不局限于君主自身，更多而言是直接的阅读者和传播者，为此不妨再看一段碑文：

君讳固，字伯坚，蓍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质，履上仁（缺三字，）孝友著乎闺门，至行立乎乡党。初受业于欧阳，遂穷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学，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入则腹心，出则爪牙，忠以卫上，清以自修，犯颜謇愕，造膝诡辞，加以好成方类，推贤达善，逡遁退让，当世以此服之。邦后珍玮，以为储举，先屈计掾，奉我（缺）贡，清眇冠乎群彦，德能乎圣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诏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固辞。未满期限，从其本规，乃遘凶愍，年卌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陨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杨乌之才，善性形于岐嶷（缺二字）见于垂髦，年七岁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缺）共坟，配食斯擅，以慰考妣之心。琦瑶延以为至德不纪，则钟鼎奚铭，昔姃（缺二字）武弟述其兄综（缺四字）行于蔑陋，独曷敢忘，乃刊石以旌遗芳。其辞曰：

於惟郎中，实天生德。颐亲诲弟，恭竭力，教我义方，导我礼则。传宣孔业，作世模式。从政事上，忠以自勖。贡计王庭，华夏归服。帝用嘉之。显拜殊特，将从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灾。陨命颠沛，家失所怙，国（缺）忠直，俯哭谁诉，叩啼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修孝罔极，魂而有灵，亦歆斯勒。

在这里，我们看到作碑者对树碑目的作了充分说明：“独曷敢忘，乃刊石以旌遗芳。……教我义方，导我礼则。”与之相应的逻辑是假若不为之作碑立传，就会弃绝天地纲常的高度，导致人心离散，国政失控，于子孙后代无法交代。刘勰所云碑之“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等，正是碑志文被制度化政治化的证明。

碑文创作主流一旦掌握在操控时代话语权的上层文人学士手中，其政治性的告敕和教化更为明显，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说碑文“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据文献记载，当时上层文人如蔡邕、崔瑗、胡广、桓麟、孔融、马融、卢植、服虔、边韶、张升、张超、皇甫规、刘珍、潘勖、繁钦等人，都投身于碑文的写作。虽然这些人所撰写的碑文，多或失考，或不存。从所存作品看，多能表现碑志的文学意味，行文称功颂德都遵守“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的创作规范。比如蔡邕，其碑文写作中多贯穿颂德记功、传之不朽的政治说教意味，如《郭泰碑》:“于是树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范丹碑》:“使诸儒参案典礼，作诔著谥，曰贞节先生，昭其功行，录记所履，著于耆旧，刊石树铭，光示来世。”刘勰就以“骨鲠训典”“词无择言”“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等语评论蔡邕碑志的这一文学特色。至此，碑志也完成了由用于殡葬述悲的实用之文到用于记人记事的史传之文，再到言志抒情的文学审美之文的基本转变。

一种文体的发展过程，绝不能与知识观念、形式功能割裂而单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时代需求。碑志文作为一种人类生死活动记录的文本，体现出一套自成体系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究其知识观念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或者更早的殡葬哀祭活动。从汉代起，碑志被吸收进史职体系，树碑立传，传之不朽，以文化的方式迅速传播，成为碑志文应用广泛的动力。其独特的文体形态，展现着古代灵魂知识与观念制度相互生成的关系。

碑志归根溯源，是叙述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转化，导致其并不仅仅停留在知识文献的层面，而是成为一份具有明显宣传及教化功能的文本。因此，碑志文的写作是一个深具文化意义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秦汉以来人类生命观念的变迁及社会阶层的变动、文化礼俗的发展与文体演进的关系。

二、碑的衍生、分支及碑志文体观念辨析

自秦汉后，中华古碑伴随着历史发展而流变演进，其分类庞杂，覆盖众多，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碑文》详列其目曰：“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缺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碑是碑志文的有力载体和传播工具，正如前面所说，早期人们所言之“碑”，既指作为实物存在的碑，又指铭刻于碑上的文字，具有双重含义。因为中华民族丧葬文化盛行的原因，人们通常所言之碑，多指墓碑。宋人孙宗鉴《东皋杂录》云：“自周衰，及战国秦汉皆以碑悬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其（后）稍稍书姓名爵里其上。（至）后汉遂作文字。”说明墓碑文的由来。

碑和碑志文的关系密不可分，碑志之“志”，是刻录、记载、叙写的意思，《汉语大词典》《辞海》解释“碑志”，均释作“碑记”，指刻在碑上的各类文字。关于碑的形制及碑志文的具体刻录位置，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给予详细说明：

碑……用以刻辞，果始自何时？曰，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恒、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晕。题额刻于穿上晕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晕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碑之正面谓之阳，反面谓之阴，左右谓之侧，首谓之额，座谓之趺。质朴者圭首而方趺，华美者螭首而龟趺，式至不一。……其刻辞之通例，则碑额为标题，碑阳为文，碑阴碑侧为题名。其变例，则有两面各刻一文者，有文长碑阳不能容而转刻于碑侧或碑阴者。

中华文明浩浩荡荡，历经数千年的传承流变，中华古碑更是包容广阔，种类繁富，若按其施放场所之不同，大致可分为宫室庙宇之碑、山川形胜之碑和冢墓之碑等；按用途分，又可分为建筑碑、法令盟誓碑、墓碑等。其角度不同，分类自然也不同。本书注重从文学角度研究碑志，考虑到碑的刻写内容及性质，将碑分作记功碑、记事碑、墓碑三类，碑志文自然也可分为记功碑文、记事碑文、墓碑文。从内容上来讲，三者都写人记事，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记功碑叙写人物事件，重在张扬人物功德殊勋，如秦时的刻石，其文记载始皇东巡盛况，目的在于颂扬其文治武功。其他如汉班固《封燕然山铭》《高祖泗水亭碑铭》，唐韩愈《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元结《大唐中兴颂碑》、宋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等皆此类，都是借事而颂美铭功，写法上赞扬多于记叙。

记事碑和记功碑相类，但其以叙事为主，而以记功为辅，其不重铭功而重在周详记事，目的在于布告天下，昭示子孙，传扬后世，如唐时的《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和盟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宋代的《太祖誓碑》等。前者记述唐和吐蕃的会盟经过，详细记载会盟内容，追述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友好往来；二者记载景教在唐代的传播经过，是研究唐代中外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历史文献；至于后者《太祖誓碑》则因记载宋太祖优待文人之事而闻名。一般说来，古代的碑记功记事往往联系在一起，故记功、记事碑两者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别。

墓碑专为纪念死者而立，最为常见。墓碑文叙写死者生平，尽怀念之思，发伤悼之情，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唐故相权公墓碑》，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张羽《七姬权厝志》及张溥《五人墓碑记》等。墓碑文是碑志文的主流，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中，所撰碑文也多为墓碑文。历朝因为碑制政策的不同，导致墓碑也多有演变，其林林总总，分支细密，名称不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墓碣

碣是墓前用于标示墓主藏地的器具。《周礼·秋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书其日月焉。”后世以石质代替木质墓楬，称为墓碣，并在其上刻写文辞，逐渐成为一类文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按潘尼作潘黄门碣，则碣之作自晋始也。”实际汉时已经有碣制，《后汉书·窦宪传》载班固《封燕然山铭》曰“封神丘兮建隆碣”，李贤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碑、碣作用相同，实属一类。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碣亦碑之类也。”隋唐以后，对碑碣的使用作了严格的等级划分。元代潘昂霄《金石例》曰：“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二品以上高不得过一丈二尺，五品以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上高四尺。”徐师曾云：“唐碣制，方趺圆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复有高广之等，则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与碣，本相通用，后世乃以官阶之故，而别其名，其实无大异也，其为文与碑相类，而有铭无铭，惟人所为，故其题有曰碣铭，有曰碣，有曰碣颂并序，皆碣体也。”吴讷云：“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与碑同。”可见碑、碣只是因形制差异而别名，但其行文风格因形制的差异也略有不同，元代陈绎曾《文说·明体法》认为“碑宜雄浑典雅，碣宜质实典雅”。

墓表神道碑

在墓道上树立的石碑、石柱，称为墓表、华表，也叫神道表、神道碑或阡表。王芑孙《碑版文广例》卷九论述墓表与神道碑的关系：“墓表与神道碑异名同物，故墓表之有铭者亦多。”作为坟墓的标识，神道碑属于墓碑之类。两者既很相似，又有一定区别。墓碑是墓冢的标志，而神道碑则主要标识墓道。至于为何叫神道，李贤注《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云：“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徐师曾解释说：“晋宋间始称神道碑，盖堪舆家以东南为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可见神道碑的产生与当时风水谶纬之学有关。相对而言，墓表文的使用较宽泛，“有官无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级限制也。以其树于神道，故又称神道表。……又取阡表、殡表、灵表，以附于篇，则溯流而穷源也。盖阡，墓道也，殡者，未葬之称，灵者，始死之称，自灵而殡，自殡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明清之际，华表和神道表则主要用于宫殿帝陵等重要建筑物前，起装饰作用，而不用于一般墓道。

墓志铭

墓志铭亦称“圹志”、“埋铭”或“葬志”，是放在墓内载有死者生平传记的石刻。无论碑、墓表、墓碣还是神道碑，都是树立于墓外而供人瞻仰，唯独墓志铭是随棺椁一起埋入地下的，非等掘墓或陵谷变迁，后人无法相见。徐师曾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若《蔡中郎集》所载《朱公叔鼎铭》是已。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其用意深远，而于古意无害也。”又云：“葬者既为志，以藏诸幽，又为碑碣表以揭与外，皆孝子慈孙不忍蔽先德之心也。”晋宋以后的文人，所作碑志文中，题名墓志铭的尤多。关于墓志铭的起源，有源于春秋、西汉、魏晋及南北朝者诸说，今学界多集中于汉末魏晋时期之说，这主要和当时的政治风气有关。魏晋时期多次禁碑，自曹操始，就勒令禁碑。《宋书·礼志二》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篡汉后，未改禁令。至晋时，大臣裴松之上表更请禁碑。《宋书·礼志二》引晋武帝咸宁四年禁断立碑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南朝齐梁亦循禁令，故碑甚少，见于后世《集古录》《金石录》者寥寥无几。禁碑制度的森严，导致人们不敢于墓前立碑，但时人总要表达对亡者的悼念，中华民族又具有极重亲情孝情的传统，况且自东汉以来，立碑追悼先人的风俗早已深入人心，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于是人们转换形式，为方便起见，将碑文缩短，碑石逐渐由首圆下方的矩形改为正方形，随棺椁一起埋入墓中，这就产生了墓志铭。正如范文澜《中国通史》云：“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

墓志铭初期有不同称呼，如“柩”、“墓”、“铭”等。早期墓志铭和碑相同，为长方形。东晋时演变为方形，北魏以后渐成定制，一般是由两块方形石板组成：上石叫志盖，下石称志底；前者刻有死者的姓氏、籍贯、官衍及生卒年月等，其文为散文，称为“志”；后者刻有死者的生平事迹及功德，其文为韵文，称为“铭”，多为对死者的赞颂和悼念之词。从这个意义上讲，墓志铭既是碑制名称也是文体名称。北魏时碑禁虽解除，碑与其他石刻较前代为多，但墓志铭仍继续发展，“形成碑、志并行之势”。

殆至明清，人们对碑的认识逐渐统一。作为各类刻石及其文字的总称，碑的这一概念定性深入人心。叶昌炽总结说：“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子石阙，鲜于里门，以逮郡邑长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铭功：东巡刻石，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睿德，以逮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是也；一曰纪事：灵台经始，斯干落成，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之宫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词人之作是也。”这就清楚地论述了碑的起源和流变。历代统治者，鲜有不好大喜功的，自上而下，王朝记功纪事之碑代代相袭。而墓碑的兴起，则与风俗礼教有关。忠信与孝悌，是封建社会人们维持宗法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工具。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尽善尽孝”，忠义孝廉是统治者教育人民的标准。在极重亲情的古代中国，立墓碑作志便是对先祖最好的纪念方式，也体现着后人的孝悌之心，土葬礼俗又追求坟墓的标识装饰，墓碑因其本质上的实用性和外观上的艺术性，适应这一社会文化需要。其既便于纪念逝者，礼尽哀悼，又可装饰坟墓，显扬后世，因而广受欢迎，成为碑文化的主流，这也是碑刻在中国社会得以长期发展、绵延不断的原因。中国的碑文化是极为发达的，“由莽莽碑林、浩瀚碑海构成的中国碑文化，经史子共存，佛道儒齐全，华洋古今，精华荟萃，宏富而绚丽，博大而精深。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众多，品种之繁茂，书法之高妙，镌刻之精湛，史料之珍贵，内涵之丰富，涉及之广泛，功能之多样，风貌之壮观，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现今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洛阳千唐志斋墓志铭博物馆、苏州碑刻博物馆等，都因碑得名、名扬中外，其馆藏众多的碑刻实物，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三、碑志文的发展成型及相关问题

碑志的文体渊源

东汉时期，碑刻兴旺，碑志文的创作也进入繁盛期，刘勰用“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来形容这一盛况。当然，这一盛况是自先秦以来中华碑文化长期酝酿演化的结果。碑志承载的“追述君父之功美”的文字，成为三不朽价值观的最终落脚点，顺应人们的普遍需要，逐渐形成自身的文体规范和职能，在东汉时期兴盛发展，由此使得人们将树碑表墓作为实现声名不朽的主要途径。所以，三不朽的价值观促进树碑表墓之风的盛行，进而促进碑文的产生与兴盛，客观而言，三不朽价值观可谓碑文兴盛的主要文化动因。

从文体演变的自身因素说，碑志文的产生与铭文有着密切关系。

铭文是我国最古老的文体，姚华《论文后编》云：“铭文最古，旧史所称，黄帝始作。”我国早在商周时就有了铭文，如西周宣王时毛公鼎铭文已达497字，记载君王政治、祀典之事，叙写完整，格式谨严，体现出文体的成熟性。作为后起之文，碑文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受到铭文的诸多影响。从写作体例而言，碑志文最初的写作体例与鼎铭文相同，每句四字，有韵，与《诗经》句式相同。秦时的石鼓文与石磬，其上刻的都是四字一句的韵文，如秦公一号墓中的石磬刻字铭文：“天子匽喜，龚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鼎。”这就是姚鼐所说的“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早期的鼎铭文也是用来记功记事的，其创作遵循“称美不称恶”的原则。《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这一创作原则对碑志文产生了重要影响。碑志文在继承铭文称功颂德的文体职能的同时，也秉承铭文“称美不称恶”的写作要求。其次，碑文继承“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的铭文创作等级规范，在称功颂德时注重等级性。《左传·襄公十九年》载臧武仲之言曰：“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蔡邕《铭论》云：“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刘勰《文心雕龙·铭箴》也云：“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可见铭文在称功颂德时，因具体对象不同，其侧重点及用词遣句自然也不同，有着相应的等级划分。此亦为碑志作家所承继，如蔡邕《太傅胡广碑》就有“取言时计功之则，论集行迹，铭诸琬琰”的句子，表明此碑写作遵循“诸侯言时计功”的创作法则。此外，碑志文在体制形式上对铭文也多有继承。碑文后面的内容，都称铭词，写作中称为“铭曰”云云，铭文一般采用四言韵文的形式，并以此为常格。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刊铭金石，永思不忘。”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碑文》总结说：“其为体有文，有铭，又或有序；而其铭或谓之辞，或谓之系，或谓之颂，要之皆铭也。”

潘昂霄《金石例》云：“凡碑碣之制，始作之，本铭志之式，辞义之要，莫不仿古以为准。”碑志文在发展过程中，与铭文多有借鉴承继，可以说碑志文是从鼎铭文发展而来的。汉代作碑文而称铭、颂、记的情况时有发生，如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封山刻石，昭铭盛德。”其实就是碑文。《汉碑集释》一书收录铭六篇、颂四篇、记二篇，其实也都是碑文。后因形制、质地、容量的原因，铭文记功彰美的功能逐渐被碑志文取代。秦刻石就详细记载了始皇东巡的经过，用大段文字歌颂其文治武功，琅琊台刻石文更多达五百二十多字，显然形制矮小的钟鼎铭器无法承载如此长文，更不用说铸刻于坚硬的金属比直接刻于石上费时费力。而时代发展，帝王的功德需要鸿文颂扬，碑志文不仅刻录快捷而且包容广大，其优越性便一步步体现出来，记事记功的功能逐渐超过并最终取代铭文（尽管如此，后世的一些文章学家仍碑铭不分，将碑志文归属于箴铭文类，后文将详述），这就是后来铭文减少的原因。刘勰《文心雕龙·铭箴》云：“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郑樵《通志·金石略》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王兆芳《文体通释》:“碑者，竖石也。古宫庙庠序之庭碑，以石丽牲，识日景；封圹之丰碑，以木悬棺綍，汉以纪功德。一为墓碑，丰碑之变也；一为宫殿碑，一为庙碑，庭碑之变也；一为德政碑，庙碑墓碑之变也。皆为铭辞，所以代钟鼎也。”后世出现的箴铭文也失去其原始的颂功记事作用，而改以警戒为主，发生了质的转变。

文体的生成有着自身的规律，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并不是凭空进行的，几种文体之间的交叉渗透，是产生和发展新文体的基本途径。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风气的进展，新文体只有在对现有文体的不断借鉴模仿、继承创新，只有不断对现有文体进行创造性转化，才有可能确定自身的地位。作为晚于铭文、诔文等的一种文体，碑由器物发展为文字载体，进而发展成为独立文体，期间不可避免与多种文体发生密切关系。除铭文外，诔文、颂文，还有汉赋、史传文等，都对碑志文体的形成起着重要影响，不赘。

李斯、蔡邕与碑志文体的成型

文体创作规范的形成是漫长的，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时期，通过无数作家的创作实践，才能建立一种广为流传的模式，而其中个别作家的突出成就，通常使得这种创作模式得以确定，并被后世的作家们不断效仿，从而稳固成一种文体创作规范，碑志文也是如此。从先秦的古碑到东汉碑志文创作的繁盛及碑志文体规范的确立，这期中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演进因素，更离不开诸多碑文作家的努力，而李斯、蔡邕无疑为其代表。

范文澜说：“秦始皇巡行各地，命李斯写颂文，刻石纪功，开立碑碣的风气。”秦刻石现存7篇，皆为李斯所作，在内容上以称颂秦始皇功德为主，如《秦始皇东观刻石文》以“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起始，点明时间，着力赞扬秦始皇的文治武功：“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而《秦琅邪台刻石文》是其中唯一带序文的篇章，其曰：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这篇碑文在体制上已经具备“序”的形式，尽管序文居于铭辞之后，但对碑文形成前序后铭的体制特点，有创始意义。姚鼐曰：“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琊具之矣。”指出秦《琅琊台刻石》对碑文体式建立的贡献。李斯的刻石文不仅为碑志文体制的确立作出贡献，其“质而能壮”的风格也奠定碑文写作的文学特点，对碑志文文体规范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唐代韩愈《平淮西碑》，实际上也有《琅琊台刻石》的影子。

碑志文体例的独立与完备，成于东汉后期。如出土的《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汉玄儒先生娄寿碑》已经具有序铭两部分的内容。而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记述详尽，历叙其家世、才资及品德政绩，又叙其仕宦及丧葬情况，最后交待为其立碑表墓的原因。铭词部分用四言韵语的形式进行综合概括，高度评价张衡的一生，内容完整，条理清晰。班固的《封燕然山铭》也是前有序，后有铭，进一步发展秦《琅琊台刻石》的行文特点，称功颂德时遵守“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的创作等级规范，对汉室宗亲、车骑将军窦宪的战功进行颂扬，写其军功卓著：“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治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雷〔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凌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谓一劳而永逸，暂费而永宁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伴随着当时树碑风气的兴盛和诸多作家的努力，由秦至汉，碑志文的创作日臻成熟，其前有序后有铭的写作体制及规范也逐渐形成，这其中贡献最大者当属碑文名家蔡邕。

蔡邕具有明确的碑文观念，对碑文的文体职能与体制规范有着相当的认识，其《铭论》体现出蔡邕对碑的源流、文体定位与写作功用的认识。在具体的碑志作品中，蔡邕于此也多有说明，如《太尉杨秉碑》:“刊石树碑，表勒鸿勋，赞懿德，传亿年。”《郭泰碑》:“于是树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太尉李咸碑》:“名莫隆于不朽，德莫盛于万世。铭勒显于钟鼎，清烈光于来裔。刊石立碑，德载不泯。”都指出碑文的文体职能在于宣扬死者声名，恢弘功德，追求不朽。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蔡邕认为碑文的创造应遵循审慎态度，要合乎礼制，要有实录精神。《太尉乔玄碑阴》:“三孤故臣门人，相与述公言行，咨度礼则，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钲钺。官薄第次，事之实录，书于碑阴。”就碑文的“实录”原则作了说明，强调碑文写作的严谨态度，其《太尉杨赐碑》再次重申这一观点：“纠合朋徒，稽诸典则，佥以为匡弼之功，政事之实，诏策之文，则史臣志其详。若夫道术之美，授之方策，则是门人二三小子所特贯综，敢竭不才，撰录所审言于碑。”再如《范丹碑》:“使诸儒参案典礼，作诔著谥，曰贞节先生，昭其功行，录记所履，著于耆旧，刊石树铭，光示来世。”以自身写作的体会，表明作碑文不能率意而为，而要与碑主的门生弟子及故旧儒士，根据礼制共同商讨，据实书写，如此才能达到“求不朽”的目的。

蔡邕的碑文成就是最突出的，其不仅具有明确的碑文观念，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碑志作品。王应麟《困学纪闻》云：“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蔡邕碑文内容充实、结构完整，在创作格局上，确立碑文前序后铭的文体特点，其中序文依次介绍碑主的名讳、世系、祖功、官阶履历、才华政绩及生前身后的丧葬情况等，铭文则对碑主进行综合评论，彰美表功。就语言形式而言，蔡邕善于化用儒家经典语句，使得碑文呈现出一种典雅肃穆的风格。写作中追求对仗骈俪之美，多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叙事简练，描写清新。整体行文以宣扬儒家忠孝思想为主，内容质朴，言辞典雅，纯正博雅，文采优美。如《太尉杨赐碑》写墓主家世：“公讳赐，字伯猷，弘农华阴人，姬姓之国有杨侯者，公其后也。”写其功德：

公讳赐，字伯猷，弘农华阴人，姬姓之国有杨侯者，公其后也。其在汉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继迹宰司，咸有勋烈。

公承家崇轨，受天醇素，钦承奉媾，闲于伐柯。烈风虽变，不易其趣。文以典籍，寻道入奥，操清行朗，潜晦幽闲，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将军府，不得已而应之。迁陈仓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庐。公车特征，以病辞。司徒举高第，拜侍中、越骑校尉。帝笃先业，将问故训。公以群公之举，进授尚书于禁中，迁少府、光禄勋。敬揆百事，莫不时序。庶尹知恤，阊阖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阴阳不忒。公遂身避，托疾告退。又以光禄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伦，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时顺动，三光耀润，群生丰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阶，受爵开国，应位特进。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该备宠荣，兼包令锡，如公之至者乎。

公体资明哲，长于知见，凡所辟选，升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参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秽损清风，愧于前人。乃纠合同僚，各述所审，纪公勋绩，刊石立铭，以慰永怀。

天降纯嘏，笃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辅国家。三业在服，帝载用和。粤暨我公，允执丕贞。在栋伊隆，于鼎斯宁。德被宇宙，华夏以清。受兹介福，履祚孔成。为邑河渭，冕绂珽。以佐天子，祗事三灵。丕显伊德，万邦作程。爰铭爰赞，式昭懿声。

行文前志后铭，从墓主家世写至品行功德，记事颂功，体例严整。内容以铺叙墓主的官阶族谱为主，罗列勋功爵位，对墓主的才华贡献、官阶政绩等作逐层铺叙，赞扬墓主清正廉洁的一生，言辞方面也体现出典雅纯正、古朴工稳的风格。其余如《琅邪王傅蔡朗碑》《陈寔碑》《郭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章，都此写法，在体例格式上呈现出稳定的形态。

身为东汉文坛领袖，蔡邕承前启后，大力写作碑志文，最终为碑文的创作树立了典范。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唐代碑志作家作碑文，莫不以蔡邕为宗。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给予蔡邕碑文很高的评价。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也以蔡邕为标准来评论孙绰，足见蔡邕碑文影响之深远，正如范文澜《墓志铭考》曰：“东汉则大行碑文，蔡邕为作者之首，后汉文苑诸人，率皆撰碑。”

当然，因为时代的原因，蔡邕的碑志文因注重于墓主的歌功颂德而引发“谀墓”之说。《后汉书·郭太〔泰〕传》:“蔡邕……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顾炎武《日知录·作文润笔》云：“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蹇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因此，要说墓碑文“谀墓”之弊，亦当自蔡邕起。

墓碑文的分支与别名

墓碑文是碑志文学的主体，林纾云：“神道也，阡表也，墓志也。累万盈千，无论何家文集，则皆有之。”后世的墓碑文不断演化，导致名目繁多，分支细密，给其归属带来困难。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就碑志文一体列出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七类名称。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更列举出碑文、碑阴文、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阡表，殡表，灵表）六种分类，其论述墓碑文：“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铭，或曰神道碑铭并序，或曰碑颂，皆别题也。至于释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拟乎品官，岂历代相沿崇尚异教而莫之禁与？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铭，或曰塔碑铭并序，或曰碑铭并序，亦别题也。”论述墓志铭则有二十多种名目：“至论其题：则有曰墓志铭，有志、有铭者，是也。曰墓志铭并序，有志、有铭、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志铭而或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者，则别体也。曰墓志，则有志而无铭。曰墓铭，则有铭而无志。然亦有单云志而却有铭，单云铭而却有志者，有题云志而却是铭，题云铭而却是志者，皆别体也。其未葬而权厝者曰权厝志，曰志某；殡后葬而再志者曰续志，曰后志。殁于他所而归葬者曰归祔志；葬于他所而后迁者曰迁祔志；刻于盖者曰盖石文；刻于砖者曰墓砖记，曰墓砖铭。书于木版者曰坟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志，曰志文，曰坟记，曰圹志，曰圹铭，曰椁铭，曰埋铭，其在释氏，则有曰塔铭，曰塔记。凡二十题，或有志无志，或有铭无铭，皆志铭之别题也。”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碑志文体中则收录神道碑铭、墓碣铭、墓志铭、墓碑、墓铭、圹铭、墓志、墓表、阡表、圹志、葬志及厝志十二种悼念死者的文章。综合而言，自古关于墓碑文的分支别流众多，名称也繁杂不一，就其内容形式来说却无二致，皆为悼念亡人，刻石立碑记载其生平大略。考察其功能及文体特征，其实都可归于墓碑文类。

值得一提的是，埋于圹内的墓志铭与立于墓外的墓表、碑碣等，尽管都属墓碑文，但因碑石载体的形制大小不同，安放位置不同，其写作体例虽一致，在篇幅及用语方面就略有差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张相《古今文综》也云：“碑表立于墓上，文可赡详，墓志埋于圹中，体宜简要。”其论皆当，不赘。

碑志文体归类史

碑志文分类的历史，也就是其作为独立文体被整合统一、接受认可的历史。虽然诞生较早，但碑志文为文章学家所定性归类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文体归类，主要采用“因文立体”的方法，即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文体功能或文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合并归类，并为之命名。徐师曾在谈到《文体明辨》一书的编纂方式时说：“是编所录，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故所取容有未尽者。”假文以辨体，即根据现有的大量文章，辨别体裁，以类相从；立体而选文，则是对文体进行抽象的分门别类，然后选录各种文体的代表性文章。就逻辑方法而言，前者运用的是归纳法，后者运用的是演绎法，两者都涉及到“因文立体”的文章归类问题。“因文立体”无疑是中国古代文体归类的传统方法。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既然是通过此方法产生的，那么构成某一文类的基本前提便是应有体现出某些共同的、惯例化文体特征的一定数量作品的支撑。所以具有文体相似性的作品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才可能归纳为一种文体类型，并为人们所认可。碑志作为一种文体的产生，同样遵循着这个规律。

刘师培云：“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关于碑志文，汉代学者对其文体定位及写法要素，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如蔡邕《铭论》认为碑由代替钟鼎昭德纪功之职能而来，是一种铭器，并未以之为文体之名。刘熙《释名》所论碑包括器物名称和文体名称两个方面。因《释名》本身是语言学著作，是从名物角度去解释“碑”的，所以于碑的文体功能并未深入论述。从蔡邕、刘熙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碑志文此时尚依附于铭文中，尚未取得独立的文体地位。

魏晋时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文体分类也有了新的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列出八类文体并提出各自的写作要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文体分类显然比《尚书》所分典、谟、训、诰、誓、命更为具体，可以看出，对于碑志文，曹丕将其纳入“铭诔”文体，认为其是述功纪悼的文章，体类特征重在纪实。西晋陆机《文赋》首次将碑文作为独立文体概念提出：“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陆机将碑文分作与诔、铭、箴不同的文体，给予碑文以独立的文体定位，认为碑文是表彰功德的，故必须借助于文辞的修饰，要以文助质，强调碑文形式美的体征。陆机的文体分类，显示出此时的碑志文发展已趋成熟，其作家众多，作品繁富，体征突出，足以引起文论家们的重视。自此碑志文体受到重视，其功能归类、概念界定也纳入文章学家的视野。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将文体分类更加深化，其论碑云：“古有宗庙之碑，后世立碑于墓，显之衢路，其所载者铭辞也”,“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论既论则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明确提出碑是铭刻文字的一种载体，赞扬蔡邕碑文写作的“典正”之美，这显然比陆机的论说更为具体。挚虞将碑文归属于铭类，又将墓碑单列一类，盖其时墓碑之作已凸显，有别于传统之铭。

南朝刘宋是中国文学思想变迁的重要转折点，表现出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和文体辨析观念。范晔《后汉书》共为48位传主著录作品著述情况，其中包括44种文体，而在这48人中，有14人曾作有碑文，《后汉书》对于其作品著录次序，基本上是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再表、奏、论、议、令、教、策、书、记、檄、说等“无韵之笔”，如无诗赋作品，则碑列在最前面，这一著录次序，反映出从汉末到刘宋，时人区分文笔的文体辨析观念、文体归类意识、文集编纂观念已趋明朗，也反映出碑志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在文学创作中的繁荣状况及重要地位。刘勰《文心雕龙》专门作出《诔碑》一节，详细地论述碑志文的起源流变，强调：“写实（又作远）追虚，碑诔以立。铭德慕（又作纂）行，文（又作光）采（又作彩）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忒（又作戢）。”刘勰对碑文的发展流变作了详细的考订论证，对碑文在写作过程中与史传、诔文、铭文等互相借鉴、交叉影响的关系作了分析，表明碑既是一种铭器，也是因器得名的一种文体。其论精当而深刻。

萧统《文选》分文体三十九类，其中碑志文分作两类，列出碑文、墓志的文体概念。其中“碑文”类，既载蔡邕《郭有道碑文并序》等，亦载王简楼《头陀寺碑文》，实际上包括墓碑与庙碑二体。而“墓志”一类，仅收任彦升《刘先生夫人墓志铭》一篇。在“铭”文中，收录班固《封燕然山铭》、陆佐公《石阙铭》、张孟阳《剑阁铭》三篇碑文。《文选》为墓志别为一体开了先例，此后碑志文体的划分，都将碑文、墓志铭分离开来，并列两目，并逐渐标举详细，分支繁多。

北宋李昉编《文苑英华》，分文体三十八类，诸文体下面又以内容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将碑志文分作碑、志、墓表，碑文下又分为儒、道、释、德政、记功、隐居、孝善、遗爱、台、陵庙、祠堂、祠庙、象庙、神道十四类。姚铉《唐文粹》分文体二十三大类，“碑类”下按内容分成二十六种碑文，“铭类”则收录各类铭文，包括墓志铭等。其后吕祖谦《宋文鉴》分碑志文作“碑、墓志、墓表、神道碑”四类文体。元代苏天爵《元文类》则分作“碑文、墓志铭、墓碣、墓表、神道碑”五类。明代专门研究文体的著作《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对文体名称更是不断扩充，前者收录诗文五十九类，分碑志文作“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七类；后者分文体一百二十七类，碑志文类分作“碑文、碑阴文、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六类。这样做固然列举详尽，划分细密，有利于辨别文体，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章内容题材的本质，把本为同一文体的分作数体，把本为不同文体的又合为一体，导致文体分类日趋琐碎庞杂，实不足取。像墓表、神道碑、墓志铭等，实质都属墓碑文，只是名称差异，故不宜单独分类。吴讷自己也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埋铭、墓记，则墓志异名。”“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铭，或曰神道碑铭并序，或曰碑颂，皆别题也。……或直曰碑，或曰碑铭，或曰塔碑铭井序，或曰碑铭井序，亦别题也。”论述墓志铭则有二十多种名目，也云：“皆志铭之别题也。”可见简单以文章题目定性文体，只能导致文体分类走向繁复琐碎，难以做到优化整合，不是文体归类的科学有效方法。《四库全书总目》对此就批评说：“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

此后文体分类渐趋简化，关于文章的功能定性不局限于名目别称，而侧重于其用途功能等。程敏政《明文衡》将文体分作四十一类，分碑志文作“碑、神道碑、墓碑、墓志、墓表、墓记、埋铭”七类，王世贞《艺苑卮言》将文体分为二十四类，史之变文门下设碑、碣类。清初储欣编《唐宋十大家类选》传志类下设碑志、铭、墓表三种文体。

值得一提的是，桐城派领袖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一书，将文章分作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文体。该书的分类法采用“以实不以名”的原则，即依据文章的实际内容，而不是依据文章的题名，这实际上也是以文体形态为主的“类从”分类法。如论辨类包括题名为论、原、辨、对问、说等的文章，奏议类包括表、奏、疏、议、上书、封事、对策等文章，至于碑志类文章，则整合庙碑、墓碑、神道碑铭、墓志铭、墓碣铭、圹铭、圹志、墓表、阡表、权厝志、葬志等相关文章。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于之解释道：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

就文体分类而言，文体名称应该对应其行为方式及功能用途，而不应侧重其名目别称，以功能命名文体才是科学的分类方法。综上所述，姚鼐的文体划分较为科学，其优化整合，繁简有度，将本质上属于同一文体而名称不同的文章都归于一类文体，把本质不同但名称等相近相同的文章彻底分开，可谓文体分类史上的里程碑。特别是其在碑志文体的功能界定和整合规划上，固然也承继“因文立体”的传统，但一改前人庞杂琐碎的流弊，归纳与演绎结合，注重从本体和实质出发，按文章的内容题材用途功能等定性，将碑志文与箴铭文彻底分开，墓志铭、墓表、碑文、神道碑等本质相同的文章，全部纳入碑志文体，以简驭繁、系统概括，做到历史性的总结归纳、突破创新，其贡献不言而喻。钱基博评之曰：“此分文体为十三类，每类必溯其源而竟其流，以视《昭明文选》之分类碎琐、立名可笑者，为简当矣。”姚仲实也云：“《文选》所分之类，颇嫌琐碎。……《古文辞类纂》出，辨别体裁，视前人为更精审。……分合出入之际，独厘然当于人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姚鼐的文体分类法更为后世接受和认可，碑志文和铭文不同，应具有独立文体的地位，这一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日益稳固。吴曾祺编《涵芬楼古今文钞》，选上古至清光绪间文章近九千篇。分文体十三类，按照姚鼐的作法，将碑志文分作独立文体，下含“碑、碑记、神道碑、碑阳、墓志铭、墓志、墓表、灵表、刻文、碣、铭、杂铭、杂志、墓版文、题名”十五类文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收录碑志文类最为全面详尽的文集。今人曾枣庄主编煌煌三百六十卷《全宋文》，在其文体分类及编序上也秉承姚鼐的做法，分文体十五类，包括箴铭文和碑志文，碑志文体下涵盖墓志铭、墓碑、墓碣、神道碑等文章，可见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影响。综观碑志文分类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文体观念及文体分类不断成熟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