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之际的刘白诗派与姚贾诗派

张巍

中唐时期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是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到了中晚唐之交的宝历、大和年间，随着白居易晚年诗风的变化和韩孟的相继离世，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的相关成员也重新分化与组合，由于彼此间的交游酬唱和艺术风格的相近，又形成了以白居易、刘禹锡为核心的刘白诗派和以姚合、贾岛为核心的姚贾诗派。这两个诗歌流派可以说是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的后继，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从中唐诗歌向晚唐诗歌过渡的性质。

一

刘白诗派的组成人员都是高官显宦，其成员除刘白外还有令狐楚、裴度、李德裕、王起等人。他们大多才兼文武，早在元和年间即已成名，并有着出将入相的辉煌经历。虽然饱经宦海浮沉的政治风波，但在晚年阶段，大都官高位显、名重俸足，诗歌成为他们歌咏闲适、消遣自娱、交友往来的重要手段。

刘白诗派的活动可以刘白唱和诗的三次结集为主线进行考察。刘白两人之交往始于元和五年（810）或稍前，白居易曾以诗百篇寄予刘禹锡，刘禹锡作《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一诗为赠。然而两人的谋面却直至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罢和州刺史，白居易罢苏州刺史，两人北归途中相遇于扬州，同游半月，诗酒唱和。初次相逢，白居易作有《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有《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两人晚年的诗歌唱和由此而始。

文宗大和二年（828）春末时分，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张籍、李绛等人游曲江杏园，极尽诗酒之欢，并先后作有《杏园联句》《花下醉中联句》《春池泛舟联句》等。此次曲江联句是刘白诗派的首次群体创作活动，标志着该诗派的正式形成。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将他与刘禹锡的唱和诗编成《刘白唱和集》，并对两人诗歌唱和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述：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扶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

诗集编成后不久，白居易即赴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此前令狐楚已任东都留守，白居易将至洛阳时先有诗寄之，令狐楚亦赋诗酬答。刘白诗派此后即以东都洛阳为其诗歌创作的主要据点，而往来洛阳的达官贵士们，也一般都与白居易等有所唱和。

刘白间的第二部唱和诗集《刘白吴洛寄和卷》编成于大和六年（832）。白居易《与刘苏州书》云：“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劲者，非梦得而谁?”已明确将刘禹锡视为自己最亲密的诗伴，并指出两人的诗歌唱和对双方的创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与此同时，令狐楚虽已赴太原任河东节度使，但与刘白的诗歌唱和依然不断，如刘禹锡作有《令狐相公自太原累示新诗因以酬寄》一诗，诗中有云：“珍重新诗远相寄，风情不似旧登坛。”两人诗歌交往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刘禹锡后于大和七年（833）将与令狐楚唱和诗篇编为《彭阳唱和集》，并在《彭阳唱和集引》中记载了令狐楚的来信以说明此集的编撰缘起。令狐楚语曰：

三川守白君编录与吾子赠答，缄缥囊以遗余。白君为词以冠其前，号曰《刘白集》。悠悠思与所赋亦盈于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诮?

可见《彭阳唱和集》是刘禹锡应令狐楚的要求，仿效《刘白唱和集》所编而成，亦可见令狐楚试图与刘禹锡建立起像刘白一样密切的诗友关系。

刘禹锡稍后又将他与李德裕之间的唱和诗编为《吴蜀集》。刘禹锡、李德裕、元稹三人早有唱和之作，后编成《吴越唱和集》，所收诗始于长庆三年（823），终于大和三年。刘禹锡在《吴蜀集引》中具体记载了双方远在异地时的诗歌唱和方式：

长庆四年，余为历阳守，今丞相赵郡李公时镇南徐州。每赋诗，飞函相示，且命同作。尔后出处乖远，亦如邻封。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目云。

开成元年（836）是刘白诗派创作极为活跃的一年。白居易早春频与李绅游于洛阳城郊，赋诗咏怀。后自编《白氏文集》六十五卷，藏于东都圣善寺，李绅赋诗题于白集后。李德裕由滁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抵洛阳住于平泉别墅，屡有诗作吟咏风物、寄赠友人。刘禹锡亦由同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洛阳，多有诗与白居易、李德裕、令狐楚、裴度等唱和，后又将其任汝州刺史以来与白居易的唱和诗编为《汝洛集》，这是刘白之间的第三部唱和诗集。开成二年（837）三月三日，河南尹李珏禊于洛滨，白居易、刘禹锡、裴度等十五人与宴，并各有歌咏，“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与大和二年的杏园之会隐然呼应。

开成二年令狐楚卒，开成四年（839）裴度卒，刘白又与另一位诗友东都留守王起有较多唱和。三人曾同赋《秋霖即事联句》《喜晴联句》，刘禹锡与王起共赋一七诗。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卒，白居易写诗痛悼：“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但他并没有停止诗歌交游，会昌五年（845），白居易七十四岁，与赵杲等七老宴于家中，宴罢赋诗记之。会昌六年（846）李绅卒，白居易亦卒于洛阳。后一年即大中元年（847）王起卒，大中三年（849）李德裕卒。参加过刘白诗派唱和的重要诗人至此已完全谢世，刘白诗派的活动至此完全终结。从大和二年（828）起至会昌六年，其存在时间共计十八年之久。

作为一批位处上层的著名文士，刘白等人对官场的黑暗仕途的艰险可谓心有余悸。刘禹锡曾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朗州司马，白居易也曾因上疏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凶手而被贬江州司马，但此刻他们早年的政治锐气早已荡然无存，白居易在甘露事变后所作的两首诗，颇能代表他们当时的心态：“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因此他们大多与政治保持疏远关系，《旧唐书·裴度传》中对这一诗人群的生活与精神面貌有生动的记述：

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正是因为力求闲适远离政治，所以无论对方昔日的政治态度如何，刘白二人都与之相处甚欢。开成二年，裴度由东都留守为河东节度使，李德裕由浙西观察使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由淮南节度使为东都留守。刘白二人刚结束了与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又与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多有唱酬。《旧唐书·牛僧孺传》记牛僧孺“洛都筑第于归仁里”，“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白居易作诗记述了牛僧孺服药养伎的奢华生活，并云“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戏谑中略带羡慕之意。

刘白诗派最主要的文学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与唱和、诗歌别集与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基本上都是歌咏闲适生活。大和八年（834），白居易集在洛阳所作之诗为《洛诗》。其作《序洛诗》云：“序洛诗，乐天自叙在洛之乐也。”并记此集内容曰：

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

这与白居易早期主张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诗歌观点简直判若两人。而白居易后期的诗歌也因此缺乏激动感发人心的力量，几乎没有什么名篇佳作。不但不见《秦中吟》《新乐府》一样讽喻的“正声”，也没有《长恨歌》《琵琶行》那种感伤的“风情”，甚至连《钱塘湖春行》中物我两得的清新自然、活泼欢快也不多见，而所有的都是官高位重的心满意足。刘禹锡等人的诗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个问题，他的一曲《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苍凉中有激越，自伤时亦不忘奋进，实无愧于诗人“诗豪”的称号，因为那是被贬召还后的痛定思痛，有的是充足的情感与感受。他后来与白居易唱和的诗歌连篇累牍，却没有一首能与这篇相比。

他们本是一批优秀的诗人，但此刻却变成了平庸的退休官僚。无论是文学才华还是创作经验，刘白等人都堪称元和、大和诗人中的佼佼者，可晚年诗歌却时常显得淡而无味，内蕴不足。白居易早年诗作“理太周”“意太切”的弱点，一旦有了高官厚禄的土壤，就陷入无所不记的流水账，数字多得令人生厌，如“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然而这样的诗作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易读易懂易学易作，既不要求有杰出的文学才华，也不需要有深刻的情感体验，只需将饮酒用餐一类的身边琐事照实摇笔写来便可成篇，颇能迎合普通官僚士大夫的品位，因此在动荡时代可能无人过问，承平年间却会风行一时。白体经历了五代十国的短暂消歇之后，在宋初又迎来了它的复兴。徐铉、李昉都是由五代十国入仕北宋的官员，宋太祖、宋太宗对他们既委以重任又不无猜忌防备之心，他们在欣喜之余也多少有些惊惧，一心想远离政治风波，这与白居易后期的思想颇有切合之处。他们学作白体诗，徐铉“诗有白乐天之风”，李昉“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也仿效白居易等人编定唱和诗集，如李昉和李至作有《二李唱和集》，《青箱杂记》云：“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这与《刘白唱和集》的情况十分类似。

“杯觞留客切，妓乐取人宽”，除却游赏之乐，闲适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声色之娱。刘白二人听歌赏舞之余，也致力于就曲填词，从而为文人词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刘白的词作大都写于晚年。开成三年（838）春，白居易作《忆江南词三首》，刘禹锡亦作有《忆江南二首》，题为“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较早的文人词的唱和，可以说已具备了文人词派的雏形。他们的词体创作早于温庭筠、皇甫松等人，直接成为晚唐五代时期词体繁荣的先声。

二

与刘白诗派的组成人员与创作情况正好相反，姚贾诗派的成员主要是寒素文士与下层衲子，几乎涵盖了张为《诗人主客图》中“清奇雅正”与“清奇僻苦”两个系列的所有中晚唐诗人。宋代方岳《深雪偶谈》云：“贾浪仙燕人，产寒苦地，故立心亦然。……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蠙、李频、刘得仁，凡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深浅，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方回《瀛奎律髓》亦云：“晚唐诸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姚贾一派是晚唐时期人数最多的诗歌流派，其同时唱酬者及后学包括周贺、方干、郑巢、李频、刘得仁、元绪上人、马戴、无可、厉玄、殷尧藩、姚鹄、雍陶、李廓、顾非熊等人。姚贾诗风也从中晚唐之交起至五代宋初持续不断近两百年，以至于闻一多将晚唐五代称为“贾岛时代”。

姚贾诗派中成就最高者是贾岛，但当时的领袖人物却是姚合。姚合官止秘书监，是姚贾诗派中一位地位突出而且经济条件较好的诗人，姚合宅几乎成为姚贾诗人群在京都的固定活动场所，姚合也起到了该诗派实际组织者的作用。姚合曾编选《极玄集》并撰有《极玄律诗例》，《极玄集》中收诗二十一家共百首，除王维、祖咏外，所选皆大历诸子之诗，着眼于艺术风格的清素平淡，可视为姚贾一派的共同追求。只是由于晚唐动荡的时代和诗人们贫贱的身世，其诗比大历诗多了几分寒苦之音。

姚贾并称，其诗风却同中有异。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谓其二人皆出杜甫而取向不同，“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唐才子传·姚合传》亦云：

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澹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

更为准确的则是齐己的概括：“冷淡闻姚监，精奇见浪仙。”这种艺术风格的差异与姚仕途较顺而贾则终身坎坷有关。姚贾诗派中的其他成员，也多是处顺境时则近于姚，是自适中的寂寞；处逆境时则近于贾，多悲鸣与哀叹。

姚贾诗派的诗歌活动主要在长安附近，活动形式主要是诗歌酬答、寄赠与唱和，而送别诗尤多，可以姚合的仕历为主线进行考察。元和十三年（818），姚合在魏博幕，贾岛秋日来访，两人有诗酬答，这是姚贾之间的第一次交往。元和十五年（820），姚合罢魏博幕调任武功主簿，姚合诗歌创作的特殊风格，正是在任武功主簿时逐渐形成的，世称“武功体”，姚合也因此得名“姚武功”。姚合在武功主簿任期间，即与贾岛、殷尧藩、顾非熊有诗唱和。长庆三年，姚合罢武功主簿改授万年县尉，贾岛、顾非熊、无可、朱庆余秋日宿其宅吟诗，同年，姚合、贾岛、朱庆余有诗送李余及第归蜀及张蒙饶州赴任，姚合、贾岛、朱庆余、马戴、无可以诗送韩湘冬日任江西使府从事。这一系列的活动标志着继姚合创作风格的确立之后，姚贾诗派的正式形成。特别是贾岛等人秋日宿姚合宅所作之诗，诗风清苦寒瘦，状写县邑荒凉之景，恰是武功体的典型特色。

正好在此后一年即长庆四年（824），韩愈谢世，而此前孟郊早在元和九年（814）就已离开了人间。韩孟诗派消亡后，曾出入韩门的贾岛则完全投身于姚贾诗派当中。姚贾诗派从时间上看是韩孟诗派的后继，但诗风却更多的是反拨。韩愈、孟郊、李贺等好作古体，显得奇崛险怪；姚贾却长于近体，力求精切苦淡。但在好苦吟、多书写个人身世之悲这些方面又有相通之处，表现出一定的沿袭性。

姚贾诗派正式形成三年后即宝历二年（826），姚合以祖恩授监察御史，有诗与无可相互酬答，并和贾岛同有诗送朱庆余归越。此后随着姚合的不断迁升，姚贾诗人群体进入了诗歌活动的高潮期，写下了大量的酬唱送别之作。直至会昌三年（843）贾岛离世，姚合此前一年也已去世，姚贾诗派的活动进入了消歇期。从长庆三年至会昌三年，其活动共时间有二十年之久。

姚贾诗人群大多身世落拓，漂泊江湖，或宿于荒店逆旅，或游于古刹破庙，生计既无着落，前途更是渺茫。发而为诗，好写破败荒凉之景，多为感慨不遇的叹贫嗟卑之作。他们作诗崇尚苦吟，讲究字锤句炼，一语不轻下，数月而后成篇，在感动自己之后也希望能感动别人，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他们的不少诗作状景真切，刻画精到，颇为感人，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和相当的艺术感染力，但格局狭小，气象不足，“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这样的阔大之作，在姚贾集中颇为少见。贾岛等诗人们大都过着单调而贫寒的日子，生活内容贫乏，生活面狭窄，因此诗意诗句上屡有重复之处，读过十篇之后，觉得诗味都差不多，薛能讽刺刘得仁的诗“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倒真是切中要害。而且，与晚唐时期同样地位不高、命运坎坷的温庭筠、李商隐不同，他们的诗作很少有对社会现实政治的关怀，更少见对于历史的追问和对于恋情的向往，有的只是在寒冷的山间孤独地伫立，然而还有一点暖色，那就是友情。他们互相诉说着不幸并关怀着对方，在友情中得到了彼此的慰藉。诗友间的相逢、分别、遥寄、酬答、追忆，成了他们诗歌的主要内容。

以姚贾为代表的苦吟诗风在唐末五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习姚贾者不乏其人：“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顶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南唐孙晟……尝画贾岛像，置之屋壁，晨夕事之。”“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贾岛是在苦吟中寻找安身之处，而李洞、孙晟则是在贾岛诗的冷淡寂寞中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这是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消极逃避，让疲惫的生命暂时在精工的五律中得到片刻的喘息机会，虽然这无异于自我麻醉。贾岛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实在缺乏气力也不想与黑暗现实抗争，甚至没有勇气多看一眼，只能在荒宅古屋那暂时属于个人的小天地里，与枯桐孤蛇为友，用寂寞的歌唱排遣生命的余晖。他们的苦吟，似乎有几分自虐与自恋，玩味着人生的辛酸，得到了一种痛楚的满足感。作诗成为他们人生的归宿与必然，一种生存的基本方式。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为艺术而艺术”，尽管这艺术是一种社会走向毁灭时的自我保存。

宋初三体之一的“晚唐体”，正是以姚贾为师法对象，其创作成员也多是下层文士与僧人，尤以九僧为代表。学习姚贾的另一个高潮出现在南宋后期，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都以姚贾为创作典范，姚贾诗风又因此盛行一时。

三

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颇为重要但极易为论者所忽略的因素，那就是诗人的生年和寿命。下表中是刘柳、元白、韩孟、姚贾这八位诗人的生卒年和享年数，仔细观察该表可以让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深入认识。

以上八位诗人中，孟郊生年最早，长韩愈十七岁，明显属于前辈诗人。二者的实际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在韩孟诗派和韩愈雄奇险怪诗风的形成过程中，孟郊均起到了重要作用。韩愈生年排序仅次于孟郊，而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贾岛、姚合均出生于公元7世纪70年代，可以视为同辈诗人。如果细致区分的话，又可分为两组：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基本同岁，元稹、贾岛、姚合生年也相差不大，前一组比后一组早问世五年至七年。但是刘、白二人都颇为高寿，享年均在七十岁以上；而柳、元二人则离世较早，去世时都不过五十岁左右。仔细比较起来，柳宗元要比刘禹锡早卒二十三年，元稹也比白居易早离世十五年。“钟子期卒，伯牙不复鼓琴”一事如果属实的话，那是友谊史上的嘉话，但是艺术史上的损失，而创造力丰富的诗人也总是不甘寂寞地在寻觅着新的诗友。对于白居易来说，刘禹锡正好弥补了元稹离世后所留下的空缺，上文所引的“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劲者，非梦得而谁”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贾岛比孟郊小二十八岁，比韩愈小十一岁。如果以十年为一个年限的话，他们可以粗略地算成是三代诗人。孟郊、贾岛二人并非同代的诗友，他们的并称迟至宋代才出现，二人得以并称的原因是诗歌格调的相似。韩愈曾作有《赠贾岛》一诗，全诗如下：“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就是明确地将贾岛视为孟郊的后继。孟郊去世时，贾岛不过三十六岁，在人间还有二十九年的岁月。而姚合与贾岛的生卒年都极为相近，以他们二人为核心重新形成新的诗歌流派也就在情理当中。可以说，从刘柳并称、元白并称转为刘白并称，进而形成刘白诗派，从韩孟诗派让位于姚贾诗派，诗人的年岁起到了某种决定性的因素，它和诗人的文学成就也产生了有趣的关联。时至宋代，这个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更加明显。

另外一个值得考察的因素是社会身份。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两大诗派的诗人之间，还有着比较多的社会交往，例如元和四年（809）韦丛去世之后，元稹就请韩愈为其作墓志铭。某些诗人例如张籍，更是与两派诗人都来往密切。张籍曾为韩愈之子韩昶授诗，韩愈也曾作有《醉赠张秘书》《赠张籍》等多首诗歌，但他也与白居易有多首诗歌相互赠答。然而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这两大诗派的成员间却显得界限分明，极少有相互往来。所存在的这种差异，部分可以归因为社会阶层的不同。与元白诗派相比，韩孟诗派总体成员普遍显得官职卑微，但社会地位的差别还不是太大，韩愈更是与元白地位相近。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仅姚合例外）却分处于社会的较上层和较底层，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四

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的创作在唐宋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杜甫集先唐诗及初盛唐诗之大成，杜诗中本有平易与奇险两种风格，元白与韩孟推尊杜甫，分别发展了这两种倾向而各自成派，刘白诗派与姚贾诗派则可以说是中唐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蜕变。从中唐的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到中晚唐之际的刘白诗派与姚贾诗派，再到宋初的白体与晚唐体，始终表现出两种艺术风格的对立。这可以说是台阁诗人阶层与山林诗人阶层的对立，也可以说是平白畅达的诗风与奇崛或寒苦诗风的对立。

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的创作都带有中唐诗歌向晚唐诗歌过渡的倾向。他们的诗歌风格虽然截然相反，但与此前的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的创作相比较而言，诗歌境界都趋于狭小，情思均趋于淡薄，关注的目光更为集中于个人人生感受，诗中都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疏离之感，这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对不同风格的诗歌流派产生的共同影响。从中唐步入晚唐，社会朝政日益黑暗，文人士子的政治锐气在“甘露之变”后丧失殆尽，文学作品中的骨气、风力与气象大为减弱，晚唐诗文中重视个体情感的特点初露端倪，刘白诗派与姚贾诗派的创作都体现出了这种变化。宋初三体诗中，白体与晚唐体都存在着气格萎弱、诗意浅浮的不足，其根源也可上溯至此。

刘白诗派与姚贾诗派的创作是晚唐诗歌的重要起点之一，但能代表晚唐诗歌最高成就和创作主流的却并不是他们而是李商隐。刘白与姚合都颇为高寿而多产，他们与李商隐的创作有一定的重合期，晚唐前期诗坛上出现了两代诗人并存的局面。李商隐出于令狐楚门下，令狐楚曾引荐李商隐拜会白居易，白居易对李商隐颇为称赏。姚合曾为李商隐上级官员，也称许李商隐的诗才。而李商隐并未学习白诗的浅近明白和姚诗的疏野清寒而是走向了“包蕴密致”“沉博绝丽”一路，晚唐诗歌在刘白、姚贾二派之外又有新的发展。

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分别以洛阳和长安为创作中心绝非偶然。地域文化对诗歌风貌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唐代东都洛阳多为年老官员任闲职或致仕所居，远离政治斗争，具有较为浓厚的追求闲适自足的文化氛围。而都城长安则日常消费较高，贫富差距悬殊，长安附近奔走谋生的下层文人士子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活的严酷，也较多地在诗歌中抒发人生感慨。洛阳与长安在唐诗创作的总体格局中各自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对宋诗的先导作用不仅表现在诗歌风格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诗歌流派的文学活动方式上。中国诗歌流派的发端可以追溯至汉末魏初的建安诸子，但完全成熟却是在中唐时期。比起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酬唱的成分更重，写诗往往是一种群体互动创作行为，并将诗歌创作与诗集编定密切结合起来，这为此后宋代诗歌流派的构成方式提供了典范。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