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元白诗派的离合

陈才智

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而生，二人晚年交游、唱和甚密，惺惺相惜，生前即并称“刘白”，所谓“四海齐名白与刘”，而身后这一齐名状态则不复存在。早在晚唐批评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中，二人地位的改变已见端倪，一为广大教化派之“主”，一为瑰奇美丽派之“上入室”，一主一客，虽不至云泥而分，但轩轾之别显然已滥觞于此。尽管也有人曾推崇刘禹锡，说“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但二人名家与大家之别，今日已成公认。按说刘禹锡登进士第比白早七年之久，出仕亦早，在贞元、元和诗坛上亦声名早著，当日，“刘、白并称，中山（刘禹锡）未必甘也”，但论今时之声名地位，白却后来居上。百年人物有谁在，千古声名无尽时。在文学史上，声名的指认固然难以量化和定论，但品第甲乙从来没有停止。这里无意评骘二人声名高下，只想由此说开，结合二人的交游、唱和等，探讨刘禹锡与元白诗派的离合。

一

元白诗派的领袖是白居易，向无疑义。诗派成员众多，而晚年与白居易交往密切、唱和频频的刘禹锡，因为身份、地位较特殊，创作上又自具风格，别有个性，所以一般文学史多将其单列，并无归入元白诗派者。因此，当拙著《元白诗派研究》将晚年与白居易唱和的刘禹锡划入元白诗派时，曾引起异议。确实，一般而言，甘入某流某派者，多为二三流，罕有名家大家，尤其是明清诗坛，所谓拉大旗作虎皮也，刘禹锡岂能与之同列?何况，与活跃在诗坛中心的白居易不同，刘禹锡一生大半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苦闷哀怨与执着不屈交织成为他诗歌的底色，同香山优游林下的闲适冲淡形成对比。从诗风上看，一豪迈俊爽，一平易浅澹，迥然有别，刘之高华与白之通俗之间，亦难以混同。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洵为知言，正以慧眼道出梦得“诗豪”的特质。但耐人寻味的是，乐天自己也曾屡被后人称作“诗豪”，可见其诗风之广大，之多样，之与梦得有趋同之处。

刘白之趋同，历史上曾引起白冠刘戴或刘冠白戴的误判，其中还包括方回、王士禛和袁枚这样赫赫有名的诗评家。方回（1227—1307）《瀛奎律髓》卷四十二《寄赠类》收录《寄李蕲州》七律一首：“下车书奏龚黄课，动笔诗传鲍谢风。江郡讴谣夸杜母，洛阳欢会忆车公。笛愁春尽梅花里，簟冷秋生薤叶中。（蕲州出好笛并薤叶簟）不道蕲州歌酒少，使君难称与谁同。”归为刘宾客之作，何焯（1661—1722）点评：“寄诗却切蕲州事，春秋二句点化固妙，然章法又不甚紧，所以七言四韵须教梦得独步也。”纪昀（1724—1805）批曰：“前四句太庸滥。”许印芳（1832—1901）议道：“四句用六个古人，太堆砌，太猥杂。”实际上，正如冯班（1604—1671）所辩：“此首白居易作。”方回心目中，“刘梦得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且是句句分晓，不吃气力，别无暗昧关锁”。但这还不是他将这首诗白冠刘戴的具体原因，具体原因应该是开成三年（838）李播赴任蕲州刺史时，刘白均有七律之作送行，刘诗《送蕲州李郎中赴任》云：“楚关蕲水路非赊，东望云山日夕佳。薤叶照人呈夏簟，松花满碗试新茶。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北地交亲长引领，早将玄鬓到京华。”其中写蕲州特产的“薤叶照人呈夏簟”一句，与上引白诗“簟冷秋生薤叶中”出典用语均略相似，因此致误。相比之下，刘诗颈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一用庾亮，一用谢朓，但读之使人不觉，尽管也受到“纤巧”的批评，但较白诗《寄李蕲州》前四句堆砌六个古人确实更有诗味。

再来看刘冠白戴的误判，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曾激赏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号称“一代正宗”“一代之宗”“一代宗匠”“一代宗工”“一代诗宗”的王渔洋那里，居然被视为白乐天的诗句。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表语本乐天诗”一则云：“宋任忠厚惇坐上书入籍，久不得调，投时相启云：‘笼中剪羽，仰看百鸟之翔；岸侧沉舟，坐阅千帆之过。’盖用白乐天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语。”而同书卷十四及《香祖笔记》卷五明明又称，乐天作《刘白唱和集解》独举梦得“沉舟”一联以为神妙，看来多半是王渔洋意气之余的记忆短路。这意气源自与赵执信的抬杠。赵执信《谈龙录》载：“刘宾客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叶前头万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极推之。余尝举似阮翁。答云：‘我所不解。’阮翁……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王渔洋诗尚神韵，故薄斥以直白浅易著称的乐天，以致刘冠白戴——即使是千古警句，沉郁豪放，且正切己境与酬赠当下之景，王渔洋眼中亦是“下劣”，下劣之句，自然下意识就归入自己心目中所薄斥的乐天名下。其后居然仍有以讹传讹者——乾隆间，山东即墨学者黄立世《柱山诗话》即云：“香山‘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阮翁非之，是也。秋谷极口称赞，何也?岂好诋阮翁，必使之无完肤耶?”这位忙着拉偏架的学者，居然如此不学，也算罕见。

王渔洋另有一处关于刘白之诗的误判，其《香祖笔记》卷五载：“《丹铅录》云：‘《丽情集》载湖州妓周德华者，刘采春女也。唱刘梦得《柳枝词》云云。此诗甚佳，而刘集不载。’余按，此乃白乐天诗，诗本六句，非绝句，题乃《板桥》，非《柳枝》。盖唐乐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达夫‘开箧泪沾臆’，本古诗，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满目泪沾衣’，本《汾阴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诗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二十年前旧板桥。曾共美人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板桥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东，唐人小说载板桥三娘子事即此，与谢玄晖之‘新林浦板桥’异地而同名也。升庵博极群书，岂未睹《长庆集》者，而亦有此误耶?”此前之《池北偶谈》卷十三“板桥诗”一则亦云：“白氏集有板桥诗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与玉颜桥上别，更无消息到今朝。’今讹作刘梦得，而说者疑《中山集》不载此诗，盖未考《长庆集》耳。”按，白诗题为“板桥路”，“三十里”一作“二十里”。《香祖笔记》所引杨慎《丹铅录》云云，又见《升庵诗话》卷七，唯末尾多出一句：“然此诗檃括白香山古诗为一绝，而其妙如此。”升庵《绝句衍义》卷二、《百琲明珠》卷一均收录《柳枝词》七言绝，署名周德华。《绝句衍义》并于诗后注云：“周德华，镜湖妓刘采春女也。此诗檃括白香山古诗为七言绝，而其妙思如此，真花月之妖也。”杨升庵刘冠周戴，确有未谛，但并未如王渔洋所云白冠刘戴。白诗七言三韵，刘诗据之删削改易为七绝，出处须注明，但版权还是刘，而王渔洋恰恰忽略了杨升庵业已点明的“檃括白香山”云云。檃括削改后的“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其实愈加凝练精彩，也更适合歌唱，想必原创者乐天也要承认其锻炼磨砻之功。

与素来不喜香山诗风的王渔洋不同，号称“诗学白傅”的袁枚居然也刘冠白戴，可谓更令人吃惊。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云：“唐人诗曰：‘欲折垂杨叶，回头见鬓丝。’又曰：‘久不开明镜，多应为白头。’皆伤老之诗也。不如香山作壮语曰：‘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又，宋人云：‘劝君莫恼鬓毛斑，鬓到斑时也自难。多少朱门年少子，被风吹上北邙山！’”按，“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并非香山之壮语，乃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中的名联。“余霞”原作“微霞”，又作“为霞”。开成二年（837），66岁的白少傅《咏老赠梦得》云：“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闲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答道：“人谁不愿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四语中极起伏之势。结句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堪与其“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之句并美，实难为乐天所掠美。袁枚的这一刘冠白戴，大概可以视为对貌类而心仪的学习对象白香山之抬举，好在此时香山确也英华未衰，此后余霞尚比刘禹锡多了四年。其实，在上引《随园诗话》的语境里，香山自有“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这联壮语，见于《洛阳有愚叟》一诗，是大和八年（834）63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所作，明人陈洪绶还曾反其语句，书为“任头生白发，放眼看青山”一副对联，以示旷达自适之心态，不知袁枚为何没有想起。

二

将刘禹锡归入元白诗派，不仅源自二人并称齐名，更因为诗风诗境之趋同，堪称文友诗敌。毛奇龄（1623—1716）《西河合集·诗话》卷七曾分析：

白居易与刘禹锡齐名，又与元稹齐名，当时有《刘白集》，又有《元白长庆集》，而白并不辞，世亦疑之。予谓梦得与乐天原可肩并，元则卑劣抑下矣。白岂不自知，而甘与颉颃。盖其时丁开、宝全盛之后，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思降为通脱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故乐天第喜其德邻之广，而不事较量。然犹自言曰：“每被老元愉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则亦若有不甘于并名者。夫既创斯体，已置身升降之际，使能者为之，不过舍谧（密）就疏，舍方就圜（圆），舍官样而就家常。而自不能者效之，则卑格贫相，小家数，驵侩气，无所不至。幸乐天才高，纵卑贫小巧，而意能发摅，力能搏捖，才与气能克斥布濩，而所在周给。老元短李，又何能为！白所自言，固审耳。

分析元和诗坛通脱风习的兴起，指出倾向通脱之风的诗人形成创作群体，其主创为白居易，其并起而效之的主要成员有刘禹锡与元稹，围绕着这一诗歌群体所共同具有的通脱放达的艺术倾向，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有三点共性：①诗歌意象结构由细密而趋疏朗；②遣词造句由方正而趋圆融；③主题与取材舍官样而就家常。这是对元和诗风变化较为准确的归纳。方世举（1675—1759）《兰丛诗话》论承继老杜五七言律诗者，“白香山之疏以达，刘梦得之圜以闳”，均可为初学唐诗之导引，与上引毛奇龄所云三点共性有相通之处。毛奇龄诗学少好宋元，后转宗唐。其所宗之唐，不废中晚。他给丁克扬《琴溪合稿》所作之序云：“自夫论诗者好言初盛，遂致贞元、元和以后弃置不问，而昔有终身为诗，始悟《长庆集》之不易为者。”上引对元和诗风之变代表人物元、白、刘三人的归纳，可以追溯至《新唐书·文艺传序》，其中言诗除杜甫、李白之外，即元稹、白居易、刘禹锡三人，“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至于推尊“乐天创之”，毛奇龄《唐七律选》也有类似评说，中云：“乐天为中唐一大作手，其七古五排，空前掩后，独七律下乘耳，然犹领袖元和、长庆间，宝、太以后窃脂乞泽者，越若干年亦文豪也，若同时倡和，争相摩仿，终不得似。此如东家效西家，才分悬远。老元、短李，久在下邽嗤笑中矣，但黄钟大吕铿已久，既降细响，则蜗吟蚓呻，自所不免，兹择其于卑格贫相、小家数、驵侩气不甚浸淫者，备录于篇，以厌时好之目。”诗选之评与其诗话之论正可参照。

毛奇龄为人好辩，有时不免强作解事，如论苏轼诗“春江水暖鸭先知”之类。上引论元和诗风之变，沈德潜（1673—1769）曾提出异议，其雍正九年（1731）所撰《说诗晬语》卷上云：“大历十子后，刘梦得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萧山毛大可，尊白诎刘，每难测其指趣。”说毛大可尊白是不错，但他并未诎刘，只是以“卑劣抑下”诎元稹而已，稍带也批评了江湖间元和体末流妄相仿效，卑格贫相的小家数和驵侩气。沈德潜早年编选的《唐诗宗》卷十二，及康熙五十二年（1713）增删《唐诗宗》而成的十卷本《唐诗别裁集》卷八中，持论与《说诗晬语》相仿：“中唐七律，梦得可继随州，后人与乐天并称，因刘、白有唱和诗耳，神彩骨干，恶可同日语?”语词亦颇为近似。而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订的二十卷本《唐诗别裁集》卷十五中，关于刘禹锡七言律诗的评语则订正为：“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实刘以风格胜，白以近情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其实，毛大可将刘禹锡列入白居易所创元和通脱诗风的追随者，并未屈就其地位。

刘白二人地位之高下，在他们在世之日即有辩说，白居易作为当事人表示，尽管彭城刘梦得“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但他并未服软，称“予不量力，往往犯之”，结果“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刘白唱和集解》），可见不相上下。当然，对《石头城》中的“潮打空城寂寞回”，白居易还是服善让能，据刘禹锡讲，不仅叹赏良久，并且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而史上盛传的“金陵怀古”同题竞赛，刘禹锡探龙获珠，白居易等罢唱，则因所云时间、地点多有不合之处，恐为传讹附会。开成三年（838），因为好五言诗的唐文宗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翰林学士推荐了名单，宰相杨嗣复声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可见刘禹锡声名之盛。可惜被人联系起从前元白始作俑并风行一时的“元和体”，因为担心玷黯皇化，实非小事，于是不了了之。但刘白二人诗坛地位之不相上下，已埋下伏笔。官方史书《旧唐书》既在《元白传论赞》中声称“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同时也于《刘禹锡传》中表明：“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

分析后世刘白二人高下的形成史，约有两派，一派认为刘不及白，如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云：“禹锡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晚与居易为诗友，号刘白，虽诗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间，信天下之奇才也。”明人许学夷（1563—1633）《诗源辩体》卷二十九云：“刘虽与白齐名，而其集变体实少，五、七言古及五言律俱未为工。”清人赵骏烈（1700—?）《刘宾客诗集序》云：“元和、长庆诸公，与香山唱和齐名者，刘宾客为称首。……大约刘之比白，边幅稍狭，而精诣未之或逊。”余成教（1778—?）《石园诗话》卷一云：“刘固诗豪，白乃诗仙。……在当时则刘白齐名，日久论定，刘终不能逾白也。”另一派则认为白不及刘，如元人方回（1227—1307）心目中，“梦得诗句句精绝，其集曾自删选，故多佳者，视乐天之易不侔也”。“刘梦得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且是句句分晓，不吃气力，别无暗昧关锁。”明人黎民表（1515—1581）《书刘中山别集卷首》亦称：“中山于唐元和间有隽名，文稍亚于韩、柳，世谓之‘刘柳’，其诗则元、白诸人远不逮也”。均为上引沈德潜《说诗晬语》意见之先声，乔亿（1702—1788）《剑溪说诗又编》以为：“刘禹锡七言律绝，……并出乐天之右。乐天只长律擅场，亦无子厚笔力也。而当日名播鸡林，后人多宗之，良由诸体赡博，尽疏快宜人耳。”同调还有《四库全书总目·刘宾客文集提要》云：“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气骨亦在元、白上，均可与杜牧相颉颃，而诗尤矫出。”民国间丁仪《诗学渊源》卷八《名人小传诗品》甚至认为：“元和诗人，（刘禹锡）自当首屈一指。韩、刘、元、白虽属异曲，未见同工也。”今天看来，正如瞿蜕园所云：“元白刘三人同开元和新派，各成壁垒。而居易能知人，能服善，此所以得广大教主之称欤！”

三

尽管刘前期诗风之俊爽高华，后期诗风之雄浑老辣，与元白的浅切平易不相肖，但如果从交游的密切与唱和、联句的频繁来看，晚年刘禹锡与元白诗派的吻合之处要多于疏离之端。刘白交游可以按照二人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线索加以勾勒。具体的复原工作，因为《刘白唱和集》编排以时间先后为序，而今存《刘宾客文集·外集》之唱和诗，即宋敏求（1019—1079）自《刘白唱和集》中裒出者，保留了原集的编次，因此给复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后，日本学者花房英树、柴格朗、橘英范等，中国学者熊飞、贾晋华、王卓华、王艳玲等均曾作过进一步的努力。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元白诗派成立之研究》（2000）基础之上，复编订《白居易资料新编》，于刘白唱和集复有补订。毋庸赘言，仅列四次结集为表1，以见其概况。

从《刘白唱和集》看，二人交游始于元和五年（810），翰林学士白居易将诗作百篇寄给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已有五年的刘禹锡，元稹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与刘禹锡唱和，白主动寄诗当因元稹之介。刘禹锡答以《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此诗收入《刘宾客文集》外集卷一压卷之作，开篇第二句称，读白诗而坐形神驰，与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所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可以参观。结尾夸白诗举世无二，大概缘于初交，不免溢美，但中间两联，盛赞白诗如琴韵悠扬，玉声清越，且匠心独运，自然浑成，如郢人运金，毫无斧凿之痕，似仙人裁衣，不用刀尺之功，应出自真实的体认。正如赵翼《瓯北诗话》卷四所云：“香山主于用意，用意则属对排偶，转不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惟意所之，辨才无碍。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刘梦得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者，此（香山）古体所以独绝也。然近体中五言排律，或百韵，或数十韵，皆研炼精切，语工而词赡，气功而神完，虽千百言亦沛然有余，无一懈笔。当时元、白唱和，雄视百代者，正在此。”后来陆游《九月一日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即师此意。值得一提的是，何焯于刘禹锡此诗之批语道：“梦得别集七言律诗，大抵多效白公之体，但起结多恨其过于平直。”可见在二人唱和之始，刘禹锡即有意识向乐天诗风靠拢。

长庆二年（822）正月，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有《始至云安寄兵部韩侍郎中书白舍人二公近曾远守故有属焉》，表达对兵部侍郎韩愈、中书舍人白居易在京为官的钦羡，中云：“故人青霞意，飞舞集蓬瀛。昔曾在池籞，应知鱼鸟情。”长庆三年（823），白居易作《杭州春望》：“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蹋晴沙（城东楼名望海楼）。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青旗沽酒趁梨花（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次年（824），刘禹锡答以《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钱塘山水有奇声，暂谪仙官领百城。女妓还闻名小小，使君谁许唤卿卿。鳌惊震海风雷起，蜃斗嘘天楼阁成。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白诗中首句之“望海楼”在杭州凤凰山。颔联“入”字、“藏”字，极写望中之景，伍员即伍子胥，伍员死，吴王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苏小，指南齐钱塘名妓苏小小，才空士类，容华绝世。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有“杭州苏小小，人道最夭斜”。“柿蒂”是杭产绫绢所织之花纹，“梨花”是杭州美酒的名称。落句结足春意。刘禹锡和诗第一句中“奇声”，是说异样声名。“仙官”指白居易曾为中书舍人，极清华之选而出。“守”一作“领”。三四句言虽有名妓苏小小，然不许命使君以卿卿也。谐谑之语却精极。五句“鳌惊”言刺史之雷厉风行。六句言舍人之文辞灿丽。“莫道”句说向云骚人诗思盛于三楚，故有屈原、宋玉辈，如今文星都改到吴越来了（“斗牛”间，杭与越之星野也）。这首诗通体清稳，可以和白居易原作旗鼓相当。说文星改照到吴越之间，又是何等自负！

刘白大规模的唱和始于宝历年间。宝历元年（825）春刘禹锡在和州作《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曾向空门学坐禅，如今万事尽忘筌。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颠。”从中可见他对洛中白居易的诗酒生活极为了解，诗风亦与白颇似。

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卸任和州刺史，经扬州回洛阳，与自苏州北归的白居易相逢于扬子津，一见如故，白居易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答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刘诗回赠接过白诗话头，既抒写出那一特定环境中的感情，又蕴含着贬官二十多年后回乡的深沉感叹。那一年两人都是55岁，回溯到贞元十九年癸未（803），他们都是32岁，刘禹锡在京官监察御史，白居易职为校书郎，住常乐里。23年过去，难免欷歔慨叹。可颈联却突然振起，化沉郁为通达，变悲怨而乐观，写沉舟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争荣。在自然界的平凡现象中，暗示社会人事新陈代谢的哲理，意象新奇壮丽，寓意深长，较之乐天之“命压人头不奈何”确实较胜一筹。难怪乐天称赞这两句诗“神妙”，“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清人赵执信《谈龙录》更推许为“有道之言”，至今仍常常被人引用，并赋予新的意义，说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类似闪烁着清刚的理性之光的诗句还有“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词》），都是对宇宙与自然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空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的一种交融。

大和二年（828），刘白都在长安，多有活动，与张籍同游杏园，白有《杏园花下赠刘郎中》，刘有《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刘白都参加的联句，有《杏园联句》《花下醉中联句》《首夏犹清和联句》《蔷薇花联句》《西池落泉联句》。之后，刘禹锡在长安、苏州、汝州等地，与白居易唱和不断。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归洛后，刘禹锡有《遥和白宾客分司初到洛中戏呈冯尹》，这是白退闲后，刘白唱和频繁的开始，时刘在长安任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开成元年（836），刘禹锡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其时已在洛阳，两人再次相聚，因为都以分司身份生活于洛阳，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彼此唱和，交往更密，正如刘禹锡《汝洛集引》所说：“予罢郡，以宾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欢。”刘白的深契主要是此后一段时间。如开成二年（837）夏，白居易有《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呈思黯奇章公》云：“性与时相远，身将世两忘。寄名朝士籍，寓兴少年场。老岂无谈笑，贫犹有酒浆。随时求伴侣，逐日用风光。数数游何爽，些些病未妨。天教荣启乐，人恕接舆狂。改业为逋客，移家住醉乡。不论招梦得，兼拟诱奇章。要路风波险，权门市井忙。世间无可恋，不是不思量。”其中“身将世两忘”，引申鲍照《咏史》“身世两相弃”之意，与此前元和三年《偶作》“是非一以贯，身世交相忘”、元和五年《适意》“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元和七年《咏兴五首》其三“我今异于是，身世交相忘”、元和九年《退居渭村寄礼部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末二句“可怜身与世，从此两相忘”、元和十二年《闭关》“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大和八年《咏怀》“由兹两相忘，因得长自遂”、大和九年《诏下》“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等，一脉而承。刘禹锡答以《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来章有移家住醉乡之句）》：“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诗家登逸品，释氏悟真筌。制诰留台阁，歌词入管弦。处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八关斋适罢，三雅兴尤偏。文墨中年旧，松筠晚岁坚。鱼书曾替代，香火有因缘。欲向醉乡去，犹为色界牵。好吹杨柳曲，为我舞金钿。”“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说出“中隐”生活的快意；“醉乡”“色界”“香火”“管弦”“歌词”等，写出“中隐”生活的内容；“处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对白居易“中隐”思想本质特征加以概括，相当准确。开成三年（838）元日，白访刘，白有《新岁赠梦得》，刘酬和《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晚夏，白访刘，白作《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刘答《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秋日，刘又访白，白寄示《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梦得相过援琴命酒因弹秋思偶咏所怀兼寄继之待价二明府》，刘酬以《乐天以愚相访沽酒致欢因成七言聊以奉答》。此举可以概见二人交游之频繁。此间刘诗不乏仿白之作，如开成五年（840），白有《杨柳枝》：“陶令门前四五树，亚夫营里百千条。何似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刘禹锡和诗云：“金谷园中莺乱飞，铜驼陌上好风吹。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范晞文（?—1291?）《对床夜语》即断为“仿白”之作。此外如前所引，刘禹锡还有檃括白香山古诗《板桥路》的《柳枝词》。

四

全部《刘白唱和集》共137组唱和诗作，已超过《元白唱和集》的111组。其浩博堪称诗史一大奇观。刘白唱和诗诗体，由多至少依次为七律、七绝、五律、五排、五古。刘白和韵诗诗体，由多至少依次为七绝、七律、五律、五排、五古。二者次序基本一致。不过，刘白唱和在元白之后，以律体唱和之比例明显超过古体，超过元白，这也是中晚唐以还律体逐渐成熟壮大趋势的反映。刘白和韵诗占同体唱和诗的比例，由大至小依次为七绝、七律、五排、五古、五律，见与元白和韵诗情况略有不同。

刘白唱和诗之浩博，足以佐证刘禹锡与元白诗派的亲离度。如果细相比对，可以发现，刘白二人在诗风诗境上较量之余，不乏相互趋同与妥协。何焯《刘禹锡诗》批语对刘白唱和诗尤其留意二人诗作同异的相互比对，如《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曾向空门学坐禅，如今万事尽忘筌。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颠。”《八月十五日夜半云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之景寄呈乐天》：“半夜碧云收，中天素月流。开城邀好客，置酒赏清秋。影透衣香润，光凝歌黛愁。斜辉犹可玩，移宴上西楼。”二诗皆批云：“白公体。”《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历览风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俪曲，墨客竞分题。翠幄连云起，香车向道齐。人夸绫步障，马惜锦障泥。尘暗宫墙外，霞明苑树西。舟形随鹢转，桥影与虹低。川色晴犹远，乌声暮欲栖。唯余踏青伴，待月魏王堤。”批语云：“乐天固不可及，此作亦自秀整。齐韵容易窘人，非梦得几于搁笔矣。”《题于家公主旧宅》：“树绕荒台叶满池，箫声一绝草虫悲。邻家犹学宫人髻，园客争偷御果枝。马埒蓬蒿藏狡兔，凤楼烟雨啸愁鸱。何郎独在无恩泽，不似当初傅粉时。”批语云：“比乐天诗更曲折有味，三、四妙绝。冯己苍（冯舒）极称此诗，以为悲凉之中，自饶才致，他人为此而定薄矣。”《和乐天诮失婢榜者》：“把镜朝犹在，添香夜不归。鸳鸯拂瓦去，鹦鹉透笼飞。不逐张公子，即随刘武威。新知正相乐，从此脱青衣。”批语云：“定翁（冯班）云：‘似胜白。’第三先起后半二句，直是叙得生动。”《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镇太原》：“十万天兵貂锦衣，晋城风日斗生辉。行台仆射深恩重，从事中郎旧路归。叠鼓蹙成汾水浪，闪旗惊断塞鸿飞。边庭自此无烽火，拥节还来坐紫微。”批语云：“其精切工假如此，乐天‘青衫书记’‘红旆将军’，未免为渠压倒。”类似的诗作还有不少。

总之，尽管刘禹锡诗自具风格与个性，但晚年创作，因与白居易交往唱和而有所变化，二人在流畅自然的风格特色中找到了共通之处，尤其体现在七言律绝体中，每有异曲同工的含思婉转之妙。正如明人许学夷（1563—1633）《诗源辩体》所云：“考《万首唐人绝句》，刘（梦得）实有似乐天者，故当时有‘刘白’之称。”方世举《兰丛诗话》亦云：“（五七绝句）元、白清宛，宾客同之。”唐寅、徐祯卿等吴中诗人，普遍师法刘禹锡与白居易，所看重的也是二人流利自然、语工调协的七言律绝。

另外，在元白诗派“长庆体”创作上，刘禹锡元和八年（813）任朗州司马期间所作《泰娘歌》《伤秦姝行》，与元白“长庆体”的创作时间大致平行，且符合其四个共性——①诗体为七言歌行体；②内容以叙事为主；③篇幅为八句以上的长篇；④韵律上多用律句和转韵。另外均不约而同于诗前又加以小序，可以见出这种叙事歌行体的一种风尚。因拙著《元白诗派研究》曾加以论及，此亦不赘。

综合以上，可见刘白二人诗风因交互影响，亦多有趋同倾向之迹，既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比较之下，异中之同已超过同中之异。在不同诗体的创作上，刘禹锡与元白诗派的均有相互吻合之迹，且合大于离，这就是笔者认为刘禹锡可以划入元白诗派的主要理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