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说到中国的气象，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叫竺可桢，人们通常称他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其实，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担任过浙江大学校长。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大门前的一个小广场上，有一组雕塑，除了竺可桢的塑像，还有他对学生说的两句名言：“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1936年第18期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详细记录了竺可桢“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的讲演。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称竺可桢“具有远见卓识，同情他人，和蔼可亲……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科学家都对他的成功帮助深表感谢”。李约瑟曾亲赴浙大参观，赞誉其为“东方剑桥”。后来，浙江大学以“东方剑桥”闻名天下，其出处应该就来自李约瑟。

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先生在1996年撰写《中国古宇宙论》序言时说：“大家知道，吾师竺可桢先生历来重视科学史的研究。正是在竺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的科学史研究，四十年来得到蓬勃发展。”竺可桢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曾一度洛阳纸贵，受到广泛好评。论文从中国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说起，对中国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做了系统研究。非常有意思的是，竺可桢在文中还研究了杭州的冰雪和北京的杏花：12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又开始回暖。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没有冰和雪。这个时候，北京的杏花也是在清明开放，与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似乎持续到了13世纪后半叶。因为自隋唐起就在河内（今河南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设立的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在宋元两代断断续续存在，直到明朝（公元1368—1644年）末年才完全停止运行。从此，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培植了。

竺可桢将过去5000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巧合的是，不同冷暖期所对应的朝代，也正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时期。例如，公元1000—1200年的南北宋，中国气温趋冷，苏轼诵杏花诗中的“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便可为证。而宋之前的唐代，不仅都城长安冬天没冰没雪，唐开元十九年，扬州甚至出现双季稻的记载。竺可桢据此推测，处于中国第3个温暖期的隋唐，当时的平均温度比魏晋南北朝高3℃左右。从以上寒冷期与温暖期的周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温暖期一般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国土面积广大；寒冷期则汉人政权实力大打折扣，边疆少数民族“兴盛”，来自外族的压力很大。

竺可桢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结论在现在看来依旧闪烁着学术光芒。竺可桢认为，至少有4个初步结论值得关注：（1）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即从原始氏族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2）从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波动，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2℃。（3）在每个400～800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50～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4）在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对于竺可桢在气象学上的贡献，连毛泽东也颇为赞赏。1964年，竺可桢写了一篇题为《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的论文。在文章中，他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于这一年的2月6日专门把竺可桢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风趣地回答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对他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