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辽东南等多个大型城市群。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丁洪俊、宁越敏在《城市地理概论》一书中为国内学术界引进了戈特曼的理论成果，指出“在世界上的某些‘优越’地区，城市化的两种基本形式（城市范围的扩大和城市数目的增多）有着高度集中的表现，致使这些地区城市职能十分强烈，城市用地的比例越来越高，城市与城市间的农田分界带日渐模糊，城市地域相互蔓延，甚至连成一片，这样的区域，称为巨大城市带”。自此，城市群的相关研究正式在我国展开，众多学者纷纷通过理论或实证方式参与到相关研究之中。

1988年，周一星在国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较完整的中国城市群概念体系，针对中西方城市化的差异，提出了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MIR）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体空间结构概念。MIR是指以若干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经济社会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他分析了MIR的形成条件，认为大都市带是经济、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动态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实际上，MIR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戈德曼的大城市带理论较为接近。1989年，李世超在对国内几大城镇密集区进行深入考察后认为，中国目前所谓的城市带，无论是已经基本形成的，还是正在规划建设的，从数量指标（人口、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功能特征甚至位置条件上看都不是戈特曼意义上的大都市带。1992年，崔功豪等根据城市群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水平，将城市群结构划分为城市区域（city region）、城市群组（metropolitan complex）和巨大都市带（metropolis）三种类型。崔功豪还分析了建设长江中下游（宜昌—南京）沿江城市带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打造该城市带的基本构想。为避免与戈特曼的“都市带”概念相混淆，姚士谋在1992年对“城市群”的概念做出正式界定，使城市群的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广泛传播，并得到高度的认可。

其后，关于我国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大量涉及对城市群的地域界定、社会经济特征描述、模式演进、动力机制分析等多方面的内容。姚士谋对我国城市群的特征、类型和空间布局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并研究了信息化背景下城市群的发展，认为信息革命对城市群的空间拓展具有协作效应、替代效应、衍生效应和增强效应，并提出通过信息技术在城市空间的多元运用来提高城市群的竞争力，他还指出内聚力、辐射力、群内联系率和网络功能都将影响城市群的生长发育，在21世纪，中国城市群将出现四种发展模式，即高度集中型、双核心型、适当分散型与交通走廊轴线型发展模式。朱英明在对城市群进行研究时承袭了姚士谋的思路脉络，分析了城市群区域发展中的人口、经济、政治等错综复杂的联系网络，指出我国的城市群区域联系有两种类型，即大都市区间的联系和大都市区与非大都市区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城市群区域联系的四种发展趋势，并提出城市群经济的形成源于产业集聚的空间经济联系，城市群具有分形特征、二次极化特征、交通制导作用、传动作用和网络组合特征。代合治以城市群的面积、总人口、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和城市等级结构为指标，划分了我国4个级别的17个城市群，其中特大型城市群1个，即沪宁杭城市群；大城市群4个，即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和鲁中南、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型城市群4个，即吉中、黑东、福厦、成都平原；小型城市群8个，即石太、安徽沿江、郑洛汴、武汉、长株湘、北部湾沿岸、重庆、关中城市群。王士君等提出，由地域邻近的两个或三个大城市为主体组成的大城市群，即近域大城市，是区域未来发展的生长点和增长极。薛东前和王传胜从城市群体结构、城市群空间、城市土地利用三方面分析了城市群演化的空间过程，研究了其演化的动力机制，描述了其基本特征和规律，揭示了城市群演化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趋势。姜博则针对辽宁中部城市群之间的空间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城市群发展势不可当的同时，许多新的思考也随之产生，如何保证城市群的经济、社会、环境相和谐，怎样实现城市群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群理论在我国推广应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很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了我国城市群发展中的保障、协调与管理机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拓展研究。

1996年，顾朝林曾在《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一书中探讨过农业现代化水平、工业化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口增长、资源分布等因素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并提出了相应的宏观开发和组织管理思路。张祥建等针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研究，认为妨碍其协调发展的因素包括行政分割矛盾日益尖锐、产业结构严重趋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集群化水平不高、合作模式缺乏创新和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严重，而解决上述问题须采取加强区域政策的整体性、协调区域利益关系、合理进行产业定位和分工等措施。崔大树认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制度障碍，包括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缺乏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协调政策、没有形成有效的空间管理机制等，因此制度创新应是发展我国城市群的关键所在，而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林先扬和陈忠暖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背景，探讨了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整合机制及4种整合模式，并提出了促进城市群持续高效发展的建议。甄峰在总结、评述国外学者有关信息时代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区域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综合的研究，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探索性地研究了全球化、信息化对该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提出了以都市圈为空间和经济组织方式来构建长江三角洲网络空间结构的设想。刘静玉和王发曾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分工与合作、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城市群内部的企业扩张和网络化组织的促进作用等方面，就城市群经济整合进行了理论论证；并从城市群内部的产业整合、市场整合、基础设施整合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对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整合进行了实证研究。方创琳等通过构建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三个等级，并指出中国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且差异很大，呈现出发育的阶段性、总体分布的不平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内部集聚的异质性和明显的分化性等空间分异特征；同时指出，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理论的多维性、规律性、阶段性及国际化、全球化、动态监测研究。郁鸿胜在《崛起之路：城市群发展与制度创新》中提出了“一个框架、两大平台、三项政策”的思路，他认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市群制度体系应秉承“土地集约化、农民市民化、区域一体化和政策协调化”的基本框架。靳景玉、刘朝明通过分析城市群运行的组织制度缺陷，主张以城市联盟为组织形式，进而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消除城市市场壁垒，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冯君和张晓青阐述了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动力机制，将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驱动因素归纳为集聚竞争力、个体城市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区位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并通过对我国现有城市群的分析，指出提高区域一体化程度是提升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为此须采取相应的战略和对策。党兴华等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对关中城市群的实例分析，得出市场外部性与政府行为外部性是导致我国城市群内部利益矛盾的重要原因，进而造成城市群发展不协调；因此必须制定合理的制度，以促进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减弱外部效应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周立群以内生性区域创新体系、区域资源整合、引领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为主线，分析和测度了京津冀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政府不合理干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政策措施。朱英明对我国城市群发展过程中行政主体的演化博弈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信号博弈的行政主体建立协作机制、增进协作收益的模型，并针对博弈均衡提出了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在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许多学者就我国现状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蒋志学阐述了推进我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认清城市群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把城市群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制定城市群环境规划；贯彻资源节约型城市群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布局；加速工业污染防治等。廖重斌以珠三角城市群为对象，阐明了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并构建了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模型，制定了相应的分类体系及评价标准。汤可可结合江苏省沿江城市群的特点，分析了城市群形态和功能演进的主要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宋吉明介绍了实现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提出以生态化的思维取向制定经济和环境相协调的发展规划。盖文启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地区的经济结构、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基础设施等方面，分析了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子。王树功等基于对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趋势及其环境问题的基本认识，提出了城市群资源环境一体化的框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郭先登认为，城市群总体规划的水平决定了经济圈空间的拓展，因此，总体规划要立足长远、思路清晰、具体可行，要正确处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城市定位与经济圈协调发展、项目与保护土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孟丽莎等通过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原城市群的九个省辖市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王慎敏等则针对珠三角城市群，建立了循环型城市建设绩效评价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刁琳琳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综合测度体系，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定量评价。程艳艳等从人口、环境、资源、制度等方面探讨了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实施对策。刘蕊等运用可拓学的物元模型和可拓集合、关联函数理论，对城市群发展水平的多目标综合评价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城市群多指标可拓综合评价模型，提出了多指标城市群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上述方法以关中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肖华茂分析了中国城市群发展存在的环境破坏、资源耗竭、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生态承受能力减弱、产业结构低下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促进中国城市群生态发展的对策。邓丽君等采用基尼模型，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我国十大城市群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平衡性进行了测度分析，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城市群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许多学者还结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形成的城镇密集区，就城市群的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刘东海和杨延哲系统地分析了郑洛汴城市群的历史演变、动力机制、基本特征等，提出了优化城市群结构、建立郑洛汴城市综合体的建议，并对不同规模、等级的城镇的发展趋势和布局等问题提出了趋向性看法。贾士军从等级、空间、职能、规模等方面对河南省陇兰沿黄地带城市群的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了该城市群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如何进行调整优化的建议。吕桦等以沪宁杭地区城市群为例，指出发挥城市群体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机制，据此分析了鄂湘赣毗邻地区发展城市群的区位优势，并提出了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区的若干建议。姚士谋等研究了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和分布特征，在统计数据和实证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空间分布模式和城市发展趋势随时间变化的定量关系。盖文启分析了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原因、演变历程、现状特征等，并就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邓先瑞等对江汉平原城市群的地域范围和特征、城镇等级规模关系、功能结构、分布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并就如何优化江汉平原城市群的规模结构、形成合理的城镇群体提出了对策建议。王毅和史永铭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的特点、战略优势及其在中部五省中的地位，并就中部五省中心城市未来协调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张鸿雁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并就长江三角洲经济共同体城市经济区的区域结构及未来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盖文启从地区经济结构、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基础设施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因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薛东前等采用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关中城市群的内部功能联系与结构特征，并提出了优化关中城市群规模空间结构的建议，包括扩大城市群体规模，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西安的中心作用，形成以首位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内部联系网络，促进城市发展轴线的多元化以及强化其与周边城市群的联系等。陈月英和刘云刚分析了闽东南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城市化特点和城市群等级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特点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闽东南城市群发展的四点对策建议。冯德显等在对中原城市群的城镇体系结构、产业互动发展、产业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大郑州都市区构建等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构想和基本解决方案。张虹鸥等通过计量分析，测算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和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强化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的对策建议。尹晓波和侯祖兵分析了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并将其与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了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的区位优势和发展路径。赵涛涛和张明举选取52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成渝城市群的13个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和比较，指出了成渝城市群的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优、劣势，并就如何提升成渝城市群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总之，我国的城市群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经过众多学者的引进、借鉴、阐释及深入研究，如今我国在城市群的基本理论方面已经有了许多突破，也涌现出了丰富的实证研究，这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城市群研究领域的进步，同时众多学者的研究也大都切合了我国城乡演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有很多文献对城市群发展中的生态合作机制进行了探讨。但将生态的影响因素融入城市群空间演化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充分、全面的结合，建设真正的生态城市群，目前尚处在持续研究阶段。随着国家生态发展各类规划指导建议的出台及各地生态省、生态城市群规划构想的提出，围绕行政指令展开的各地区专项研究也大量涌现。需要注意的是，在扩展了生态经济和城市群研究思路的同时，也应避免出现空洞的宣传型规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