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文化与新闻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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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发言

数字出版·数字阅读·融合发展

郝振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一、数字出版、数字阅读、融合(统合)发展已经立体化地覆盖和席卷我们所有的生产与生活

从产品环节看,电子书、有声书、涂鸦书等各种形式投入与产出的产品,统合了人类的视觉、听觉、触觉。以近两年表现十分活跃的有声书为例:中老年人的“养生听书”、年轻人的“驾驶听书”、学生群体的“考试听书”、婴幼儿的“启蒙听书”、家庭主妇的“烹饪听书”、都市白领的“健身听书”、旅游爱好者的“旅行听书”,通过手机APP或者其他终端实现不同内容、不同场景、不同设备的全统合、全融合。有机构统计,2015年我国有声阅读市场规模已达16.6亿元,预测2016年该市场规模将达到22亿元。

从读者环节看,VR技术统合了视听内容的虚拟与现实场景;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统合了电子书与纸质书的阅读体验。以医生为例,他可以在上班途中实现“驾驶听书”;在研究病例时,通过“信息可视化”技术学习电子期刊中的案例;在休闲时,他可以参加“科幻自出版”期刊的编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借助手机终端上网、微信、编辑交流与各项浏览。在一个人身上,能够看到数字阅读正在成为人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可以说是人们受到了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网络信息等无孔不入的“围猎”。

从出版环节看,自出版模式统合了生产者、编辑者、传播者的角色分工;众筹出版统合了资本、内容、营销渠道等生产要素。其实,就眼下的出版社、出版单位而言都处在一种融合发展,或者指向融合发展的状态,都生产纸质版、电子版、网络版,甚至微信版图书,只是程度强弱不同罢了。

读者身体重要的视、听、写、触器官被充分地开发出来,时间被挖掘利用到极限,读者的生存空间也被开发和消费到极限。

从产品的传播看,由于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的跨时空传播、即时传播的本质特征,它使得同一个信息、同一条有价值的资讯可以瞬间跨越千沟万壑、千山万水传到天涯海角,传到世界各个角落。这就大大地延伸了出版物内容辐射的半径,扩大了消费的人群,实际上大大扩大了出版物的服务人群。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付费服务,都是服务对象与出版物市场的双重扩张。

于是,个人获取的知识面得到了一种几何级数的极度拓展。由于能比较迅速地查询到需要了解的资讯,满足了个性化需求,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计算机,或者说与计算机网络相捆绑、相连接的智能手机事实上成为一个天字第一号“百科全书辞典”或曰“万能辞典”。

从产业发展看,产业规模得以迅速扩张提升,2015年数字出版规模已达4000多亿元人民币,数字阅读已达93亿元接近100亿元人民币。当一个个读者市场被充分开发以后,整个出版、传播阅读消费的市场无疑会得以迅速地扩张、发展和提升。

这种新的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技术,既催生了好多新兴产业领域,也摧毁了不少传统的产业模式,这是科学技术双刃剑的作用及效应。

二、数字出版、数字阅读也相应产生了若干负效应(负面影响)

在对读者个人视、听、写、触等器官功能充分开发的同时,也意味着读者的这些器官经常处在一种全方位开放、全方位劳作、全方位使用的状态,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的节奏受到严重挤压,同一个时间,或不在同一个时间,都有不同的器官在辛勤劳作,进而言之,所有的接受信息、资讯的各个人体器官都处在高频率的工作状态之中,难有闲暇时间得以缓冲。信息的传递频率过快和数量过多过滥,没有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消化,更多的是对屏幕的反射性思维,而不是反刍性思维;更多的是对问题的一种马铃薯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有内在关联的系统性思维;更多的是对百度、谷歌的依赖性查找,而不是有相关的内容、有规律地存储在记忆的深处,随时为主人服务。以致读者疲于奔命,无暇顾及,被各种信息、资讯所“围猎”,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进而只愿意和可能消费各种资讯、信息,而不愿意去较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更发怵生产一些有价值的资讯、信息。一本再好的书读15分钟,便不愿意再认真地读下去,读完它。接收终端碎片化的资讯或信息的瞬间转移,加上所谓的轻松、便捷的链接,已经使读者的注意力很难固定在一个问题上面或一个方面内容上面,出现了所谓的注意力分散、稀释和丢失的现象。不少读者已经很难专注地阅读一个方面的资料,深入地思考一个方面的专题了。

出现类似问题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经历了以技术为中心、以内容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的三个阶段,这是一种明显的进步,但这种以读者为中心,仍然是基于“经济学”的考虑,而非社会学或文化学方面的考虑。具体表现为,过度强调服务读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读者中心”服务于和服从于“经济效益为中心”,或者服务于和服从于“利润中心”。走的是一条依靠作者与出版商的结合、内容与技术的结合、产品与渠道的结合来实现盈利的路子,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挖掘产业链末端的读者消费潜力以提升产业经济效益上。再具体一点说:强势的技术型企业凭借自身技术和规模优势,高歌猛进,抢占数字出版市场,迎合读者以获取经济效益;大型文化传媒企业有的像经营娱乐业一样经营出版业,出版或成为赢利工具;不少弱势的传统出版单位在企业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无力引领数字出版参与单位落实其社会责任。

三、据此,我们的融合发展,是否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融合发展最基本、最深刻的含义。当然要建立很好的用先进网络技术武装起来的出版传媒单位,建立很有实力和竞争力的现代传媒集团,建立覆盖广泛、传播迅捷的现代传播体系,否则,我们就不能进入国际社会,引领发展潮流,但基础和前提必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统领新技术的采用和新内容的传播。套用司马迁“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的名言,价值观者,新技术统帅也;新技术者,实现价值观之手段也。

其次,就“读者中心”的基础而言,既要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又要建立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可能更根本一些,应放在首要位置,在出版物的采集、出版、传播已经高度数字化、网络化、读屏化的背景下,如果不审时度势,大力发展数字阅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但同时也应对“过度消费”问题保持足够的警惕。

再次,就产业发展而言,由于数字化、网络化的迅速铺开,门槛又较低,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个读者都是出版人或者都是新闻人,于是自助出版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出版现象。如果我们引导得好,规划得好,有可能成为出版产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板块和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目标,但是也应对产业发展的前景和规模、方式做出比较科学的研判,要从消费者(读者)方面把握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合理界限。如果说,我们巨额的图书库存已经成为我们沉重包袱的话,那么漂浮、拥挤的大量的泡沫信息已经在折磨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读者。

(根据现场录音及PPT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