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新闻传播类
刍议城市传播的元话语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与城市本就是互为关系。从西方文明历史看，古希腊等城邦的存在，就是以多个面向的传播作为重要社会基础的。直至现代性的发生及其在全世界展开，城市与传播更是互为表里和前提的，城市传播的元话语是伴随着城市的进步和发展而逐步演化的。
一、现代性：城市传播的尺度
城市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因此不难理解现代性已日益成为人们描绘探讨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范畴和语境。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宽泛性的概念，它可用来说明现代化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即现代城市从“传统”向“现代”多层面全方位转化历史过程中所呈现的特性。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所言：“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成物；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城市化也不仅是一堆硬性的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景和外在风貌的统计数字和物质景象，它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是一种心理物理过程。”[1]这里帕克所要传达的思想是，城市化不能就简单地理解为是人类聚居方式的转变，它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迁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或乡村社会被现代的或城市社会所代替。作为城市化、工业化产物的现代城市，也必然呈现出不同于乡村社会的文化特征。换言之，现代城市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城市性的心理状态。美国学者汤普森更是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现代性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媒介传播”这一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作用。在汤普森看来，现代性分别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军事力量和媒介传播等四个要素相关联，分别对应经济、政治、强制和符号四大权力。
我国学者汪民安在《现代性》一书中言：“都市，是现代性的生活世界的空间场所。也可以说，现代性，它累积和浮现出来的日常生活只有在都市中得以表达。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乳交融。”[2]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更是指出了现代性之于城市传播的意义所在：“其一，在社会历史的结构性方面，城市与传播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并置，形成同构关系。现代城市即是媒介，它构筑了人们传播、交往、沟通的平台，全方位地实现了传播的意义。其二，在物质实体与虚拟再现的框架中确认了城市与传播的互动关系。大众媒介是“第二城市”，大众媒介构成的传播网络建造了一个虚拟的城市，它以独特的方式再现了实体城市，并复制、重构了一个虚拟的城市系统。网络等新媒体的产生，更加突显了媒介虚拟空间的意义。其三，现代城市的体验趋向各种形式相互融合的传播，建筑物、物质空间、传播媒介、社会实践共同构筑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传播、交往、沟通的过程。在无限移动的新媒体时代，大众媒介和城市空间已经彼此融合，难以分割，它们共同构筑了城市传播的整体。传播因此成为构筑城市的基本因素。[3]
毫无疑问，城市生活是现代人难以抗拒的体验，相反，前现代人们体验更多的则是乡村生活。因此，现代性是衡量城市和城市传播必不可少的尺度。
文化类型学家伊里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自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以来，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形态就始终和城市如影相随，共同演绎着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城市的价值。
现代城市传播的发展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性”或启蒙理性。这成为衡量现代城市传媒业的尺度。启蒙理性作为一种解放话语，它批判神学，反对君权，弘扬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将科学、理性和人的权威，将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抬升为普遍法则，进而成为批判话语，成为精神解放的工具。它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是一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精神，是“今是而昨非”的历史批判解放学。
经过启蒙运作，现代性得以在主体性和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现代性存在的实体空间为城市，现代城市的发展展示着现代性。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城市文化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把城市比作一个具有磁力的容器。城市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栖息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城市具有磁铁功能，能够吸引人们来此聚居。这意味着，城市更是人类不断追求进步、谋求发展的场所。
仅从传播角度来看，与乡村社会相比，城市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尺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与乡村人与人传播得以维系的基础不同。滕尼斯是最早认识到城市社会的特点和研究价值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利益社会”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在人类交往方式上的差别。在“乡村社会”中，人与人是依靠情感维系的，而“城市社会”则以“利益”作为人与人的黏合剂。现代城市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分工和交换，人与人通过利益交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通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参与交换的人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利是必然的前提，否则交易的安全与信度就难以保证。在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中，交换的主体不能局限于有限的个体，而是要求整个社会的个体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因而城市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必然鼓励人们追求财富与利益，同时，社会的制度安排也会以保护和尊重个体的利益为目标，从而促进权利文化发展。
第二，城市传播更强调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平等。城市赖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造就了城市传播的平等性。与强调阶层等级秩序的乡村传播不同，在信息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其背后的身份特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而用身份特权来获取市场特权无疑会扰乱整个市场的公平与秩序，因而市场经济拒绝特权。所以，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会取消身份特权，代之以身份的平等。
第三，城市传播更强调传播的理性和秩序。在乡村社会，基于情感的传统与习惯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乡村社会也主要由传统习俗来维系，因为乡村社会关系简单，群体的统一性由成员间的直接的情感性交往来维系；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自然经济也很简单，交易习俗与惯例不但可以有效地调整经济行为，还可以降低经济学上的所谓“交易成本”。由于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交换存在于城市中，一方面，相互陌生的且职业特征各异的人们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分工，人们之间势必要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而现代城市社会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又使得相互依赖的人们之间社会交往的非直接因素不断增长。原来乡村社会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俗在城市失去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法律，用法律这种强制的手段来调整城市社会秩序，这样才能发展为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理性的社会”。
二、资本化：城市传播的逻辑
城市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本城市化的过程，即资本对利益的追寻在城市空间塑造中的体现。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认为，资本用特定类型的空间结构创造的建筑环境的第二自然，与资本的循环过程相关联，与劳动力、商品与金钱资本的快速流动相关联。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资本对空间的开拓，在城市中的表现就是对城市构成环境即生产性构成环境与消费性构成环境的投资，市场经济为了开辟积累的新空间，在某一特定时刻建设适宜于自身条件的一种物质景观，通常在发生各种危机的时候，在随后的某一时刻又得破坏这种物质景观。而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潮起潮落，势必造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危机和灾难。
由此可见，资本化是推动城市演进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城市是一个特殊交往实践场，言之特殊是因为在这种交往中，人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资本的拷问，无论它是上一轮交往实践场的沉淀还是新一轮交往实践活动所新创生的物体。符合资本本性的则生存下来，否则就被淘汰。城市资本生产的发展、科技进步加快了城市发展的步伐”。[4]
既然资本是市场经济下城市空间功能区分的最终决定力量，那么城市空间功能区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壮大而逐渐形成的。一般而言，城市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城市空间功能区分的过程。当城市还是一个小城镇时，城市地理空间狭小，各项功能混杂布置，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异。只有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才可能形成相对集中的功能区。在功能区——这一城市交往实践场不断解构与生成的演化中，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行政因素对城市空间功能区分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这种物的依赖形态之后，人类空间生产力才得到充分发展，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其空间结构主要是由资本这个貌似物的东西以市场规则来决定，城市空间成为资本的跑马场。
资本在城市空间中的无限运动直接导致了城市传媒空间结构产生分异，形成各种功能区。现今，虽然市场经济下历史因素、社会因素、行政因素对空间功能的区分进程起到重要作用，特别在中国，行政因素可能对城市空间功能的区分作用比较明显，但是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传媒业转企改制的推进，人们逐渐认识到最终对城市传媒空间功能区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空间资本的力量，空间资本是最终的因素，其他因素随着别的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三、对照性：城市传播的参照
在城市传播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城市和乡村这一对立的视角。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催生了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拥有以近代发达工业为基础的城市，那么她就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极，否则就只能被边缘化，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极。城市的发展已经以一种现代生存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城市文明和不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习俗从各种渠道传入农村以及那些非资本主义的、非工业化的国家和社会中。同时，城市的发展也造就了城乡的差异，使得农村屈从于城市。马克思曾经这样精辟论证过城市对于乡村的关系以及推动这种关系的动力：“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
乡村与城市的区别，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他的《农民的终结》中明确认识到：“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6]换个角度说，就是没有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也不可能有社会发展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化必然的趋势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等所构成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进化，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在这个变迁中，农民必将成为过去。在城市社会结构的扩张中，人类社会地域不再分为两块：一块是乡村，一块是城市，而由城市型生产与生活方式取代乡村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沃斯就指出，“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除了程度之外，还存在着性质差别。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它们形成一个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7]
在学者的眼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照不断地被强化。如果说在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研究中，还隐含着对乡村文化的潜在眷恋的话，那么到了芝加哥学派路易·沃斯眼中，城乡的对照被公开激化了，并被雷德菲尔德所再次挑衅性地激活。在亨廷顿看来，城乡之间的差别就是最现代与最传统部分的差别：“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而乡村文化依然是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8]城乡之间的根本区别可谓是全方位的，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人的价值观、社会生活方式等精神层面的。
如果城市的特点的呈现是以乡村作为对照的话，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以及城市内部的差异，则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城市都拥有自己的共同属性。世界上似乎只有一个城市，只有一个乡村。城市被看作现代性的载体，换言之，即现代性本身。现代城市的出现，通常被看作同一个乡村主导的文明的断裂：滕尼斯用共同体(community)和社会(society)来描述乡村和城市这两个不同空间的文化形态；迪尔凯姆则是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对之进行描述。在人们眼中，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构造和人口居住地，还是一个文明类型，它涉及人类生活方式的总体。
在空间研究资深学者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和乡村是对立的实体，空间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双重性由此产生。第一个城市国家的空间就是从神圣空间引申而来的，即符号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空间的统一性被割裂，抽象空间开始萌发，自然支配性被削弱。在这里，城市支配农村的空间。神圣空间同时是一个城市政治的空间。
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以及传播学意蕴的差异，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9]
第一，生产方式的特点不同。农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活动比较简单，商品交换的水平很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和我国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活动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工商业活动大为增加，农业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村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但是，农村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凡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其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仍会低于城市。城市经济是以工业和商业为主体，商品化程度很高。城市历来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载体。因此，不难想象为何大众传媒经济诞生在城市，而不是在乡村。
第二，人口密度不同。农村社区的人口密度较低，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广阔的自然空间是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足够可耕种的土地，就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城市则不同，城市本身是人口密集集居的产物，它的非农性质的社会及经济活动既需要也能够容纳高密度的人口。城市众多的、分散的、匿名的人群为大众传媒准备了受众条件。
第三，社会结构的特点不同。在农村，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位，血缘和地缘关系是人们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关系。另外，由于农村社会分工程度低，社会的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程度也较低，因此，农村的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城市社会结构比农村复杂很多。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正式组织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人们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业缘关系成为人们社会交往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另外，由于城市社会的分工程度很高，城市社会的阶层分化和职业分化程度也很高，社会流动性也较大。城市的这种社会结构特征，为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带来了迷惘和挑战，大众传媒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促进城市新移民的城市化进程。
第四，社会生活方式的特点不同。在农村，农民的传统观念较为浓厚，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和某种保守性，社会交往面窄，一般局限在血缘和地缘关系范围内。同时，农村的地区文化设施和服务设施较为简单，因此，农村的社会生活方式比较单调和保守。而城市一般是社会新的生活方式的策源地。城市居民思想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社会新的观念和时尚也一般首先是在城市居民中产生和传播的。城市人的社会交往完全突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束缚，社会交往面广、异质性高。社会文化设施和服务设施多，闲暇生活和夜生活丰富。上述说明城乡之间存在着信息差，城市信息与乡村之间的信息互动显得很有必要。一般而言，信息从离信源相对近的地方传递到离信源相对远的地方，即从较大的城市传递到中等城市，再传递到小城市，之后是乡村。
以中国晚清为例，从乡间来到城市的文人，一方面痛骂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罪恶，一方面并不拒绝城市。城市成为他们认知的空间。尽管他们嘴上说着“村甿不解事，妄意城市娱。岂知金闺彦，亦复怀村墟”[10]，但一面又频繁涉足城市的各个媒介空间，充分利用像藏书楼和云集的书肆这样只有城市才可能拥有的基础设施和居住在城市的知识分子的人际网络。因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知识环境、城市知识分子的网络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正因为如此，许多知识分子在言不由衷地说着“不入城市”的同时纷纷移居城市。
四、时空压缩：城市传播的变奏
既然现代性是城市传播的尺度，那么，现代性与城市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它是通过空间和时空与城市关联起来的。这是因为现代性改变了空间与时间的表现并进而改变了我们经历与理解空间与时间的方式。现代性是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这样一种演变处于摧毁传统秩序的体制性推动力的核心。时间与空间在现代性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之中，使“大都市”秩序被生产出来，时间和空间在城市文化中被普遍化并与每个市民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换言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体而存在的。随着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进程，人类在传统社会中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这其中，既有物理学研究对既有时间、空间研究的突破，也有现代社会和都市生活带给人们的迅速变迁的时间和空间的感受。
在迅速变换的现代性风景中，空间和时间已经成了思考现代性组织与意义的重要媒介。文化是一种具有时间与空间意义的存在，人的生存既与物质世界打交道，更与精神世界发生关系，正是现代性通过时空的一种展示使现代城市文化不断被建构。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曾言，打破了中世纪城市中的时空观念的两样东西分别是钟表和火炮。钟表的普及使人们摆脱了按照宗教时间(教堂的钟声)安排生活的习惯，而火炮则极大地改变了城市作为安全空间的庇护场所的意义，因为再高的围墙和被其包围再大的面积，也不能保证城市居民不受外来的火炮攻击，所以城市的物理界限(护城墙)不再那么重要而可以变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说理查德·塞内特描述了从中世纪到工业文明初期的时空观念的变革以及伴随而来的城市对居民意义的变化，那么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交通工具的迅速变革则带来了人们对时空体验的巨大变化。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断言：“时间历史以现代性为起点。确实，除了是任何其他的事物外，也许还不止于是其他任何事物，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time)：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11]只有在现代，人们才真正地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历时的概念，人们开始关注整个人类历史，同时城市人也不再像前现代或乡村人那种混沌整一的生活状态，开始不断地追赶时间的脚步。在此基础上，现代城市的时间概念区别于传统的是，无论是古希腊的雅典还是古罗马的黑暗时代，都不可避免地以城市哲学和宗教本身为依存，时间在他们那里不作为历史的主题，是依存历史而存在一个尺度，而人们对这个尺度没有明确的概念。而现代城市则将时间作为经线，人们往往将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时间、空间相挂钩，由此来获得一种可靠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感觉，这种观念的前提预设使时间和空间具有自证性和客观性。
现代城市文化中，时间性表述是作为历史主题的历时性、前进的方向性与标准化的显现，速度成为其表征，最终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工具理性和由于工业化发展带来的高度物质化、现代化的城市面貌；而另一种结果则是速度带给现代城市居民的一种瞬时感，从而造成的心理紧张和困惑感。此时的空间性表达在结构化与距离化的互构中互为表里。而其精神性表现以个人主体性的城市内心为其精神本质，以矛盾悖论的城市话语作为其精神表征。在后现代城市中，城市时间性表述则是以“闲暇时间”的急速扩展为根源，以“时光隧道”的时间自由为表征，传达着后现代城市的时间概念。而空间话语在借由电子技术带来的影视媒介和电子媒介当中传达着虚幻和碎片化空间感。随着后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崩塌，其城市文化以游戏文本为存在本质，以解构的行动与被构的消费作为其存在表征，彰显着后现代性与城市文化纵横捭阖的关联。
现代城市的空间表达首先是一种结构化的关联空间。不仅包括这种几何三维空间，还包括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人文要素对空间的塑造和构成，现代物理学界甚至提出了超空间的假设，认为生活的物质向度包括时间在内的10个向度。[12]与空间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距离。距离包括两种意思：第一，由于时间的自然流逝和人、物的地理位移造成的时空距离；第二，不同时代的人类主体对认识和理解世界、命运、历史、社会等的心理分歧，以及相同时期的人类个体之间的思想差异和心理区隔。那么，在现代城市中，由于速度拉大了距离，距离的中心问题发生了转变，因此，距离也成为改变现代人心理体验的另一个空间原因。物理距离的缩短和心理距离的扩大体现出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城市的空间在不断地紧密，人口的增长，不同空间设施的增加，使得每个人在同一公共场域所能被分配的空间越来越小，城市人在物理空间的距离上是越来越近的；另一方面，距离可量化，具有某种规定性和程式化的特性，我们日常的行为都被规定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
从城市空间与时间的演变中，验证了哈维所言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13]哈维用这一概念来诠释社会物质实践巨变语境下的时空属性，以挑战人们对时空观念固定的传统的时空观念：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我们崩溃了。换言之，时空压缩表征的是这样一个实然的过程：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它导致“世界进入我们视线、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时空压缩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现存就是全部”，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地球村的出现。因此，哈维强调，对时空压缩的体验将引起来自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等领域的不同反响和回应。
吉登斯也注意到“时空压缩”的问题，但是，吉登斯使用的概念是“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并认为现代城市的所谓秩序的问题，实际上是“时间—空间”伸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将时间与空间组织起来，从而连接在场与缺场的条件是如何不同于(或者说，时—空延延程度如何高于)各种传统社会形式，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是怎样在时间与空间中定位并因此形成现代性的整体特征。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炼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被重建。在前现代社会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机械中的发明和广大社会成员开始使用为止。吉登斯把这个看作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时间，它使机械中测量时间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相适应。在《此刻这里：空间、时间与现代性》一书中，吉登斯这样描述时间—空间在人类社会中的变奏：时间与空间在传统文明中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但这一过程没有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之中。一种主要位于城市之中，由宗教宇宙论所统治的“大都市”秩序被生产了出来。但占人口90%的本地的、农村社区的人的生活相对而言并未受到这些现象的影响或改变。……只有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并且是作为发展的绝对部分，时间和空间才都被普遍化并且被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我将要表明这种现象，时间和空间成为“空的”范畴，尤其是被当作存在的不同层次相互分开时。时间和空间的变空已经被康德在哲学的范畴上表示了出来，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了现代性的体制性推动力的组织媒介(organizing medium)，只有当空间—时间抽象的、空的层面完全被融入日常生活的构成之中时，现代性的去语境化组织(organization)才能成为可能。[14]
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城市空间与地方脱离，再融入空间的时间层面，换言之，城市在全球的普及正在使得空间与时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的胶着状态。
全球化显示出无限的空间—时间跨度的社会联系的形成，而这些空间—时间跨度的改变特征在强度上加强、面积上扩大则是很明显的。换言之，当代阶段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全球的与本土的之间复杂关联地发生，在此，“本土”不仅包括地域上的本土性，而且还包括我们个人生活的私人方面……全球的与本土的之间是以辩证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15]
城市时空变奏到目前已演化为时空的虚拟的趋势。法国城市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说，当一切物质形态在城市中消亡后，时间将取代空间成为主宰一切的要素。事实上，早在网络等技术普及之前，城市空间由物质化逐步走向虚拟和物质向往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传统城市中非常重要的关口——城门，早就被国际空港的安检设备所取代。虽然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不愿意接受物质营造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由于大都市空间的复杂性、匿名性与网络空间的某些共性，许多人倾向将网络视作城市的隐喻。“事实上网络的时空均质平等，以及创造出来的供交流的公共空间，似乎都可以弥补现代城市中的冷漠、隔离、科层化和缺乏公共领域等物质时空中的缺憾，这些或许可以为城市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启示，也提供了革新城市、重新认识城市时空的契机。”[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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