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视阈下的中国近现代主体文化传播的图像学阐释

张杰

(宁波大红鹰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广告系教授)

一、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为学界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突出表现为：人类的思想文化更多的倾向于以视觉化的形式呈现(相对于之前的文字印刷形式)。这种视觉形式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视觉性”，而“视觉性”成为文化的重要属性。同时，随着信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视觉性”文化的表现形式日渐丰富变幻，但其最核心的元素仍是图像。

第一次“文化转向”

人类的文明源自于图像，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几大文明体的文字都是产生于图画符号，即象形文字。

文字的产生结束了以图画为记事表情的时代，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文化转向”，即由“图像文明”到“文字文明”。有学者也将其称作“文字转向”。自此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数千年的文字印刷文明的时代。

在文字印刷文明时代，脱胎于图像的文字无疑得到高度重视，并形成了“重文字、轻图像”的文化现象。图像却因其表面的直接性被漠视，也因此使得图像本应有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沉寂。

第二次“文化转向”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的现代图像学以及以现象学为代表的现代哲学思潮的发展，图像才渐渐从文字的垄断下走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摄影术的发明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人类一项技术成就。它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为重要的是给人类文化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人类几千年以来的观看方式，第一次通过“机械”来观看世界，一个复制的视界。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敏锐而深刻地提出“机械复制图像”的理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则进一步在其“存在”哲学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图像”的重要命题。实际就是“世界被图像化”。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现代图像学家米歇尔提出人类文明已出现第二次“文化转向”，由“文字文明”到“图像文明”，也被称为“视觉转向”。

在当今世界中，这种文化的转向即便是在人们现实生活中也有深切体会，“视觉时代”“读图时代”……

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丹尼尔·贝尔

二、中国近现代主体文化传播

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近现代。学界一般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近现代主体文化，也就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思潮，也被称为“主体文化”或“主流文化”。

一条主线 ——“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

尽管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可谓“沧海桑田”。在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巨大的变迁中涌现出众多学术思想与文化思潮，可谓异彩纷呈。出现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二个“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的局面。

从最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学习西方工业技术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为主旨的“百日维新”和民国初期的“民主共和”，再到“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高扬着“科学”与“民主”旗帜，进行彻底的“反封建、反传统”，形成了某种“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最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民族国家革命与建设，直至当前的“民族复兴”“中国梦”。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中，尽管不同的文化与思想主体各自分属不同阶级，在立场观点、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路径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这些文化思潮从根本上都是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一条“救亡图存”“民族自觉”与“民族复兴”之路。

我们研究的课题：

视觉文化视阈下的中国近现代主体文化传播的图像学阐释

课题有着极其丰富内容的研究领域：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都“定格”与“浓缩”着具有典型意义的图像(符号)。这些视觉图像(符号)是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形象的缩影与生动展现，蕴含着深刻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内涵，这些图像与符号具有与文本研究一样的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

在此我们不妨为研究粗略地建构一个图像志。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图像志。

●20世纪三十年代“左联”文化运动及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的图像志。

●延安时期：革命文艺运动与视觉艺术的新样态系列图像。

●毛泽东革命文艺理论指导下的系列图像志。

图像作为主体文化思想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在文化传播与思想宣教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些典型的图像(符号)本身就极具图像学意义。

三、图像学阐释

现代图像学：脱胎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图像研究。通过对特定图像(符号)的历史探究，着力发现和阐释图像背后的象征意义，揭示图像在形成、变化中所喻意的文化与思想内涵。简而言之就是揭示图像背后的象征意蕴。

图像学理论代表人物：

潘诺夫斯基：现代图像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图像学理论突出体现在图像学研究方法，即图像“三个层次”：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图像学阐释。

贡布里希：侧重于艺术图像的历时性研究。图像在艺术史中的承继关系，见其著名的“图式理论”。

米歇尔：米歇尔发展了图像学理论，将典型的图像分为三种图像状态：图像(iconology)、原初图像(image)、实用图像(picture)。关注原初图像(image)和实用图像(picture)。特别是实用图像的生成模式与所具有的文化思想传播和宣传的功能。

符号学：图像学研究是与符号学紧密相关的。符号学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后历经发展现已成为西方重要的学术理论流派。

符号学代表人物：索绪尔、卡西尔、苏珊·朗格。

卡西尔：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都是符号的创造、“人是符号的动物”。

苏珊·朗格：艺术符号理论，“艺术是生命的形式”“艺术是情感的符号”。

通过以上概述，可以看到课题研究不仅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而且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学术资源的支持。

四、时代呼唤的平民英雄——雷锋形象的图像化与符号化建构

雷锋是成长在新社会、热心助人、爱好照相的一位普通解放军战士，他的成长造就了他对新生的共和国有着深厚的情感。雷锋牺牲后，国家面临着国内外诸多困难需要全体民众凝聚力量共同克服，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下，借助强大的媒介宣传，雷锋生前照片逐渐被图像化与符号化，成为了体现国家意志与时代需要的“平民英雄”与“道德榜样”的视觉符号。

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实际上是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次全民性宣传教育运动。并由此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典型化、符号化的“雷锋形象”图像系统。

“雷锋形象”的图像系统：

符号化的雷锋头像、“雷锋松”、“雷锋帽”、国家领导人题词等一系列形象生动、亲和感人且富有权威性的图像照片，使抽象的精神借以生动可敬的雷锋形象加以传播，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深入人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建党以来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应对不同使命与任务，总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无数的“英雄人物”“先进典型”，如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雷锋形象”的建构更是最为深入人心的“平民英雄”。

图像学解读与阐释 (一)

◆ 雷锋图像真实——因为照片的物理镜像特质，使照片本身天然具有某种真实性。

◆ 雷锋图像的生动、亲和、感人——叩动了受众人性中最弱软的内在。即人们对“真、善、美”情感需求。体现了对美好人性的追求。

图像学解读与阐释(二)

◆ 雷锋图像的产生——无法回避的补拍与摆拍与遭到质疑的现实。

摄影者与被摄影者：部队宣传干事与先进事迹的个人。张峻、季增、周军与雷锋。

摄影目的：沈阳军区部队树立宣传标兵；主题：“勤俭节约标兵”“学毛选标兵”。

宣传印刷中的图像处理：“雷锋松”。

图像学解读与阐释(三)

照片的真实性源自于客观真实的记录。

◆ 问题一：镜头背后的话语权利，以及摄影者出于权利话语的需要对被摄影对象的介入。同一场景对象不同的摄影者可能展现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异的内容。

◆ 问题二：在补拍与摆拍中，被摄影者为满足镜头话语权利的需要而主动地“扮演”自己。这时的被摄影者如何定位“自己”。

◆ 问题三：雷锋照片与“雷锋形象”。

从雷锋照片到“雷锋形象”的图像化、符号化建构过程，也就符合米歇尔图像学理论，从原初图像(image)转化为实用图像(picture)的图像生成机制。

图像学解读与阐释(四)

◆ “雷锋图像”传播中的历史变迁。

“雷锋形象”传播的巨大成功。无论从形象的选择确立、宣传话语内涵即“雷锋精神”的阐释，以及“学雷锋”运动的推进无处不体现出国家意志身影。

相同的雷锋图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雷锋精神”内涵不同阐述：

第一个时期(1973年以前)。突出“阶级性”。表现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待同志如“春天般的温暖”。这一时期，雷锋形象的核心是“忠于毛主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第二个时期(1973—1976年)。突出“爱憎分明”阶级感情的斗争性，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并且，首倡雷锋的“钉子”精神，用来鼓励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重要指示。

第三个时期(1977—1982年)。突显雷锋“钉子”精神的现实意义，即勤奋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并且结合“五讲四美”运动倡导注重个人文明品德修养的提升。

第四个时期(1983—1989年)。改革开放后，顺应时代需要提出“傻子”精神和“螺丝钉”精神。

第五时期和第六时期(1989年以来)。“雷锋精神”在经过新一轮的道德整合之后，步入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倡导在岗位上体现出奉献精神，“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并且与新时期“青年志愿者”运动相结合。

“雷锋形象”在时代的呼唤与国家意志的推进下，已经成为新中国独特的“雷锋文化”。他以共和国时代群体的集体历史记忆和民族国家的精神财富，进入到中华民族优秀文明序列中，有长久乃至永恒的生命力。

进入新时期，在当今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下，漫延着一种后现代主义调侃的方式，通常对以往经典与神圣的符号给予戏谑甚至“恶搞”，从而形成所谓新“雷锋图像”。它实际上是对于从前被“神化”无限拔高的“高大全”形象的逆反。

雷锋图像的主旋律的系列建构与戏谑颠覆的“恶搞”。这两种图像对冲传播，体现了当今文化多元形态下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现实博弈，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又成为我们对于“雷锋形象”图像学研究的新课题。

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革，已经经典化与符号化的“雷锋形象”与雷锋精神，他以和蔼可亲的形象进入全体国人的心中，且在人们心灵的深处始终留有一块圣洁的精神家园。因为，在我们人性的深处永远有着对于真、善、美和完美的人性的渴望与追求，那是人性中最柔软、最纯净的部分。也许这才是雷锋形象的成功并深入人心的真正原因。

(根据PPT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