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文化景观原理

人类文化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产生了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的成果。文化景观反映了创造景观的独特文化，因而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文化景观较形象地反映了人类在物质生计、制度组织和精神方面最基本的需求。同时它也反映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态度。在文化景观中蕴含着有关文化起源、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诸方面有价值的遗存，透过文化景观的外在表现，还可以获取有关文化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的信息。文化景观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属性。物质因素是文化景观具有物质性的重要条件，它具有色彩和形态，可以通过肉眼感知，如包括聚落、服饰、街道、交通工具、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等。文化景观的非物质性通常由非物质因素具体体现。它主要包括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道德观、政治因素、生产关系等。这些因素是文化景观的无形之气。此外，文化景观还有一种凌驾于各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之上、可以感觉到但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像区域个性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感觉。因此，不仅那些可以触摸的人类活动成果，而且那些只能依稀感觉到的地方氛围也属于文化景观的范畴（汤茂林，2000）。可见，文化景观具有整体性。它不仅反映了其自身由自然环境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体特征，而且也反映了文化这种往往以一定地域文化而显现的综合性。由于景观要素在时空配置上的差异，导致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异，形成具有地段感的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既可以指具体地段上的文化综合体，也可以指一般泛称的具有文化特质的文化综合体，如物质文化景观、制度文化景观和精神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的研究植根于人地关系理论，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源于近代地理学研究中的景观学派。德国地理学家O．施吕特尔于1906年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以表示从自然景观中演化而来的人文现象，并以此与自然景观相区别。而真正使文化景观研究在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学确立其主体地位的是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又译为苏尔）。他被公认为文化景观学派的创立者。由于其长期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人又称之为人文地理学的伯克利学派。以索尔为首的伯克利学派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文化地理学，直至20世纪7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的，文化景观既建立于自然景观之上，却又是不同人类文化集团活动的结果。其研究文化景观的基本原理可以简单表述为“文化是驱动力，自然是中介，文化景观是结果”。索尔一方面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又极其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邓辉，2003）。索尔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具有明显的文化生态学分析方法的特点。因此后人也有称他所代表的“伯克利文化景观学派”为“文化生态学派”。从地理的事实与现象出发，研究不同地区的人类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这种关系的发生与演变过程，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这仍是目前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目标，在当今中国社会具有广泛的实践空间。不过以往的文化景观研究多偏向于农村聚落、土地利用、景观规划等显性的领域，而对语言、宗教、民俗等精神（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地理学传统方法之外，还应该借助于生态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成熟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