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文化生态学原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和生态(自然环境)之间并不表现为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复杂的相互作用。人文地理学研究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既要分析自然环境对文化影响,判断其方式和强度,又要确定人类文化活动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后果及其影响程度。这在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日益加深的当代社会尤其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
自然环境是物质的,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葛剑雄,1992)。因此,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来说,总体上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无条件的。因为自然环境为人类本身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消亡或迁移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定顺应自然环境的内在规律,但人类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加速、延缓或制止物质的某些转化和能量的传递过程。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都是在自然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下产生的,都离不开它的影响。但是,人类对后者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其极限。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程度差异悬殊,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即使是同样的自然环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正因为这样,才能产生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可见,自然环境对文化影响具有时空上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经过时间积累,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表现为文化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于是产生了以生态学理论来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和联系的交叉性学科——文化生态学,它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一般认为,文化生态学是指用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生态理论研究文化产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分支学科。自从半个世纪前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以来,文化生态学研究在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景观生态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与深入发展(江金波,2005)。文化生态一词最初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生物学家E.H.海克尔提出,用以研究文化与整个环境生物集的关系。1955年,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最早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司马云杰,2011)。斯图尔德关注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适应与发展的过程,而在相似的环境中有可能产生相类似的文化发展模式。他不在于寻求适应所有文化和环境的普遍规律,而在于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特殊文化与环境适应产生的结构与特征(席婷婷,2016)。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主要是用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他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创造活动。文化生态学除研究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复杂变量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社会价值观念对人的影响。
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是交互作用的。人类活动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甚至使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有正、负两方面。通常它被作为一种干扰因子,人们尤其关注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因此,文化从某种意义而言,是人类破坏自然,使环境从有序变无序的工具。这种工具越是发展进化,功能越是强大,对环境的破坏性就越大。近代以来,人类主要通过物质文化活动对地球影响的范围和强度不断增长,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主宰。人是人地关系作用中的主导因子,人类文化是生态环境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由于人类物质文化活动的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迅速退化,生态危机不断。人类物质文化活动主要在土地利用、大型工程建设、城市化规模扩展、诱发自然灾害等方面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魏建兵等,2006)。其主要表现为:地表覆盖状况改变,生物多样性程度降低;人为加速土壤侵蚀,增加泥沙搬运和沉积,促进营养物质的富集;自然环境能量投入加大,系统的环境容量不断降低;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过度的人为活动所导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文化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