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志历程

一、丽江狮子山项目的民族志调查

2006年底，我作为第三方独立评估团队的成员之一，参与狮子山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和制订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 RAP），为我以后的多次进入奠定了坚实的“田野关系”。首先，其时由于我们的身份是基于世界银行的要求，受雇于省级政府部门的“顾问”，我们拥有相对大的权利（不是“权力”），即使时隔四年后，我们进入这个项目的追踪研究，还是可以“挟裹”这样的“权利资本”。其次，与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和移民户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关系。2006年底进行评估时，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在长达三个星期的时间里，社区民众主动配合我们，运用了相关利益群体分析、个案访谈、焦点组访谈、问题树、社区社会资源图、问卷调查等分析工具，实现了项目评估人员、研究人员与当地政府和社区民众的充分交流与互动。

因此，当我2011年和2012年第二、三次来到项目所在地时，经由项目官员的引介，很快取得了最新的移民安置资料，了解项目实施和变化情况。这两次的调查主要着眼于该项目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与第一次的项目评估不同的是，前者是基于应用性的对策调查，而这两次是学术性的田野考察，我已经丧失了先前具有的“权利资本”。项目官员“礼节性”地接待了我，但对于我索求的一些新的资料和信息，他们大多予以婉拒，因为我现在是“局外人员”。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来到移民社区时，先前熟悉的民众倒像老朋友似的，热情地接待了我。不过，也有一些移民知道我先去了政府部门，他们希望我能够告诉他们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遗憾的是，我无言以对，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政府里的项目官员对我客气有加。原来是项目进展过程中，政府方、项目承建方与移民户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移民户中的有些人也把我归入政府方的人，所以在调查过程中，也曾一度对我心存抗拒。

杨QH的故事就很能说明我其时的调查心态。下面的文字出自我的田野调查笔记：

2011年7月21日，我们通过一个老人带领到过这户人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QH一见我们踏进他家的门口，就大声呵斥我们，伴随着惊恐的犬吠声，我们被赶了出来。我们猜想：一来可能是他以为我们是拆迁办的；二来可能是一直有人来找他，他烦了。当天回去的时候，我们很沮丧，这个家庭是很重要的调查对象，因为事关顾彼得的故事，尽管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写过顾彼得，但是都是互相“抄袭”：从《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摘录出来的一些内容，完全没有新意。我本想站在底层社会的立场，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审视顾彼得，现在被拒访了，心里很是不安。不管怎样，如果没有打开这家的大门，就不能了解真正的顾彼得。

22日下午，我们又来到金甲村片区，计划先去访谈其他的拆迁户，最后再去碰碰运气，看能否进入杨QH的家。我们再次来到茶马古道，看着这个房子，心想怎么才能打开这道紧闭的大门呢？我先走过38号（注：杨QH家）大门，让学生在后面拍照和录像。我隐约听到38号有开门的声音，等我回头看时，两个学生一脸错愕，我估计是他们看到从里面出来的人了。一定是杨QH！我赶快从上面跑下来，果然是杨QH。两个学生可能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搭讪，我径直过去，说：“您好，昨天冒昧打搅了，我们不是拆迁办的，我们是来做一个调查的，关于顾彼得的事情，您现在方便吗？有空吗？”也许是看到我很虔诚的态度，他回答说：“我现在没有空。”我看到他两手拎着两个塑料袋，里面好像是洗好的蔬菜，可能是拿到哪里去了吧。我赶紧接上话茬：“那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再来找您。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您了解顾彼得的一些事情。”杨QH稍微迟疑了一下，就说：“等会吧，两点我就回来了。”我一看现在是下午一点，只要等一个小时，太好了！我立马喜悦地说：“好的。等您回来后我们再来找您。”我们三人站在他的家门边，看着他一路走下去，杨QH还两次回头看看我们，我们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杨QH是房东杨FM的儿子，现在与80岁高龄的奶奶邱MX，也就是当年出租房屋给顾彼得居住的女主人居住在金甲村金甲小组38号。

我提前半小时到他家的时候，其实他早就回家了，从虚掩的大门口看到我们来了，还没有等我们开口，就主动邀请我们进入他家，当我看到已经摆好的椅子、茶水、点心和端坐在旁的老奶奶时，我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可以开始深入地调查了。事后我得知，由于我先去了拆迁办，他就认为我可能“被政府收买了”，来的目的就是劝说他。原来是因为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关于补偿和其他一些事情，他与政府有关部门发生了一些冲突，我的到来确实“不合时宜”。在随后的调查中，我们相谈甚欢。我详细地了解了他的家族历史、他父亲与顾彼得的关系、他们家房屋的结构和现状，以及通过他的翻译，了解到当年他奶奶出租房子给顾彼得的轶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跟我详述了自己对于祖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看法。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与杨QH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有时他还主动打电话给我，约我聊天，畅谈他今后的家庭发展计划。（2011年7月22日访谈记录）

2012年7月，当我第三次来到金甲村时，我直接找到移民户，没有再去政府部门，这次的调查目的是了解项目推进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社区保护的情况。这次的调查集中在对关键报道人的访谈。我了解到，尽管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社区空间得以保全，但是由于缺乏持续的资金和对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智力支持，这个移民社区基本上还是处在“原封不动”的状态，他们迫切希望有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和专家团队介入，进行整体性的规划和开发，以尽早建成“纳西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我随后对政府和项目承建单位的人员进行了访谈。他们表示，当时只能完成两户的拆迁安置工作，由于缺乏下一步的规划和建设的资金，整个项目的运作实质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政府希望有市场和社会力量介入这个项目的后期开发，否则不知道何时才能真正地推动这个社区的新发展。

2016年8月，我第四次来到金甲村。时隔四年，居然恍如隔世！跟丽江市区一样，这里的民居房全部改变成了客栈。原来熟悉的关键报道人已经迁居他处，他们的大院坝全部出租给来自外地的承租户作为客栈，应验了先前“市场导向”的预言。据悉，古城管理局到2014年底不得不对这里“松绑”，尽管项目初期意欲作为世界遗产的“辐射区”加以“原址保护”，甚至答应“原住民”的要求，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但是由于缺乏商业资本的积极介入和原住民的“自我遗产化”，最终导致金甲村完全“客栈化”：民居成为客栈，原住民迁居他处。

从“顾彼得旧居”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客栈社区”的形成过程：原屋主杨QH把自己的房屋出租给一对来自四川的情侣经营客栈，取名为“顾彼得旧居”，顾彼得的名字其实就是“招牌”，不少租客就是“慕名而来”的。承租户对这个院坝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虽然保留房屋的整体构架，但把原屋主的住房和空置的房屋改造成为客房，增加窗户和床位。同时，丽江古城管理局作为承建方和出资方，把当年顾彼得租用的房屋改造成为“文化遗产展示空间”，楼上保留当时的样态，楼下作为游客和租客参观的景点。“顾彼得旧居”中展出的顾彼得的生平年谱和在丽江的工作和生活情形等，其中的内容出自顾彼得写的《被遗忘的王国》一书。

金甲村已经完全与丽江其他的社区融为一体，成为典型的“客栈社区”，曾经的社区历史和文化资源不复存在。譬如，遍布鹅卵石的茶马古道残垣，由于不适应游客的“拉杆箱”，改变成为“水泥路面”；静坐于门前的年老的纳西妇女已经被游客取代；高高挂起的灯笼和客栈招牌，预示客栈的形式；紧贴在墙上的空调外机，显示这里的房间已经具有舒适的“现代化”设施。当然，最大的变化还是这里来来往往的都是陌生的游客，原住民全部迁居他处了。

我惊讶于金甲村的“客栈化”, “顾彼得旧居”的年轻老板跟我侃侃而谈：

这个地方一直“闲置”到2014年底，古城管理局最后同意老百姓可以建房和出租。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这里的村民基本上全部搬迁出去了，他们的房子全部出租给我们这些承租户经营客栈。我们跟房主承租下来后，花费将近50万（元）装修，房子外面的框架没有动，里面的结构和原来的装修全部改变了，像现在这样才适合作为客栈。……这里是顾彼得原来住过的厢房，两层的，现在经过专业设计和装修，成为顾彼得旧居的展示室，楼下介绍顾彼得事迹，楼上基本上保留原来的格局不变，算是保护文化遗产了。这些都是政府的资金，由古城管理局出资装修和日常维护。我们平时负责看护，也算是我们的品牌吧，一些客人就是因为知道顾彼得才到这里来的。（2016年8月3日访谈记录）

2017年8月，我第五次来到金甲村。如今，它已经完全融入了“客栈丽江”。曾经遗存下来的“茶马古道”的痕迹已经消失，再也看不到马踏留痕的鹅卵石，看不到斑驳陆离的沿街家庭式店铺，更找寻不到团坐在大门前闲聊的纳西老太太。那些纳西民居也全部被翻修改装后的具有现代气质的客栈取代。来到“顾彼得旧居”，这里已经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值班，这个专职岗位是古城管理局设立的，为的是可以给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顾彼得的故事。

不过，有意思的是，跟一年前客栈年轻老板说的不一样的是，现在前来投宿的游客很少是“慕名而来”的，倒是有不少“老外”和“读书人”，按“书”索骥，到这里参观，那本书就是《被遗忘的王国》。

二、丽江七河移民村项目的民族志调查

有关政府移民安置项目的选择，我最先瞄准红河州的一处水库移民工程项目，该项目的移民安置工作已经完成，工程基本接近尾声，刚好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比较研究的案例。2011年1月，经由熟人介绍，我在电话中“认识”了红河州移民局的某局长，他很理解我的研究目的和意图，并表示很欢迎我去红河开展调查。一直到2011年5月，我们通过QQ、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

按照原定计划，我于2011年7月到目的地开展实地调查，但2011年5月的一天，我再次联系局长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他表示很为难，说他已经调动工作了，而且当地开始出现一些移民问题了。无奈，我只好临时再选择新的项目。幸运的是，当我在外资项目区追踪调查时，距离该地50多千米的丽江七河移民村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就是我选择的第二个研究案例。

选择丽江七河移民村作为调查点完全出于“偶然”。2012年的7月，我再次去金甲村调查时，我一个很要好的丽江朋友，告诉我可以到丽江七河移民村看看。他认识一个纳西族姑娘，嫁给了移民，就住在那里的移民村。2012年7月28日，我们第一次走进七河移民村。在随后的驻村调查的20余天的时间里，我们深入访谈了40个移民户，了解移民安置的过程、存在的问题，以及文化保护情况等。可以说，我们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底层社会的田野调查。在离开移民村之前，我们希望召开一个有村干部参与的讨论会，但被他们婉拒了。

2016年8月，我再次来到金龙村，发现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出移民村的景象，成了色彩斑斓的“玫瑰小镇”。442户移民的宅院外墙都是彩绘的玫瑰花和爱情主题绘画，那些整齐划一的街巷步道，也都点缀着立体式的、奇幻的3D图案。重访原来熟悉的移民朋友家庭，才知道这是一家名叫“玫瑰小镇”的公司在金龙村打造以“玫瑰和爱情”为主题的“九色玫瑰小镇”，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主要的“文化卖点”就是艺术化的墙饰、故事性的彩绘，以及多民族的饮食文化等。玫瑰小镇公司采取土地流转的方式，让移民参与耕种“食用玫瑰”和“观赏玫瑰”，公司将它们收购后，生产一系列旅游食品，譬如玫瑰饼、玫瑰矿泉水、玫瑰花等，形成独具特色的玫瑰产业链，由此形成了以文化旅游为基础、以玫瑰产业为支撑的“特色小镇”模式。

很显然，这是一种全新的、移植的文化模式。移民安置造成移民原有的“种子文化”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如何“种植”新的文化形态，成为“移民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在这样多民族聚居的社区里，不同的民族文化协同共存，在“涵化”的过程中，发生“质变”，形成新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采取移植新的文化形式，让移民在社会和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融入其中，从而成为“自觉的选择”。这种“种（第四声，作动词用）文化”的风险在于移民的文化适应是否切合他们的心理预期，是否出于他们的自主选择，以及是否给他们带来文化“红利”等一系列文化适应问题。玫瑰小镇公司在探索中，移民在观望中，地方政府也在审慎地期待中。对于本书涉及的移民而言，这样的文化是否可以称为新的“移民文化”呢？

从外资项目到政府项目的田野调查，我恰好经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两种路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进入。外资项目的进入，我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方法容易进入调查点，而且容易收集到项目资料和历史文献，但也常常造成调查人员较难融入社区民众，从而影响调查资料的信度和效度。对于政府项目，我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这种方法容易进入并且得到调查对象的认可，取得翔实的田野资料，但是这种方法最大的风险就是缺乏合法性保障，以及可能引起与政府部门的“对立”，且很多来自政府部门的文献资料可能很难拿到。总之，无论哪种方法，调查中的田野关系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所在。

三、作为顾问的应用人类学学者

“角色扮演”是参与式社会评估过程中常常采用的技术手段之一，旨在从“主位的”视角理解和最大限度地激发发展项目可能产生的正面效果。其实，作为社会评估专家，无论秉持怎样的主位视角，怎样地客观公正，怎样地“纡尊降贵”，我们似乎都走不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7]。一方面，受雇于发展机构，以“顾问”的身份出现的人类学家，由于“受雇于”发展项目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譬如贷款方的银行或者作为业主单位的政府机构），无法从根本上“干预”已经“立项项目的”实施与否。尽管人类学家可以本着“价值无涉的”客观立场，进入项目评估的整个过程，遗憾的是，即使最后发现已经立项的项目可能存在“本质性的”问题，人类学家也只能提出修改意见，而无法“否决”项目的实施。另一方面，存在“独立第三方”自身角色的“伦理困境”，如果过多地提出“负面的”意见，就可能被自己的“雇主”忽视，甚至弃用。[8]那么，面对这样的窘境，人类学家是为了伦理原则选择“放弃”，还是基于自身利益，仅仅提出“批判性意见”而已呢？

不仅如此，由于人类学家固守“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知识结构和底层视角，使得人类学家的参与式评估行为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只是可以“迎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展领域中开始滥觞的主张“以人为本”的潮流，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传统的以“经济导向的”发展主义思维。这种窘境在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尤其凸显。因此，人类学家的发展评估与其说可以达到应用角度的实践价值，还不如说希望可以通过“固守”自身的立场和发现，对发展项目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批判，除非人类学家的角色可以提前进入“项目可行性分析阶段”，否则只能止步于“修补”，无法“大补”，更不用说可以起到“否决”项目的作用。

一如我在丽江狮子山项目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作为第三方的独立评估者，2006年12月的“我”无疑带有专家的光环，采取“自上而下”的进入方式，在古城管理局和拆迁办的带领下“进入”社区，这种进入方式给我们带去不少的“尴尬”，一开始我们“被认为”是“政府的人”，是“高高在上”的专家，以及可能与移民“作对的”局外人，当我们以“参与式评估”的手段，“融入”移民社区之后，我们才发现更多、更真实的“事实真相”。我们提出了很多“有利于”移民的建议，譬如：基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原则，当发展项目遭遇到世界遗产保护时，必须“让位”于遗产保护；发展项目中，对人的发展权利的保障应该优于项目本身既定发展目标的原则；当出现利益冲突时，应该充分保障作为“首要利益相关方”的移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作为发展主导方的政府和发展商的利益等。

尽管如此，我们在最后的评估报告中，只能在预设“项目实施”的前提下，把我们发现的“社会风险”彰显出来，并提出可能的规避方法，以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至于其他可能对项目产生“本质性的负面影响”的发现，不得不“被搁置”。譬如，我们在评估中发现了移民采取的“文化抗争”的方式，并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方式背后可能带来“冻结发展”（freezing development）的窘境，不但给项目本身的实施形成事实上的障碍，而且还会给移民和社区发展带来利益和错失发展机遇的损失。4年以后的2011年7月，当我们第二次“进入”社区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冻结发展”带来的现实困境。为什么作为发展主体的移民群体无法独立承担起自己的“主位作用”？他们秉持的“遗产社区”为什么不能顺利实现？为什么资本力量（世界银行）和政府的权力无法“瓦解”移民的文化抗争？市场经济的力量最终可能“撼动”移民的“自我遗产化”的文化抗争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超越了项目本身带来的“应用价值”。

2011年的“我”已经没有了专家身份，也失去了来自“上层的光环”。我以“私人”身份，找到了原来的项目经理和政府官员，他们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视”倒是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我此时的“社区到访”可能不仅不能有利于已经陷入停滞的项目推进，反而可能“制造麻烦”。出乎意料的是，我却得到社区移民的“热情”接待。2011年的调查工作主要关注“遗产抗争”及其带来的文化保护窘境，具体来说，涉及三个方面的研究问题：首先是移民是否有参与权和表达权，以参与由政府和世界银行主导的发展项目？其次是移民如何保护他们那些没有被官方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是移民如何获得相应的文化补偿，尤其是如何得到那些“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损失带来的补偿，换言之，第二次的社区调查，我更多的是希望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从学理上审视发展项目中的“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到发展项目的实施问题。

2012年8月，我第三次来到移民社区，这次依然是以研究者的身份，主要调查移民社区遗产资源的具体表现形式，譬如对顾彼得旧居及其主人的调查，对《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记载的至今仍然健在的几个人物的专访，以及访谈我们熟悉的关键报道人。第三次田野调查最大的感受就是“遗产社区”停滞发展。移民们静静地生活在这里，等待“不确定”的明天。2016年8月，我第四次来到移民社区，惊讶地发现，这里已经跟丽江其他的社区一样，完全成为“客栈化的社区”了。移民们曾经引以自傲的“社区遗产”的诸多元素，除了顾彼得旧居之外，全部“物是人非”。2017年8月，我第五次来到移民社区，如今的移民社区已经完全融入“客栈丽江”的文化氛围之中，那些曾经的“社区遗产要素”消失殆尽。狮子山项目的十年经历、五次实地调查，使我自己在完成“身份转变”的同时，也经历了对发展项目本身基于人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的思考。

当作为顾问的人类学学者“走出”项目，回头反思发展项目存在的问题时，不但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学科局限性，而且更能审视发展本身带来的现实困境和可能的机遇。毋庸置疑，任何发展项目本身都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原始冲动，但当发展项目施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和处于贫困状态的底层社会时，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经济的需求之外，他们可能还同时对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生存适应、人格尊严、自由表达，以及信仰和精神层面等“社会文化”产生需求。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在本书中我用“文化需求”作为表述单位。问题的关键是当“遭遇”发展项目时，文化保护究竟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

选择丽江七河移民村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2012年、2016年和2017年，我三次进入金龙村，对这个完全建立在“荒地”上的移民村进行民族志研究。2012年8月，适逢第一批移民安置搬迁一年左右，生活上的安顿，让金竹村的移民们暂时忘却了一年前搬迁的艰辛，而此时，第二批移民刚刚搬迁到龙竹村，他们正在经历金竹村移民们一年前“如出一辙”的苦难，曾经的和正在经历的移民“口述历史”，成为我调查的重点。面对移民安置带来的丰厚的“物质补偿”——诸如金钱补偿、住房建设、社会保障、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发展机遇等“红利”——移民们表达更多的不是欣慰，而是抱怨，甚至是抗争。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特有的“移民文化”造成的文化焦虑。但是，移民有“文化”吗？“移民文化”又是什么？“文化保护”应该成为移民安置必需的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