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民族志历程

第一节 参与式乡村评估与人类学的应用性

世界银行在其编写的参与手册中将“参与”定义为“是这样一个过程：‘项目利益相关群体能够通过它影响、共同控制涉及他们的发展介入、发展决策和相关资源。'”[1]这个定义避免了主要利益相关群体在发展过程中被简单地视为被动的援助接受者、访谈对象或是劳动力的情况，并明确世界银行实施的项目应该是一个激发主要利益群体影响和控制发展行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及其相关部门中考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保证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及其关系都能被识别，并在所有项目阶段中被考虑；让穷人更容易获得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并加强主要利益相关者及其组织的管理能力。表2-1总结了主要利益相关群体社区参与项目的原则和框架。

参与式评估过程其实就是社区民众参与项目、了解项目，以及与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互动博弈的过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以公布和宣传项目的具体信息，了解社区民众的现实需求及可能出现的焦点问题；对于承建项目的业主单位来说，可以与社区民众近距离交流，增强社会责任感；对于社区民众来说，能够与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行动目标和集体智慧；而作为独立第三方参与的评估机构，通过在社区开展的一系列评估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收集和分析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在“本末倒置”的原则下，在平等参与、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制定各相关利益群体都认同的行动方案。可见，参与式发展主导下的社区参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区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不仅如此，在参与的过程中，也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从而缓解因移民安置而导致的社区紧张关系。

参与式社会评估的目的就是在村落内外都能获得居民的理解。具体的分析性工具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个案访谈、焦点组访谈、问题树、社区社会资源图、问卷调查等。它的基本任务有三个：①了解当地知识的价值；②动员当地的资源；③创造一种社区和外来机构可以为共同目标而协商和工作的环境。参与式社会评估的操作方法主要有三步。

第一步，收集资料。资料收集包括五个方面：①与土地有关的问题（空间）; ②社区和社区居民的历史（时间）; ③现在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制度）; ④与谋生有关的活动（生计或经济）; ⑤与基础设施有关的问题（如灌溉、交通等）。

（1）土地。让当地人自己画一幅土地资源图。在上面标明社区的农田、树林、道路等地貌特征。这种活动的目的是了解社区居民是怎样看待他们自己的存在资源的，而不是大量收集资料，所以活动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发现，是谁在提供情况？年轻人和妇女参与了吗？是少数几个人在控制活动吗？

（2）历史。按照年代顺序把社区居民记忆中所有重要事情整理出来。这时，要把与一套套历史资料有关的故事收集起来，并把它们与近代的主题（如革命、外来征服者、重要的迁移等）联系在一起。

（3）组织结构。这方面评估活动的目的是了解社区的功能。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家庭在组织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社区成员如何评介这些结构的作用？首先要做的是要把所有结构的作用列进一个简表里，如家庭、宗教领袖、干部、村主任、其他当代组织等的作用。这张简表表明了他们的目标、功能、成绩和需要，男性和女性是否都参加了活动，还是有性别的倾向。这种结构关系图可以反映出什么是与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什么是关系不大的。

（4）生计。乡村居民维持生计的来源很广。经济来源包括稻米、玉米等农产品收入，牛、鸡等牲畜产品收入，木工、商贸等技术收入，或通过旅游、外出打工等活动收入。对这些经济来源采用排序的方法，可以清楚地了解乡村居民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5）基础设施。这是乡村社区里的“公共领域”。它们是通过什么发生建立起来的？居民是如何参与的？基础设施带来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的？谁在支配和控制？……

一般地，这些资料的调查和收集过程大约为二十天，结束后就进入资料的分析阶段。

第二步，分析资料。尽量用图解的形式对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社区的现状特征，找出社区发展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对原因的分析不能只是听专家的意见，而是要体现出多种“声音”，要有各个阶层的意见和分析，比如官员的、社区精英的、宗教领袖的、民众的、老年人的、青年人的、妇女的、儿童的，当然还有专家的。到了这一步还没有完成，因为评估活动不是学术报告，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制定一套行动方案，所以，我们要做第三步。

第三步，制定行动方案。行动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对资料的分析基础之上的。针对问题，一一提出解决的方案，方案要具体细致，要具有可操作性。

就调查方法而言，参与式评估的方法与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是相似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是一种研究者进入被研究社区，与当地人共处一段时间，直接参与并观察当地的生活、生产、仪式等的方法。这种方法立足于将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它有利于了解被研究者的实际生活状况和真实想法。参与式农村评估主张依靠当地的知识、领导、机构和资源，并通过参与来促进乡村发展的社区发展方法，强调各利益相关群体，尤其是主要利益相关群体的平等参与过程，尽可能多地征求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通过“社区赋权”，达到对本土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从而促进社区发展能力提高的目标。这种方法的核心是调研人员与提供信息者之间的互相学习，在调研过程中，需要培训调研人员，让他们进入村庄与人们现场交流，鼓励农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当地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2]

可见，参与式乡村评估既是方法也是视角。这种方法与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法很相似，而且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让乡村社区收集当地的资料，并将它们放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评估自己的情况；第二个目标是调动乡村社区的力量，为实现他们未来的设想而采取行动。不过，如何把人类学所倡导的相对长期的田野工作法与社会评估过程中“快速而短暂的”参与式的社会调查相结合，是我其时对“参与式社会评估”方法的直接质疑，也是直接导致我对人类学理论知识是否可以转变为“应用价值”的“反叛思维”的渊菽。不过，十几年来的项目参与经验告诉我，恰恰就是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中的方法论训练既有助于产生发展项目所需要的新视角和技术手段，也可以为发展项目的顺利实施作出直接的贡献。遗憾的是，在具体实践中，这样的转变举步维艰。谭同学从参与式扶贫的实践角度，提出对参与式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祛魅”，因为“片面强调参与式扶贫的优势，忽视其背后的治理理论及国家观、公民观，则显然缺乏此类理论和文化上的自觉，在实践中既不利于扶贫合力的形成，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因此，“有必要将参与式扶贫模式加以改造，突出社区整体而非个体公民权，并与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相结合，相互取长补短”[3]。

在世界银行任职数十年的著名社会学家塞尼曾形象地比喻人类学家能够争取到参与发展项目的经历是一场艰难的“冲撞运动”[4]，意即就像那种身体接触和冲撞激烈的体育运动一样，尽管最终的结果是人类学成功地介入发展项目之中，成为冲撞运动的“赢家”，但其中的抗争过程，令人唏嘘。目前在世界银行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规定了“人类学参与”的条款，譬如在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中，规定“项目经理还应提出必要的人类学研究以识别当地的需要和意愿；人类学家和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具有专业知识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如果能够早期介入，对于确认有效的参与机制和当地发展机会是十分有利的；监督计划应规定，在项目实施阶段的世界银行检查团应包括具备人类学、法律和技术方面的专家……”当然，人类学的参与“并不是说人类学家已经了解特定社会的‘客观’现实，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提出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提出问题”[5]。

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各地实施的发展项目都加强或者增添了对项目实施过程前、中、后期的“社会评估”工作，内容涉及社会发展评估、贫困评估、移民安置评估等。这项工作在国外进行得比较早，主要原因是“人类学参与”是“国际援助项目”的“预设性前提”，而在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等这类国际机构在中国实施援助或发展项目的增多，我们才逐渐引进和接受这些观念。不过，在中国，最初从事社会评估工作的大多是具有经济学背景的、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执行人员，他们做出的评估报告“充斥”大量的统计数据，而看不到“人的影子”；后来虽有社会学家的加入，但在大量的问卷分析中，我们也只能看到“僵化的人”和在他们身上承载的数据资料；只有当人类学家参加后，不但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人”，而且，还可以“倾听他们的声音”。可以说，人类学家的加盟，增添了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人”的关怀。

人类学家的参与，弥补了发展项目中对“人的关注”的缺失，尤其是从主位的角度“参与”目标人群的活动，并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思考，一起做出判断。当然，人类学的社会评估也有其自身的不足，譬如：过分强调定性的、描述性的表述，在操作性上欠缺；定量研究不足；个案选择时具偶然性和代表性问题；“自下而上”的视角如何与“上层机构”协调；等等。总之，一句话，人类学参加社会评估，要提交的是一份“行动计划”，而不是一份“学术报告”。因此，如果把人类学的应用价值简单地理解为解决发展项目中的实质性的问题，或者说技术性的困难，那就误读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

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贡献了“可选择性的发展话语”（alternative developmemntal discourse）。从“他者”的视角，告诉发展项目涉及的其他的利益攸关方，作为首要的利益攸关方（primary stakeholder），除了关注项目本身带来的“经济红利”之外，人类学更关注项目在社会结构、文化变迁、权力转移和社区新的不平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问题。二是实现了从“项目导向”到“人的关怀”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项目大多都是基于“经济价值”的发展取向，轻视甚至忽视发展项目本身对发展对象的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以至于人类学家钱伯斯发出了“本末倒置”的呼吁。[6]三是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查方法，一如上述省思的参与式评估方式那样，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成为参与式评估在操作技术、路径依赖和分析批判等方面的方法论基础。可见，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基于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发展理念。换言之，如果没有完整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训练，就无法真正实现上述“应用价值”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