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金融伦理的基本范畴——诚信、信任与信用
3.1 诚信
3.1.1 诚实
不可否认，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将诚实看作人的一种美德，诚实是指人凡事忠于事实，即使自己做错事情也坦白承认，勇于承担后果，有错就改。一般认为“不偷窃、不作弊”等都是诚实的一种表现，诚实的反面就是撒谎和欺骗，包括通过隐瞒或夸大部分事实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等卑鄙行径。
诚实的观念深深地根植于宗教思想中，不可撒谎在世界上各大宗教中都是重要的戒律。《圣经》旧约中的摩西十诫中就有：“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后来，这一诫命发展成为“不可撒谎”，从而成为基督徒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印度的《摩奴法典》第12卷第6条规定：“骂詈、谎言、诽谤公众，语无伦次，是言论方面的坏行为。”佛教中有大妄语诫。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中也有多处涉及对伪信者的诅咒，因为伪信者不诚实，他对真主撒谎。儒家文化也讲究要正心、诚意，《大学》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总之，世界上的各大宗教都将“不得撒谎”看作其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一准则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自律、诚实、不得欺骗自己的良心。
3.1.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
中华民族向来尊崇诚信，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诚实和信用的合称，即待人诚实、讲信用、言必行、行必果、一诺千金。“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即儒家的社会伦理规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五常”贯穿于中华民族道德伦理的发展，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要素。而信是五常之一，可见诚信在中国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早在《周易》, 《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传·系辞》中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其中“人之所助者，信也”，意思是说人们愿意帮助有诚信的人，这表明，早在殷周时代，“诚信”就已成为我们民族先人的重要道德规范。
《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回答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战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孔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做到：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取信于民，也就是国防、经济和国家的公信力三个方面要做好，这三者之中，国家的公信力最重要，没有兵力，虽然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存亡，不过还可以去掉；没有粮食，人民会大批死亡，会动摇国家；而没有了“信”，人民群众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取信于民”是国家存在的根基，这段话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在《论语·为政》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ní），小车无軏（yuè），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就像大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它靠什么行走呢？”在这里，孔子认为对个人来说，做人的根本是“信”。
《礼记·中庸》论孔子之德时，指出：“为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至诚”是品德修养的目标，是为人、为政的根本，是决定立足天下的关键。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天下最真实诚信的人，才能治平天下，树立天下人遵从的根本法则，知晓天地化万物的道理。孔子是天下最诚信真实的人，通晓天地化育万物万事的道理，能树立人们遵从的根本法则，成为世人学习的典范。
《孟子·离娄上》（第十二章）中有：“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真实无妄的意思；天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或者说客观规律。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没有虚假；客观、真实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所以说诚是天之道；人之道，是指做人的道理或法则，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道与天道一致，人道本于天道，既然诚是天之道，人之道就应该思诚，亦即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要求。这段话是从宇宙万物客观存在的现实和规律说明诚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因此也是做人的根本要求。
可见，在儒家思想中，“信”是“为政”与“做人”应遵循的基本价值观，是做人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立国之本，同时“信”也是一种行为实践的标准。“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子路》），指说话要恪守信用，做事要果断、彻底。那么如何做到“信”呢？诚信要“戒欺”，即不自欺亦不欺人。《礼记·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意谓真诚实意就是不自欺。在民谚俗语中，则有“公平合理是为信”、“以义取利为信”、“一诺千金为信”等说法，都是指如何做到“信”。特别是在经商活动中，诚信是经商之本，公平合理的交易、符合道德规范的谋利活动都是讲究诚信的。
清朝时期的山西票号商人认为“经商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票号作为信用机构，没有诚信作为保障，会随时面临“挤兑”和“倒账”的风险，因此其经营理念的核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其发展主要依靠信誉卓著。山西商人素来崇尚信义，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理解和行为规范，每个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重信义、除虚伪”, “贵忠诚、鄙利己”，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山西商人将关羽尊为财神，信奉关帝，每到一处必修建关帝庙，就在于关羽是“信、义”的化身，他们既将关羽作为“信、义”的楷模，同时也希望借助于关羽的武功保佑自己的生意平安无事。
在山西票号发展历史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也要保证信誉的案例记载。著名的山西票号商人李宏龄在《在山西票号成败记》中总结自己的经营理念，其中之一就是“诚待客户，注重信义”，李宏龄认为商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就必须对主顾讲信义。主顾和商号，主顾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基础上，越是讲信义，主顾就会越多，生意也愈兴隆，达到“人己两益”。庚子事变，京师陷落后，京官走上海者纷纷持京师票券要求在沪兑换银两，而上海诸商皆不予兑换。时李宏龄正主持蔚丰厚上海票庄，他以事出非常，应当照顾主顾利益，便独排众议，酌量予以兑换，由是蔚丰厚票号名益显，生意愈盛。山西票号商人讲究信义的理念，虽然背后有利益驱动因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利，但是其文化根源仍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他们所追求的物质利益受到“义”的制约，要服从“以义取利、先义后利”的诚信伦理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