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祯元年方应祥刊166卷本

（一）重刻缘起

方应祥字孟旋，号青峒，浙江省衢州府西安县人。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于崇祯元年（1628）。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山东提学。为文“根极性命，自辟阡陌，非六经语不道”，为人“胸次磊落，气度汪洋”，“与人交倾肝沥胆，即之蔼如婴儿”，“以君亲为天地，以朋友为性命”，加之在制艺方面卓然名家，因而从游者甚众。关于其生平，钱谦益说：

万历甲午，选贡入南国学，祭酒冯公避席，以诏六馆。丙午，与余同举南京，同年生遮道指目，以为衣冠有异也。丙辰，举进士，除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天启元年，覃恩赠封其父母，转礼部祠祭司员外，升郎中。乙丑，升山东布政司参议，兼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奉母丧归。除服而卒，崇祯戊辰六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八。

方应祥早年丧父，“既无兄弟，又艰子嗣，依恃寡母，辛苦卒业”。到天启五年乙丑（1625）由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升任山东布政司参议时，其母已经八十五岁，正奉养于南京。方应祥奉母由南京入山东赴任，其母入署三日而殁。方又奉母丧归衢州，守制在浙，直至崇祯元年戊辰（1628）六月“除服而卒”。方氏对《唐宋八大家文抄》的重刻，即与其从游者完成于在浙江守制的三年之中。

其朋友龚立本说：“丁卯夏，予守制及朞，偶至武林，闻孟旋避喧湖上。往叩其扉，见容色枯槁，荤酒俱却，犹夜半秉烛，为蕴辉上人序《南华发覆》。”天启七年丁卯（1627）夏，距方应祥撰成《重刻八大家文钞叙》的“崇祯元年人日（正月七日）”，相隔半年上下，此时《唐宋八大家文抄》的重刻当仍在进行中。由此可以知道，方应祥是在病中完成《唐宋八大家文抄》校刻的，地点就在“武林”的“湖上”，即杭州西湖。

方应祥《重刻八大家文钞叙》说，参与校雠的还有闻启祥及其外甥杨次弁。闻启祥，“字子将，博综群书，尤工制举业。武林，东南都会，江广闽越之士登贤书者，公车到武林，必质义于祥。品题甲乙，命梨枣曰行卷；制义之有行卷，自祥始。万历壬子，举于南雍。尝与吴郡李流芳同与计吏，入京师，已及国门，忽意不自得，趣车径返。后屡以荐被征，悉辞不赴。性好延纳，每庀舟车，饬厨傅，宴会宾客，若置驿然。所著有《自娱斋稿》。”看来，他与老师方应祥一样，都以制艺名重于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都是小筑社的资深成员。小筑社最初成立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由方应祥、闻启祥等人发起，至此已存在二十余年。社事活动在邹孟阳的西湖别业“小筑”进行，因名“小筑社”。从钱谦益“小筑维何？邹氏之庐。湖山回环，水木翳如”（其一）、“小筑虽小，孤山不孤”（其八）和“湖波潮汐，林木仰俯”（其九）的话来看，小筑社就在西湖边的小孤山上。小筑社的主要功能是商略艺文、砥砺品行，最为重要的是切磋制艺，为举业作准备。为此，将各位社员的制艺汇编成社稿，或将著名社员的制艺单本结集，并予刊刻发行，就成为经常的社事活动。从现存方应祥《唐宋八大家文钞》内封所见“小筑藏板”四字可知，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刊166卷本的校刻即由小筑社完成。

方应祥序称“余诸生时读是书忘厌倦”，可见他最终考取进士，得力于茅《抄》处不少。此次重刻茅《抄》，目的是为举业群体提供一部自己深信不疑的举业读本，以引导当时的时文（制艺）写作。这一点与小筑社的功能是一致的。方氏认为当时的时文写作“种种敝习，莫可缕指”，其具体表现是“以搜括隐僻为奇胜”、“以率任疏陋为空灵”、“以剽拾玄梵为精微”、“以假借阴钤为壮剀”、“以謄写管商为经济”、“以生割骚赋为风流”。造成这种“敝习”的原因，他归结为“售世之念急，中无管钥以相守”、“提唱无自，靡所适从”。方氏此次重刻并大力“提唱”茅《抄》，就是要解决举业者“靡所适从”、“无管钥以相守”这个根本性问题。

（二）实物鉴定

北京师范大学藏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刻166卷本（索书号：834.4/516）,8函35册。韩文首卷首页半叶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白鱼尾，有直格。版匡207×134毫米，书256×160毫米。（见图1-06）

全书结构依次为内封、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方应祥《重刻唐宋八大家文钞叙》、《八大家文钞论例》、《韩文公本传》、《八大家文钞凡例》（附新刻《凡例》）、《韩文公文钞引》、《唐大家韩文公文抄目录》、《唐大家韩文公文抄卷之一》。以下各家均先《引》后《传》，然后是目录和正文。韩愈以下依次为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茅坤《总叙》与方应祥《重刻叙》错简，即二序三至五叶应该对调。

茅坤《总叙》及各家《文钞引》首页多处钤“藕潢林氏藏书记”、“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图书之印”、“高等师范学校图书消却之印”、“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之印”、“帷鉴”印。“藕潢林氏”即日本江户末期的汉学家林复斋（1800—1859），曾在1854年日美《神奈川条约》谈判中担任日方首席代表。此书由中国流入日本，先后为日本汉学家林复斋和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收藏。后来又从日本回流到中国，现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内封题“茅鹿门先生《唐宋八大家文钞》，小筑藏板”，有“本衙藏板”方印。方应祥修订本最先由杭州小筑社刻印问世。在本人经眼的馆藏方本中，“小筑藏板”牌记仅见于北师大藏本。可以说，北师大藏本是最为可靠的方本初刻本。（见图1-07）

（三）重刻校本

方应祥自称“新刻多有不同处”，那么，他是依据什么对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本进行订补，从而产生了这些“不同”的呢？其《重刻八大家文钞叙》云：

余向奉视学东省之命，窃计斯地结天地中粹之气，牺于此画卦，孔于此删经，为万世文字祖。爰是以树之风声，足倡予海内。因向吾友孝若氏乞其家藏手批原本，捧持以往，为东方指南。此愿不遂，乃与子将暨其甥杨次弁谋校雠付梓人，公诸四方。

梅篮予根据“此愿不遂”四字得出的结论是，茅坤的幼子茅维（字孝若）拒绝了方应祥“乞其家藏手批原本”的请求。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通观全文，“此愿”不是指“乞其家藏手批原本”，而是指“捧持以往，为东方指南”。这段文字是说，山东是个好地方，要是能在这里树起良好的文风，就可以辐射到全国。带着这样的宏愿，向茅维借来了其“家藏手批原本”，准备带到山东去，作为引导文风的指南。没想到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因为升任山东提学不久，母亲去世，只好离任回到浙江守制。说得再显豁一点，方应祥借来茅坤的“手批原本”，本打算在山东提学任上用来校刻《唐宋八大家文抄》的，“此愿不遂”，只好在浙江完成这个工作。但那离“倡予海内”的宏愿已经很远了，所以文字间流露了一丝失望。方应祥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的离世很感内疚，曾自责“踯躅三千里水陆之崎岖，以断送八十五岁之母；拚撇八十五岁老人之性命，以博一日之官”。此序又写得很宏阔，不忍也不便提起母亲去世这件事，所以对何以“此愿不遂”，未作交代。由于这个原因，文义显得有些沉晦。何况以“吾友”称茅维，语气亲切，与借书遭拒事不合；明言茅维有书不借，外彰其过，与方应祥“以朋友为性命”的性格也不合。方母去世后，茅维曾去唁贶，二人实未有隙。梅君误读了“此愿不遂”四字，而且所引文字内容和标点都有问题，因而得出了错误结论。

方应祥从茅维那里得到了茅坤的“手批原本”，这是他对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进行全面“校雠”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参考了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的修订后印本。如前所述，万历时期茅一桂对万历七年（1579）初刻原板进行过修订，现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所藏修订后印本为证。方应祥新刻《凡例》说：“旧刻已经订补，不失鹿门先生初旨，然尚有题存文缺者，今皆增入，不敢妄加评点。订补续本仍袭旧板，未免苟简，补苴间有头上安头、尾后接尾者，今悉依次改正。”关于这段文字，梅篮予也没有看懂。其实，“旧刻”指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原板的印本，“订补续本”指万历时期经过茅一桂修订的初刻板片的后印本。二者虽然皆由万历七年（1579）初刻板片刷印，但有原板和修订板、先印与后印之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方应祥对万历时期茅一桂修订后印本（即“订补续本”）的优点和不足十分清楚，可见他是认真研究并参照过这个印本的。

总起来看，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对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的重刻，不是不校而刻，而是先校后刻；其本意不在于射利，而在于推出一个更好的版本。其所用的校本有两个，一是茅坤的家藏手稿本，一是茅一桂的修订后印本。

（四）修订情况

方应祥写作《重刻八大家文钞叙》的崇祯元年（1628），距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初刻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时仍在流行的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存在着不少问题。万历时期茅一桂对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进行过修订，但因为“仍袭旧板”，一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方应祥以茅坤的“家藏手批原本”为主校本，以万历时期茅一桂的修订后印本为参校本，对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并予以重刻。将北师京范大学藏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小筑社刻本与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胶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前者对后者的修订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将茅坤《八大家文钞凡例》中的“论文九则”析出，单列《八大家文钞论例》，同时删除茅一桂《八大家文旨》及其后识语。

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凡例》中的最后九段文字（从“世之论韩文者”至“当自有定议云”），约1100余字，实际上无关“凡例”，而是一篇总论，可与《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相发明。方应祥认为这九段文字“既可见先生选八大家之意，亦可开后人读八大家之眼”，把它放在《凡例》中，“如著宝玉于土中，殿精骑于尘后”，不足以突出其重要性，因而将它析出，单列为《论例》。茅一桂的《八大家文旨》只是八大家论文观点的辑录，与编选者的编选意图和个人看法毫不相关，而且连篇累牍，有喧宾夺主之嫌。方应祥将它和后面的识语全部删除，虽然没有做任何说明，其否定性评价是不言而喻的。

2．附刻欧阳修《新唐书钞》二卷、《五代史钞》二十卷，共85篇。

方应祥新刻《凡例》云：“先生序欧文有云：‘世欲览欧阳子之全者，必合予他所批注《唐书》、《五代史》读之，斯得之矣。’因并附入，以备欧阳一家，非骈枝也。”“先生序欧文”指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所载茅坤《欧阳文忠公文钞引》, “世欲览欧阳子之全者”云云，即出自此序。这是方应祥附入茅坤《新唐书钞》上、下卷、《五代史钞》二十卷的依据。北师大本欧《抄》后附《新唐书钞》（共9篇）和《五代史钞》（76篇）两种，内封题“合刻唐书五代史钞”。下有《欧阳公史钞引》云云，详见本节《序跋选录》。这样一来，《唐宋八大家文抄》由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本的144卷增为166卷。

3．新增73篇，并修改茅坤《文钞引》中的收文数字，解决了万历七年初刻本目录与《文钞引》设定篇数不合问题。

北师大藏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刻本新增73篇，这些篇目在国图藏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目录和正文中皆无。它们是：

韩愈 （11篇）

卷一：《论变盐事宜状》/卷四：《答殷侍御书》、《答张籍书》/卷六：《送陆歙州诗序》、《送郑十为校理序》/卷七：《送张道士序》、《送陈秀才彤序》、《石鼎联句诗序》/卷十：《通解》、《行难》/卷十五：《瘗砚铭》。

柳宗元 （7篇）

卷三：《答严厚舆论师道书》/卷四：《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卷五：《童区寄传》/卷八：《六逆论》/卷十：《对贺者》/卷十二：《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又祭崔简神柩归上都文》。

欧阳修 （16篇）

卷三：《荐司马光札子》、《乞奖用孙沔札子》/卷四：《乞添上殿班札子》/卷五：《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卷六：《乞与尹构一官状》、《举丁宝臣状》、《再论许怀德状》/卷十一：《代杨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见书》/卷十九：《孙子后序》/卷二十三：《金部郎中赠兵部侍郎阎公神道碑铭》/卷二十四：《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赠吏部尚书正肃吴公墓志铭》/卷二十七：《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卷三十一：《祭程相公文》、《司封员外郎许公行状》/卷三十二：《跋唐华阳颂》。

苏洵 （1篇）

卷十：《族谱后录》。

苏轼 （9篇）

卷三：《上皇帝书》/卷五：《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卷六：《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卷七：《杭州召还乞郡状》/卷八：《杭州谢上表》/卷十八：《会于澶渊宋灾故》、《黑肱以滥来奔》/卷二十八：《祭魏国韩令公文》。

苏辙 （16篇）

卷二：《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卷四：《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盗贼状》/卷六：《秦论一》、《秦论二》/卷九：《唐高祖论》/卷十：《郭崇韬论》/卷十一：《卫论》、《虞卿》、《鲁仲连》、《穰侯》、《范雎蔡泽》、《白起》、《李斯》、《蒙恬》/卷二十：《诗说》、《书白乐天集后》。

曾巩 （3篇）

卷一：《请令州县特举士札子》/卷五：《类要序》/卷六：《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王安石 （10篇）

卷二：《辞集贤校理状》/卷四：《上田正言第二书》/卷五：《与王深甫书》、《与王逢原书》、《答杨忱书》、《答张几书》、《答钱公辅学士书》/卷九：《庄周论下》/卷十：《进说》/卷十一：《鲁国公赠太尉中书令王公行状》。

与《文钞引》的设定相比，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目录少选者45篇，多选者42篇。对于目录少选的45篇，方应祥本依据茅坤“家藏手批原本”增补了上述73篇；增补数大于缺少的篇数。对于多选的42篇，方应祥则通过修改各家《文钞引》中的收文数字予以合法化。也就是说，对于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目录与《文钞引》设定篇数不合这个问题，方应祥采取了少者补足、多者认同的方法。

将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简称桂本）与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修订重刻本（简称方本）中的各家《文钞引》设定的篇数相对照，可以发现方应祥对茅坤《文钞引》设定篇数的修改：

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苏洵

苏轼：

苏辙：

曾巩：

王安石：

总起来看，桂本在各家《文钞引》中设定的篇数是1313，目录选文1310篇。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小筑社刻166卷本在各家《文钞引》中设定的篇数是1457，目录选文和实际选文都是1459篇，比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目录所选多出149篇。

4．在正文中增加有目无文者5篇，在目录中增加有文无目者4篇，解决了万历七年初刻本目录与正文不合问题。

桂本有目无文者共5篇，即柳文卷四《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启》、卷五《送琛上人南游序》；欧文卷四《乞添上殿班札子》、卷十四《春秋或问》、卷十八《送廖倚归衡山序》。有文无目者共4篇，即欧文卷十七《苏氏文集序》；大苏文卷八《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卷八《谢馆职启》、卷二十三《送水丘秀才序》。方本在正文中增补5篇有目无文者，在目录中增补4篇有文无目者，这样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目录与正文不合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5．修改了正文及评点中的部分文字。

方本对桂本目录、正文和评点中的一些文字也做了改动，大都比较恰当。以下聊举数例。

但也有改而不佳不如不改者，如“支节”改为“文节”、“嘿无一言”改为“默无一言”、“混融”改为“浑融”。

6．将部分行间评改为眉评。

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只有题下评、文后评、行间评三种，无眉评。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本第一次将部分行间评改为眉评。例如，曾文卷一《煕宁转对疏》的两段评点“曾公欲发明心学以悟主上，然尚影响揣摩，是以文郁而不达，而至于此处，非晦庵及本朝阳明不能得其至也”和“曾公凡到要紧话头便缩舌，岂能感动主上，及读王荆公万言书便别。学者须于此等处看得玲珑，则它日立朝，必有做手”，桂本皆为行间评，方本则转为眉评。行间评字很小，又杂于正文之间，不如眉评醒人眼目。将部分重要的行间评转为眉评，起到了有效的强调作用，拓展了评点的空间。

7．唐顺之、王慎中评点标识由符号改为姓名。全书分篇重刻，解决了桂本部分选文连板所造成的体例不一致问题。

方本新刻《凡例》说：“诸家表启、子由《古论》，旧刻因省工板，遂致连牵，今准集中旧式，仍各分篇，庶为一例。原刻标批，唐以○，王以，今恐易混，直出唐荆川、王遵岩二先生字号，使读者一览可知，不烦再审。”一篇文章刻完后，如果最后一个板片还有剩余的板面，就在这个板面上接着刻下一篇，这种二文接连出现在同一个板面的情况，称作连板。关于桂本连板的篇目，见上节《存在问题》部分。方应祥的重刻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五）版本价值

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刻166卷本依据茅坤的“家藏手批原本”，并汲取万历时期茅一桂修订后印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144卷初刻本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并予重刻，推出了一个更加精善的版本。方应祥自称“此刻不独为八大家之定本，亦为鹿门先生之功臣”（新刻《凡例》），并非大言欺人之语。

尤为重要的是，后来影响最大的通行本——崇祯四年（1631）茅著刻164卷本，全面吸纳方应祥的修订成果，就连新增《凡例》部分也一字不变地照抄了方本。茅著本后来成为最为流行的版本，主要因为茅著系茅坤之孙，其版本更容易取信于人，而不是因为它在版本上有什么贡献。有讽刺意味的是，清代四库馆臣将增入《五代史钞》之类的修订皆归于茅著，而对于方应祥本一无所知，说什么“万历中，坤之孙著复为订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欧文之后”。今人甚至有将茅著本誉为“奠定《文钞》经典地位”者，而贡献最大的方应祥本则颇受非议。王重民先生认为方本粗制滥造，“每家各删落若干篇，又合并卷数，更改每家小引内卷数以符之。又目录上间有增益之篇名，集内实无其文”。但王先生所据乃明末坊刻节本（详见下），不足为据。如果他见过北师大所藏从日本回流到中国的小筑社刻本，是不会有这样的结论的。

通过上面的综录和考辩，可以认为，方应祥本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诸版本中贡献最大也最为精善的版本。关于其贡献，已如上述。说他精善，是说它没有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初印本的疏漏、万历时期茅一桂修订后印本的斑驳、崇祯四年（1631）茅著重刻本的草率和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本的失真。

版本的流行与否，不一定与本身的贡献和质量成正比。在很多情况下，贡献和质量以外的世俗因素，往往起着决定作用。这种逆淘汰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今天的研究者应该在充分占有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放出眼光，拨乱反正，而不是只凭目录、逻辑和臆想，笑骂随人，以误传误。

（六）序跋选录

方应祥本有《重刻八大家文钞叙》、新刻《凡例》和《欧阳公史钞引》，系重刻时新增。兹选录于下。

方应祥《重刻八大家文钞叙》

尝闻至治之世，八风从律，八音克谐。夫文章者，风音之总持也，无迫而神驰，不约而响应，所关于世钜矣。其为随为和、与时高下者，为世转者也，非转夫世者也。鹿门先生有云：“文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独为古文词言耶？即制举艺亦然。

余老于经生，身尝其利病最深且熟。姑以制举艺论之，迩来盖盛极，亦弊极矣。明乎趋时而昧于立本，求其变不知其所以变。索古似矣，而以搜括隐僻为奇胜；贵真似矣，而以率任疏陋为空灵；根理似矣，而以剽拾玄梵为精微；昌气似矣，而以假借阴钤为壮剀；征实似矣，而以謄写管、商为经济；泽雅似矣，而以生割骚赋为风流。种种敝习，莫可缕指。总之，售世之念急，中无管钥以相守，故随时波逐，不能自主耳。嗟乎，辞衰而行业因之，言乱而政事又因之，以文持世者，能无深忧也哉！

今国家定制，以六经四子范士，功令日谨而士顾日轶以出，岂时为之，莫可挽耶？抑提唱无自，靡所适从耶？余尝谓文无古今，唯变所适，而要于不离其本。士人才有盈缩，学有浅深，而意必有所宗主。疑今人不若信古人，信古人不若先信阅古人之人。鹿门先生《白华》之篇已脍炙士口，至其所批评《八大家文钞》，归旨于道，取绳于法，原于性成之禀，而极于功力专一之至。盖上下千载，于贾、董、班、马之后，独简此八家者，以为有当于孔子之六艺而不失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绪。其精神深于信古，切于开今，故其点次标铨处，有若启八达之衢，而指迷破暗者，明道之殊而同归也。有若称八骏之良，而左提右控者，明法之巧而中矩也，有若履八家之井田而识其肥硗、审其耕耨者，明禀质之各正而致至之力深也。盖此八君子之文，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先生揭而出之，汇而合之，又如集轩裳藻冕于一堂，能日与之相接，睹此大人境界，自手足敛而心志摄，雅必不敢作吴语，实必不敢数他珍，张气自觉其粗，窃理自觉其诞，凡貌真赝古，与一切吐爝火、兢涓流、为纤繁浮荡之想者，俱自觉其可丑。迨步趋久之，不期变而自变，行业政事之义类，酝酿于胸中，发而为言，皆有体要，而可以致于用。所谓经术以经世者，此也。

余诸生时读是书忘厌倦，幸老而售，愈喜与八君子相周旋，若时受其嘘拂，闻其謦欬，而并可以忘老者。噫！使八君子丧其本统而逐于时之变，其文亦止售于当时已耳，能至今传而不衰乎？余向奉视学东省之命，窃计斯地结天地中粹之气，牺于此画卦，孔于此删经，为万世文字祖。爰是以树之风声，足倡予海内。因向吾友孝若氏乞其家藏手批原本捧持以往，为东方指南。此愿不遂，乃与子将暨其甥杨次弁谋校雠付梓人，公诸四方。凡吾党有斯文之责者挥羽振铎，使父兄以之教，子弟以之学，渐渍于其中，当有若乘扶摇，听钧天，觉人间刁刁不歇、啾啾乱鸣者之为烦也。

且今之古文词，弊亦将与时艺等，倘能奉此八家者以为律令，按之六艺之旨而合焉，考之不易之统而合焉，其于先秦两汉以及唐宋诸家之文，皆能别其雅俗，定其虚实，辨其理气之真伪，道存而品成，国家乃始收文章之益，而得士人之实用，信古不劳于变今，亦甚易矣。习纬可以占风，按律可以造乐，斯其操琯籥于声气之先者耶？

今天子清明御宇，辟正忾之路，塞浮哇之塗，人文开泰，小往大来，既转而为有道之世矣。士于斯时，无论寻常学者思式于度，即逸伦绝群之才，亦知跅无当，而有味乎古人之言，必有起衰振弊如昌黎者辈出，以弘维新之治，即谓文章为世转亦可。吾将摩挲老眼，以观斯文之一变至道也已。

崇祯元年人日信安方应详撰。

方应祥新刻《凡例》

右为旧刻《凡例》，尚有论文九则，即附于后，如著宝玉于土中，殿精骑于尘后，观者每惜之。今审原例，有“别为一卷”之语，因敢分章另刻，既可见先生选八大家之意，亦可开后人读八大家之眼。又新刻多有不同处，故并附新例数款，使览是书者知此刻不独为八大家之定本，亦为鹿门先生之功臣云尔。

旧刻已经订补，不失鹿门先生初旨，然尚有题存文缺者，今皆增入，不敢妄加评点。

订补续本仍袭旧板，未免苟简，补苴间有头上安头、尾后接尾者，今悉依次改正。

讹脱处悉对善本全集证改，如《苏文忠公集·论京东盗贼状》则杂以《辨试馆职策问劄子》二页，《文定公集》竟有夫去数行者，荆公志铭则有误入他铭者。如此甚多，今皆厘正。

诸家表启、子由《古论》，旧刻因省工板，遂致连牵，今准集中旧式，仍各分篇，庶为一例。原刻标批，唐以○，王以，今恐易混，直出唐荆川、王遵岩二先生字号，使读者一览可知，不烦再审。

先生序欧文有云：“世欲览欧阳子之全者，必合予他所批注《唐书》、《五代史》读之，斯得之矣。”因并附入，以备欧阳一家，非骈枝也。

茅坤《欧阳公史钞引》

或问余，“于欧阳公复有《史钞》，何也？”欧阳公他文多本韩昌黎，而其序次国家之大及谋臣战将得失处，余窃谓独得太史公之遗。其为《唐书》，则天子诏史官与宋庠辈共为分局视草，故仅得其志论十余首。而《五代史》则出于公之所自勒者。故梁、唐帝纪及诸名臣战功处，往往点次如画，风神烨然。惜也！五代兵戈之世，文字崩缺，公于其时特本野史与势家钜室家乘所传者而为之耳。假令如太史公所本《左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又如班掾所得刘向《东观汉书》及《西京杂记》等书为之本，扬榷古今，诠次当世，岂遽出其下哉？余录若干首，稍为品次而别传之，以质世之有识者。归安鹿门茅坤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