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历七年茅一桂刊144卷本

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刊144卷本，有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印本和万历时期茅一桂修订后印本两种。

（一）万历七年茅一桂初刻印本

1．实物鉴定

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印本存世并不多。南京图书馆藏本系明行人司所藏旧物，又有清代藏书家丁丙跋语，十分珍贵。但此馆不借阅原书，我所看到的是国家图书馆所藏此本的胶片。浙江图书馆藏本保存完整，品相良好，也十分难得。（见图1-01）

国家图书馆文津馆所见胶片6盘（索书号为S1199），据南京图书馆藏原本拍摄。片头题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明）茅坤辑，万历七年茅一桂刻本，清丁丙跋。六十册。”正文半叶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有直格。卷首题“唐大家韩文公文抄卷之一，归安鹿门茅坤批评”，版心题“韩文卷一”。《苏文公文钞引》和《苏文定公文钞引》首页版心下镌“傅汝光刻”四字。

此书无封面，开卷扉页为清人丁丙墨笔跋语。丁跋后依次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韩文公文钞引》、顾尔行《八大家文钞题辞》、《八大家文钞凡例》、茅一桂《八大家文旨》（《文旨》末有茅一桂跋语）、《韩文公本传》、《唐大家韩文公文抄目录》和《唐大家韩文公文抄》正文。韩愈后依次为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七家，各家均以茅坤《文钞引》、各家《本传》、目录和正文为序。书尾无序跋、牌记等。

万历七年（1579），此书由茅一桂校刻于杭州。茅一桂，茅坤兄茅乾子，字国芳，号中莪，万历十六年（1588）顺天府举人，历任句容知县、藜平知府。其姑表兄顾尔行说：“表弟桂，性好古，宝所习而次为若干卷板行焉。”可见，《唐宋八大家文抄》就是茅一桂受业于茅坤的教材。他所做的工作是将这个教材“次为若干卷”，并将旧有的《八大家文旨》附刊于《凡例》之后。关于此事，茅坤《凡例》说：“凡八家所为论文之旨，侄桂辈尝录而出之旧矣。予览之，因令附刻于首《凡例》之后。”茅一桂在《八大家文旨》后所作的识语说：“右八家所为论文之旨数十条，桂所手录而以相揣摩、相绎，因以求至其至者也。”由此可知，《八大家文旨》系八家文论的汇抄，原为个人“揣摩”而编，茅《抄》成书后，得茅坤同意，始得以附刊。

说此书校刊于杭州，并无内证。证据来自茅坤孙茅著崇祯四年（1631）重刻《唐宋八大家文抄》时在苏州所作的跋语。他说：“虎林本行世既久，不无糢糊。而著也经岁纷驰，备尝无妄，干蛊无才，终讼非志，虽读父书，希绍祖业，用是与舅氏吴毓醇重加考较。”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重刻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地点也在杭州，也可以称为“虎林本”。但既云“希绍祖业”，自然不可能指方本，而只能是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由茅著这番话可知，茅一桂本刊于杭州。此本扉页清人丁丙跋语也说刊于杭州，与茅著相合。

此书钤有7枚明代朱印。现存最早的一枚为“万历戊申春行人司查明”长方印，见于茅坤《总序》和七家《文钞引》首页页眉；《韩文公文钞引》无此印。万历时期的另一枚印章为“万历辛亥秋行人司查明”，见于柳文卷四以及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文钞引》首页页眉。“辛亥”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崇祯时期的钤印共有三枚。一为崇祯四年（1631）所钤“崇祯辛未夏日行人梁云构阅”，见于欧文卷一首页页眉。梁云构（1584—1649），字匠先，号眉居，河南兰阳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一为崇祯七年（1634）所钤“崇祯甲戌秋日行人司杨抡查”，见于柳文卷四、欧文卷三以及苏轼、曾巩、王安石《文钞引》首页页眉。扬抡，云南鹤庆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至光禄寺卿。一为“崇祯拾年拾壹月左司副马思理查”，见于柳文卷四、欧文卷三以及苏轼、曾巩、王安石《文钞引》首页页眉和正文右上。马思理，字达生，福建长乐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另有“行人司图书记”一枚，不具年代和姓名，见于韩文卷九、欧文卷三、苏轼文卷九、苏辙文卷十六首页页眉，以及苏轼、曾巩、王安石《文钞引》首页正文右上。“吴道昌查讫”长方朱印一枚，见于欧公《文钞引》前页页眉末端。吴道昌，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见图1-02）

明人的查书印，对于判断此书的版本价值颇为有益。“万历戊申春行人司查明”印章时代最早。“戊申”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此时距《唐宋八大家文抄》的初刻（万历七年，1579），仅有29年。“崇祯拾年”印章时代最晚，与最早的“万历戊申”章相隔29年。也就是说，此书在行人司中至少庋藏了29年；到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本和崇祯四年（1631）茅著本刊刻时，此书仍然在行人司书库中。晚明书坊利用不同版本改篡畅销书的风气很盛，崇祯四年（1631）刊刻的茅著本就被坊人改篡得面目全非。此书在行人司的长期庋藏和行人司良好的图书年检制度，使此书避免了同样被改篡的命运，其初刻面貌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另一方面，明人查书印在此书中的多处出现，以及行人司姓名与史实的吻合，有力地增强了此书的可靠性。

总之，南京图书馆所藏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刻本，系明行人司官藏旧物，为现存最可靠的《唐宋八大家文抄》初刻本。将此本与后来的方应祥刻本、茅著刻本等比较，对于梳理《唐宋八大家文抄》的版本源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茅坤《总序》前页有墨笔跋语，认定此为“明行人司藏书”，而且“距刊书时才二十有八年，不独有殊乎坤孙茅著之书雕，且得□见明代官书制度之一端也”。论断详确，令人信服。此跋未署姓氏，国家图书馆胶片片头著录为“清丁丙跋”，甚是。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署钱塘流民、八千卷楼主人等，浙江钱塘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茅坤《总序》、各家《文钞引》以及每卷首页右下多钤“八千卷楼藏书之记”篆字方印，可知此书从明行人司流出后，终为丁氏八千卷楼所得。丁丙去世后，包括此书在内的八千卷楼藏书全部庋入江南图书馆，即现在的南京图书馆。茅坤《总序》及各卷首页钤有“江苏省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此书刷印精良，足本，得以保存至今，十分难得。丁丙的跋语及此书的良好品相、清晰的流传轨迹进一步增加了其版本价值。

2．选文规模

按照茅坤在各家《文钞引》中的设计，全书144卷，共收文1313篇。其中，唐文28卷，304篇；宋文116卷，1009篇。各家情况为：

韩愈16卷，173篇。包括表状8篇，书、启、状44篇，序28篇，记、传12篇，原、论、议10篇，辩、解、说、颂、杂著22篇，碑、墓志、碣、铭41篇，哀辞、祭文、行状8篇。

柳宗元12卷，131篇。包括书、启35篇，序、传17篇，记28篇，论、议、辩14篇，说、赞、杂著18篇，碑铭、墓碣、诔、表、状、祭文19篇。

欧阳修32卷，280篇。包括上皇帝书疏6篇，札子、状53篇，表、启22篇，书25篇，论36篇，序31篇，传2篇，记25篇，神道碑铭、墓志铭47篇，墓表、祭文、行状23篇，颂、赋、杂著10篇。

苏洵10卷，60篇。包括书、状14篇，论37篇，记4篇，说2篇，引2篇，序1篇。

苏轼28卷，229篇。包括制策2篇，上书7篇，札子13篇，状12篇，表、启26篇，书22篇，论50篇，策25篇，序、传10篇，记26篇，碑6篇，铭、赞、颂15篇，说、赋、祭文、杂著15篇。

苏辙20卷，156篇。包括上皇帝书、札子、状19篇，书10篇，史论72篇，策25篇，序、引、传7篇，记12篇，说、赞、辞赋、祭文、杂著11篇。

曾巩10卷，87篇。包括疏、札、状6篇，书14篇，序32篇，记、传28篇，论、议、杂著、哀词7篇。

王安石16卷，197篇。包括上皇帝书1篇，札子、疏、状7篇，表、启36篇，书35篇，序12篇，记22篇，论、原、说、解、杂著25篇，碑、状、墓志铭、墓表、祭文59篇。

可以看出，选文最多的是欧阳修，其次为苏轼、王安石、韩愈、苏辙、柳宗元、曾巩、苏洵。茅坤对韩愈颇有讥评，认为其不能守困，而且为文“生割”，因而选文数量在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之后。这一抑唐扬宋、抑韩扬欧的倾向，在后来的选本中十分少见。

从目录和正文看，此书的实际选文与茅坤在《文钞引》中的设定还有一些出入。此书的实际选文为1310篇，详见本文《存在问题》一小节。

3．选文标准

如上所论，茅《抄》的选评动机，兼有“举业”、“载道”和“反动”三方面。其实，“载道”和“反动”二点是万历七年（1579）刊刻前新加的，其目的在于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呼应时代学术思潮，从而提高全书的品位，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揆诸实际，这两点在选文和评点中都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与此不同，“举业”是茅《抄》的胎记。茅坤说苏轼《大悲阁记》等“狃于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见解超朗，其间又有文旨不远、稍近举子业者，故并录之”，又说苏洵《衡论序》“议论多杂以申、韩，余第谓其与举子业较近，故并录之”（卷八）。文章“狃于佛氏之言”、“杂以申、韩”，自然与“载道”相左，但看在“稍近举子业”的份上，还是将它们选入。显然，在他的眼中，“举业”比“载道”更重要。

茅坤抬高唐宋文，但并不贬低秦汉文。他虽然在《总序》中批评李梦阳太看重《史记》，但他本人对《史记》的尊奉绝不亚于李梦阳。在他看来，司马迁是“圣于文者”，其文章“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均见《总序》），可以说五体投地。他所反对的只是李梦阳的食古不化。由此看来，茅《抄》与李梦阳等前七子相“反动”的言论很稀薄，也很勉强。

选文标准是选文动机的落实。“与举子业较近”是茅《抄》选文的首要标准。储欣说茅坤的选本“标间架，喜排叠”、“贬深晦，抑生造”、“美跌宕，尚姿态”，都是“为举业而设”。所论最为深刻。

但茅《抄》的选文标准又不止于举业，而是颇为庞杂。明末孙慎行就批评茅《抄》将“腐卑奇高”之文汇为一选，过于杂乱。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茅坤在评点中频繁使用“如画”、“韵折”、“风韵”、“可涕”、“涕洟”等赞语，可见其对文学性的重视。例如，《方山子传》这种近于滑稽的文章对于举业用处不大，但茅坤“特爱其烟波生色处，往往能令人涕洟，故录入之”（卷二十三），显然是看重其文学性。再如，其收录柳宗元《上李夷简相公书》的理由是“子厚困阨之久，故其书呼号哀吁若此，录而存之，以见其始末云”（卷四），有以文存史之意；收录苏辙《书金刚经后》以“稍见子由禅学一派”（卷二十），表现出对苏辙思想倾向的关注。他又说苏辙《羊祜论》议论失当，但“予独爱其言足为后世人主持盈者之戒，故录而识之”（卷十），表现出诫世的热情。更有甚者，他还有意选录观点谬误或文辞拙劣的文章。例如，他认为曾巩《答王深甫论扬雄书》“所议甚舛，姑录而质之有识者”（卷三）。由此看来，其选文标准很庞杂，而这一点又是其选文规模庞大的原因所在。

4．评点特色

正如明人王志坚、清人黄宗羲所指出的那样，茅评中存在知识性错误，但在我看来，这只是白璧微瑕，不害其为宝。评价一家的评点，不能斤斤于一枝一节，而是应该加以汇通，全盘考虑。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五十余种八大家选本中，茅《抄》的评点在三个方面最有特色。

（1）有定见

受唐顺之的影响，茅坤也主张文章要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不是“几句婆子舌头语”。这样的追求也反映在茅评中，其突出表现是有定见。所谓有定见，就是有见解，不人云亦云；而且这些见解很坚定，不闪烁其词。大凡读大家文，一开始会觉得很好，随着研读的深入，会发现大家也有缺点。然后通过对其优点和缺点的全面汇通和平衡，最后形成定见。所以，对于名家名作，能否指出缺点，往往成为是否有定见的标志。茅评论八大家文，既热烈地指出优点，也冷峻地剖示缺点，而且见定而语确，与心中本无定见、一味盲赞瞎评的因循、敷衍和暧昧之态判然有别。例如，他指出韩文“多奇崛，然亦多生割处”（卷十五《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柳文“雄辨”，但“太露气岸，不如昌黎浑涵”（卷三《与韩愈论史官书》）。还说柳文“漫溷”，而且“每每文到纵横时，便露此态”（卷二《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欧文“于叙事处往往得太史迁髓”（卷十五），然而时有“宋人之格调”（卷二十《相州昼锦堂记》）；老苏文“以强词轧正理”（卷四《春秋论》），但有“一段奇迈奋迅之气，故读之往往令人心掉”（卷八《远虑》）。至于苏氏兄弟，茅坤认为“议论文章自西汉以来当为天仙，独于叙事处，不得太史公法门”（大苏文卷二十六《司马温公神道碑》）。他还说曾文“凡到要紧话头便缩舌”（卷一《煕宁转对疏》），因而“迂蹇，不甚精爽”（卷三《与抚州知州书》），王文“好为深远之思、遒婉之调，然亦思或入于渺，而调或入于诡”（卷七《虔州学记》）。或褒或贬，都称得上见定识卓，掷地有声，不屑讲“婆子舌头语”。就此而言，黄宗羲说茅坤没有学到唐顺之的“精神不可磨灭者”（《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是有失公允的。

（2）有纵深

茅评虽然发端于一文一事，但往往不是因文论文，就事论事，而是宕开一笔，在不同作家之间展开多点比较。以文体为中心进行多点比较，是茅评的最常用手段。例如，茅坤评曾巩《上范资政书》一文云：“曾公既自幸为范文正公所知，窃欲出其门，又恐文正公或贱其人，故为纡徐曲折之言，以自通于其门。而行文不免苍莽沉晦，如扬帆者之入大海，而茫乎其无畔已。”这是仅就曾巩的这篇上执政书而言，但他接着说，“若韩昌黎所投执政书，其言多悲慨；欧公所投执政书，其言多婉曲；苏氏父子投执政书，其言多旷达而激昂”。最后得出总结论，韩、欧、苏五家的上执政书，“较之子固，醒人眼目，特倍精爽”（曾文卷二）。也就是说，曾巩的上执政书“苍莽沉晦”，在诸家中最差。又如，谈到苏轼的表启，茅坤说：“启表之类，惟欧阳公情多婉曲，王荆公思多巉刻，而苏氏父子兄弟则往往禁思者少。”（大苏文卷八）谈到苏轼的上皇帝书，茅坤说：“苏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书不同。老苏当仁庙时，朝廷方尚安静、鬯德泽，故其书大较劝主上务揽威权、责名实。长公、次公当神庙时，朝廷方变法令，亟富强，故其书大较劝主上务省纷更、持宽大。然而次公之言，犹纡徐曲巽；而长公之言，似觉骨鲠痛切矣。然三人中长公更胜，其指陈利害似贾谊，明切事情似陆贽。”（大苏文卷二《上神宗皇帝书》）。谈到欧阳修的碑传文，茅坤说：“欧阳公碑文正公，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尽；苏长公状司马温公几万言而上，似犹有余旨。盖欧得史迁之髓，故于叙事处裁节有法，自不繁而体已完；苏则所长在策论纵横，于史家学或短。此两公互有短长，不可不知。”（欧文卷二十三《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都立足文体，分析不同作家的不同特点，视野宏通，突破了评点所在文章的限制。

茅评的多点比较，以文体为中心者居多，但并不局限于此。例如，他说，“予览苏子瞻安置海内（外）时诗文及复故人书，殊自旷达，盖由子瞻晩年深悟禅宗，故独超脱，较子厚相隔数倍”（柳文卷一《寄许京兆孟容书》），这就不是以文体为中心的比较，而是对比相同境遇中的不同心态和风格。他还总结“苏氏家法”说，“苏氏父子兄弟于经术甚疏，故论六经处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纵横，往往空中布景，绝处逢生，令人有凌云御风之态”（老苏文卷四《乐论》）。也不是以文体为中心，但那种喜欢找出各家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思维是一贯的。

茅评不仅能突破作家界限，还能打通古今壁垒，借古谈今，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茅坤有军事才能，在广西兵备佥事任上和在胡宗宪幕府期间，都很有建树，而且他自己又甚为自负，因而喜欢“借文章以谈经世之略”，特别是兵略。茅评中借题发挥，大谈兵略处，不胜枚举。例如，其借机论当代将权说：“而今国家边徼之将，特如一有司之按资叙迁，而不复有财赋之恣其出入，甲兵之擅其刑杀，节钺所向，稍有出格，则言官且议其后，而朝廷之削罚且及之矣。况郡县藩臬得以抗，抚臣得以制，而御史又从而绳其后。愚故曰：古今来之将权之太轻，莫有甚于今日也。”（苏辙文卷十四《臣事策四》）又说：“为今日计，只消于兵部中另立一协部尚书或侍郎，专掌北虏之事。用边将理兵饷，缮虏墙，并探牒虏情，储养边材，皆其所掌。岁一春则巡边，夏四五月间则归复于朝，与兵户二部相为管榷，计之善者也。”（大苏文卷十九《策略二》）又说，“戍禁兵不如募土兵，今岁戍延绥之兵以卫蓟辽，无策之甚者”。（大苏文卷二十二《定军制》）或讥切时政，或出谋划策，其浓烈的现实关怀给读者带来一股新鲜感和冲击力。

总之，茅评对作家界限、古今界限的穿越，打破了评点中常见的对象孤立化、时空平面化的习气，以广阔的视野拓展了评点的纵深度，与一般举业家狭隘功利主义追求有天壤之别。

（3）有词彩

与后来的八家文选家相比，没有谁像茅坤一样如此讲究评点的词彩。以苏辙文评点为例，茅坤说其《臣事策八》“议论滚滚不穷，譬如蜀江之出峡而一泻千里，激之为湍，流之为川，冒城郭，溢州郡，而不知其所止也”（卷十五）;其《上两制诸公书》“如广陵之涛，砰磕汹悍而不可制，然其骨理少切，譬之挥斤成风，特属耀眼”（卷五）；其《老子论上》“如神龙乘云于天之上，风雨上下，不可捉摸，不可测识，不可穷诘。……当其思起气溢，如疾风骤雨，喷山谷，撼丘陵；及其语竭气尽，如雨散云收，山青树绿，尘无一点”（卷七）。其突出特点是好用文喻，或喻水，或喻龙，或喻风雨，真可称得上“滚滚不穷”。而他最擅长的是兵喻。例如，他说苏辙《臣事策八》“有大将挥兵之势，纵横阖辟，无不如意”（卷十五）；韩愈《讳辩》“时有游兵点缀，便足迷人”（卷十）,《获麟解》“文凡四转，而结思圆转，如游龙，如辘轳，愈变化而愈劲厉，此奇兵也”（卷十）。词彩离开了激情，就会显得呆滞。茅坤的评点有词彩，又富有激情，而且这种激情出于真心，非盲赞瞎评者可比，因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5．体例特征

所谓体例，主要指序文体例和评点体例两个方面。文章依据一定标准选出以后，依据什么规则安排它们的先后次序，用哪些形式对这些文章加以评点？这些用来序文的规则和用来评点的形式，称为体例。

明清时期的唐宋八大家选本，序文体例主要有人序、体序、事序、级序四个类型。四个类型的本质，是以什么为单元结构全书的问题。人序就是以作家为单元结构全书，即将每一位作家的文章分成一个板块，然后按照某种顺序（比如时代、尊卑、年龄、影响等）加以排列。体序，就是以文体为单元结构全书。事序，就是以内容为单元结构全书，即将论述同一事件或事理的文章集结起来，形成一个单元，然后将不同单元组合成书。级序，就是以文章级别为单元结构全书。例如，打破作家之间的界限，将编者认为难度相同的文章分成不同的单元，形成全书的基本结构。

明清时期的唐宋八大家选本，评点体例主要有总评、题下评、文后评、行间评、眉评以及圈、点、抹、截九种，不同的形式具有不同的功能。前五种称为“评”，后四种称为“点”。“评”是借助语言指明文章的优劣；“点”是借助符号指示文章的波澜。前者明晰，后者简确，二者相济为用。

茅《抄》的序文体例属于人序型。它将八大家的文章分成八大板块，然后按韩、柳、欧、洵、轼、辙、曾、王的顺序依次排列。其排序规则为先唐后宋，所以韩、柳在前。宋六家的排序先师后徒，所以欧阳修在前。三苏的排序，先父后子，先兄后弟，所以苏轼居中。韩、柳、曾、王排序，先长后幼，所以韩在柳先，王居曾后。当然，影响排序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文学成就的大小等。

茅《抄》在每一个大板块内部，又按文体不同分成几个小板块。小板块之间的相互组接，属于体序。其体序规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先尊后卑。即根据受书人的不同身份，按先尊后卑顺序排列，而涉及到此类情况的，往往是书序类文体，所以书序类文体居各家之首，就成了一个通例。根据这个原则，写给“皇帝”的表、状、疏、书、札、制策等居各体之首，自然没有话说。写给“大臣”的书居次。在写给大臣的书中，写给上级官员的在前，写给同级或下级官员的在后。写给非官员的书、序等又在“大臣书”之后。第二，先生后死。即将墓志、碑铭、祭文、哀辞等为死者而作的文章放在最后立卷。第三，优势优先。即在遵循“先尊后卑”、“先生后死”的前提下，尽可能将每个作家最擅长的文体排在前面。例如，柳宗元以记见长，书、序之后即为记。书、序在前，尊卑攸关，不得不然；记紧列其后，就算是优先考虑了。欧阳修和苏洵的论，苏轼的论、策，曾巩的记，都紧列于书序类文体之后，即出于这种考虑。

总之，茅《抄》的序文体例，是以人序为主，以体序为辅。

茅《抄》的评点体例颇称完备。从“评”的形式来看，有总评、题下评、文后评和行间评。无眉评。不是局限于某个篇章字段，而是对某个作家或某几个作家做宏观或中观的评论，称作总评。茅坤《总序》、《凡例》和各家《文钞引》，具有总评性质。例如，《凡例》论欧、苏二家论之异同，不限于一家一文，眼界高旷，议论精赅，不失为优秀的总评。茅《抄》的正文中，不乏总评。在不同文体题名之下，往往有文字评述该作家此类文体的特征。这类总评分布在柳文卷一、卷七、卷十、卷十一，欧文卷二，大苏文卷八，小苏文卷八、卷十一，王文卷三、卷四、卷十一，共十一处。例如，小苏文卷八“历代论”题下总评云：“子由之文，其奇峭处不如父，其雄伟处不如兄，而其疏宕袅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诸家所及。”分别以“奇峭”、“雄伟”、“袅娜”概括三苏的史论特色，并充分肯定苏辙，可以说十分精彩和得当。

在文章标题下面，发表己见，概述全文，称作题下评。题下评具有解题性质。茅坤《凡例》说：“凡一篇本末大旨，则契而镌之本题之下。”从全文的实际情况看，他所说的“本末大旨”包括“大意”、“特色”、“价值”、“得失”等许多方面。例如，韩文卷三《与于襄阳书》云：“前半瑰玮游泳，后半婉恋凄切。”韩文卷十一《曹成王碑》云：“文有精爽，但句字生割，不免昌黎本色。”小苏文卷十五《臣事策八》云：“子由此文有大将挥兵之势，纵横阖辟，无不如意，第一等科场文字。”或总括全文，或评论得失，或指出特色及其示范价值，内容颇为丰富。因而，不能将“大旨”仅仅理解为文章的“大意”。

题下评主要发表茅坤本人的创见；文后评既阐述茅坤本人的看法，也引述别人的意见，特别是王慎中、唐顺之的评论。题下评皆简明切要，文后评不乏繁复细密者，如欧文卷五《论西贼占延州侵地札子》文后评，由此及彼，从十一个方面列举欧阳修反对议和的强硬立场，并评论得失，发抒己见，颇为细密。也有借题发挥，大谈经世之略者，如大苏文卷二十《无责难》，以及小苏文卷七《唐论》、卷十五《臣事策七》文后评，皆由古及今，或谈经世之略，或讥切时政、指摘时弊，可谓心事浩渺，忧愤深广，非“举业”二字所能范围。

茅《抄》有行间评，而无眉评。行间评，又称“夹批”，即茅坤所说的“旁镌数字”（《凡例》），刻在正文两行之间的界行上，空间逼仄，无法长篇大论，因而只能是“数字”，而且字迹很小。其基本功能，一是指示或评论“起案或结案及文之一切紧关处”，二是指出或分析“敝处”（均见《凡例》），也即指明文章的要点和缺点。例如，韩文卷一《论佛骨表》第十五、十六行之间“议论痛快，而亦近于戆”九字，是评论“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这一句“结案”的。韩文卷十二《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第五十、五十一行之间“昌黎生平得力处，在去陈言；生平为倔强荆棘不能如史迁宕冶处，亦在去陈言”三十一字，即指出韩文的“敝处”。后来的方应祥本将重要行间评析出，改为眉评，其实茅《抄》的最早刻本——茅一桂本——并无眉评。

结合茅《抄》的《凡例》和正文，可以看出，茅《抄》使用圈、点、抹、截四种符号。圈，分正圈和旁圈。正圈很大，围住一字或数字，标明此为“字眼”。旁圈则位于原字右侧，指示文章“佳处”。旁圈分为“圆圈”和“尖圈”，前者表示最佳，后者表示次佳。茅坤说：“凡文之佳处，首圆圈，次则尖圈，又次则旁点。”可见，点，即旁点，也是用来指示佳处的，不过其所代表的佳胜程度低于“尖圈”。抹，即一条直线，施于文字右侧，用来表明所抹文字为“紧关处”或者“敝处”，也即要点或缺点。抹分长抹和短抹，长抹标明“一篇本末大旨”，短抹标明全篇“起案或结案”及其他“紧关处”。抹又分实抹和虚抹，实抹为实心线，虚抹为空心线。截，为一条横线或L型线，置于文章的段落之末，指示文章段落的起讫。（见图1-03）

6．存在问题

“书经三写，乌焉成马”，多指写本的情况。对于刻本来说，经常的情况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也就是说，初刻本草创伊始，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往往更多一些。茅一桂本中出现的问题，正当作如是观。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目录与《文钞引》设定的选文篇数不合

在各家《文钞引》和各家目录中，茅坤对每家文体的入选篇数都有明确交代，但二者有不尽相合之处。现将各家各卷的情况列举于下：

韩文卷十：目录选辩、解、说、颂、杂著共二十首（《杂说》四首，以四首计），与《韩文公文钞引》二十二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韩文卷十一至十五：目录共选碑、墓志、碣、铭五十一首，与《韩文公文钞引》四十一首不合。目录多十首。

柳文卷一至四：目录选书启三十三首，与《柳柳州文钞引》三十五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柳文卷八：目录选论、议、辨十三首，与《柳柳州文钞引》十四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柳文卷九至卷十：目录选说、赞、杂著十七首，与《柳柳州文钞引》十八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柳文卷十一至十二：目录选碑、铭、墓碣、诔、表、状、祭文十八首，与《柳柳州文钞引》十九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欧文卷二至卷八：目录选札、状四十九首，与《欧阳文忠公文钞引》五十三首不合。目录少四首。

欧文卷十至十一：目录选书二十四首，与《欧阳文忠公文钞引》二十五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欧文卷十二至十六：目录选论三十四首，与《欧阳文忠公文钞引》三十六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欧文卷十七至十九：目录选序三十首，与《欧阳文忠公文钞引》三十一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欧文卷二十二至二十九：目录选神道碑铭、墓志铭四十三首，与《欧阳文忠公文钞引》四十七首不合。目录少四首。

欧文卷三十至三十一：目录选墓表、祭文、行状二十一首，与《欧阳文忠公文钞引》二十三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欧文卷三十二：目录选颂、赋、杂著九首，与《欧阳文忠公文钞引》十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大苏文卷二至卷三：目录选上书六首，与《苏文忠公文钞引》七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大苏文卷四至卷五：目录选札子十一首，与《苏文忠公文钞引》十三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大苏文卷六至卷七：目录选状十首，与《苏文忠公文钞引》十二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大苏文卷十一至卷十八：目录选论六十八首，与《苏文忠公文钞引》五十首不合。目录多十八首。

大苏文卷二十八：目录选说赋、祭文、杂著十四首，与《苏文忠公文钞引》十五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小苏文卷一至卷四：目录选上皇帝书及札子状十七首，与《苏文定公文钞引》十九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小苏文卷六至十二：目录选论七十首，与《苏文定公文钞引》七十二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小苏文卷二十：目录选说、赞、辞、赋、祭文、杂著九首，与《苏文定公文钞引》十一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曾文卷一：目录选疏、札、状五首，与《曾文定公文钞引》六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曾文卷二至卷三：目录选书十五首，与《曾文定公文钞引》十四首不合。目录多一首。

曾文卷四至卷六：目录选序三十一首，与《曾文定公文钞引》三十二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王文卷二：目录选札子、疏、状六首，与《王文公文钞引》七首不合。目录少一首。

王文卷四至卷五：目录选与友人书二十九首，与《王文公文钞引》三十五首不合。目录少六首。

王文卷九至卷十：目录选论、原、说、解、杂著二十三首，与《王文公文钞引》二十五首不合。目录少二首。

王文卷十一至十六：目录选碑、状、墓志铭、表、祭文七十二首，与《王文公文钞引》五十九首不合。目录多十三首。

总起来看，与《文钞引》的设定相比，目录少选者45篇，多选者42篇。也就是说，《文钞引》设定的选文篇数是1313篇，各家各卷目录注明的选文篇数总和是1310篇。看起来出入不大，但具体到一家一体，或多选，或少选，舛乱之处涉及87篇，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2）目录与正文不合

有目无文者：柳文卷四《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启》、卷五《送琛上人南游序》;欧文卷四《乞添上殿班札子》、卷十四《春秋或问》、卷十八《送廖倚归衡山序》。

有文无目者：欧文卷十七《苏氏文集序》；大苏文卷八《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卷八《谢馆职启》、卷二十三《送水丘秀才序》。

（3）部分选文连板，与全书体例不合

一篇文章刻完后，如果最后一个板片还有剩余的板面，就在这个板面上接着刻下一篇，这种二文接连出现在同一个板面的情况，称作连板。连板的优点是节省工板，缺点是刷印的单页不美观，而且在装订时容易出现错简。茅《抄》的雕板，大都不连板，但部分篇幅较短的文章连板而刻。它们是：欧文卷九（全部）；大苏文卷八（大部分）；小苏文卷五（小部分）、卷十一（大部分）；王文卷三（全部）、卷十（小部分）、卷十六（大部分）。

对于一本普通的书而言，这些问题也许算不上什么。随着茅《抄》影响的扩大，这些问题也就引起广泛关注，从而催生了对此书的重修和重刻。

7．序跋选录

此书有清人丁丙墨笔跋语、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顾尔行《八大家文钞题辞》、茅一桂《八大家文旨跋》、茅坤《八大家文钞凡例》以及八家《文钞引》，共13篇。丁丙跋、顾尔行《题辞》和茅一桂《跋》为此本所独有，对于考见茅《抄》的成书和刊刻十分重要。茅坤《总序》、《凡例》与后来方应祥本、茅著本所载，略有不同。五篇俱录。八篇《文钞引》不录。

扉页清人丁丙墨笔跋语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明万历刊本，明行人司藏书，归安鹿门茅坤批评。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明史》入《文苑传》。坤治古文，最宗唐顺之。顺之《文编》，唐宋人惟取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坤有所秉承，凡选韩文公文十六卷，柳柳州文十二卷，欧阳文忠文三十二卷，王荆公文十六卷，曾南丰文十卷，苏文公文十卷，苏文忠文二十八卷，苏文定文二十卷。每家各□本传，各为序引。自撰《总序》二篇。坤甥顾尔行题辞，坤姪一桂著《文旨》。首列《凡例》，中附评语。万历己卯刊板杭州。故无《五代史钞》附入。有“行人司图书记”、“万历戊申春行人司查明”两木记。考《明史》，行人司隶鸿胪寺，凡出使官属，必采书籍归司，每岁查检，盖戳卷端。□万历戊申距刊书时才二十有八年，不独有殊乎坤孙茅著之书雕，且得□见明代官书制度之一端也。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

孔子之系《易》曰：“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门之士，颜渊、子贡以下，并齐、鲁间之秀杰也，或云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文学之科，并不得与，而所属者仅子游、子夏两人焉。何哉？盖天生贤哲，各有独禀，譬则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结绿，金之指南。人于其间，以独禀之气，而又必为之专一以致其至。伶伦之于音，裨灶之于占，养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御，扁鹊之于医，僚之于丸，秋之于奕，彼皆以天纵之智，加之以专一之学，而独得其解，斯固以之擅当时而名后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

孔子没，而游、夏辈各以其学授之诸侯之国，已而散逸不传。而秦人燔经坑学士，而六艺之旨几辍矣。汉兴，招亡经，求学士，而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辈，始乃稍稍出，而西京之文，号为尔雅。崔、蔡以下，非不矫然龙骧也，然六艺之旨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乎？

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叙、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贞元以后，唐且中坠，沿及五代，兵戈之际，天下寥寥矣。宋兴百年，文运天启，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韩愈书，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其间材旨小大，音响缓亟，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则共为家习而户眇之者也。

由今观之，譬则世之走騕褭骐骥于千里之间，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辍者有之矣，谓途之蓟而辕之粤则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髙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则必太羮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陈，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带，云罍牺樽之设，皆骈枝也已。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

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隽辐辏，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淫涤滥，而互相剽裂己乎！

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劵，题之曰《八大家文钞》。家各有引，条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盭己。谨书之以质世之知我者。时万历己卯仲春归安鹿门茅坤撰。侄茅一桂校刊。

顾尔行《八大家文钞题辞》

《八大家文抄》者，行舅氏鹿门公手披而录之者也。舅氏性好读书，虽少入仕籍，而不能废书以自娱。其谪广平及官陪京，皆冷曹，无所事事，则诸家之籍咸批之，无不详且至。比不肖自既髫知诵习，尝时擘画以教焉。迩十余年来，表弟辈习为经生者日众，而时有司益重以后场风诸生，则又搜唐宋诸家，凡敷陈资于举子业者，而以充广之；八公其表表者也。表弟桂，性好古，宝所习而次为若干卷板行焉。

夫文章莫盛于两汉，而岂独先于八家，盖汉人之文多出书疏耳。今所称文家者，勒金石，著简册，诸体至唐宋而始大备，可人人森然以门户立，且以尺度之易循，而授其所近，则断自昌黎氏可也。夫汉代文章崇尔雅，而韩柳之兴，志在变绮靡，起衰浮，则务为精炼。欧、苏、曾、王承怪险诡僻之弊而力反之，则材之所就，虽有幽沉疏越之殊，而要皆冲融以尽声者。故澲之文，在璞之璧也；唐之文，出床之宝也；宋之文，则走盘之珠矣。此三者，孰非华玮美丽之观，天地之精英聚于物而得其至者？

自见者狃于习识，执夫好尚，则若有异观焉。然而在物之所为至，一也。见其至，则异观未始不一，而在物之至，岂尽于此？即未睹者，可与通也。不然，虽行而诵之，句而摹之，字而拟之，又因所批评而刻画之，亦魄耳。用之举子业，且如皴肤，而况靳窥夫古文章域乎？又况进于此者乎？故读是编者，唐宋七百年之文举什七八矣，而要务于其至求之可也。若今舅氏所亟于授是编者，非与其限于此而已也。

万历己卯仲春日甥进士顾尔行撰，后学冯年书。

茅坤《八大家文钞凡例》

凡予所录八大家之文若干什，大都高篇，然于中亦不无工而未至者，特以不诡于道，稍合作者之旨，以故辄存而不遗。

凡录八大家，并本全集或别集、续集及见他书者，颇属搜括不遗。独欧文所见《五代史》及《唐书》者，间撮录其小论与引之首者而已。别自有《五代史》、《唐书》钞，故不及。苏子由《古史》，亦仅录小论。

凡一篇本末大旨，则挈而镌之本题之下，间或于篇中抹出，或——，或══。其间起案或结案，及文之一切紧关处，亦并以抹，或——，或══，或∟，或旁镌数字。

凡文之佳处，首圆圈○，次则尖圈，又次则旁点。间有敝处，则亦旁抹或镌数字，譬之合抱之木而寸朽，明月之珠而累綦，不害其为宝也。

凡录批评，特据予所见而已。古之吕东莱、娄迂斋、谢枋得而下，多不录，以其行于世已久，而学士大夫无不知之者。独近年唐荆川、王遵岩二公所传，世未必知之，故唐以○，王以△，各标于上，以见两公之用心读书处；于（与）予所见合与否，亦不暇论。

凡八家所为论文之旨，侄桂辈尝录而出之，旧矣。予览之，因令附刻于首《凡例》之后，别为一卷。读是钞者，一展卷间，其于八先生门户大都，亦可以瞭而睹矣。

予尝谓八君子者，不独其文艺之工，其各各行事节概，多有可观，亦学者所不可不知者。予故节录其本传，附之各集之首。

世之论韩文者，共首称碑志。予独以韩公碑志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序事法，故于风神处或少遒逸，予间亦镌记其旁。至于欧阳公碑志之文，可谓独得史迁之髓矣。王荆公则又别出一调，当细绎之。序、记、书，则韩公崛起门户矣。而论、策以下，当属之苏氏父子兄弟。四六文字，予初不欲录，然欧阳公之婉丽，苏子瞻之悲慨，王荆公之深刺，于君臣上下之间，似有感动处，故录而存之。

予览子厚之文，其议论处多镵画，其纪山水处多幽邃夷旷。至于墓志碑碣，其为御史及礼部员外时所作，多沿六朝之遗，予不录。录其贬永州司马以后稍属隽永者凡若干首，以见其风概云；然不如昌黎多矣。

宋诸贤叙事，当以欧阳公为最。何者？以其调自史迁出，一切结构裁剪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处，予故往往心醉。曾之大旨近刘向，然逸调少矣。王之结构裁剪，极多镵洗苦心处，往往矜而严，洁而则，然较之曾，特属伯仲，须让欧一格。至于苏氏兄弟，大略两公者，文才疏爽豪荡处多，而结构裁剪四字，非其所长。诸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当详略敛散处，殊不得史体。何者？鹤颈不得不长，凫颈不得不短。两公于策论，千年以来绝调矣，故于此或杀一格，亦天限之也。

予览欧、苏二家论不同。欧次情事甚曲，故其论多确而不嫌于复。苏氏兄弟则本《战国策》纵横以来之旨而为文，故其论直而畅，而多疏逸遒宕之势。欧则譬引江河之水而穿林麓，灌畎浍。若苏氏兄弟，则譬之引江河之水而一泻千里，湍者萦，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语曰：同工而异曲。学者须自得之。

苏明允《易》、《诗》、《书》、《礼》、《乐》论，未免杂之以曲见，特其文遒劲。子瞻《大悲阁》等记及赞罗汉等文，似狃于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见解超朗，其间又有文旨不远、稍近举子业者，故并录之。

曾南丰之文，大较本经术、祖刘向，其湛深之思、严密之法，自足以与古作者相雄长，而其光焰或不外烁也，故于当时稍为苏氏兄弟所掩，独朱晦庵亟称之。历数百年，而近年王道思始知读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饮金茎露也。

予尝有文评曰：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闳深典雅，西京之中独冠儒宗者，刘向之文也。斟酌经纬，上摹子长，下采刘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丽逸宕，若携美人宴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苏长公也。呜呼！七君子者，可谓圣于文矣。其余若贾、董、相如、扬雄诸君子，可谓才问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巩、王安石、苏洵、辙，至矣。巩尤为折衷于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赏之。

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浰头、桶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况其设伏出竒，后先本未，多合兵法。人特以其稍属矜功，而往往口訾之耳。嗟乎！公固百世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附揭于此，以见我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

茅一桂《八大家文旨跋》

右八家所为论文之旨数十条，桂所手录而以相揣摩相抽绎，因以求至其至者也。尝闻诸曰：文以道为主，时非所论也。予始亦疑之，及退取先秦、西汉而下暨八家者之文，伏而读之，朝且夕焉，而间得其所谓为文大旨，信在此而不在彼。然后始及解颐而笑，而曩之疑者固决然冰释也。予故稍为录其大都，附列于此，世之操觚者取而读之，亦可以相印证云。后学茅仲一桂识。

（二）万历时期茅一桂修订后印本

1．实物鉴定

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刊《唐宋八大家文抄》144卷本确有重修本，但传世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有此本，计6函30册。《苏文公文钞引》和《苏文定公文钞引》首页版心下亦镌“傅汝光刻”四字。通过字体、断版、行款等多项特征的比对，可以进一步断定，此本系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刻144卷本的修补后印本，而不是重刻本。

此本半叶版匡高208毫米，宽135毫米，书高275毫米，宽178毫米。细检全书，发现多处脱简，有的很严重，如韩愈卷十《张中丞传后叙》以下《读荀》、《读仪礼》、《读墨子》、《送穷文》、《释言》、《猫相乳》、《守戒》七篇皆脱；柳文卷一只有《与顾十郎书》和《与裴埙书》两篇，其余皆脱，因而也可以说是一个残本。但字迹清晰，断版极少，重修刷印时间与初印应该相隔不远。此本将各家小引和各家传记连装于卷首，与万历七年（1579）初印本分隶于各家者不同。不过，这只是装订方面的差异。（见图1-04）

2．修订情况

此书的修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八大家文旨》后附录茅坤文三篇，并更换茅一桂跋语一通

《八大家文旨》末叶之前皆系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旧板所印，唯末叶（当于理故不能一也/圣人之道未尝明也）一板系重刻，后复增刻七叶新板，载茅坤论文三篇。茅坤论文后附茅一桂跋语一通，此跋与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跋不同。（见图1-05）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所载茅一桂旧跋被删除。

《八大家文旨》后附录的茅坤论文依次为：《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孔孟没而诗书六艺之学不得其传/得无同异而颔之者乎）、《与唐荆川司谏论文书》（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以窥秦中者已）、《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仆尝念春秋以来其贤人君子间遭废斥/固非专一以致其至者不可与言也）。

茅坤论文后茅一桂新增识语云：

余自弱冠，则从余仲父学为古文词。余仲父辙举八先生之文以相揣摹，且曰：是固汉之马迁、刘向也。余因悉取八先生之遗稿，朝且夕焉。而又间得其所为论文之旨，辄手摘而出之，良用以自朂云尔。虽然，苟熟此而有得焉，其于八先生之门户，譬诸阶梯也已。因并以余仲父所与诸名公论文之旨录之如右。后学茅仲甫一桂识。

看来，茅一桂将茅坤的三篇文论看作茅氏“文旨”的代表，因而附骥于八大家文旨之后。

（2）增入初刻本遗落的部分篇目

如《存在问题》一节所述，茅一桂初刻本目录的实际选文，比茅坤在各家《文钞引》中的设定篇数，少45篇。此次订补，增入了45篇中的部分文章和评语，但不是全部。例如，柳文卷五增入《童区寄传》和评语“事亦奇”；柳文卷八增入《六逆论》和评语“所言亦是，特其浅者耳”；欧文卷三增入《荐司马光札子》和评语“司马公之不乏，欧公之推贤，可谓两得之矣”，又增入《乞奖孙沔札子》和评语“老成典刑之见”。以上四篇在初刻本中目文俱无；这样的情况还有更多。

万历时期茅一桂修订本的存世澄清了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梅篮予认为我的茅一桂刻本在“万历时期已经过多次重修”的结论, “缺乏具体版本作为依据，因为自初刊本以来，方应祥本是第一个再版本”。中国社科院藏本就是一个可资依据的“具体版本”。“重修”是对残缺板片加以修补，然后与其他完好的板片一起再次刷印；而“重刻”（即梅君所说的“再版”）是用新的板片将全书重新刻过，然后刷印。承认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初刻本经过递修，与“方应祥本是第一个再版本”并不矛盾。总之，此次重修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解决了部分旧问题，但不全面，也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