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旧学”与“新知”：整理“国故”中的大学图书馆

西学东渐不是一个单向传输的过程，不仅是西方的学科和分类方法，新的教育制度被引进，西方社会也开始注意研究中国的文化，即所谓“汉学”之渐兴。同时，国人自己也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以千年未有的眼光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整理，正如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运动。在爱国救国的精神支撑下，我国近代图书馆学人开始领会西方图书馆思想和图书馆精神，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资料为载体，积极开展对本国学术文化内涵反思，以图文明再造。无论是用“新知”来整理“旧学”，抑或通过整理“旧学”以达“新知”，大学图书馆在其中都发挥了无以替代的功能。

一、整理国故：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近代以来为学人们所关注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价值体系。其概念和最初的内涵来自日本的国粹运动，目的是要处理在西方思想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冲击下，“本国”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很显然，“国学”这个词的引入带有弱势文化的防御性特点。

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提倡国粹，其目的是要反对欧化主义者，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国粹派经常使用“国魂”的说法，强调要融汇中西，重铸国魂。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对“国学”思考。启蒙思想的倡导者毛子水、胡适和傅斯年等人，试图通过“整理国故”的过程，来宣扬“科学”精神，批评一部分人对于国故的追慕心态，从而“再造文明”。

自晚清国粹派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整理国故”运动，体现了现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与民族精神的重建；国学研究被看成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它试图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理解和整理来凸显民族历史中积极的和符合当下形势的部分，成为救亡图存的一种文化选择。

这个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获得广泛的体制性的支持，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1921年创建；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院成立。本节内容着重围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展开，以阐述新文化运动中大学图书馆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发挥的文化启蒙之功能。

鉴于欧美各国新发明之学术，率由其相传之学术阐扬而来，则阐扬吾国固有之学术，以期有所发明，正是大学当负之责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本着“对于世界现在及未来之学术、既负传导发明之义务，对于吾国固有之学术，亦负阐扬之责任”，于1920年10月开始发起整理、阐扬国故之学的系统工作。其整理国学计划书宣言：

近来欧美学者，已稍稍移其注意于吾国固有之学术，顾转虑吾国固有之学术，无以给予欧美学者之前，何则吾国固有学术，率有浑沌紊乱之景象使持，是以供欧美学者之研究，必易遭其误解，而益启其轻视之念，故非国人自为阐扬，必无真相以供欧美学者之研究，故阐扬吾国固有之学术，本校尤引为今日重大之责任。……今日欲阐扬吾国固有之学术，其道尤要于先整理。

我国古籍不为不富，“使为杷疏抉剔亦复有灿然可观之学术”。随着科学方法的引入与新史学的发展，得科学方法之整理，则吾国固有之学术必能由阐扬而更有发明，树世界学术之伟绩，扬吾国文化之精神。

整理学术之材料，实为整理国学之先驱。欲获得足够材料，以供整理，而其大端有征书、编书、辑书、校书、刊书诸项。其中征书办法如下：

征书：欲图整理必非因陋就简可以蒇事。今日国中尚无完备之图书馆可以就而办理。本校图书馆国学书籍虽有十五万余卷，然去其重复，亦多未备，其重要之书籍或致缺，然则整理方法第一当先征求书籍。征书办法分为五项。

（甲）访书。关于国学之书籍，其流传者固多，然亦有向称亡佚而实当存者，亦有尚未行事者，亦有经前代禁毁而秘藏之者。又若日本人所著关于吾国学术之书，可资择取者亦甚多，而向少流于中土，皆当先访，而后谋致之。

（乙）购书。凡有价值之国学书籍，或孤本或未刻本，或精刻本或旧刻本或旧钞本，自当广为择购。择购之法不得不零星收购者外，莫如就旧藏书家之欲出售者，与之商买。盖藏书家收藏既富，率有佳书，既省搜求之烦，亦得免其散失。况近时藏书家之急于求售者，往往予之外人，若有收买之机关，自不致坐视其流于国外。

（丙）钞书。凡孤本、未刻本、精刻本、旧刻本、钞本之书家，或不能购得者，自可就所有处借抄，且如永乐大典及敦煌石室所出之各种古书孤本，皕宋楼所藏之足本黄文献公集等，今并流在海外者，势不能复购以归，尤当极向之借钞（或照印亦可）。

（丁）拨书。本校为国立机关，凡公家所有书籍，如四库全书及各省官书局刊印之书，自宜先行拨予本校各若干部。

（戊）赠书。由本校登报征求书籍，请藏书家以副本或别抄本赠予本校，本校答以名誉或他种之报酬。

上述征书之法，通过从民间秘藏、海外（如日本）寻访孤本、未刊本等，既可使不少隐匿、甚至即将消失的古籍重现，又能防止珍稀善本图书流失海外，实为保存中华文化之要途。

就刊书而言，关于国学之书籍，固率有刊本，然如黄宗羲著作之见著录者甚富，而刊行者才十之一。其稿闻尚藏于姚江老屋。他如王绍兰之《说文集说》稿，藏于藏山胡氏；江有诰之《音学十书》稿，藏于海宁蒋氏；章学诚之《文史通义》未刻稿，藏于江阴缪氏。又若邵晋函之《南都事略》、陈黄中之《宋史稿》、钱绮之《南明书》，闻其稿尚存。凡此诸书皆为国学上有价值之作，然未刊行，则其说不著，且若近时所出窖藏中之古书虽多残卷，然皆孤本，非亟为刊布，则学者无从得而为研究之资，故刊书亦所以为整理学术之大助也。对诸多古籍再“发现”，并刊行于世，不仅能增加国学之研究内容，亦能为图书馆增加新藏，成为大学图书馆馆藏建设之要途。此外，整理学术之材料过程中的编书、辑书、校书，也都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因此，搜集典藏国故典籍，以供整理之用，成为阐扬吾国固有之学术事业之基础。就此而言，图书馆之使命重大。

作为承担国故整理之重任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其委员会委员构成为：所长蔡元培（当然委员长），教务长顾孟余、本门主任沈兼士、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均当然委员），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九人构成，均为当时饱学之士与北大文科知名教授。其中，图书馆主任（馆长）为当然委员，既是国学研究所需要，也是图书馆服务于学术的功能体现。

1922年初，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之参考室（资料室）已归并图书馆办理。为有利于国学研究，谋图书馆及国学门双方事实上便利起见，实非有一特别阅览室不可。研究所国学门要求图书馆在四层楼国学门附近设一特别阅览室，以便将该所提用之书籍公开阅览。图书委员会对于研究所提用书籍，议决两种办法：（1）复本可借；（2）单本照借书规则办理，限两星期归还。

国学门研究所以专供毕业生继续研究国学为宗旨，“暂分为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类。凡本校毕业生有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皆可前来报名入研究所”。研究所研究之问题与方法，由相关各系之教员共同商定之，亦可由导师提出研究题目，由有志研究者报名选题。如国学门函授导师王国维曾提出研究题目四条，供有志研究者选择：（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

国学门的研究为图书馆馆藏增加了学术分量。各研究专题的开展，既推动了馆藏的发展，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又成为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据1926年6月研究所国学门纪事，拟陆续编印之书，大致可分为二类如下：

（一）本所同人自著书。（二）本所编辑书。其中分为三项：（1）影印本所所藏关于学术参考用之各种器物、文件、书籍。（2）编纂研究学术参考用之工具书。（3）择旧书之必要者，分别编录为各种专门的丛书。以上除第二类第（3）项因经济限制尚未举办外；第一类已出版者，有导师陈垣之中西回历对照二十四史朔闰表。其他尚有数种，预备陆续出版。

第二类由编辑室所辑者，为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一切经音义，李善文选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十三经注疏诸书；而急待付印者则有艺文类聚引用书籍目录，太平御览引用书籍增订目录，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索引，慧琳一切经音义引小尔雅，白虎通，释名，切韵，唐韵，校勘记等十一种。由编辑室所编者为中国学术年表，现尚未藏[蒇]事。研究所国学门一览，已编就预备付印。此外由其他各部分所编辑者，亦有多种，分载于各部分纪事中。至出版之定期刊物，有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年来国学门各部分搜集及整理所得之材料渐多，以限于资力，不能一一单行出版，故将原有之歌谣周刊扩充范围，增加篇幅，以便陆续发表各种材料，现已出至第十六期。而本校发行之国学季刊，亦多由同人撰稿。

此外，尚有国学门明清史料整理会接收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即开始整理。其中以题本、报销册为大宗，而杂件中发现之珍贵史料亦颇不少。

研究所国学门还成立有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以推动国学材料搜集、整理与研究。

歌谣研究会广泛征集与搜集歌谣及关于研究中国歌谣之书籍，编辑出版《歌谣周刊》，计划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出版发行《中国近世歌谣汇编》和《中国近世歌谣选录》。

方言调查会“以语言学方法调查及研究中国方言”为宗旨。凡方言的现象如语音、词汇、语法，俱当用历史的及比较的方法整理；凡与中国语言之研究有关系的，都在研究范围之内。

风俗调查会“调查全国风俗（或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外风俗），做系统的研究，并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一风俗博物馆”。在书籍调查方面，征集关于风俗之载籍，分别研究整理更选购各国关于斯学之书籍及杂志，以供参考。

据北京大学二十七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部分成果展览目录，研究生已完成45册（本）研究成果；国学门各编辑室与各学会已研究与编辑378册著作，以及众多尚未装订成册的引用书；歌谣研究室陈列品已出版7册、未出版41册。

总之，国学门搜集整理所得之材料，完全系公开的贡献于全校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学者，利用做各种之研究，毫无畛域之私见。北京大学国学研究之丰硕成果，既得益于北大图书馆之丰富的古籍典藏，又为图书馆之藏书增添了新内涵。

二、清华图书馆与国学研究

民国初年由清末留美预备学堂转制的清华学校，屡被指责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清华校长曹云祥思有所纠正，并且为提升清华高度，实现学术独立，拟筹设大学，其中包括设研究院，招收各学门大学毕业生，从事专门之研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1922年北大设立“国学研究所”作为试验先驱，并希望清华设立同样的研究机构。胡适时与曹云祥接触，有所建言，且代为推荐教员。曹于是决定在未能普遍设立各种研究所前，先设国学研究院，请吴宓担任筹备大学委员会委员兼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书记，负责有关事宜。

清华研究院的缘起，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颐，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以使“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基于“指导社会，昌明文化”这一社会与文化使命感而创立。

清华的国学研究与梁启超渊源甚深。从1920年12月2日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系统讲学。12月3日，他在教职员及各级长、室长之座谈会上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1922年2月，梁启超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讲师。1923年2月21日，《清华周刊》记者采访梁启超，问到“国学常识”及“清华学生于留美之前应该读完多少中国书籍”问题时，梁回答：

国学常识，就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1）中国历史之大概；（2）中国的人生观。知道中国历史之大概，才知道中国社会组织的来历。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指过去的人生观而言。人生观是社会结合的根本力，所以知道过去的人生观是常识的主要部分。

清华学生留美之前，应读中国书籍最低限度的书目：（1）《论语》；（2）《孟子》；（3）《左传》（约三分之一），《礼记》（五分之一，包括《大学》，《中庸》，《学记》，《乐记》，《王制》，《礼运》，《坊记》，《表记》，《祭义》，《祭法》，《射义》，《乡饮酒义》，《檀弓》）。《诗经》和《书经》很难读，我们免掉他。《荀子》（三之一）；《韩非子》（四之一）；《墨子》（五之一）；《庄子》（五之一）头七篇杂篇；《老子》（全部）；《易》（《系辞》）；《史记》（五之一）；《通鉴》全部。其中所谓几分之几，乃是选读一书中的精华，使他在全书的量上，占几分之几的意思。读完这些，可以略略明白中国人的人生观了。

要求学生出国前至少应阅读以上中国典籍，学校图书馆应提供相应的国学藏书。表2-1为1912-1931年清华图书馆馆藏中、西文图书数量对比统计，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清华图书馆中文藏书发展情况。

上表显示，清华图书馆馆藏中文书的数量一直超过西文书籍数。查阅1926年出版的《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在其收录的13000多种中文书中，即有近万种古籍线装书。仅以经部为例，有关《易经》的书籍20种，《礼》的书籍360种，“春秋”的书籍300种，《孝经》的书籍50种，“四书”的书籍250种，合计共有1400种之多，即占所有中文书籍的十分之一。正是这些丰富的古籍馆藏，为清华的国学研究提供了图书资料基础。

清华图书馆的古旧书籍，通常是从旧书肆购得。方式或为书肆人员送书上门，或为馆里派人径购。所谓旧书肆，则多指琉璃厂、东四等古旧书市。当时的琉璃厂等处为京城荟萃古旧图书和珍贵文物资料之地。在此，“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钱问故书”。清华图书馆所购旧书，基本来自这些地方的三友堂、效贤阁、通学斋、莱薰阁、知文书店、大雅堂、博文书店、邃雅斋、宗文书店、文渊阁、瑞芝阁等处。至今翻检馆藏一些旧籍，还可见这些店铺的名签夹在书中，书价、函册、页数、购书年月等一一记载在上。

国学研究院的创办，进一步推动了古籍善本图书的收藏。研究院导师重视国学书籍的搜集与收藏。研究院成立伊始，即设置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吴宓特作《国学书籍审查购置委员会节略》一文呈交校长审批。

对于研究院的教授讲师，吴宓认为，务敦请国内硕学众望的学者，对此规定应具有三种资格：（1）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2）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3）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时间内获益至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就是依据此标准被聘请的，他们均是早期图书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梁启超（1873-1929）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界、甚至政治界的著名人物，为各团体争相延聘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梁启超曾多次被邀请到清华做讲演。从1920年12月2日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系统讲学，总题为《国学小史》。1922年2月梁启超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讲师（兼职）。

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曹校长教授聘书赴天津诚聘，与梁启超商谈研究院章程及有关办法。9月8日，梁搬入清华园北院二号，参加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11日向全体研究院学生讲“如何选择题目和进行研究”，告诉学生来研究院的动机有二：一为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二为指导做学问的良好方法。13日他再与学生谈类似问题，指出研究院的目的在培养“大学者”，但“大学者”不能速成，他“不单靠天才，还要靠修养”，他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接受种种磨炼，然后才可能有所成就。梁启超的这两次谈话对学生之选题、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5年6月2日，梁启超受邀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将现代图书馆的理念与中国国学研究特点相结合，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并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建议，并就中国古籍与历史文化特点提出“编纂新式类书”的议案。梁的图书馆学识对清华国学研究与图书馆建设均有影响。

陈寅恪（1890-1969），留学外国二十年，学贯中西。其治学方法之科学、态度之公正、知识之渊博、学风之缜密、严谨，极为时论所推重。推荐陈寅恪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吴宓，曾说过这样的话：“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讲课时，许多有关教授都常来听课，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大的钢和泰（德国汉学家）等教授，如有机会也必赶来听讲。

陈寅恪重视图书目录学研究，在清华开设了《西人之东方学目录》课程。他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尚在欧洲留学，回复吴宓邀聘信函中明确指出研究“须多购书”。清华学校两次汇款4000元，请他帮助图书馆购买西方研究汉学及东方学书籍，他及时订购了《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等杂志。

王国维（1877-1927），为当时国学名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两年时间，正是他精力饱满、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之际。他先后指导学员研究的学科范围有经学（包括书、诗、礼）、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学、音韵学）、上古史、中国史学等。对于清华来说，“王国维的贡献，除以其卓绝之学术带动清华的学术发展外，还有其治学方法和严谨之学风方面所起的表率作用”。

王国维重视图书馆建设，他指出：“要研究国朝学术，就要有足够之国学书籍。”他呼吁清华学校成立“国学书籍审查购置委员会”，并亲任主席。他认真整理图书馆中的书籍，与四库书目详细参校，不足的予以补充，并多次与吴宓和助教赵万里去各家书店选购《十三经》、《二十四史》等书，图书馆出现了购买古籍的高潮。

以下根据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的日记，整理国学研究院图书建设情况。

7月22日：又作说贴，及卡片二种式样，以中文书籍委员会名义，特赴图书馆……谓当校补丛书目，而卡片则俟后由图书馆合同制作云。

8月25日：谒校长。……《大藏经》即催购；购书宜整开书单，呈由校长核准饬购；陈述编制书目经过。

9月4日：晨作书，上校长。请购王国维先生所开研究甲骨文字及敦煌古物应用书目。均天津怡安堂发售，共价三百六十四元八角。宓面谒校长谈此事，允交图书馆购办。

9月7日：谒校长。王国维先生，由文友堂购来《知服斋丛书》二函，二十册（值四十元）。批准。发交图书馆收入付价。

9月13日：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另有详帐，共费二百二十四元五角六分）。在薄玉堂及中华书局等处细行检阅。下午，又在琉璃厂购书。

9月15日：下午三时至五时，偕王、梁、赵三教授谒校长。提出研究院购书特别办法数条，得核准。

9月18日：《图书集成》（小字）一部，共二百馀套，瑞光经售者，索价七百元。下午，谒校长，呈报研究院购书办法。（本前日所谈）批准。

9月30日：十时谒校长，陈明研究院协助图书馆编制中文书籍目录事。校长允加派书记二人。

10月23日：上午草拟上校长函。托为九月十五日，请校长核准，拨款四千元，汇给陈寅恪购书，并详本校不可不多购西人所著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之理由。又附赵、陈二教授已购及拟购之书目二种十纸。

10月26日：上午以请购西文汉学书籍之说帖，面呈校长，备转呈外交部。以《册府元龟》等书，交图书馆购买，值二百三十元。

10月27日：藻玉堂主人王君来。以梁意，将拟退之书多种，仍购入。

10月28日：以复向藻玉堂购入之书，送图书馆，计七十六元馀。

11月12日：请图书馆购《浙西村舍丛刻》（二十二元）。余岱东介绍外部许同莘拟售书一批，值三百一十八元，送来样本，暂存。

11月14日：许同莘书，购入三十二种，计一百零五元。交图书馆办理。拟上校长函，请向外部索铅印御制诗文集（康熙至咸丰）。

11月23日：下午，发出致Prof.D.Jones及Palmer书店函，并支票，均寄去。批购许同莘第二批书，五种，还价九十六元。

11月30日：梵文《入楞伽经》请图书馆购买。

12月3日：昨藻玉堂送来之书，选购数种，交图书馆。

12月5日：晨九时，偕王国维、赵万里乘人力车入城。至琉璃厂在文德堂、述古堂、文友堂，为校中检定书籍十馀种（交图书馆购买）。

12月15日：藻玉堂来，购定书若干种。图书馆通告，用款已达五千五百元。以后当暂不购书。

12月16日：函上校长，请续拨研究院购书经费一千元，交图书馆入账。

以上《吴宓日记》所记载研究院购书之事显示，在吴宓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半年时间内，研究院购置的古籍图书经费、数量、途径均令人瞩目。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推动了清华的国学学习与研究，图书馆积极搜集、购置中国古籍善本书籍。

1931年5月，时任清华图书馆主任的洪有丰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发表《二十年来之清华图书馆》一文，回顾了图书馆藏书数：

民国元年之图书室所藏图书，中西文共仅二千余册。至民国十年时，中文书则增至二万以上，西文书则增至一万以上。至现今中文则已有十四万余册，西文书已有四万数千册。而以民国十八年之购买杭州杨氏藏书，为本馆购置中文书籍之最大宗。浙杭最近藏书家，首推丁氏之八千卷楼，次则杨氏之丰华堂。罗前校长南旋时，得有杨氏书愿全部出让消息。即电知本校评议会，经议决购买，遂据杨氏书目议价，一再磋商，始让为三万四千元。经校长核定后，即照合同，照书目点收书籍。有为书目所未载者，计四千余册，杨氏全行赠送。总共四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册。其中计宋刊七册，元刊二十四册，明刊多至四千八百五十九册，钞本二千一百六十一册，其他有为日本刊本、稿本、名人批校本，及清代精刊本。

以上材料显示，清华图书馆在收购中华传统典籍方面的快速反应与不遗余力。丰华堂的这批善本古籍，“1930年8月8日运回清华图书馆，当时盛况空前，图书馆楼下图书堆积如山，任人参观”。图2-1为民元年至民二十五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中西藏书册数增加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清华图书馆中文书籍迅速增长的趋势。

清华大学素以不重视中文而被人诟病，从图2-1可以看出，清华的中文藏书量始终高于英文（英文藏书量一直高于北京大学）。清华国学院成立以后，中文藏书量增长迅速，其藏书与学校的办学方向一致。清华图书馆在清华的学术独立和本土化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早期清华比较重视英文教育，所以在清华英文图书的借阅量一直高于中文的借阅量（见图2-2）。但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后的几年间，中文书籍的借阅量开始超过西文书籍。清华国学院为研究和发扬中国文化而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师的到来提高了学生阅读中文书籍的兴趣，中文书籍借阅量逐渐增高。中文图书借阅量的提高也利于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

馆藏国学典籍的丰富，为国学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从1925年秋国学研究院首届学生专门研究选题中（见表2-2），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整理“国故”的研究领域之广泛。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只存在四年的时间，先后招生74人，除中途退学、病故者外，实际完成学业者仅68人，但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国学名家。他们当中留学海外的有周传儒、陆侃如、王力、王静如、方壮猷、杨鸿烈等11人。其余50余人分散在各高等院校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抗战期间，有出任大学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文史学系主任者约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此外，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尤以姜亮夫、姚名达、王力、王静如、徐中舒、吴其昌、周传儒、陆侃如、杨鸿烈、卫聚贤、谢国桢、蒋天枢等最为著名，这些人才是清华创校以来国学和人文教育的一项重大成就，正如周辅成教授所言，“没有清华国学院培养出的新型国学人才，近半个世纪中国著名大学的国学水平将不知降落到何种程度”。

此上材料说明，图书馆国学典藏、国学研究机构、国学研究者、国故整理成果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华文明再造与复兴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