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学术:百年中国大学图书馆功能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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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书刊出版与启迪民智

蔡元培极力主张推行社会教育。他说:“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在根本上培养人才著手……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蔡元培认为教育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部分。学校教育中,普通教育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专门教育是“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除此二者外,蔡元培提出“必有极广泛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之普及”。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图书馆在近代社会民众知识普及上的特殊作用,是对学校教育的拓展与配合。近代图书馆不仅以一种新式教育机构而出现,更标志着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的传入,代表了一种公开、公平、公益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图书馆“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作用尤为得到重视,图书馆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负有教育救国的责任与担当,是救国救民的一条途径,也成为教育家们教育救国的重要阵地。

鉴于现代图书馆的图书收藏、流通等功能,其服务可以超越馆界,成为社会教育机构,是一个对国民进行终身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最佳基地。因而,“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之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凡是有志读书而无力买书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极难得的书,都可以到图书馆研究”原载《北京大学日刊》第806号,1921年2月14日。,“况图书馆之用,不仅限于一隅。譬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惟北大学生可用,北京人及各省人亦可用,外国人欲研究任何问题,亦可径往参考。且图书馆之书籍,永远存在,万古不磨。若有图书馆,莘莘学子尽可自己研究。似此,则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养成大学人才,其利益之大,罕有其匹”。旧金山《大同日报》1921年7月18日-21日,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此外,近代大学图书馆往往同时承担了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的任务,因而亦起到了新知识新文化的创造作用,无疑扩大了其社会教育内涵。

近代大学图书馆除收纳、流通图书以服务于大学教学、学术研究外,还积极刊印、出版发行师生教学与研究成果,以公布于社会,使新知识、新思想走出“象牙塔”,以达启蒙民众之新文化使命。本节围绕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部出版发行图书期刊的情况,阐释近代大学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在促进了外围出版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本身出版事业的发展。作为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事业的组成部分及分支,图书馆出版事业占有相当的比重,且发展极为迅猛。赵长林:《论民国时期出版业发展中图书馆的作用》,《出版发行研究》1995年第4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部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8年3月,北京大学因“本校印刷品日渐增加,现特改收发讲义室为出版部,仍隶属于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部成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5日。。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总务会议上提议通过:补刻刘申叔先生遗著四种事项,由图书部办理。所有应补刻价由本校支付,且由本校出版部印刷发行。《总务会议记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7日。据《北平晨报》(1934年1月6日)报道:“北京大学出版组,在平市各大学中,历史最久,而规模较为宏大,据闻印刷机、石印石各有七八副,均由电气转动,工人近百人,年来影印西文书籍甚多,并承印校外专著杂作不少,其工作效能,甚为可观。”此可见北大出版之规模。出版部开始印刷、出版、发行师生著作。

1918年9月30日,北大校长召集各学长及各研究所主任,提议编辑月刊。北大出版部自1919年1月开始出版《北京大学月刊》。蔡元培在发刊词中指出《月刊》宗旨和必要性:(1)发表师生的研究成果以进学术贡献之责任;(2)刊载各学科学说,破除学生固守专业、抱残守缺的旧习;(3)发表各家各派见解,消除校外学者的怀疑。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19121937)》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3-2054页。其中“破除旧习”、“消除怀疑”之宗旨,即具有启蒙色彩。

《北京大学月刊》以“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以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纪载为本体,兼录确有文学价值之著作;间登译文,以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北京大学月刊>编辑略例》,《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这一编辑略例,表明该刊以发挥思想、阐扬学术为主要目标,对读者而言,实具有输送新知、启蒙思想之事功。

据《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六号目录,该期月刊登载论文题目如下《陈启修启示》,《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4日。题目后括弧内的姓名为撰稿人。

(一)国家之本质及其存在之理由(陈启修)

(二)什么是法律(陈启修)

(三)晚近社会之三种化(杨栋林)

(四)现代之经济思潮与经济学派(陈启修)

(五)国民经济之意义(陈启修)

(六)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方法(马寅初)

(七)怎么样研究化学(丁绪宝)

(八)中国数学源流考略(李俨)

(九)积分方法(吴维清)

(十)自然的真理(陈政)

从论文题目看,该期北大月刊登载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科学等多学科范围,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类文章具有开启民智之功。

1922年8月,北大决议发行季刊四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文艺,自1922年8月1日起,每季出一本。《季刊编辑员会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8月19日。其中,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谓: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

面对西学东渐、社会急剧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如何正确树立中西文化观,以寻找民族复兴的文化之路,成为“启蒙运动”的核心主题。本着民族文化自信,北大同人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提出三个努力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的研究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这本刊物是以研究国学为目的,却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编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横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同时其在内容上也开启了西体中用的国学研究时代,呼应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旨。

至192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品,“年来骤形增加。其蓬蓬勃勃之气象,不特为国内之重心,亦为世界所瞩目”。《出版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其重要者如下所示:

新潮丛书:为本校新潮学会所出版,以系统地介绍世界新文化为宗旨。已出版的有:(1)科学方法论,(2)迷信与心理,(3)点滴(近代名家短篇小说),(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又已付印者有:(5)近代心理学,(6)思想的派别(杜威讲坛)。

定期出版品:

1.北京大学月刊:为本校教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披露心得之机关。

2.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本校教务上政务上各种布告及要闻,及关于各种专门学术之演讲及著作。

3.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其宗旨在本互助的精神,谋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改造。

4.新潮:其目的在本批判的精神、科学的原理、革新的文辞,以介绍西洋学说,改造中国旧社会。

5.数理杂志:发挥数学物理之精理,介绍西洋关于此种学问之新学说为宗旨。

6.音乐杂志:以期促音乐之进步,并光大而发挥之。

7.绘学杂志:以提倡美育,介绍书法为宗旨。

8.批评半月刊:以真正批评的精神,重新估量、分析、化验人类社会上种种事务。

此外,尚有暂行停刊者,如国故月刊、奋斗周刊等。《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

以上出版品,经图书馆出版部出版发行,既为学术发展做了贡献,又推动与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载体。

北大图书馆通过其出版品发挥新文化启蒙的功能,还可以通过下则报道展现:

更有许多本校之学生,因鉴于文化运动之事业,仅及于通都大邑,殊未尽善,乃各就其乡土之情形,从事研究调查,以谋补救。即就其调查研究之所得,在北京办各种定期出版品,编辑印刷完竣后,再行寄回各处。如四川学生所办之新四川、浙江兰溪学生所办之新兰溪,永嘉学生所办之新学,陕西学生所办之秦钟,安徽学生所办之安徽旬刊,直隶武清教员及学生所办之武清周刊等,福建学生所办之闽潮半月刊等等不下十余种。其余若新青年,为本校前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所主持,撰述者多为本校教职员学生。新教育为现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所主持。新生活为本校职员李辛白先生所主持。国民杂志为北京学生界所办。少年中国月刊为少年中国学会所办,而主持之者均为本校学生。《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

图书馆的出版品成为联系新思潮中心——北京大学与社会民众的媒介,不论是植根于各地乡土社会的定期出版物,还是造成全国深远影响的《新青年》陈独秀进入北京大学主持文科后,《新青年》迅即成了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反过来,《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得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一辈教授的加盟,声威更盛。一校一刊为中心的新文化倡导力量因而形成。(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新教育》《新生活》《国民杂志》《少年中国》等刊物,都在中国近代社会掀起了广泛的新文化与新思想的波浪,成为大学图书馆参与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