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知识转型与晚清大学堂图书馆

中国古籍文献之厚藏，居世界文明史之冠。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征有三：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中国历史古籍文献收藏之丰富正是这三个特征的具体表现。作为藏书文化物质载体的中国藏书楼，它的规模、历史和功绩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近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指出：“藏书之事渊源至古。其在吾国则周有柱下史。汉有天禄阁。唐之四部，清之四库，皆其最著者。而私家收罗之宏富亦所在多有。”蔡元培论及中国古代藏书，认为：“我国人天性，最喜聚书。自汉之‘天禄’，隋之‘观文’，直至清之所谓‘四库’，以帝王之力，广搜秘籍，首先提倡。士大夫闻风兴起，亦往往缥缃万卷，坐拥书城。明清之际，尤为显著。‘绛云’、‘天一’、‘疏雨’、‘芳椒’，殆难悉数。清代学术之盛，良非无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学术之发展均与古代藏书密切相关，尤其是清代江南学术之盛，显然与“南三阁”及江南各地藏书楼之普遍设立密切相关。

然考察中国古代藏书楼收藏之目的，则大约不外三种：（1）供一己或少数朋友之研究；（2）志在保存古籍；（3）搜集古书，以为珍玩。故其注重之点不外纸张版本与夫所谓古书而已。务求稀有之书，而不问内容之价值。故古代藏书之特征可一言以蔽之曰藏。古代藏书楼“藏而不用、重藏轻用”之特征，虽造就少数精英学者，但对多数读书人来说，因其难以得到博览群书之机会，不免孤陋寡闻，亦不利于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之普及。

自近代海通以降，西学东渐，国人智识渐开，“药方只贩古时丹”已无法应对时局的剧变，于是乎“求新知与世界”俨然成为甲午后之时代强音。“今日中国，亟图自强；自（强）必以育才兴学为要”得到共识。在广设新学堂、广译新书以广开民智的诉求下，传统藏书楼转型为新式图书馆。

清季，作为全国新学“观瞻所系”的京师大学堂，率先创设大学堂藏书楼。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以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实际上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即担负着收集和保存官方出版物的职能），在大学堂章程、大学堂图书馆章程等的制度推动下，整合官书局、译书馆、同文馆等藏书资源，广泛搜罗中外图书，积极吸纳西方新式图书馆理念与管理模式，逐渐由传统藏书楼而转变为现代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