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 城乡收入差距的未来趋势

虽然学者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趋势“所见略同”，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未来走势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倒U型，另一种认为是U型。

Kuznets（1955）发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不均等（income inequality）会上升，尤其是在从前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均等上升更快；然后逐渐稳定；最后下降。Kuznets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扩大不均等的因素（如储蓄的累积效应、工业化），也有缩小不均等的因素（如法律和政治干预、人口增长率差异、个人机会等）。在工业化的初期，加剧不均等的因素占主导，所以不均等上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缩小不均等的因素开始加强，工业化的副作用也逐渐被削弱，从而导致不均等下降，这就是倒U型趋势。Kuznets将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从而验证了倒U型假说。

此后，国内外学者对倒U型假说进行了检验。Robinson（1976）采用对数方差来度量收入不均等，假定存在农业和非农两个部门——Ⅰ和Ⅱ，那么随着非农部门人口比重的上升，两个部门之间的不均等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倒U型。但是，这种推导方法的前提是假定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不随人口的变动而变动，如果城镇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不同的变化，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方向就难以确定了。王检贵（2000）对Robinson的推导也提出了质疑，他发现Robinson验证的倒U型是有条件的——对数方差关于人口比重的曲线的顶点，以及两个临界点要位于大于零的区域。否则，收入差距随着非农人口的上升会出现上升、下降、倒U型三种情形。

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的结论。周云波（2009）推导了基尼系数与城镇人口、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一定的条件下，随着城镇人口比重的逐渐增加，城市化所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倒U型越显著，达到拐点时的城镇人口比重越小。如果城乡收入之比在3.5左右，那么拐点时城镇人口比重约为35%。而孙宁华等（2009）发现如果在一个长期发展的背景下考察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该比例并不会持续扩大或持续缩小，而是会逐步收敛到一个稳定的比例。他们采用未包含劳动力市场扭曲和部门效率差异的动态增长模型模拟了劳动力流动、农业比重下降、非农比重上升的经济环境，发现当经济达到稳态时，城乡收入比收敛为2.095。如果存在劳动力市场扭曲和部门效率差异，那么经济达到稳态时城乡收入比为3.677。

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Khan等（1992）用我国跨省和跨县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的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其结论也不支持倒U型假说。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利用197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郭剑雄（2005）指出，从根本上而言，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消除依赖于生育率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其积累率在城乡之间的趋同。

蔡昉（2013）认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相对于此前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改善收入分配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条件，理论上可以出现一个收入差距从峰顶开始下降的库兹涅茨转折点，但收入差距缩小的转折点不会自动到来。收入差距出现拐点是有条件的：①人口转型和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劳动者工资上涨；②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③惠农政策持续加码；④收入再分配政策不断完善（赖德胜，陈建伟，2012）。李实（2012）认为2010年、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因为农产品价格提高、外出从业人员收入增加，但它不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城乡收入差距不会出现一个比较长期、显著的缩小情况，可能会一直处在一个相对高位的徘徊状态。由于很多高收入群体没有参加收入调查，城市高收入人群样本的偏低会造成收入差距低估；而且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村补贴对于农民增收而言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对未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比较温和的，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并不会显著下降（万海远，李实，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