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汤、徐神交的表层事实及其非对称关系

有关徐、汤神交一事，明代文学研究者都知晓一二。相关史料寥寥数条而已，早已收罗殆尽，详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徐渭年谱》“万历八年”条。是年（1580），徐渭应好友张元忭之召游历京师，在北京住了约两年时间，于万历十年（1582）离京南归。在这段时间里，徐渭的阅读、交游相当广泛，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汤显祖的诗集《问棘邮草》，对之大加赞赏，不仅随读随批，而且作《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一首。诗曰：

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

大概同时，他又创作了七古《渔乐图》，明言仿效汤显祖《芳树》之作。当时徐渭已经六十岁，而对方刚三十出头，尚未登第，以长辈身份效体后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颇为罕见，足见他对这位年轻人的文字的喜爱。很快，纯粹的作诗行为（拟寄而未寄）已经无法充分地抒发徐渭的阅读情绪了，所以他动笔写了一封信，托一位临川的友人捎带给汤显祖，这应该是在汤氏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登第之前的事。文曰：

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枝，将需洒藻。

徐渭在信中附上了《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一诗，以及自己的已刻诗集二种，但我们无法获知是否也附上了《渔乐图》一诗。不管怎样，汤显祖文集中现存的唯一一篇寄徐渭的文字，是迟至万历十六年（1588）的《秣陵寄徐天池渭》。诗曰：

百渔咏罢首重回，小景西征次第开。更乞天池半坳水，将公无死或能来。

可知当时汤显祖已读过《渔乐图》诗（徐诗中有“谁能写此百渔船”一句）。那么，要么徐渭的第一封信已附上了《渔乐图》，要么在万历十六年（1588）前二人至少还有一次书信往来。二人生前的交往，仅此而已，甚至未有一面之缘。徐渭离世后，汤显祖还写信给山阴知县余懋孳，希望他能够关照一下徐氏后人。两位文学大师的神交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本来这是一段还算完满的文学往事，直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爆料。沈氏回忆亲历见闻云：

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

沈氏的这段话也许不太友善，却很符合他“野获”历史的书写宗旨，且此书史料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历来为学界所公认。退一步讲，即使“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是沈德符的臆测想象之辞，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他当面听闻汤显祖“口多微辞”的真实性。由此，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徐渭、汤显祖交往的几条当事材料，的确当时徐渭的态度非常鲜明，而汤显祖的态度多少显得有些模糊和平淡。这种非对称、不平衡的交往局面，到底是由于史料缺失造成的，还是两人的观念差异所造成的？如果是前者，我们固然已经无力探究；但若是后者，则厘清二人神交之事背后隐藏的诸多繁杂问题，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接近事件的本质。

针对汤显祖对徐渭的不定态度，学界的观点多有分歧。多数学者觉得汤显祖的回应还算积极，沈德符的话也未可全信。但也有学人持不同意见，如廖奔先生就认为汤显祖的态度不算热情，对徐渭作品的评价也没有那么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汤显祖未必认同徐渭过于狂放的生活态度。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现存的能表明汤显祖态度的史料只有三条：一是汤氏的《秣陵寄徐天池渭》诗，二是与山阴知县余懋孳的尺牍，三是沈德符向汤显祖的当面问询。第一条态度平淡，第二条热心帮询，第三条口多微辞，似乎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只要我们留意这三个事件的发生时间，其实这种态度上的前后矛盾是不难理解的。据徐朔方先生考证，《秣陵寄徐天池渭》作于万历十六年（1588），此时汤显祖在南京詹事府任上，正是他政治生涯中较平顺的阶段。虽然同为强调本色性情的作家，但汤显祖毕竟是主流体制下的中央官员，他有自己的儒家理想和人生价值观念，在政途较为顺畅、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人生情势下，他对徐渭的认识是有隔阂的，而且这种隔阂是他自己人为设置出来的。相反，徐渭去世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此时汤显祖刚上任遂昌知县，经历了贬谪徐闻的磨难，其心境早已今非昔比，再回头去看徐渭早年对他的开导和期许，可能有更深切的体会。更何况为故人子弟的境遇奔波，是君子交往间的美德，也不应受到彼此文学观念有别的影响，故汤显祖在给余懋孳的信中流露出的热忱态度，是很真挚的。

相对来说，汤、沈二人的会面时间较难考证。沈德符万历六年（1578）生于北京，其父沈自邠时任翰林院检讨，十七年（1589）父亲离世，便随母回到了故乡嘉兴。待到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时，汤显祖已经过世两年了。所以他和汤显祖存在交集的可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相会于北京，但那时沈氏年龄尚小；另一种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二十六年（1598）间相会于杭州，汤显祖时任遂昌知县，沈氏的游学、乡试与汤氏的结课、上计存在时间上的交集。虽然当时徐渭已经过世，但我们从沈氏“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一句可以推测，在文学上业已成熟的汤显祖，对这位先辈的不满，可能更偏重在文学以外的领域。比如徐渭的张狂行径、杀妻罪名、与恩主失和等，这些在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看来都是有失底线的，即使汤显祖主情至性，恐怕也不会认同这类极端的行为。如果非要说汤显祖对徐渭诗风的看法，那他可能会觉得过分直放了，与自己比较绮丽的诗风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