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出国人员耳闻目击，传入西方文明

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明，开始时主要面向下层的中国民众。由于对西方宗教的排斥，传教士对中国上层人士，可以说毫无影响。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向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洞开，同时也使中国爱国人士睁眼注目西方文明，通过出使和游历，亲自到欧美各国实地考察，回来后著书立说，向国内输入西方文明。因出国时间或早或迟，个人文化修养和爱好的不同，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总体上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他们经过实地调查，试图据实客观地报道西方文明是一致的。在这些出国人员中，张德彝、王韬、李圭在书中，都涉及了欧美妇女界的情况，对后来的维新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男女婚娶，专主情爱”

——张德彝欧美环游中的“述奇”

张德彝（1847—1919）汉军镶黄旗人。时名德明，是同治元年（186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的同文馆第一批八旗子弟之一。他一生由同文馆学生到最后成为出使英国大臣，共至欧美各国八次，每次都写了游记，篇名都称“述奇”。将西方文明称为“奇”事，反映了近代中国第一代看世界的认识水平。这里主要据他《欧美环游记》、《随使法国记》即他自称的《再述奇》和《三述奇》二书回国所写的游记，来看看他如何“述奇”的。

张德彝懂英文，且特别留心各国风土人情，考察的范围又十分广泛，上至总统府和美国国务卿之家，下至孤儿院、贫民窟和黑人区，所以他这篇《再述奇》，保存了大量西方文明的资料，不过由于他是最早出使欧美人员之一，本身尚保留了深厚的封建意识，故他对所看到的“奇”事，一方面“凡事征实，不厌其赘”尽可能予以笔录，但在某些问题上予以不恰当的指摘。虽然如此，从总体上说，张德彝在好奇之中，打开了窗户，将欧风美雨，吹进了古老守旧的中国，不妨来看看他对西方妇女情况的介绍：

合众女子少闺阁之气，不论已嫁未嫁，事事干预阃外，荡检逾闲，恐不免焉。甚至少年妇女听其孤身寄外，并可随相识男子远游万里，为父母者亦不少责，不为雌伏而效雄飞，是雌而雄者也。

阃，指门槛。阃内指家庭，甚至闺房之内；阃外，指家庭之外，即社会。《孔子家语·本命》:“（女子）教令不出于闺门，事在供酒食而已，无阃外之非仪也。”这是将妇女束缚于家庭之内的中国旧礼教的经典名言。对欧美妇女走出家庭，社交自由，甚至“干预阃外”事务，张德彝在评论中一方面说欧美妇女“少闺阁之气”，是“雌而雄者也”；一方面禁不住批评“荡检逾闲，恐不免焉”。不过，作这样评论在他的述奇中很少，多是作“征实”性的客观报道而不予评论。如报道英国男女交际，以花传语：红玫瑰代表“爱”，白菊代表“信”，黄菊代表“悦”，白莲代表“清”，而黄玫瑰为“妒”，黄莲为“假”等等，他说：“男女相交，有不可言传者，则以送花为识云。”在《三述奇》中，他介绍1871年的法国，富贵或中等人家，“亦必男女三五成群，闲游于市，皆须联袂并行，不得参差前后。故朝朝午后，男女络绎不绝于途也”，“每日妇女必须街游，苟男子拦阻，妇女可以控官，乃判将该男监禁若干日，以昭儆戒云”。张德彝还大量报道了西俗热衷于男女跳舞事，如有一次参加巴黎一富翁家庭舞会：

当晚，男女二百余名，皆易服色。男有着欧罗巴、亚细亚、土耳其、埃及、暹罗等国古今文武衣冠，奇形怪状，俨如傀儡登场。女子有扮乡间割谷女者，有扮送牛奶女者，更有扮如华女者，头束双髻，身着绸衫，手持纸扇，……婷婷袅袅，不啻仙人也。结群跳舞，鼓乐喧天。

这位来自严男女内外之别国度的年轻的同文馆学生，耳闻目睹西方文化，似乎对男女混杂的歌舞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且津津有味地进行报道。

“事事干预阃外”，最主要表现于妇女结党参政，张德彝的目光也不放过。他说：

闻英国会堂内，欲将妇女厮入，有云可者，言其心细见高，胜于男子；有云不可者，言其病产子女，诸多烦扰，不能入厅，反为误事；又有云，女子未嫁而有田产者，皆应有荐举之权，彼此争论未决。

“会堂”，指议院，入会堂，讲的是女子有被选举权。“荐举之权”，指女子选举权。这段话显然介绍英国当时妇女参政运动中激烈的争论情况。张德彝在介绍后又作少有的评论：

刻下合众女子亦欲结党，自立庙堂会馆，此盖致乱之由也。

“自立庙堂会馆”，即自立女子党党部，明确表示他反对妇女参政。但同治九年十二日，1871年1月，他二十三岁以兵部候补员外郎身份，作为英文翻译，随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使团，为天津教案事再次到法国，他耳间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被俘，目睹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和失败的一系列事实，对“叛勇”中的妇女，却不因为她们“干预阃外，荡检逾闲”，或“结党”“致乱”予以指摘。他在《三述奇》以“凡事征实”客观报道的文中，流露出对女“叛勇”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

（叛勇）女则有造火药者，有缝布袋装砂石以筑土城与炮台者，有能文工书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骁勇倍于男者，奇甚。

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

“骁勇倍于男者”，“雄伟之气，溢于眉宇”，他以这样的用词称赞“叛勇”，其实已改变了女子结党“盖致乱之由也”三年前这一结论。当然，这并不表明张德彝提倡叛乱，因为他认为巴黎公社起义，是由于普法战争法国失败，起义者不同意法国政府投降求和而爆发的，是一种爱国行为。他在十二月初七记载，当时法国政府官员“不以官事为重，其时城虽被困，王虽被擒，而闾阎市廛，仍是朝朝佳节，夜夜元宵，鼓乐喧天，车马震地，可谓燕雀不知大厦之倾也”。因此，在法国投降两国决定停战而尚未签约时，“红头”（即叛勇）开始打死看街军人起义。起义失败，他看到被捕男女叛勇“情殊可怜”，“睹之不禁恻然”，表示同情，他同情的是男女“叛勇”的爱国精神。而他后来听说“一切放火拒捕”多出女兵之谋，又表示不但男叛勇犷悍，“即女亦从而助虐”，就不同情了。

张德彝在《再述奇》中介绍了西方的女学。他在美国参观“女官学”，即公立女子学校后说，这些学校“共大小幼儿一千二百名，颖悟聪明，半属闺门之秀”，女校“楼各三层，以示区别。凡幼童幼女六七岁初学者，在末层楼，为第三等。逾十岁勤学者升到二层楼，为第二等。十五岁后深学者，超至首层楼，为第一等”。这一段实际上在讲女校的三级学制。在《三述奇》他又介绍欧美各国女学情况：

西国儿童，不拘男女，凡八岁不送入学者，议罚有例。故男女无论贫富，无不知书识字。而学堂之制亦善，有男学堂、女学堂、大学堂、小学堂。而各堂衣帽不一，其式如兵勇之号衣，成群结队而行，一望即知其为何堂者。

所谓“兵勇之号衣”，实即校服。《再述奇》和《三述奇》，应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女学学制的文章。张德彝还花很多笔墨介绍西方女子恋爱与婚姻的情况。同治七年，他随蒲安臣、志刚使团出使美国和欧洲，在轮船上初次听到西人“贱男贵女”之说，他告诉国人这种情况与西方婚制有关：

盖男子自二十岁后，即与其父析产，另立门墙，自寻匹配。而女子情窦初开，即求燕婉，更数人而始定情，一则财产相称，一则情意相符。故娶妻求完璞，实戛戛其难之，乾卑坤尊，亦地气使然也。

他介绍了西方小家庭制，即以男女个体组成的婚姻制度的两大基础，一是以财产为基础；二是以情意，即爱情为基础，这符合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婚制现实情况。男者析产立家，要求财产相称，这是注重婚姻的社会属性；女方情窦初开，更数人定情，是注重婚姻的自然属性，但他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两大基础应以何者为主？至于娶妻求完璞（处女），戛戛其难，因而乾（男）卑坤（女）尊，这只是张德彝个人的理解。如他在英国，看到鞋店里老妇和少女买鞋，为了试鞋是否适脚，男店员“乃与之捧足而试”，他评论说这是“恭而无礼，抑太过矣”。其实这仅是一种普通的事，但在深受男尊女卑礼制熏陶成长的这位同文馆二十一岁年轻学生来看，就成了贱男贵女的无礼行为了。

上述婚姻的两个基础说是他未到欧美前在轮船上听人说的。后在美国和英国经过实地考察，记载了下面一件实例：

外国男女婚娶，专主情爱。近有少而美者，嫁与老病废疾之人，此则略情爱而图财产耳。如此者，女必贫，男必富；俟数年后其夫物故，则家私掳为己有，再觅情意浓洽之人嫁之，则朝朝欢笑，夜夜绸缪，以终天年，以遂夙愿而已。

张德彝所据实例，如果仅从个案来说，这是一件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美色骗财的丑恶事例，并不涉及婚制。如果从普遍性来看，他所说西方婚姻有“专主情爱”和“略情爱而图财产”两种，说的正是西方婚制中的两个基础。他强调以爱情为主，财产为次，这对西方婚姻状况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张德彝对西方婚姻制度的介绍，强调“自寻匹配”，“专主情爱”，其实已不自觉地告诉国人，男女应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与国内婚姻必须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后可，结婚不是为夫妻双方，而是为了家族门当户对和传宗接代，是大相径庭的。他从《游记》中吹来的西方文明之风在这方面虽不尽完美，但确实对中国旧式婚姻制度的改革，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二）“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

——王韬欧洲漫游的“随录”

王韬（1828—1897），字紫诠，晚号弢园老民。因曾上书太平天国，人称长毛状元。因此他走向世界的身份与张德彝、李圭完全不同。他早年是一位不第秀才，1847年至上海，受聘于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任编校，已开始介绍西方文化至中国。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事发，不得不在传教士帮助下逃往香港，帮助香港美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中国儒家典籍翻译为英文，与过去相反，开始介绍中国文化于欧美。1867年（同治六年）12月，他受理雅各之邀赴英，继续翻译儒家经典，所以他当时是以一位受朝廷通缉的罪犯身份走出国门的。他先由香港至法国巴黎，然后到英国，经伦敦到苏格兰的理雅各家。他在苏格兰三年，自称看到了“别一世宇”，“眼界顿开”。在香港的百闻，不如现在的一见，使他对西方文明的认知，通过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实地考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原是一位思想家，在眼界顿开中，他赞赏并考虑用“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决心从事其所著《漫游随录》中介绍西方这“别一世宇”的情况，其中关于英法妇女界情况，他说：

名媛幼妇，即于初见（男子）之顷，亦不相避。食则并食，出则同车，觥筹相酬，履舄交错，不以为嫌也。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秉德怀贞，知书守礼，其谨严自好，固又毫不可以犯干也。

王韬原来在香港是为理雅各翻译十三经为英文的，已翻译了《尚书》、《诗经》。在英三年，又翻译了《春秋左传》、《易经》和《礼记》，可以说是这一领域一位空前绝后规模巨大的“中学西渐”的唯一人物。而他的《漫游随录》却是本“西学东渐”的著作，他一身兼有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两重性的身份，因此，他上述所说西方妇女情况的一段话，有意无意间将中西文化作了对比。《礼记·内则》说：“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礼记·曲礼》进一步说，女子年长后，“男女不杂坐”，“不亲授”乃至于“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女子嫁后回家，“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等等，与王韬在英法所见，差别之大，确属“别一世宇”了。儒家所以对女子加上如此之多的礼教束缚，是因为“夫妇为人伦之始，不谨则乱其伦类”，王韬则强调欧美女子并不因为与男女同车并食而乱伦，她们仍心如玉洁，知书守礼。他上述一段话，是比较中西方文化后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的先进性。

王韬又在《漫游随录》中简单地介绍英国女学情况：

英人最重文学，童稚之年，入塾受业，至壮而经营四方，故虽贱工粗役，率多知书识字。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

“中土须眉”，即中国男子，不如西方的“裙钗”，即不如西方的女子有如此广博的知识，说明中国旧式州县的学校和书塾，都不如欧美女学课程这样多。

王韬还参观过一所爱伦女士母亲所办的女学校。当王韬参观时，这所私立女校“绛帷佳丽三十余人，悉出谒见”欢迎他。他听课时，发现“女士母与诸女弟子辩论往复，妙思泉涌，绮语霞蒸”，不得不叹为：“曹大家、谢道蕴之流也。”曹大家即东汉作《女诫》的班昭，谢道蕴是东晋著名女诗人，王韬借以称赞爱伦女士母亲如班、谢那样，是一位女界中的饱学之士。同时，他又称赞这位女校长兼老师与女学生相互间“辩论往复”，使“妙思泉涌”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

王韬又介绍了英国的婚俗，他说：

国中风俗，女贵于男，婚嫁皆自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

“自择配”，即恋爱（择）自由，结婚（配）自由，这正是西方婚姻制度的优点所在。对此，张德彝也有所介绍。不过，王韬又介绍了西方婚姻“无妾媵”的一夫一妻制，这也是西方婚制的优点，王韬的观察比张德彝更为深入。

1870年春，理雅各接到香港英华书院来函，请他再至港主持英华书院，于是王韬也随之回港。这时，王韬在“别一世宇”开了眼界，开始研究用“西国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的问题了。他在思想上已更上一层楼，在妇女问题上，同样如此。

1888年，上海《点石斋画报》出版了《镜花缘图像》，其中有《诸才女文学之盛》，王韬提出了“男女并重”的思想，他说：

天之生人，阴阳对待，男女并重，中国之胜于须眉者，岂少也哉？特世无才女一科，故皆湮没而无闻耳。武如木兰，文如崇嘏，久已脍炙人口，历观记载，其奇突足传者，固难以更仆数。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四者本所不废。自道学之说兴，乃谓女子无才，便足为德，而闺阁少隽才矣。

他在英国游历时，与张德彝一样，认为西方各国“女贵于男”。现在，他更正为“男女并重”，即男女平等，这是一大进步。他批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对的，但批评不够深刻，因为这一俗谚的流毒不在于女子少“隽才”，而是将女子的“才”，连根拔除，归之于“无”。虽然如此，他的阴阳对待的男女平等说，德、言、容、工的女学说和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批评，都为后来维新派所继承和发展，对推动晚清第一次女权运动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作用。

王韬在游历英国时，仅介绍西方“无妾媵”的一夫一妻制，现在他以一夫一妻制的观点，来指责中国一妻一妾或多妾，即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度，他说：“呜呼！以此观之，几等妇女为玩好之物，其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大不相刺谬哉！”他认为，中国这种一夫多妻制，必然使丈夫对妻妾产生爱憎，于是家庭不和，夫妻间离心离德。一家如此，一国可知，这就不仅仅是家庭问题了，他说：

治国平天下，而必本之于修身、齐家。此盖以身作则，实有见夫平治之端必自齐家始。欲家之齐，则妇惟一夫，夫惟一妇，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

经过这样的推论，他就将一夫一妻的家庭问题扩而充之，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国家问题了。王韬进一步指出：“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此。”“一阴而一阳”，就是阴阳对待，而阴阳对待，表现为男女并重，所以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这样，一夫一妻制的意义，又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无论贫富，悉当如此”，贫人是不可能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王韬的矛头，针对的是当时中上阶层中极为流行的一夫一妻一妾或多妾制。

既然主张“男女并重”，所以他回港后，提倡女学。他举法国为例，说法国的学校制度，“而且教化及于女子，国中女学，公私并设，不栉之流，咸工笔墨而娴吟咏，琴歌画理，数学方言，无不兼通，或有须眉而愧此巾帼者”。“栉”，古代男子束发用的梳篦，不栉，不用栉来束发，自然是女子，古时对有才学的女士称为“不栉进士”。王韬所说“不栉之流”，即女学校中的女学生，她们经过女校教学，其才学胜过须眉男子。他希望中国也倡办西方那样的女学校：

西国重女教，立女书院，中国宜仿其意。……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六经六学。女子之才者，贱得为贵，妻得为夫师。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

他所说“六经”，据今学者张海林解释，指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合为一经，加上原来《易》、《诗》、《尚书》、《礼》、《春秋》五经，并称六经。“六学”，指从几何、化学、重学、热学、光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兵学、动植学、公法学等十一项中任选六项。六经属中学，六学属西学，他的女学内容，中西合璧。但他与洋务派不同，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对西学的主张是：“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对西学的引进，应有所选择。王韬在政治上力主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女教六学中有公法学，当有君主立宪的内容，王韬可以说是中国主张君主立宪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女学思想是他变法改革思想的一部分。

（三）“男女并重”

——李圭环游地球的“新录”

李圭（1842—1903），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光绪二年（1876），为纪念美国立国100周年，美国在费城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时称赛会，后称万国博览会。其驻中国公使，邀请中国参加，并派海关税务人员偕行。这时李圭已在宁波海关工作十多年，因东海关税务司德璀林的推荐，他得以赴会。他的任务是记录博览会见闻，回国以资印证。他们从上海起程，越太平洋到美国，参加博览会后，自费东渡大西洋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经苏伊士运河，过印度洋、新加坡等地回国。李圭将这次参加博览会和美、英、法各地游历情况，记录后以《环游地球新录》名之，二年后出版。李圭离张德彝1867年那次出国，相距已十余年，且他在宁波海关长期工作，对西方文明已有所认识，不像张德彝那样一无所知，将见闻所及，处处称奇；他又肩负“敦交谊、广人才、冀收利国利民之效”的考察任务，不像长毛状元王韬那样，无官一身轻，可以随兴之所至进行笔录和思考。因此，在他所写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既如张德彝那样“凡事证实”，但又需据其赴会任务就事之轻重，择要记录（张德彝在《二述奇》中称西方少年儿童的各类游戏为奇事，不必要地花大量笔墨予以记录）；他也像王韬那样思考，但他的《环游地球新录》，比王韬的《漫游随录》更为严谨和深入，这在他介绍西方女学和妇女参政问题上可以看出。

李圭在参观万国博览会时，对会中特别设立“女工院”很感兴趣。美国在解放黑奴运动后，女权运动在衰后又开始兴起与发展，博览会当初设计者仅将美国妇女的著作和妇女生产产品附属于美国总会，不另设院。李圭介绍说：“于是举国女子，都不满意，以为轻视女工，即轻视我妇女也。特创议自行集资，专建一室，陈女工焉。”女工院占地五亩，高八十尺，“其绘图立说，指挥工匠，以及如何铺设，如何位置，皆出女手，新巧异常”，陈列“凡妇女所著各种书籍、绘画、图卷、针黹之物，并各各巧技妙法，悉萃于此”。而另一室则陈列“女塾器具、女师法程”，属女学校的专室。他参观后说：

圭游至院，见天文、地理、格致、算学并女红、烹饪等书，分别排列，其精巧器具物件亦甚多。向其询问，皆乐为人道，娓娓不倦，举止大方，无闺阁态，有须眉气。心甚敬之，又且爱之。

李圭的敬与爱，不仅敬爱美国女子的知识、技能，而且敬爱陈列这些新巧异常物品的女工院，从集资、制图设计到成立后指挥工匠铺设，“皆出女手”，即由美国女子独立自主完成，以及女讲解员娓娓乐道、举止大方“无闺阁态”的精神面貌。他对美国女子的敬爱，是与当时中国妇女对比后得出的，实际上流露的是对美国女权运动不自觉的钦佩之情，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难能可贵的是李圭对美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评价，陪他参观的西方友人对他说：

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今年五月间出一新报，有女子倡言：“我国居官者皆男子，近欲公举伯理玺天德，想必又为男子。何以我妇女不能在列，同受选举，是大非公道事也。”

他听了后说：“前闻英国亦有妇女欲进议政院同参国事，语颇创闻，于彼亦似有理。”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已不是张德彝所说“女贵于男”。王韬此说在1888年，李圭此说在1876年，比王韬早12年，他是输入欧美男女平等思想到国内第一个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的译音；议政院即议院，李圭在这里介绍的是美国选举总统和英国选举议员之事。未进而“欲进”，说明当时欧美女权运动正在争取参政权过程中。可贵的是李圭对此积极地评价：“语颇创闻，于彼亦似有理”，在十九世纪末的晚清来说，李圭的评论，实属难能可贵。

李圭还介绍了欧美的女学：“近年来，各国女塾，无地无之。英国大书院，男女一律入学考试。德国女生八岁，例必入塾读书，否则罪其父母。”介绍后，他还联系中国情况予以评论：

美国女师、女徒多至三四百万人，其所以日兴日盛者，亦欲尽其才耳。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若无以教导之提倡之，终归埋没，岂不深负大造生人之意乎？

李圭因而与中国对比，着重论述中国的女学。首先，由于欧美实行女学，故“生男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中国无女学，则妇女被轻视、蔑视，他说：

若中国则反是矣，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劝之不胜劝，禁之不胜禁，究何故欤？答曰无他，亦由女学坠废所致耳。

这是说明在中国实行女学的重要性。其次，他认为中国上古也有女学，堕废是以后的事，他说：

妇学之名，见于《天官·内职》，德、言、容、功，所该甚广，原非若后世只以文辞为学也。故《易》训“正位乎内”，《礼》职妇功丝枲，《春秋传》称赋事献功，《小雅》言酒食是议。……是三代之时，女学甚隆。

李圭以见之于五经的经训来说明三代之时中国女学隆盛。但这种“三代女学论”并不能证明通过女学可以使男女“无所轻重”。如《周礼·天官·九嫔》的确说过：“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女功。”就第一项“妇德”来说，汉郑玄注：“妇德为贞顺。”对丈夫应贞且顺，本身就是将妇女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又如《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是最早提出将妇女束缚于家庭的一条思想绳索。所以李圭虽证明三代有女学，但决不能证明三代女学与西方女学那样，可以使男女并重。

再次，李圭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条影响恶劣的谚语：

今且有口边一语曰：“女子无才便是德。”噫！惟此语为能误尽女子矣。夫所谓才者，岂惟吟红咏绿而已哉！以是为才，宜乎无德。倘得重兴女学，使皆读书明理，妇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轻视妇女之心由是可改，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

李圭的批判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女子之才，岂惟吟红咏绿而已。女学是为了读书明理也不错。不过，不能否认，女子吟红咏绿也是才之一种，更不能说由于吟红咏绿，使女子“宜乎无德”；女学除读书明理外，还有学习技艺，增加知识的内容。不过从现实性来说，李圭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批评，对以后女学运动的兴起，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李圭通过实地考察，指出西方女学胜过中土的优点：

闻（美国）书馆生徒，尚默识不尚诵读。盖默识则书之精义乃能融洽于心，设有泛泛然视之，不加精研者，必将不能道只字，故默识之法为最善。……总之，教法精详，课程简严，而不事夏楚，师徒情意洽贯。……又闻西人八岁以前，其母先教之识书作字，故迨就外傅，易于教导。是又可见女学之善一大端。

这一段论及三个问题：一、将中国擅长的教学方法诵读，与西方的默识比较，西方教学能融洽书之精义，即能理解书意，认为以默识为善；二、中国教学方法常对学生进行体罚（夏楚），西方则不然，所以师生关系很好；三、强调学前教育——母教的重要性，然而母亲必须先入女校学习，才能教好子女识字读书，以此可见女学的好处。这也是针对中国不设女学而提出的。

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在出版前，李鸿章为之作序。据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他在二十二岁时，“以经营天下为志”，曾看过李圭此书，李圭关于上述女学等的观点，是否因为康有为而影响他的弟子，这很难说。但是，戊戌时期兴起的女学运动中的某些思想，确可以从李圭这本《环游地球新录》中发现蛛丝马迹，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批判“拈花弄草”（李圭称为“吟红咏绿”）的才女，也提倡母教，在《倡设女学堂启》中也称赞“三代女学之盛”。李圭所说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康有为女儿康同薇在其所作《女学利弊说》中称中国为“半教”之国等等。此外，张德彝曾看到西方妇女喜欢一种“贴身服之，腰自细而乳自高”的腰围，评为“矫揉造作”。李圭在美国万国博览会英国馆也看到了，他评为“噫！此殆与华俗缠足同一意，而患处且有甚于缠足者”。细腰之患是否甚于缠足当别论，他将细腰与缠足的危害并列的观点，为后来梁启超所接受，梁启超在《戒缠足会叙》中，就将中国女子的缠足，欧美妇女的细腰，非洲、印度妇女的压首，相提并论，同属“凌人之恶风”。由此可以证明，李圭的上述言论，不仅在女学上，而且在禁缠足上，为戊戌时期的女权运动起一定程度的思想上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