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形与寓言神话创作

奥维德的《变形记》问世以来，文学由希腊气质顿之一转为罗马乃至欧洲气质。这种欧洲想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以奥维德为中心的指涉网络。“奥维德的《变形记》展示了一种审美距离——疏离整个故事中所渗透的任何‘紧迫性’经验。一种关于接受和建构相互交织的奇迹产生于匮乏和任何神话本原的关联……”《变形记》无疑是一本奇书，它的神话接受和神话建构产生了神奇的交织，消除了故事的匮乏，取得了与神话本原的关联。于是，神话无穷地衍生出神话。这是一种关于神话本身的神话。“我们不可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一种大百科全书式神话创作的‘创作’（aufarbeitung）被概念引导而不是被系谱引导，在时代性重要成就方面，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变形世界的变形——并且，正是用这种自我再现的形式，一种为未来准备的文献材料出现了……”就此而言，罗马奥维德运用了“变形”的概念思维来取代希腊赫西俄德的“编纂”的系谱思维。

《变形记》的结尾不无骄傲地表达了它对所有时代来说不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同时也表达了这种“永恒性”与罗马权力的叠合。这种历史情境为“重新占据”一种长期以来由希腊材料所遮蔽的传统位置铺平了道路。一方面，这种新颖的概念化自我再现形式呈现了人类“实质性”的变形能力。“诗人依靠这样的观众：他们对神话的核心内容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毫不费劲地辨认出它们，同时熟练加以增补和变化、变形和连接它们并从中得到快乐。”另一方面，“每一次变形加重了怀疑意识，而这种怀疑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焦虑：最高的权力究竟会对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知道，希腊的传统神话是从混沌演化而来，《变形记》的神话创作明显步武希腊传统。在怀疑意识的驱动下，它以变形的方式走出混沌，走出“最高权力”的阴影。“术语‘变形’不仅是一个神话的集合性标题，而且还给出了神话自身的构成原则：一种属于诸神的根本形式：冲出无形式状态的存在，冲出不可靠的身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冲出不可靠的身份”的变形并没有找到可靠性的港湾，它恰恰展示了不可靠性风浪的冲击。奥维德的《变形记》上承希腊传统，但已改变了希腊造物神的形象。罗马造物神的“变形记”由于不可靠风浪的体验而有一种自我否决的冲动。因此，“对这种情况的建制意味着建立一种伟大的自我否决”。变形是一种伟大的自我否决，但这只能发生在故事中。“这种开端本身就是众多故事的故事，但这里作为世界本身形成的故事。”这个开端既不是解释造物主的身份也不是他的律法，相反，而是设定变形为万物所遵循的地位，即设定了一种新型的创作概念。因此，它既不是造物主的创造，也不是他的法律的颁布，而是一种创作上的变形能力。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一个故事足以说明变形作用具有无比高明的神话智慧：忒拜的狐狸命中注定不会被任何动物捕捉，而雅典的猎狗命中注定要捕获任何它所追逐的东西。倘若这两只动物真的是“冤家路窄碰了头”，那么，我们的任何意义系统毫无疑问遭到了动摇，这个世界的任何逻各斯和可信的判断都遭遇了威胁。宙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十分独到，他把狐狸和猎狗都变成了石头。在神话系统中，既然任何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宙斯也没有法力无边的本事，还好他可以动用神话智慧。于是，他首先动用变形来阻止这个预设了悖论的运动的发生。

我们常常说，欧洲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以奥维德式变形为中心的。这种神话故事的讲述不仅显示了新颖的自我显现形式，规定了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而且它还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寓言。

神话叙事和变形能力在寓言文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们体现为神话创作中具体的诗艺技巧：反转和戏拟。

布鲁门贝格尝有言：反转是世俗化现象的基础。伊索寓言中动物主体已是对荷马诸神的反转，如果我们按照布鲁门贝格的思路来看，近代的世俗化说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文明中伊索寓言的潜在价值，因此，那种偏执于“近代的世俗化”观念无非就是一种布鲁门贝格所判定的历史的非法概念。伊索的动物寓言展示了从anthropomorphic（神人同形）向theriomorphic（人兽同形）的演进路向。这种变形对价值哲学来说，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转型。在古希腊文明中，伊索寓言的普遍影响延伸进了苏格拉底的监狱，这颇为令人惊奇。或许，伊索寓言的主体就是动物的诸神，在寓言之中，神话的特征已经进一步人性化。就是在寓言这里，人取代了史诗中英雄的塑造，朝着资产阶级状况的方向发展。那么，动物的主体已经是荷马诸神的颠倒。“除开史诗，这又是神话创作的形式：除了对诸神妖魔化和诗化外，还有都市化的形式。通过它们，人首次在自身中发现这种一直来所规避的陌生的个体化过程。那么，寓言尽管具有神话把妖魔转变为人和动物的残余，但它同时还作为一种类型，反对所有史诗中易于辨别的诸神的诗化人性。”通过史诗神话创作和寓言神话创作的区分和交融，布鲁门贝格揭橥出伊索寓言的神话创作产生了希腊悲剧所没有的新生力量——都市化和个体化，它们预示了一种新颖的人性需要。因此，伊索寓言所包含的神话能量仍然能够产生和承受古希腊悲剧的整个世界。

寓言的戏拟性格是一种为神话创作所大量运用的技巧。比如，伊索寓言的动物主体已是荷马诸神的戏拟。不知何故，戏拟总是使寓言创作屡受贬值。“在这个方面，神话操作方式的主要特征被夸大了，并且达到了一种极限，在其中，它们用以创造的形式都寿终正寝了。”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它可能是：其一，戏拟很难控制在合适的限度之内，它往往具有一种戏耍过度的特征。矫枉过正，戏拟往往适得其反。其二，戏拟是一种虚拟的行为。过于重视戏拟就是过于重视技巧，忽视了真正具有实质的内容和意义。但是，戏拟如果不是在虚拟和嬉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它早日回头是岸，重新回到变形的轨道上来，情况可能就会好些。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中无法否认智者们的寓言化解释，尽管他把这种解释贬为无实质化的变形能力。当戏拟具有一种实质化的变形能力时，“诗人把变形看成是神话的中心性质，因为，只有通过它，神话才能变为可以进行审美叙事的东西。人们都认为，对诗人来说，普洛透斯（Proteus）的形象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但是，这是一个仓促的推论。”如果变形追求的是纯粹的差异性，在这个程度上，它不再具有任何实质自我，因此炸毁了神话的可叙事性原则。在戏拟的极致之处，神话又炸毁了自身。因此，神话的审美叙事在变形和戏拟中稍有不慎，即有自我毁灭之虞。

人们都说，寓言是属人的一种叙事文体。不过，上帝有时候不仅使用诡计，而且还使用变形法术。此类上帝的故事会是寓言吗？尼采曾高傲地说，悲剧保留了渎神的故事，但只要普罗米修斯还属于诸神的系谱，带着狄奥尼索斯的面具，这已不是一种属人的寓言了。布鲁门贝格提醒我们：人和神关系的神话不是一种寓言，只有人与自身的关系的神话才是一种寓言。尼采的渎神故事看似是一个神话故事，其实是一种寓言，因为它含有泰坦式个体奋斗的精神。据布鲁门贝格的人物性格的精神分析鉴定，尼采笔下的泰坦式个体早已不是尼采心目中的诸神，而是他所憎恨的资产阶级。我们还需注意，笛卡儿的邪恶精神——怀疑意识最为容易侵入人与自身关系之中。寓言中的怀疑意识促使现实的最高权力转化为一种权力分立状态，造就了艺术的主体形而上学与客观真理观念相颃颉。因此，怀疑意识可能是寓言的终极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寓言的神话创作是保护人的。

西方文化的神话创作以奥维德式的变形为中心，展开了欧洲性的想象，规定了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这一切在寓言文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凭借戏拟和变形等诗学技艺，寓言的神话创作揭示了人与自身的真实关系，满足了一种新生的人性需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过分注重人与自身关系的寓言有自我毁灭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