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统

《十翼后录》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正统。黄以周治《易》兼收并蓄，但是以《易传》为根本，以传统的象数、义理为主干，对于方术、纬书、异学一类多有避免，守住儒家经典一脉。因此，黄以周对于王弼、韩康伯援庄老虚无之说以解《易》，多有批驳。《四库全书总目》评述王弼、韩康伯以义理说《易》之长短，曰：“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黄以周在《十翼后录》中，认为王弼、韩康伯之易说所以被选为官方学说，与唐人特定风尚大有联系。“唐冒称老子为远祖，其作《正义》时，必以能解《老》者为能解《易》，故用王辅嗣、韩康伯两注，以其能援老解《易》也。李氏《集解》虽遵旧分章，而此专袭韩注，不一采汉诸儒之说，盖一时风尚如此。”黄以周治《易》学既以崇经尊传为立场，故而对于王弼、韩康伯以老庄虚无静寂之说解《易》，尤为警惕，多有辨析。

《咸·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王辅嗣曰：“以虚受人，物乃感应。”程正叔曰：“泽性润下，土性受润，是二物之气相感通也。人中虚则能受，实则不能入矣。虚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黄以周明辨此“虚”“实”之义，严守儒道一线之隔。其言曰：“大山之上，有积水之泽者多矣，此实象也。而诸家以为泽气上蒸者，取山泽通气相感之象，义亦通也。虚非阒寂之谓。荀子曰‘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复·彖》:“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程正叔曰：“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天地之心。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朱晦庵曰：“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黄以周以为天地一心，见与不见，始终存续。其言曰：

王注、孔疏以老释《易》，返之虚无。欧阳氏、苏氏已辨之，程子、朱子复辟之。而说者犹纷纷歧论，何哉？周谓：冬之闭藏不固，即夏之生长不坚。亥月纯阴，此心闭藏，未尝非生物之心，而不可见也。至一阳复而天地之心见矣。圣人之于物，生杀并用。当其用杀之时，未尝非好生之心，亦人所不见也。至于生物，而圣人之心见矣。夫见、不见者，时也。天地与圣人，岂有二心哉？

天地之心、圣人之心皆一，见与不见为对文。以为天地之心有二，固非；以为天地之心虚寂，亦非。道家言心之虚无，尤为黄以周所瞩目者。《咸·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王弼以为感之极致，在于无思。“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则至于害，故必贞然后乃吉，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始在于感，未尽感极，不能至于无思，以得其党，故有憧憧往来，然后朋从其思也。”易彦章曰：“咸，感也。感以心为主，而偏体皆所感之一。初、二、三、五、上，皆感其偏体者也。惟所感出于心，故皆以咸明之。九四在上下之间，其位在心，故不言咸而言所感之道。所感得其道则吉，非其道则有朋从尔思之戒。感以心为主也，圣人尽咸感之道，其有不由于心乎？”黄以周赞同易彦章之说，反驳王弼无思以感之说，其言曰：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言过分往来之界，未免朋从之累，见私心之不可用也。《系辞传》曰：“天下何思何虑？”言天下虽有往来之界，不必分也。而说者不细绎《系辞传》之意，遂谓九四非无心之感，故未光大，易氏驳之，是也。《传》曰：“未感害也。”“未感”句，“害也”句，与《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句法同。又与二爻《传》“顺不害也”反对。九四以心感人，故“贞吉悔亡”。所虑者有朋从之累，则所感者吉，所未感者害也。未感而害，即起未光大之意。与《坤·三》《屯·初》《谦·上》《鼎·二》《震·初》《旅·四》《巽·上》《小过·四》诸《传》合读之，例自明。

道家讲无思无心，儒家讲有心去私心，黄以周此处划清儒道之界限。《咸·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黄以周此处再论儒道有无之别，其言曰：

王辅嗣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进不能大感，退亦不为无志，其志浅末，故无悔而已。”后儒因之，以无心之感为妙，参用异端虚无之旨。且《彖传》“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正惟九五当之，以为浅末，岂理也哉？据《程传》意，五应二比上，存心浅末，戒使咸脢，于经《传》未顺。而以五为人君感天下之正，则未误矣。项氏平甫末训无，志末即无思。仍沿王氏之谬。

王弼、韩康伯既援《老》以注《易》，必重道化无为，而轻有心作为，轻仁礼知乐。《系辞·上》:“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韩康伯曰：“君子体道以为用也。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则日用而不知，体此道者，不亦鲜矣？衣被万物，故曰显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诸用。万物由之而化，故曰鼓万物。圣人虽体道以为用，不能全无以为体，故顺通天下，则有经营之迹也。”韩氏所言，崇无贱有，体道贵于经营。黄以周对此解说，颇有批评。其言曰：

“仁者见之”，“知者见之”，谓见道也。“谓之仁”，“谓之知”，赞辞非贬辞。韩氏见仁见知之非君子，失之太浅矣。“藏”，郑本作臧，善也。善其用，谓知也。“显诸仁，藏之用”，承上见仁见知言之。韩氏作藏，以百姓日用不知为藏诸用，申其说者皆言道神妙无方，已用而藏之，则又失之太高矣。以见仁为所见之偏，以显仁为造化之功用，何其歧邪？韩氏又云圣人不能全无以为体，是并不慕圣人，而慕道之虚无也，是援老以解易也。

韩说援《老》以解《易传》，纯属曲解误说。黄以周认为，《易传》本意在于赞叹仁知君子之盛德大道，而非仰慕老子虚无之道，其言曰：

细绎圣传，叹君子之道鲜矣，重君子也，即重仁者、知者也。“盛德大业至矣”，亦君子之盛德大业也。安见其慕虚无之道、无心之天也邪？既叹君子之道鲜矣，则显仁藏用，皆以君子之道言，非以造化之道言。谓君子能显发其仁，而善其知之用也。“鼓万物”，君子鼓之也。“不与圣人同忧”者，圣人与民同患，故作《易》而有忧，君子能鼓舞万物之乐，“不与圣人同忧”，此以德业之盛大者言也。

圣人多以实言，并非幻变虚无。《系辞·下》:“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黄以周以为圣人征实，早防虚无之说。“苟无揆度之人，以六位为终虚，‘易’道岂以虚行哉？圣人之辞，变而归之常，虚而归诸实，后儒幻变虚无之说，若早防之矣。”

王弼、韩康伯之外，黄以周对于僧一行等方术亦有驳正。《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程正叔曰：“井之为物，存之则秽败，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也。鼎之为用，变腥而为熟，易坚而为柔，水火不可同处也。能使相合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洪迈曾经赞叹僧一行之历，“大衍之用四十九，一行以之起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当四十九。诸儒赞《易》，皆不及此”。但是洪氏此赞，却遭到黄以周否定，“以周谓一行托《易》以立术，非《易》义也，赞易者安用此？”《观·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程正叔曰：“天运行四时，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项平甫曰：“凡有言、有事者，皆以迹治，未可以为神也。观则不言不动，相观而自化，此所以为神也。不察者以为别言神道，是不达观义也。”朱晦庵曰：“极言观之道也。四时不忒，天之所以为观。神道设教，圣人之所以观也。”任翼圣曰：“圣人下或增以字，非。天之神道谓巽也。风自天降，春谷风生，夏凯风长，秋凉风收，冬朔风闭。风行而四时不忒。凡坤地之物。其生长敛藏，无不顺也。夫圣人亦有神道焉，上之风之，下之从之，其向化在民，其感孚在君也。”黄以周赞同项氏、任氏神道之解，对于异端学术尤为警醒。其言曰：“神道设教，教不见其迹也。《中庸》所谓不言而信，得之于观感也。宋杜镐举神道设教答真宗，遂启天书之诞，经学不明，而异端起，天下之乱自此生。项氏、任氏盖深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