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求是

根据王逸民《黄式三先生年谱稿》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黄式三作成《求是室记》，曰：“天假我一日，即读一日之书，以求其是。”前述严铁桥亦以实事求是肯定黄氏之学。今观《春秋释》之书，虽然拘守《左传》，但是求是的倾向依然明显。

黄式三求是，首先表现在不守门户，惟求其是。“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春秋》学领域，《左传》属于古文学，《公羊传》《穀梁传》属于今文学。自西汉以来，彼此间各守门户，攻击不休，以致学人这样论断：“《左传》之学是在和《公羊》《穀梁》之学的斗争中开始，发展并且壮大，而这一斗争又始终和今古文之争的大趋势相一致。”此种纷争绵延不断，直到晚清章太炎、刘师培与康有为、刘逢禄还代表今古文学派针锋相对。难能可贵的是，黄式三在《春秋》学领域犹如他的礼学研究，同样做到有立场而无门户，坚持实事求是。

试举一例，鲁僖公十八年，《春秋》载曰：“冬，邢人、狄人伐卫”。《公羊传》曰：“狄称人者，善能救齐，虽拒义兵，犹有忧中国之心，故进之。不于救时进之者，辟襄公，不使义兵壅塞。”《公羊传》之意在于，称人对于狄人来说，是一种肯定和褒奖。为什么要褒奖狄人呢？因为救齐之事表明他们有忧虑中国之心。为什么不在他们进行义举亦即救齐之时褒奖他们，称之以人？因为当时的主角是宋襄公，正面人物形象是宋襄公，要突出他，要肯定宋襄公的义举，所以狄要先行回避一下。等到后面狄人伐卫时，再来肯定他们，把人的称号赐给他们。如前所述，黄式三认为救与执皆纪事实，非关褒贬。所以，《僖公十八年》书“狄救齐”与《僖公二十八年》“楚人救卫”、《襄公十年》“楚公子贞救郑”一样，没有褒奖之意。黄式三的这种论断，实际上否定了《公羊传》的观点。

又如，《春秋》隐公九年《穀梁传》云“聘诸侯，非正也”。《穀梁传》的这个观点影响很大，万斯大《学春秋随笔》即认为诸侯时聘天子与周礼相合，而天子不能时聘诸侯。后代儒者甚至从《春秋》纪事中找到证据，证明《穀梁传》所言属实。“后儒从其说者言齐桓之霸，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襄王二十三年当鲁僖公之三十年，王使周公聘鲁，由晋文之不明王禁有以致之。”黄式三首先引用《周礼·大行人》“间问以谕诸侯之志”之句，认为天子可以时聘诸侯，“间问与归脤、致禬并言，则天子之于诸侯于礼有问，问即聘也。诸侯之于天子，小聘曰问，聘问为二，天子则以问为聘，聘问为一”。其次，黄式三认为所谓春秋史实并不可靠，难以证明《穀梁》之言。“《春秋》于庄公二十三年书‘祭叔来聘’，至僖之三十年‘周公来聘’，中间相距止四十一年，如谓祭叔私来不在此数，则自桓公八年‘家父来聘’至僖公三十年，相距七十三年，言六十年者无据矣。且庄公二十六年齐桓始霸，自此上溯桓公八年，相距三十五年，齐桓未霸而周不下聘，谁之力欤？此申《穀梁》说以褒齐桓者尤愦愦也。”黄式三的这种论断，非常雄辩地否定了《穀梁传》的观点。

黄式三虽然在具体的问题上不同意《公羊传》与《穀梁传》，但是并未由此走向门户之见，一概否定，不与通融。比如在《释归入》中，黄式三就采用《穀梁传》之说，认为与《左传》相合。“《春秋经·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 《穀梁传》曰：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为以王命绝之也。是时鲁、齐、宋、陈、蔡纳朔而王人子突救之，卫人以王命拒朔，不胜五国之强，书朔入，难辞也。”又曰：“通前后例之，内弗受而强立之曰入，《左》《穀》义同。”在《释兄弟》中，黄式三又赞同《公羊传》之说，认为《春秋》之书，书兄皆为母兄，书弟皆为母弟。书兄者，如“卫侯兄絷”是也。书弟者，如“齐侯弟年”“郑伯弟语”“鲁公之弟叔肸”“卫侯弟黑背及”“陈侯弟黄及招”“天王弟佞夫”“秦伯弟针”“宋公弟辰”是也。《春秋》所以书同母之兄弟，“重宗法也”。黄式三认为，《公羊传》与《左传》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有不同。“《公羊传》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左氏》之说亦同。”

黄式三求是，其次表现在开放阙疑，惟求其是。统观《春秋释》一书，黄式三在立例、提纲、评议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多闻阙疑，不强经以就己，也不排人以树己。黄式三在提到唐宋疑传弃传学风的时候，曾经以日食为例，谈到阙疑的问题，反对诬固之弊。曰：“《经》尚有讹，《传》自不免，则《传》之有可疑者当阙之，不可肆意攻击也。”在《百里奚论》中，黄式三也针对传记言百里奚事迹失实，表达了开放存疑的立场。“《左传》称蹇叔哭师，《公羊》《穀梁传》言哭师二臣之有奚，奚去虞年七十，越三十年而有哭师之事，则百岁老臣见忤于穆公乃如是？《史记·蒙恬传》言秦穆公罪百里奚，应氏《风俗通》沿之，因证穆公之谥为缪。果尔，穆公始能用贤，终加刃于期颐之臣，则《书》录《秦誓》取其用贤，抑复何说？《论语》曰：多闻阙疑。”

在《释偏两卒伍》中，黄式三对春秋军制进行专题考辨。他认为古代一乘也即一两，“一乘：辎车二十五人，驰车七十五人，合辎车、驰车为两，两用百人，是谓两之一卒”。而偏两相当于偏师，“不用全军曰偏师，不备辎车曰偏两”，所以偏两在人数上就等于七十五人。在黄式三看来，《左传》桓公五年“先偏后伍，伍乘弥缝”，是指“先用驰车偏两，后用辎车之二十五人为五伍，副驰车以弥缝”。宣公十二年“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是指“谓十五乘之广用千五百人外又以百人副之，而此百人不以副辎车，专副驰车也”。成公七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是指“留驰车中士卒十分之一以教战也”。昭公元年“参为左角，偏为前拒”，是指“以驰车之七十五人为前拒也”。总之，“《传》之四言偏者，一例”。虽然，黄式三对自己的考辨较为用心，但是并未就此关上讨论的大门，而是留下了继续探讨的余地。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后，他又用“或曰”的方式引出春秋军制的另一解释。先是郑玄在《周官·夏官·司右》注中提到“车亦有卒伍”，再是贾疏引《司马法》“二十五乘为偏”，“百二十五乘为伍”，最后是江慎修申之以为车法，认为“两偏为卒，五偏为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为卒，百二十五乘为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为卒，七十五乘为伍”。至此，《左传》所云偏两卒伍皆言车法也。虽然，黄式三对以车法解释偏两卒伍，心有疑虑，但是坚持存疑，并未走向固执一见。“《左氏》昭公元年《传》明言毁车崇卒，则所谓‘偏为前拒’者非车战矣，两偏为卒古无明文。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江氏谓‘质言之，以三十乘适吴留其半耳’，此文终不可解。”这种开放存疑的态度，正是求是的体现。

黄式三求是，还表现在审慎持中，惟求其是。在《释族》中，黄式三认为，称族之例有两种情况，都是《春秋》之正例。首先，公子、公孙、公族之亲不待赐而称，但是遭贬则去族。“贬而去族，或恶之，或自谦，恶之以诛不善，自谦以别嫌疑。”因此，鲁隐公时期，两书“翚”而不称公子，出于“疾之”，实际上有贬意。其次，本非公子、公孙而后为大夫者，则赐族而称氏。因此，鲁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鲁隐公八年，“无骇卒”，都不能视为贬例，因为无骇之氏，赐于卒后。

其实，在称族称名的问题上，《春秋》学领域其实有两种较为极端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春秋》书名书氏，有着单纯而严格的规定，简单划一，以宋代刘敞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春秋》书名书氏并未有任何准则，完全依照旧史现状，并无书法义例可言。黄式三对两种极端的意见都加以否定，保持一种持中的立场。“刘氏原父谓：四命之孤称字，如单伯是；大夫再命者称名，如无骇、如侠是；大夫三命者书氏书名；公子之尊视大夫，非三命不书公子。刘意谓《经》之所书，以爵之尊卑为等杀，而考之《经》《传》，殊不可通。近儒谓《经》书爵次名氏，一因旧史，则泥于《春秋》据事直书，不加褒贬之说耳。夫《春秋》之书，褒贬最严者也。贬而去族，或恶之，或自谦，恶之以诛不善，自谦以别嫌疑，皆法之不容已也”。黄式三认为，在称族的问题上既不能简化化，也不能虚无化。他反对《春秋》无例，但也不同意处处有例，一例以通经。

对杜预《春秋释例》的态度，最能见出黄式三持中求是之学风。他一方面肯定杜预是《左传》之功臣，“《左传》五十凡得杜氏《释例》通其大半”；另一方面又具体分析《释例》的问题，指出其错误。比如在《释归入》中，他就指出杜预之误，“《左传》曰国逆而立之曰入，杜元凯云本无位而国人迎立之则称入，其不然乎？”在《释救执》中，黄式三特地分析杜预《释例》之误，“杜氏《释例》有得有失，而执诸侯例竟无一是者，沿《传》文之讹，而附会于讨贼称人之例耳。不知杀大夫一例，执诸侯一例，非天子、方伯不可以执诸侯，此执诸侯例之不得与杀大夫同例也”。此类纠正在《春秋释》中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