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内辅与外朝关系

西汉内朝的主要职责是辅助皇帝决策，受皇帝之命处理特殊事件；外朝担负秉钧执政的职责。

1．内辅与外朝职责关系

内朝的主要职责是议论时政，向皇帝提供备选的决策方案。皇帝有时会径直听从中朝的建议，下令臣下执行。如师丹居三公位，多次上疏议论朝政，哀帝不悦，“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宜下廷尉治”。于是事下廷尉。

但是，对于有些问题，中朝外朝又常联合进行议论。如：

萧望之为御史大夫，“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诸吏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问望之计策”。

哀帝要治罪丞相王嘉，《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五记载：

事下将军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

《汉书·王嘉传》记载此事说：

事下将军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

又据《汉书·龚胜传》，这次参与中朝议论的，又有司隶校尉鲍宣。哀帝接到中朝官意见后，又制曰：

票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

这是让外朝与中朝官员联合议事。卫尉云等五十人以为：“如光等言可许。”议郎龚等以为“宜夺爵士，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则以为王嘉“罪恶虽着，大臣括发关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最后哀帝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

哀帝要治罪丞相朱博，《汉书·朱博传》说：

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劾奏：臣请诏谒者召博、玄、晏诣廷尉诏狱。

“玄”指御史大夫赵玄，“晏”指外戚傅晏。哀帝又制曰：“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这又是让内外朝官员共议。右将军蟜望等四十四人赞同彭宣意见；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则发表不同意见。

而在相当多的时期，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外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过程中，仍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无论内朝还是外朝，都担负着议论时政、辅助皇帝决策的职责，内朝官本人便是百官中的一部分，在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治中，内外朝臣互相合作的一面是不能被忽视的。虽然内朝的出现必然会影响外朝的议政功能，但是，我们不便骤下论断说内朝始终是作为外朝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我们要结合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具体的分析。

2．内辅与外朝关系嬗变

西汉内、外朝关系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自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二月至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三月，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霍光不仅主宰着以自己为核心的内朝，而且还控制着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其间的丞相田千秋、王䜣、杨敞、蔡义和韦贤等，或老迈平庸，或谨小慎微，难与抗衡，“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他一废、三立皇帝，其中两次定策择立，史上罕见。昭帝年幼，宣帝乍立，“天下事一决于光”，又多次铲除异己势力，皇帝畏敬。所以在这19年间，内朝不仅压制外朝，也不受皇帝控制，可谓势力极度膨胀时期，这一时期是内辅制度正式出现并发展的时代，可称为“霍光时代”。

始元元年（公元前86），金日磾去世。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两位内辅首领合作初期，“相亲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光女为桀子安妻”。始元四年（公元前83）春，上官安之女立为皇后，上官安为车骑将军，加入内辅团队。逐渐地，两大内辅首领发生权力之争，一个反对霍光的集团隐然形成，《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三说：

（上官桀）由是与光争权。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桀、安、弘羊皆与旦通谋。

盖主即昭帝的姐姐。元凤元年（公元前80），霍光粉碎这个集团，并调整内辅团队，以尚书令、光禄大夫张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 “以自副焉”，后有诏说他“辅政宿卫”。又以谏大夫、建平侯杜延年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吏民上书言便宜，辄下延年平处复奏”。霍光以丞相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兴大狱，打击田千秋，其中少府自杀，廷尉与左冯翊腰斩。史称“时政事壹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自守而已”。

元平元年（公元前74），汉昭帝去世，霍光主持定策，撇开当时武帝唯一在世的儿子广陵王胥，迎立刘彻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刘贺狂悖无道，大臣王吉奏书戒之曰：

大将军虽周公、伊尹无以加也。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霍光欲行废立，问计于旧部大司农田延年，加其给事中，进入内辅团队，秘密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定计后，使田延年通知丞相杨敞。杨敞惊惧，徒唯唯而已。霍光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于未央宫，田延年离席按剑，终于定策，迎立武帝的曾孙刘病已，是为汉宣帝。霍光稽首归政，宣帝谦让，令诸事皆先关白霍光，然后奏御，虚己敛容，礼遇有加。《汉书·霍光传》说：

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这其中不少属于内辅团队者。宣帝为制衡霍光，让太中大夫张敞、光禄大夫于定国“并平尚书事”，又以夏侯胜为谏大大、给事中。张敞、夏侯胜敢于忤霍光，而于定国“甚见任用”。本始四年（公元前70），霍光一女立为皇后。

地节二年（公元前68），霍光病死。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建议重用张安世制衡霍氏。于是，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同时又封霍光兄之孙、奉车都尉霍山为乐平侯，领尚书事。不久，魏相使人奏封事说：

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复为右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恐寝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

宣帝废掉领尚书者先看奏事副封的制度，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削夺领尚书事霍山的权力。又让魏相以御史大夫身份“给事中，皆从其议”，成为特殊身份的中朝臣。于是，霍光的遗孀警告子弟说：“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

不久，魏相为丞相，仍可“数燕见言事”，霍氏的政敌平恩侯许广汉与侍中金安上等也开始“径出入省中”。宣帝又对霍氏家族具备内辅身份的成员进行岗位调整，重点是剥夺其领兵、宿卫之权，而外戚许、史家族子弟和张安世掌控了禁卫军。霍氏成员相对啼泣自怨，霍山说：

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发扬大将军过失。尝有上书言我家昆弟骄恣，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

地节四年（公元前66），霍氏族灭。宣帝开始躬亲政务，“省尚书事”。他综核名实，励精图治，缘儒术以饰吏事，号称“中兴”。中朝首领张安世谦恭谨慎，对外朝表示尊重。以张安世、韩增、许延寿等为首的中朝和以魏相、丙吉、萧望之、黄霸、杜延年等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外朝，在宣帝的有效操纵下，各自较为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可谓洽宜。这种局面持续大约14年。

到甘露元年（公元前53），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许延寿死。自此直至黄龙元年（公元前49）共约4年，史书无置大司马或领尚书事的记载，其间虽然可能存在着其他内朝官，但中朝的地位显然大为削弱了。这是因为宦官势力膨胀、中朝被疏远故。据《汉书·萧望之传》, “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者用事”，受宠的中书宦者是弘恭和石显，“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于请奏，能称其职”。这极大削弱了中朝议政的职能。这一时期可谓是中朝被皇帝疏远、体制残缺的衰弱时期。

黄龙元年十二月（公元前49），宣帝临终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兼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诸吏，三人皆领尚书事，内朝的体制又完备起来。萧望之又选宗室、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即刘向）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

但“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与高、恭、显忤”。元帝即位数年，“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自决，贵幸倾朝”。不久，萧望之等皆免为庶人。后萧望之赐爵关内侯，坐次将军。元帝“方倚欲以为丞相”，石显等又污蔑说：

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

最后，石显一党终于逼死了萧望之、周堪、张猛，废锢了刘向。这一时期的另两位大司马王接、许嘉以及将军常惠、冯奉世、王商等，也无抗衡石显的史载。所以，终元帝一世的15年，中朝虽然体制完备，但受到宦官势力的压制。

成帝即位，清除石显一党，中朝才摆脱了尴尬境地。帝舅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先后以大司马、诸将军领尚书事，是中朝领袖。虽然王氏家族时有跋扈不法之举，但没有到霍氏家族的地步；虽有王凤逼死宣帝母亲家族成员、丞相王商和京兆尹王章之事，但成帝世的丞相薛宣、翟方进等号称能吏，多能任事，外朝大致能正常运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内朝和外朝大致能够在成帝的控制下各尽其职。

哀帝时，傅晏、傅喜、丁明等以外戚、董贤以佞幸而为内朝首领。哀帝“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他有效挟制了内朝和外朝。外朝三公朱博、王嘉、师丹等虽用事任政，但在哀帝的猜忌下，在短短的6年间，与内朝首领傅晏、傅喜、丁明等或遭杀，或遭贬。而另一方面，哀帝常让中朝议外朝首领之罪，应该说此间是内朝议政职能发挥得较为充分的时期。

综上所述，内朝与皇帝、外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复杂多变的关系之中，内朝权势在不断地消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