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富鲁迅气质的“否定者”方玄绰
《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就是一位典型的否定者，其否定者的角色身份与其口头禅“差不多”的发现、阐释与分析运用分不开。“差不多”的核心要点是，人处在“差不多”的角色位置上大抵会有“差不多”的表现，比如曾经被权力所压榨的人只要拥有权力就会以权压人。这固然是对国民劣根性及其文化心理极尖锐也极深刻的批判。其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和尖锐，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其中投射了太多鲁迅自身思想的光芒。我们很容易从鲁迅的杂文中找到同样的批判话语。我们不妨各摘录两段以便对证：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
——方玄绰《端午节》
他最不敢见手握经济之权的人物，这种人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但还在宝座上时，却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
——方玄绰《端午节》
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
——鲁迅《书信·致曹靖华》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主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以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他的恶姑一样毒辣。
——鲁迅《坟·寡妇主义》
只要简单的比较就能说明，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其实也就是小说中的方玄绰，或者不妨说小说中的方玄绰的思想其实不过是现实生活中鲁迅思想的投影。然而令人不免费解的是，对这样一个目光犀利、见地独到、颇具批判意识，而且其中投注了自身思维的人物，作者却没有采取肯定的叙述方式，全文的叙述基调是反讽的，是否定性的。因为这样一个典型的否定者背后还站立着另外一个否定者，给这个否定者以再否定，而这个再否定者就是文本的叙述者。叙述者有时甚至不惜破坏现代小说叙述的基本规范，而采取直接“评论”的方式否定方玄绰：“……而其实却是都错误。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虽说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种安分的空论。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总长冤他有神经病，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他决不开一开口；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
令读者不免惊奇的是，“差不多”是方玄绰不断用来否定周边所见所闻的武器，但在叙述者的叙述中，读者赫然发现方玄绰本身就站立在“差不多”的行列中，方玄绰与自己的否定对象本身就“差不多”，只要有“差不多”的机会，方玄绰也从不含糊的“差不多”。好友金永生有钱也不借给方玄绰，方玄绰同样有钱也不借给自己的老乡；在方玄绰眼目中，既然自己教书做官拿不到薪金，那么自己的儿子读书欠钱也可以不还；困境中没有文化水平的方太太想到了买彩票而被方玄绰所否定，但困境中有文化水平的方玄绰也曾为此动过心。只要有一丁点“差不多”的机会，方玄绰就会“差不多”；只要有一丁点权力，方玄绰就会用来欺压旁人；方玄绰甚至与当权的官员一样，不惜颠覆人世间天经地义的权利规则来欺压人。比如，欠债还钱，原本天经地义，但被欠薪的教员或一些无关紧要的官员为什么只有发起索薪运动才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就因为手握经济权的人物却可以蔑视这条“经义”，他们还在宝座上时，总是一副阎王脸，从来把债权人当做奴才看。债务人从来没有不还债的权力，但方玄绰却正是利用这个荒谬的“权力”从店家赊欠一瓶莲花白。政府官僚有权欠方玄绰等职员的薪金，方玄绰也以“不还账”为要挟继续赊欠店家，从而与操持着债权人生杀之权的官僚彻底“差不多”。
然而，对于方玄绰这类的否定者而言，最可怕的还不是否定者正为否定者自己的否定所否定，“差不多”的批判者自己也从来“差不多”；而是否定者方玄绰只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时，“差不多”才会成为其手中的批判武器；否则，“差不多”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只是自己面对社会的丑陋、现实的残酷、人性的荒谬时一服精神抚慰剂。当方玄绰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只要想到将来这青年有了儿孙，也是这副架子，便再也没有了不平；看见兵士打车夫，只要想到如果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是这么打，也就再也不放在心上了。试想，当“差不多”理论成为“差不多”劣根性的保护伞，这劣根性自然就在国民心中生了根，这国民劣根性自然就像鲁迅所比喻的没有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所以茅盾读了《端午节》后说：“比较隐藏的悲观，是在《端午节》里。‘差不多’说就是作者所以始终悲观的根由。而且他对于‘希望’的怀疑也更深了一层。”
其实，当叙述者否定方玄绰时，隐含作者也在否定叙述者。这种否定是通过维护读者对方玄绰保持适度的同情而实现的。隐含作者为《端午节》设定了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者，从而使叙述者可以自由地出入方玄绰的内心世界。因此，当叙述者一方面否定方玄绰时，读者依然对其保持适度的同情，从而保证方玄绰遭遇叙述者的否定时，其“差不多”说的批判性锋芒和锐气依然闪亮。正如韦恩·布斯在分析简·奥斯汀《爱玛》的修辞策略时所说：“在不减少展现缺陷的情况下而仍然获致同情的效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使用了女主人公作为描述自身经验的叙述者，尽管她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的……让故事的大部分都通过爱玛的眼睛展示出来，这样，作家就能保证我们能随着爱玛一起旅行，而不是站在一旁反对她了。”不过，“如果说赋予主人公以反映他自己故事的权利便能够保证获得读者的同情，那么，收回这种权利而转予另一个人物，则能防止过分的认同。”鲁迅在《端午节》中也正是通过全知叙述者的设置从而控制了读者对方玄绰的同情与谴责保持在一个适宜的比例中，不会因为叙述者的否定性叙述而丧失了其基本的同情。因此，一方面是叙述者直接跳出来，以评论的方式指出这“也可以判作一种挟带私心的不平”, “人们是每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方玄绰作为思想者在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形象被解构了；另一方面叙述者却不时地进入方玄绰的内心世界采取内透视的叙述方式，方玄绰对政府官员、青年学生、新闻记者、教师同僚、出版商、兵士、车夫等等社会大众人物的“差不多”的否定正是通过内透视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其入木三分的尖锐批评自然让读者依然对方玄绰保持几分敬意，就是方玄绰自己“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认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
《端午节》由方玄绰否定社会，由叙述者否定方玄绰，再由隐含作者否定叙述者，整篇由此而形成否定之否定的修辞结构，从而使其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抵达了鲁迅特有的深度，读者从中再一次清晰地看到了鲁迅所发现那个的没有任何窗户且万难破毁的“铁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