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教学与民族的现代性精神资源（代前言）

一、鲁迅的“活”路

抛开历年来鲁迅文学课堂的是是非非不说，我以为，鲁迅文学教学的核心问题是，教学生真真实实地运转自己的脑袋阅读思考鲁迅文字，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切理解、体会和感受。倘能如此，我们的老师“活”了，我们的学生“活”了，我们的鲁迅“活”了，我们这个寄予了大家许多美好梦想的民族国家“活”了。

这是一个可以自由言说却又无法言说自由的问题，但这却是拙著思考的原点。我曾有两段文字表达了这种思考，一是2012年发表在《文艺争鸣》6月号一段有关《孔乙己》的文字；二是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从<藤野先生>学术场域看日本鲁迅研究特质》（发表在《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谨录用如下，作为拙著的前言。

二、民族的现代性精神资源

关于鲁迅，我同意这样的价值定位：“鲁迅是与孔子同等重要却比孔子更具现代性意义的民族的精神资源。”这是已然走在现代化路上的中华民族无上宝贵的资源。回顾鲁迅研究近百年历程，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总难免不犯类似阿Q的错误，那就是用未庄的标尺丈量未庄以外的世界，用我们自己的视界框定鲁迅世界，用自制的标尺丈量鲁迅，用先置的意图索解鲁迅。以国人耳熟能详、妇孺周知的《孔乙己》为例，孔乙己悲剧的批判所向从来被无可置疑的逻辑锁定在早已不存在的封建科举制度、早被取而代之的封建教育制度、早已风光不再的封建思想或文化等等因素。一句话，从来都是被锁定在人之外的制度、文化、社会等外在因素，而不是人自身。但鲁迅“立人”的核心思想、鲁迅“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启蒙知识分子角色的独特定位，甚至鲁迅自己关于《孔乙己》“旨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阐释同样耳熟能详，但在解读《孔乙己》的课堂上全被选择性遗忘，视若无物。阐读者即便为了体制批判的需要而连带批判孔乙己的酸腐灵魂，也不会调转方向对准“一般社会”中个体的灵魂，更不会调转矛头对准自我、对准自我冷漠亦且麻木的看客灵魂举起手术刀。如此这般，一代代国民尽管熟悉孔乙己就像熟悉自己一样，但与当年咸亨酒店里那一拨拨酒客的灵魂并无实质性等差，同样干着先给苦人以苦痛再从苦人的痛苦中谋取快乐的看客的勾当，其灵魂冷硬如冰如铁。如此熟读鲁迅的文学作品已经全然背离了鲁迅的期待。而这样的例证实在是不胜枚举。因此，王富仁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还原鲁迅的课题其实才刚刚开始，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很长。它需要一代代热爱民族也热爱鲁迅的知识分子不断变化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视角，甚至以超越常规的方式、方法、视角去阅读鲁迅、阐释鲁迅。

三、“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

如果说鲁迅文学教学“活路”的首要问题在于还原真实的鲁迅，那么日本的鲁迅研究或许能够给我们诸多的启迪。

不过，如果我们仅仅把重视史料、求真务实以及“人间鲁迅”的深度开掘等等，归结为日本鲁迅研究的特质，那么中国的鲁迅研究又何尝不是这样？然而，当我们在中日鲁迅研究的对置结构中予以观察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同样是重视史料，中日有明显的族性差异；同样是求真务实，中日有显著的国别差异；同样是“人间鲁迅”的深度开掘，中日掘进的路径有外径和内径的差异；而追根溯源，各种差异的根蒂在中日两国的国民性差异。鲁迅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颇耸人听闻，然不幸的是，这不是无稽之谈。

四、鲁迅与仙台学

有学者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与仙台’已经形成一门学问，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学者的注意力。”而最先吸引学者注意力，不是别的，恰恰是鲁迅的经典名篇《藤野先生》，因为这个名篇中所回忆的一个人和一件事。这个人就是藤野严九郎，这件事就是“幻灯片事件”，它与鲁迅“弃医从文”相关，周树人从此蜕变为鲁迅，这是中外鲁迅研究专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藤野先生》为原点，已经形成一门学问；而这门学问最夺人眼目的就是，仙台因此而与绍兴相提并论：“绍兴是周树人的故乡，而仙台是鲁迅的故乡。”

这门学问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意，而且其重量级成果多出自《藤野先生》故事的原发地，鲁迅留学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即现在的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迄今走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围绕《藤野先生》中所涉猎的一切人、事、物展开拉网式调查、搜集和整理。其代表性成果是1978年由平凡社出版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第二个阶段在扎实、丰富、细致的资料基础上，围绕《藤野先生》对鲁迅生平、交游、思想、文学等展开多方位深入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是1994年9月日本东北大学“鲁迅仙台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鲁迅仙台留学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文化讨论会报告论集》。第三个阶段试图把研究疆域向《藤野先生》外围拓展延伸，如对仙台乃至日本历史、医学、教育、文化、科学以及风土人情、国民心理等诸多领域均有比较切实的深度开掘。其代表性成果是日本东北大学2004年10月为纪念鲁迅留学日本10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鲁迅与仙台》。

鲁迅因为博大精深而成就一门世所公认的学问，即“鲁学”；而在“鲁学”内部因一部作品而再成就一门学问，即“鲁迅与仙台学”,《藤野先生》的经典性无疑是其基本的前提条件；然而，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我们很难想象，这门学问会得到学界的承认。

尽管“鲁迅与仙台学”在不同阶段均取得不容忽视的学术成果，但真正为这门学问奠定坚实基础并形成鲜明特色的还是其第一阶段的成果，而第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同时又是这门学问的标志性成果，乃至整个日本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如果有人问日本鲁迅研究的特质是什么？这部资料结集就是最好的回答。

一是对于史料的高度重视。围绕一个点，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长时段集体攻关。1973年10月2日，为纪念鲁迅来仙台70周年，日本东北大学特别成立“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主要任务就是调查鲁迅在仙台的史料。该调查会会长是半泽正二郎，有会员142人，其中核心成员15人，负责集体讨论、执笔整理以及日常事物。该调查会最后调集36个单位、经425人共同努力，历经12年，完成这部约40万字的资料结集。他们以地毯式搜集方式，几乎汇聚所能找到的实物原件、汉文原件以及访问材料，书中附录《藤野严九郎简谱》。“它的资料收集得那样翔实和丰富，它的论述概括得那样清晰和扼要，实在令我感叹。”

二是以“真”为最高的价值原则，以“实”为最终的调查目的，事无巨细，一丝不苟。该调查会在长达9年、历经4个调查周期中、共取得1万件资料，然后经过三年的甄辨、筛选、整理、编写、修订、校对，先是从1万件资料中精选800件，再从800件中精选照片、档案等实物材料170件、报刊书籍等文字材料470件收入文集。甄辨、筛选的原则，一是“真”，二是“实”:“只收录可以表明确有根据的客观事实”, “让铁的事实说话”是这部资料汇集最突出的特质，也是其最富生命力的地方。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调查会发现鲁迅当年三个同班同学依然健在，他们是薄场实、小林茂雄和班级干事铃木逸太。在深入细致的访问中，“连下雪后道路是否泥泞”这样的细节也要反复核实、多方参证。

如此扎实的研究成果，很快就产生了跨越国界的影响。国内学者薛绥之、马力等早在1981年便撰文热情称赞其“为鲁迅研究工作吹来了一股新风”。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年谱》（增订本）1904年5月至1906年3月段鲁迅在仙台纪事共计104条文献著录，其中35条引文出自《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约占34%；共计47幅插图几乎全部出自《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其中据此订正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相册中多处史实讹误。

五、散文抑或小说

《藤野先生》是散文，还是小说？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的回答截然不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藤野先生》属于散文，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但对于日本学者而言，这却是一个问题。

听说鲁迅逝世消息，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悼念文章中称《朝花夕拾》为“随笔体的自叙传”，这自然也包括收录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但与此同时，藤野先生本人在《谨忆周树人君》中却这样说：“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这篇“小说”显然指《藤野先生》。诚然，藤野先生虽然把《藤野先生》定位为小说，但藤野先生毕竟不是文学专业学者。

最先怀疑《藤野先生》叙事真实性的专业学者是日本鲁迅研究的鼻祖竹内好，他在1944年出版的《鲁迅》中，认为鲁迅《藤野先生》的叙事具有“传说化”倾向，未必是真真切切的事实。这一说法逐渐成为日本学界的某种共识，当《藤野先生》被收入日本高中教科书时，其文体定位却不是“回忆性散文”，而是“有定评的小说”。

中日学者对《藤野先生》的文体定位之所以判然有别，关键在于中国学者基本上不怀疑《藤野先生》叙事的真实性，认为鲁迅的叙事即便偶有失真，也只是记忆问题，并不影响其文体性质的改变；但在日本学者看来，《藤野先生》的叙事只要失真，就只能划归小说，不能定位为散文。更何况，“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通过拉网式调查发现，《藤野先生》叙事失真并非偶然的一两处，个别地方归因为“记忆失真”未尝不可，如把全部问题尤其是后面几个问题都归因于“记忆失真”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可是调查发现，1904年鲁迅来仙台的明治三十七年，还没有“日暮里”车站，日暮里车站是鲁迅移居仙台半年后，也即1905年4月才开始营业的。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可是，与鲁迅同期，有个叫施霖的学生入第二高等学校。1904年9月30日日本《东北新闻》第七版发过一条“清国留学生”的消息：

清国绍兴府会稽县周树人（二二）入医学专门学校，同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施霖（二四）入第二高等学校第二年，寄宿在平丁五十四番地田中力屋方。

施霖与鲁迅同是浙江省人，同年到日本留学，同是弘文学院学生，又同年到达仙台，同住在“田中力屋方”共度入学前那段紧张的日子，后来又同住过宫川宅，还在一起拍摄过纪念照片，“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发现了这张照片：“这是一张1905年住在宫川宅的六名仙台医专学生的照片，其中就有周树人和施霖。”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第二学年终结应在1906年7月10日。实际上，鲁迅是1906年3月初离开仙台医专回东京的，并不是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终结。医专档案里存有“大清国湖北江苏江西留学生监督”李宝巽为鲁迅因事退学写的公函，日期是3月6日，医专盖的收文戳是3月14日。接着医专于3月15日复函李宝巽表示同意。另外，1906年1月医专的学生名册上，鲁迅那一栏用红墨水画了双线，顶端注明“退学三九年”，即明治三十九年，也即1906年3月15日。这一调查，也修正我国有些鲁迅年谱根据《藤野先生》中的提法，即把鲁迅退学和离开仙台时间定在1906年6月或夏天。

鲁迅在《藤野先生》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据东北大学史料馆保存的成绩表上的记载：

鲁迅一年级的成绩7个科目平均65.5分，142名学生中排名68位。各科成绩是：解剖学平均59.3分、丁，不及格；组织学72.7分、丙；物理学60.0分、丙；生理学63.3分、丙；伦理学83.0分、乙；德语60.0分、丙；化学60.3分、丙。

医专规定，成绩为丁的在2科目以内，且没有戊者，准予升级。可以升级的有103名，加上留级的20名，2年级一共是123名。藤野的解剖学课程鲁迅分数是“丁”，不及格；平均分是59.3，离及格60分差一点儿。与鲁迅所说的“分数在六十分以上”有着不小的区别。

不过，作为存在语言障碍的留学生，鲁迅的成绩与日本本土学生相比，在142名学生中能够排进68名，位列中等偏上成绩，自属相当优异。按照医专当时的规定，如果两科达不到60分就不能升级，这一年不能升级的学生人数为30名。各个科目不及格者的情况是，生理学59名，解剖学48名，化学47名。与施霖相比，鲁迅的优异就更加突出，施霖的部分成绩是：“英语37.3分，三角法29.3分，代数40分（只是第一学期成绩），图画55分（第一、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体操100分。”施霖第二年的成绩，除了体操和图画外，英语讲读、英语作文、德语讲读、德语文法、代数、三角法等都没及格并因此而不能进级。“1906年以后，施霖的名字从二高的学生名簿上消失了。那以后的情况，最近弄清楚了。1906年7月至1908年，他上了大阪高中补习学校，1908年7月上了大阪工业学校，1910年7月毕业于该校应用化学科，回国后，在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当教师。”

“漏题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虚构成分同样存在。据铃木逸太回忆：

对，有这种谣传。因为他的哪科成绩都在中等。有人这样说，也有人这样说过：什么都不懂，成绩怎么会是在中等？一定是藤野先生做了什么手脚。因此我想，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不管怎样，要真有这事儿，他可就太不幸了。所以就把这件事对大家说了，也对藤野先生说了。现在我还记得，我说决不会有这种事，是把大家召集起来说的。

在另一场合，铃木回忆说，当时谣传“很厉害”，所以“什么都没对周君说”，只是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

然而，鲁迅在《藤野先生》的叙述中，漏题事件的主要角色是学生会干事，托辞检查讲义的是干事，接着送来了匿名信；在黑板上书写“勿漏为要”的依然是干事；而竭力运动，要收回匿名信的还是这个干事。其实，当时的仙台医专，从一年到四年，没有学生会，只有“同级会”，而在同级会中，也没有叫做“干事”的；能被认为与此相当的“总代表”，只有铃木逸太。铃木逸太也承认：“但是，要说干事——相当于这个干事的就是我啦……所以说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这很蹊跷呀。”而这个铃木逸太当时对于鲁迅颇为关照，鲁迅生病时去看望鲁迅，鲁迅离开仙台时，同班同学杉村宅郎向几个交往较深的同学提议为鲁迅开了一个送别会，这其中就有铃木逸太。送别会是在一个米粉团子店吃甜食，并有一张五人纪念合照。照片中，鲁迅站左侧第一，穿着立领学生服，拄着一支手杖；铃木逸太站在右侧第一，五人均头戴仙台医专的制帽。纪念照摄于1906年3月初旬，鲁迅离开仙台之前，平时交往比较多的同学一起去照相馆照了这张相。前排右二为杉村宅郎，后排右起为山崎喜三、青木今朝雄。

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的调查，制造谣言的是留级生。因为藤野对任何事情都很严格，所以留级生对藤野很“反感”。得知鲁迅对漏题事件很气愤，一位同学马上汇报给藤野，并按照藤野的意见，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告诉大家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使这一事件得以平息。而前往汇报并征得藤野意见的是铃木逸太。

据同班的薄场实同学回忆，铃木逸太留给大家的印象还不错：

他很乐于助人，因为他经常帮助照顾大家。而且，怎么说呢？他也经常往教授那儿跑，说些什么，总之都是尽量去说些对学生们有利的话。

同级会干事在黑板上所写“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这句话里，“漏”字上被加圈儿，也并不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暗指漏题，而是“在特别强调希望大家都来出席时”的记号。

读完《藤野先生》，大家难免认为鲁迅在仙台很孤立，藤野先生是为数不多没有狭隘偏见的日本人，能够给他最无私的关爱。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同学与鲁迅相处得很好。他们与鲁迅一起游览、看戏、泡温泉、照相等。据鲁迅同学名古屋长藏回忆说，鲁迅自己吸当时不带过滤嘴的高级香烟。在鲁迅住的公寓里，鲁迅还请他们抽这种高级香烟。据调查，医专学生一个月平均生活费（包括学费）最高22日元，最低13日元，一般是16日元左右。鲁迅的同学宫内贤一郎一年级时，每月家里给他的生活费是13日元到16日元，升入三年级时，生活费增加到20日元，医专当局认为，每月20日元生活费太多，要求减少。而鲁迅作为清朝政府派遣的留学生，一年有400日元的生活费，这个生活费与其日籍同学家里寄来的生活费相比，几乎相差一倍。而且，医专时代的鲁迅学费被免，其生活费的数额是相当可观的。按照当时情况，鲁迅完全有条件租住独门独院的住宅。1912年警察初次任职的月薪是15日元，1918年东京都小学教师初次任职的月薪是12日元至20日元。

在联欢会上，鲁迅喝多少酒也不醉。鲁迅还说，甲午战争中被打败的不是中国，而是清朝，鲁迅对此并不苦恼，反倒说他喜欢日本。几个同学问鲁迅，“在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他回答说“是造反”。据说，鲁迅的回答使同学们大吃一惊。不过，日本同学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棒打杀一般。”但在我们中国读者看来，这些极富鲁迅气质的回答，也足堪说明，鲁迅与日本同学相处融洽。

宫川信哉的后代，迄今还保存着一张特殊的“胡须照”，照片的背面写着：“明治叁拾八年×月影，十年后想像发，大正二年现在，大家君美国，周君不明，三宅君大学小儿科，矶部君米泽，吉田君朝鲜，施君不明。”这是宫川信哉写的，并给鲁迅等人画上了胡须。照片上的人是大家武夫、鲁迅、福井胜太郎（即“三宅君”，为宫川所错记）、矶部浩策、吉田林十郎和施霖。

六、日本学者眼目中的“人间鲁迅”

“弃医从文”是鲁迅一生的大事。绍兴之所以被定义为周树人的故乡，是因为绍兴系周树人的出生地；而仙台之所以被定义为鲁迅的故乡，则是因为仙台系周树人“弃医从文”故事的发生地，医学的周树人从此逐渐蜕变为文学的鲁迅。因为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蕴含着极其珍贵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资源，所以在中国大陆受到特别重视，自然很难引起中国学者的质疑。而在日本，“鲁迅与仙台”之所以能够成就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与其说是因为《藤野先生》，毋宁说是因为《藤野先生》这个叙事文本中“弃医从文”这个文学事件更切实。不过，或许让中国学界大开眼界的倒是，日本学者对《藤野先生》真实性的质疑恰恰是从对鲁迅“弃医从文”事件的质疑开始的，而由此对于“人间鲁迅”阐释所抵达的深度，或许让某些中国学者感觉“惊悚”。

最初的质疑者是日本鲁迅研究的鼻祖竹内好：

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认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的判断。……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

竹内好的质疑仅仅是一个开端，更具力度的质疑来日本东北大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课题组，他们从竹内好的“被传说化”开始转向对鲁迅“自我传说化”的深度质疑，并且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

关于“弃医从文”的原因，鲁迅在《呐喊·自序》（1922年）、《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925年）、《藤野先生》（1926年）等多部作品中自我分析过。一般来说，一个人职业定位改变最真实、最深刻的原因大多缘自个人的内在因素。如果一个人在自我分析其原因时，一再强调自身之外的“利他”因素，缺乏自身原因的深刻反思，那么，其自我形象塑造得越高大越神圣，越难抵挡住外人对其真实性的怀疑。不幸的是，鲁迅的多次自我分析，一再强调的正是个人之外的利他因素。日本学者阿部兼也的质疑之剑也就对准了鲁迅本身：

试想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狂暴的日军的野蛮行径，除了忍气吞声，又能作些什么呢？再则，所谓精神高于肉体的说法，似乎是一种能够使人接受的理由，细细想来，轻视肉体的结果并不必然带来对精神的重视。而且鲁迅选择医学的理由之一是为了促进人们对维新的信仰，这正说明了他是重视精神才选择了医学，那么，他的放弃医学的这一理由也就更难成立了。

仔细想来，阿部兼也的三点质疑，每一点都有相当的力度。既然鲁迅学医也是因为懂得“医学维新”的社会功能，且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那么鲁迅为了国民精神维新而弃医从文的说法自然不能够自圆其说了。

再者，鲁迅虽然重视人的精神建设，但是鲁迅并不以牺牲人的肉体为代价：“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为此，以生存为首要原则的鲁迅同时主张“壕堑战”:“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

中国的“俄探”被处死的幻灯片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核心事件，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过这张幻灯片，因为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里发现的一套十五枚日俄战争时期的幻灯底片（原版）却唯独没有发现中国的“俄探”被处死的这一张。

鲁迅的细菌学理论课是在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设，也即1906年1月8日起开始，担任该课程的教授系中川爱咲。中川获美国博士学位后又到欧洲留学，从德国回国时，买来一架幻灯机，医专会计说太贵不好报销，他就说从他薪金里扣好了。“中川是个讲时髦的资产家，半自费从德国买来昂贵的幻灯机，用于教学。”1965年夏东北大学医学部石田名香雄博士在整理教室时，发现了这台德国制造的幻灯机和一套日俄战争时期的幻灯片，但其中却没有中国“俄探”。据鲁迅同班同学并曾担任班长的铃木逸太回忆说，在中川教授的课堂里，看过四、五次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却不记得是否看过中国“俄探”被处死的幻灯片。“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的成员渡边襄甚至推断说：“缺少的原版幻灯片中，有处死俄探画面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虽然教室里没有找到这张幻灯片，但是，“那时的报刊杂志的报道、插图和照片中，有关于处死中国人‘俄探’的报道。”

仙台医专后门（东门）外的街道叫樱小路，路东正对校门有一家晚翠轩牛奶铺，摆着四、五张桌子，可以吃点心、面包，喝牛奶，还可以翻阅《河北新报》、《东北新闻》等报刊，鲁迅常来这里喝牛奶、看报纸。1905年7月28日日本《河北新报》第二版就载有《四名俄探被斩首》的通讯：

今天下午三时，听说有俄探要被斩首，我刚好是从兵站部返回的途中，也就赶去看了。地点是在距铁岭街约“五”丁的南面的坟地。……看热闹的照例是清人，男女老幼五千余人推推搡搡，拥成一片，蒜臭扑鼻，令人喘不过气来。不一会儿，时候到了，四名定为俄探的支那人五花大绑地被我宪兵像牵羊走进屠宰场一般地带了过来，他们看上去都在四十岁上下。宪兵特意带着他们在人群面前转了几圈示众。此时，这四个人都面色铁青，毫无血色，看热闹来的也都鸦雀无声，屏息凝视。……据他们自己招供，俄国人让他们去焚烧第×师团（东北）根据地附近的兵站部仓库，他们因此得到了动手费× 百元，待事成之后，他们还将从某人手里得到事先谈好的另一笔钱。其心着实可恶，然而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俄探在几天前还受雇于当地兵站部，每天拿七十钱。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又被拉到众看客面前，兵站部的某参谋拔出如水之刃，只见刀起头落，斩落其首，干净利落。这可恶的四个人，终于和新战场上的露水一同消失了。

这就是说，鲁迅或许并不是在教室里看到了中国“俄探”被处死的幻灯片，而是在《河北新报》或《东北新闻》等日本报刊上看到了类似的新闻报道，从而利用小说创作手法把它们嫁接到课堂的幻灯片。渡边襄是日本东北大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课题组成员，长期从事史料的调查和考证。他从三部作品关于同一事件叙述中时间、地点、处死方法、旁观者、医专学生的反应以及鲁迅的看法等六个方面做了比较，在三部作品中的叙述中，各自的细节叙述有一些细微的出入。从“时间”上看，《呐喊·自序》写的是课间，《藤野先生》却是课堂的富余时间，但《著者自叙传略》又是日俄战争时的一个偶然的时间，不在课堂。从“地点”上看，《著者自叙传略》也没有像前两篇一样明确写着仙台医专。特别是从“处死方法”来看，《藤野先生》是枪杀，其他与报载一致是斩首，在关键细节上前后缺乏一贯性。因此其结论是：“《藤野先生》是以仙台医专时代为素材的自传体的创作。”其中“富有小说式的表达”。

《藤野先生》中强调了旁观的同学们全都拍手、喝彩，欢呼“万岁”，但铃木逸太的回忆却断然否定这个说法：“不，没有。没有这种场面。看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肃静的。”“没那么回事。”而这种欢呼“万岁”的场景，则完全可能是鲁迅对课堂外场景的又一次移植。据调查会的调查，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仙台有五次市民祝捷大会，其中第一、二次是在鲁迅入学之前，后面三次鲁迅同在仙台，其中第三次系1905年1月5日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举行，祝贺日本攻克旅顺，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仙台市史》的记载，就有“锣鼓喧天，高喊万岁”等形容：

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召开的。有一万五千余名市民参加。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之际，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

七、日本鲁迅研究特质

中日对鲁迅研究有各种差异，而追根溯源其根蒂在中日两国的国民性差异。

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这样大规模基础性史料课题组并非日本才有，中国在《鲁迅全集》的编选、增补、修订、注释等方面，无论是动用的人力资源之众，还是接力性的持续时间之长，抑或细节处理之细致绵密等各个方面，均不逊色于日本的课题组；不过，如果我们以时下颇为流行的课题申报及其评审标准来看，中日两个课题组选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根本不在同一个层级。日本大型课题组以《藤野先生》一部作品和“幻灯片”一个事件为研究对象，而《鲁迅全集》则是以鲁迅全部作品和一生中的主要事件为研究对象，两者之间的悬殊差距实在不能以道里计。其实，对于日本学者重视史料的研究特质，中国学者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却并非有口皆碑，因为他们普遍认为日本学者的史料考索太过“琐屑”。这里所谓的“琐屑”，就因为从中国学者的学术视角看，日本学者以史料考证为主题的单篇论文或单部论著中，甚至看不到明确的价值指向，也找不到明显的现实意义，其认真细致的考证虽然令人钦佩，然而却轻如鸿毛。

那么，到底是日本学者太不功利，还是中国学者太功利？

从长时段来看，日本学者的史料考索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清楚明白，而且放射出永恒的价值光辉。他们虽然以一部作品和一个“幻灯片事件”为研究对象，然而却对鲁迅在仙台约一年半时间内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普查，由此而编辑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其扎实、丰富、细致的资料在时间流程中自会日益显示出其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这些史料绝不只是对《藤野先生》这部作品和“幻灯片”这个事件的阐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对鲁迅生平、交游、思想、文学，对仙台乃至日本历史、医学、教育、文化、科学以及风土人情、国民心理等诸多领域的深度开掘均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如果没有《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这样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史料成果，何来“鲁迅与仙台学”？

由此反观国内的鲁迅研究，在史料建设方面，我们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鲁迅先后在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生活、学习、工作过，全部经典作品和重要事件无不与这些地方有着血脉相融的关系。但是，要说为一部作品专门组建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那样一个庞大规模的调查组，持续十余年，对鲁迅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做拉网式的系统普查，却是没有过的事情。为此，许多珍贵史料难免遗憾地随着历史的远去消失在空气中，更甭说鲁学某分支学的创建。

中日两国看似都重视史料库建设，实际上却有一定的距离。追根究底，两者差距的真正根蒂还在国民性的差异。鲁迅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颇耸人听闻，然不幸的是，这不是无稽之谈。

众所周知，学术价值的核心是创新，但创新却非易事，因为创新的种子必须深深地埋在史料的土壤里，且对于史料的要求相当苛刻：真实、齐整、完备等是其基本要求。日本学者的太认真就表现在，他们虽然执着于创新，然而他们却自觉地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史料的准备中，而“鲁迅与仙台学”的创建就是对于他们长时段史料准备的创新回报，这个回报是足以让人嫉妒的。

客观地说，中国学者并非不知道史料的重要价值，对于史料建设也并非没有投入巨量（并非足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距离创新的高要求显然还有一定的距离。可是，中国学者太急于抢夺创新的皇冠了，在这两个方面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实在不成比例，构成了夸张的倒金字塔，创建鲁学的某分支学自是不可能，不过却也产出了堆积如山的“创新”成果，在短时期内看，也颇壮观，然而却经不起历史的淘洗。相比于日本学者建设史料库的认真态度，说中国学者“太不认真”，不算太冤枉。于此想来，“文革”中堆积如山的假大空的学术成果，其真正深刻的根蒂，同样在中国“太不认真”的国民性，而其非正常的政治生态又何尝不是同一棵树上开结的苦果？

日本学者是不是太认真，中国学者是不是太不认真，更具说服力的例证是《藤野先生》的文体定位问题。

《藤野先生》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概念之争的背后所折射的却是两国不同的规则意识，而规则意识的背后就是两国国民性的差异。日本学者的“太认真”表现在，一是对规则的坚守，二是始终拿事实说话；而中国学者的“太不认真”就表现在，一是对待规则的随意态度，二是大胆地质疑对方时，不拿事实说话，而拿“感情”说事：“说《藤野先生》是‘虚构的小说’，感情上通不过。”这里的感情，不论出自于热爱祖国，还是热爱鲁迅，都令人感动；然而，在学术问题上，不质疑对方史料的虚实，而拿感情说事，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更富意味的是，把《藤野先生》编入散文集《朝花夕拾》的不是别人，正是称赞日本人“太认真”，批判中国人“太不认真”的鲁迅本人。显然，如果以日本人“认真”的标准来看，鲁迅本人就是太不认真的中国人之一。鲁迅作品文体界线的模糊混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藤野先生》不是个例。即便不照日本学界的标准，就是照着中国文体分类的标准，《朝花夕拾》、《野草》以及16部杂文集中还有不少篇目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小说，而不是回忆性散文、散文诗或杂文。《野草》中《风筝》的生活原型就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据周建人的回忆，《风筝》中就有虚构的艺术成分。而据胡尹强教授的研究，鲁迅杂文名篇《智识即罪恶》也是一部没有编进《呐喊》的小说作品。毋庸讳言，鲁迅自编的各种文集在文体分类方面，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太不认真”的劣根性。然而，顺乎中国文化逻辑，这种文体特征错杂的写作并不意外地被后生代中国学者极富创造性地命名为“跨文体写作”，而且代有传人。

真实是学术的生命线，求真务实是学者的本职。然而，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会为了创新而忽视史实，还会为了尊者而曲解史实，甚至为了感情而罔顾史实，而历代政治对于史实的摧残则更是触目惊心。对照日本学者的求真务实，中国学者的差距在哪？应是明镜似的清楚。

“人间鲁迅”的还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学术问题，因为鲁迅在本土之外，比如日本，一直“活”在人间，从未被请上神坛，何来还原？在弃医从文问题的探讨上，从鲁迅的“被传说化”到鲁迅的“自我传说化”，日本学者可谓单刀直入鲁迅的心理暗区，这个暗区是以自我解剖最严厉著称的鲁迅本人也在有意无意间所竭力遮蔽的暗区，固然也是中国学者很少触碰到的心理暗区。中国鲁学界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间鲁迅”的深度还原，但是所还原的是“被神化”的鲁迅，很少触及到“自我神化”的鲁迅。还原的路径也很少选取日式的“内径”，即单刀直入鲁迅的心理暗区；而大多数选取“外径”，即“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中国学者在对以胡适、梁实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深入阐释中，在对以吴宓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深度开掘中，在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的深入研究中，的确还原了一个基本事实：鲁迅在民国的文坛上，不是“真理”本身，更不是“真理的标准”，鲁迅自有“人间鲁迅”的限度。三十多年来，“人间鲁迅”的还原在中国本土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等自是可圈可点。不过，从与日本鲁学界的对照来看，依然存在某种限度。如果中国学界不下功夫单刀直入鲁迅自我神化的心理暗区，我们怎敢说，鲁迅已经回到人间？

诚然，客观原因不是没有。鲁迅在中国主要是“被神化”的，而不是“自我神化”的，这是其一；而更关键的是，“被神化”的鲁迅即使其“神”的色彩被褪尽，但鲁迅依然是贤者、尊者甚至圣者，中国学者的视线很难跨越本土“为尊者讳”等文化伦理和道德情感的障碍。

而日本学者却没有中国学者如此沉重的文化伦理和道德情感等负累，在解构“幻灯片事件”与“弃医从文”之间逻辑关联等方面自有其族性优势。不过，在学术问题上他们始终以史实为依据，在日军斩杀中国俄探那张特定的幻灯片迄今没有找到的前提下，他们借助人证，试图证明的仅仅是，鲁迅“弃医从文”与课堂内的那张日军斩杀中国俄探的特定的“幻灯片”或许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日军斩杀中国俄探的罪恶依然存在某种关系，因为他们费尽周折在日本报纸上找到了相关的报道，由此证明《藤野先生》有小说虚构的嫌疑，日本学者“太认真”的学术态度和日本人“太认真”的国民性于此依然有迹可循。

或许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鲁迅研究有这样或那样的特质，但是相对于中国本土的鲁迅研究，其至关重要的特质，可归结为一个词：较真。中国鲁学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成绩固然不容否定，然而相比于日本鲁学，其火候或许亦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但其核心所在，亦可归结为一个词：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