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金露博士是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彭兆荣教授指导下较早在旅游和遗产领域接受系统训练的第三代青年人类学家。她本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生态学双学位专业，期间多次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如对沈阳市西塔街朝鲜族聚居区的调研及对卞麦峪村土地问题的调研等。因为在学业、调研及其他方面的卓越表现，她曾连续四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专业奖学金，毕业后被保送到厦门大学继续学习民族学。她开始学术事业的时间相对较早，2005年、2006年就在专业期刊发表了学术论文，2006年、2007年开始在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并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
2006年开始，她在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并继续开展她的学术研究，她所参与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福建漳州官畲村畲族文化遗产调研、福建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调研、福建永定县土楼民族学田野调查、云南滇越铁路遗产线路及旅游品牌策划和贵州黔西南州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等。与此同时，她着手自己对于贵州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而此研究直接促成了这本关于民族、遗产与博物馆的著作。
金露博士还是博物馆研究的优秀年轻学者之一，这也是她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6—2009年，她担任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讲解员。2009—2011年，她受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菲比·赫斯特人类学博物馆（Phoebe A.Hearst Museum of Anthropology）访学两年。在此期间，她陆续在学术领域刊发论文，同时在美国、法国和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她在美国访学期间参加了我所主持的“旅游、艺术与现代性”学术研讨小组，并在研讨小组上作以报告，她同时常规性出席旅游研究工作组（Tourism Studies Working Group）的学术活动。并且，我与她合作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进行研究
，之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她的学术事业。2012年，金露博士顺利地从厦门大学毕业，任职于宁波大学，我受邀在2013年前往宁波大学讲授了旅游人类学课程。
2007年6月，金露博士首次前往贵州寻找她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点，自此她开始关注生态博物馆项目——新近在中国建立的乡村博物馆模式。她长期研究贵州的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群，特别是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她还关注法国生态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并于2011年访问了法国的几座典型的生态博物馆，同时她对其他西方的生态博物馆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引入有所研究。这本书即是她研究的成果，更是人类学视角下中国生态博物馆建立历程的一个检验。
金露博士研究生态博物馆的视角是将自己作为参与观察者，而非时事评论员。她展示出民间与官方之间对生态博物馆理解的分歧——官方从西方吸收生态博物馆知识，并希望将其应用于中国实践；而当地村民将生态博物馆看作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他们可以从此项目中获取到自己所需。例如，为了提高镇山村建筑的视觉真实性，地方政府为每户村民提供一定数额的现金补偿用以重新装饰民居的外观，并评选出一户最佳民居给予高额奖励。这种奖励制度不仅能够给予村民补贴以维护他们的房屋，同时能够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和汉族游客来到村里旅游，提高其在村内居民之间、整个村落与周边表现得不那么传统的村落之间在乡村住宿和餐饮业中的竞争力。
所有文化博物馆的概念都是为保护与展现人类制造的器物，同时将其陈列出来以教育公众。例如，艺术博物馆的特殊目的就是展示现在和/或过去某一地点或区域，甚至整个世界的物质文化。然而，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混合体——它试图通过介入社区，维持一种前工业/工业早期手工艺及农耕形式，目的是保护一种特殊的、活态的过去与现在的关联。理想上，当地社区成员希望留存他们过去经验的某些方面以抵抗现代化的侵袭，并将这些经验传递给他们的儿女及继承人。村民们不一定非要“放弃”他们更“现代”甚至成为城市居民的变革，事实上保持过去以怀旧和教育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之一。
以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在概念上实际分为两部分。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是“资料信息中心”，这里主要展示关于过去的物质证明——手工艺、服饰、工具、历史资料等，这些物质证明与一些文字说明、地图一起被保存及展示，有时兼具娱乐性。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的建筑距离村子大约1公里，从村中步行20分钟或者开车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因为距离村落中心有一段距离，所以它经常被外来游客及地方村落中一些不太参与村落活动的成员们称为“博物馆”。然而，生态博物馆的目的并不是排除现代方式，其与传统博物馆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异是保留传统耕种方式及手工艺过程，以及它们的象征价值、引入素材和组织形式。在欧洲的案例中，当地社区是主要发起者和实践者，各级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给予资助并鼓励社区的行为实践，而非以旅游为目的。
金露博士调查了当地人对生态博物馆这一现代观念的看法，揭示了他们如何理解、误解甚至有时忽视生态博物馆的理想参与模式。按照一些村民的话来说，只有学生和游客会去资料信息中心参观。由于村民们没有充分了解生态博物馆理念，导致大部分村民放弃了传统的农耕方式，而这正是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大部分村民会利用政府的帮助来照管他们的房屋，同时接待每周末从贵阳周边来访的游客。村民们会为游客们安排村口迎客酒的仪式，请一些身着传统服饰的村民欢迎游客的到来，并将游客接至他们的农家乐，有些会说服游客在他们宽敞的现代的“传统房屋”中留宿。
因为被授予“生态博物馆”之名，村落生活发生了改变。“保护”某些被挑选出的传统、生态博物馆的名望以及广告宣传为村落带来了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具体表现为家电、网络、摩托车、汽车等形式。与之前“孤立的”村落相比，其与城市生活、整个中国，甚至是中国以外世界的联通性越来越密切。家庭愈加富有，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教育，但同时个人主义和移民的情况也在增加。村民们开始关注他们特殊的民族历史、古老信仰及传统习俗等，新的“习俗”和“传统”因旅游而创造，如各种节庆活动的复兴和再造。正如爱德华·布鲁纳所言，它们并不是“假的”，而是另一种更新形式的文化变革和创造力。
金露博士正在成为研究中国乡村中遗产、旅游、传统与现代性角力的领军人物。同时她在宁波大学讲授相关课程，将这一课题的重要性通过授课散播出去。目前，她正在研究浙江安吉一个非同寻常的生态博物馆系统，在此生态博物馆系统中共有1座中心馆，12座专题生态博物馆和20余座村落文化展示馆，每座村落馆都有自己的资料信息中心，并有专人接待访问者，同时它们与地方自然环境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能够遇到并指导金露博士我感到非常骄傲，与她一起工作十分愉快，她是中国旅游、遗产及博物馆研究的一名优秀的人类学者。我相信本书的读者将会在书中找到相关研究的模式，并能够激发读者思考在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
纳尔逊·格雷本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