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族群认同

一、布依族的族源

（一）族源族称

布依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是贵州的世居民族之一。布依族的族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越人。《隋书·南蛮传》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儾、曰俚……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根据越人分布的地域，在今浙江一带的称“东越”；在浙江南部及靠福建一带的称为“闽越”；在福建南部和靠广东的部分称为“东瓯”；在四川、湖北以南一带的称为“夔越”；在广东一部分和靠近广西的称为“南越”；在广东北部和广西中部的称为“西瓯”；在云南的称为“滇越”；在广西中北部和贵州南部的称为“骆越”。布依族即来源于“骆越”的一支，即垦食骆田的人，骆田意为山谷里的田。

春秋时期，包括今布依族在内的越人，居住在牂柯江的牂柯国内。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邕州宣化县之北，欢水在县北，本牂柯河，俗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唐代出现“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称谓，布依族先民就在其中。宋元以后出现封建领地之“蕃”的专称，领主称为“蕃主”，西南蕃中“部族数十，独五姓最著”。这五姓为龙、石、罗、方、张，称为“五蕃”。后来增加了韦、程二姓，称“七蕃”，元代又增加卢蕃，统称为“八蕃”。其中卢、罗、韦等姓氏仍然是现在布依族人口中常见的姓氏。

元代开始有“仲家”出现在史籍之中，明、清史籍则称为“仲苗”、“仲蛮”、“青仲”或者“仲家”。从清代到民国年间，布依族除被称为“仲家”外，还被称为“夷家”、“夷族”、“水家”、“水户”、“土人”和“土边”等，这些称谓都为他称。

关于“仲家”称呼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布依族多在依山傍水的河谷平地居住，主要从事农业，且擅长种植水稻，根据他们的主要生计方式，称其为“仲家”或“种家”，即种田之人。另一说是布依族“相传奉调而来，身穿重甲，因名仲家”，又有“夷族亦曰种家，或谓其好着重甲”。此说法是根据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布依族自江西前来的传闻相附会而来的。

布依族的“布依”根据本民族自称音译而成。三个土语区除了都有“布依”的自称外，因为方言的差异，各土语区的读音略有不同，第一土语区还有自称“布雅依”“布约依”，第二土语区还有自称“布育依”，第三土语区还有“褒依”的自称。

除了上面提到的自称和他称外，根据地理位置、语音差异和服饰的不同，布依族对居住在其他地区、与自己不同的其他布依人还有一些互称。例如位于贵州西部打邦河中游的镇宁县扁担山区的布依人称其上游六枝特区郎岱一带的布依人为“布那”，称其辖有的募役区的布依人为“布侬”；而募役区人又相对地称其上游的扁担山人为“布那”，称其下游的六马区人为“布侬”。周围其他县也有类似的互称，但各地布依族只认为自己是“布依”，而不是“布那”“布侬”等。又如罗甸、望谟一带的布依族称居住在山沟里的布依人为“布倮”，称居住在城镇及其周围的人为“布俗”。因语音差异的互称如：安顺县（现为安顺市，笔者注）布依族称本县属第二土语区的人为“布依根”（意为“上布依”），属第一土语区的人为“布依拉”（意为“下布依”）；贞丰县称县内属第二土语区的人为“布蛮”；罗甸县则称黔桂边境语音不同的人为“布绛”等。因服饰的差异不同的互称有：望谟县把从镇宁迁来的穿裙子、语音又不同的布依人称为“布瑶”，误认为瑶族；罗甸县把从花溪、安顺一带来做生意穿着长衫的布依人称为“布绒”等。

（二）镇山人说“仲家”

镇山村的布依族在历史上长期与汉族、苗族杂居，在与汉族、苗族的互动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独特性，在区分“他者”的同时定义自己。

村里人常说：“客家（即汉族）住街头，夷家（即布依族）住水头，苗家住山头。”也就是说，汉族一般住在街上，善于经商；布依族习惯在水边生活，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苗族一般住在山上，虽然也以农业为生，自然条件却不如布依族。他们认为：“仲家（布依族）就是种家，是一个专门种庄稼的民族。”在村里同样流行的还有“山苗子，水种家”，此处镇山人也特地强调是“种家”而非“仲家”，因为布依族依水而居，依靠种田为生。

也有村民认为仲家其实是“轻重”的“重”，这与前文提到的“相传奉调而来，身穿重甲，因名仲家”和“夷族亦曰种家，或谓其好着重甲”的说法相同，也与族谱记载的“祖先在明朝调北征南时来自江西”相符合。虽然“重家”在调查期间也有听村民说起，但“种家”之说仍占大多数。

有些村民对“仲家”这一他称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村民认为仲家是一种骂人话，听了令人很不舒服：“解放前汉族骂苗族骂‘苗子’，骂我们布依族呢就叫‘仲家子’，是一种骂人的话。汉族就故意把‘种家’写作‘狆家’，就像把‘仡佬’写作‘犵狫’，是一种不尊重的称呼。”

关于族称的确定，村民同样保留着一段历史记忆。“我们解放前都叫‘夷族’‘夷家’，汉族叫我们‘夷蛮’‘重家’是对我们民族的一种轻视称呼。重是轻重的重，是旧社会对我们布依族一种歧视的称呼，自然形成的。我们自称‘夷族’,1952年土改完了之后1953年定族名。有个人叫陈和易（音），参与了定名，他就是我们花溪的布依族。布依族的自称土音叫bu yun，那个时候夷族对汉族是叫bu a，苗族是叫bu you，这就是我们传下来的称呼。去北京研究民族称呼的时候，陈和易就根据布依族自家称bu yun，后来就定为布依，人都要穿衣服，所以叫布依。我们布依族在1953年就定名叫布依族，就在北京开会定下来了。村里好多人都不懂这些，乱讲，寨上的人没看过书，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布依族在定名之前因自称“夷族”，甚至有些地区的布依族因此在民族划分时被错误地划分为“彝族”。1953年8月2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贵阳召开“贵州仲家（布依族）更正民族名称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历时五天，代表们在会议上一致认为应该用接近于本民族语言Bux Qyaix音相近的汉字作为族称，根据此原则选出布依、布伊、布越等27个词语方案，最后决定采用“布依”作为族称。会后将会议总结报告交往中央民委审批指示，并于10月10日得到“民-（53）字第77号文件”复函同意，至此贵州境内的“仲家”和“夷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官方名称——布依族。

二、班李家族的起源

半边山地区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批当地居民是班李家族，经过朝代更替、行政区划的变化、一批批移民的迁入，班李家族始终依靠流淌的花溪水、河边的谷地、中央政权的支持和自己的勤劳维持并扩大家族的势力范围，世代繁衍，安居乐业。因此，镇山村的历史也可以说是班李两姓的家族史。而记录班李家族历史的第一份文本就是班李家族的族谱。

据族谱记载，镇山村的始祖李仁宇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明万历年间南方发生战乱，时任协镇的李仁宇以军务带兵入黔，屯兵安顺，后战争平息偕妻子到石板哨屯兵。不幸妻子因水土不服病逝，遂与当地布依族老祖太成婚，定居镇山。李仁宇和老祖太婚后生有二子，长子姓李，取名鹤山；次子姓班，取名近山。

盖闻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犹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昔我始祖仁宇，居于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大鱼塘李家村，出身科第，官至协镇。明万历年间，南方扰攘，明朝调北征南，遂以军务入黔，领数千兵于安顺等府驻扎。及黔中平服，乃迁居于石板哨，当时各大宪即命坐镇其地。而我始祖兢兢业业，总以报国抚民为志。不幸迁地不良，我始祖母与水土不宜，又加以前受风霜之困苦，兵燹之惊惶，一病不起，乃已仙逝。而至半边山后，遂入赘班始祖太之门，不数年，生二子，以长房属李，次房属班，始立两姓宗祧，载在族谱，传流至今。余恐代远年湮，子孙失绪，故岁值自己酉孟春之初，约我兄弟及我叔侄共建章程。窃愿世世子孙循规蹈矩，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农圃医卜各遂其心。百代衣冠于今为烈矣。

关于李仁宇的出身，查阅明史未见记载。单从以上族谱中可以看出，班李氏后代强调他们始祖李仁宇的军职，且带兵数千，是军队中的头领。村里保存的另一份族谱中所记述的主要内容和《班李氏族谱》的记录大致相同，但更加明确了李仁宇将军的头衔“四品军功伍德将军”，并明确规定班李家族本是一家，禁止通婚。

我李公字仁宇，四品军功伍德将军，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杨柳大塘李家村人氏。因明间军务入黔，游于贵州，来至我半边山。遂与班氏合为夫妇。厥后有二子，长子名鹤山，次子名近山。二子幼年从诗书而名未登于天府。及其壮岁，习弓矢而身又列乎王侯。世代俱有声名，彰彰可考也。迄今我始祖阴佑子孙繁衍，别户分门。我寨一百有余而出居无论矣，故后世繁昌。因而班姓亦有人顶，李姓亦有人承。故班李本是一姓，不知者疑而二之。予虽不才，聊立一谱以传于后，不惟有以知先人之世系。而且知班李不疑为两姓，使后世不得开婚与乱乎宗支……

关于李仁宇之妻的身份，村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布依老祖太姓班，一说老祖太是班姓的媳妇郭氏。根据多数村民的说法，布依老祖太并不是半边山人，而是从外地嫁到半边山的媳妇。按此说法，郭氏之说似乎更有道理。为了力求准确，本书直接称其为“布依老祖太”。按村民所述，班姓是今镇山村的先民，早在李仁宇来到镇山村之前就在半边山地区生息繁衍。班姓来自于陕西扶风，在族谱和堂屋中都可见“扶风郡”之说，但其他史料中未见记载。

如前所述，明代是贵州的移民高峰期。因明初多自南京发兵，江西一带兵丁甚多。又由于卫所军士逃散，潜入少数民族地区，一部分与少数民族婚配，形成汉父夷母或汉母夷父，故少数民族中亦有祖先来自江西之说。明朝的卫所屯兵制度完全是以军事为目的、以政策引导的一次移民活动，虽然在户籍管理上允许军士的家属随军陪伴，但是因为长期远离家乡、连年战乱、管理松弛等原因，明朝中期以后，屯军逃散现象十分严重。为安抚军心，巩固边疆，明朝每年需要不断调入新的军队，并由四川、湖广、云南三省调进钱粮。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四川、贵州、湖广三省震动，大量明军入黔征讨播州，李班家族的始祖李仁宇便是其中一员。万历二十八年（1600），经过一年的攻打，杨应龙最后一个据点“海龙屯”被攻陷，播州平定。听到捷报之时，李仁宇还在去往播州的路上。播州既平，无须再调新的兵力，即命李仁宇等军士在安顺屯保驻扎，后来到石板哨。至于李仁宇为何由安顺前往石板哨，村中老人就无从可知了。

班李家族因李仁宇和布依老祖太的联姻而形成一宗两姓的大家族，“班李一家”是村里人常说的一句话。村民对自己姓氏的选择非常灵活，在镇山村，有时候父亲姓班，儿子却姓李；有时哥哥姓班，妹妹却姓李；有些人在外打工时姓李，回到村里又改姓班，这些独特有趣的现象在村中随处可见。老村长解释说，这种一宗两姓的现象不仅在镇山村存在，周边村寨也存在此情况，如太子桥的姓班又姓罗、花溪的姓班又姓王等。关于班李家族这独特的一宗两姓当地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迎娶说，另一种是入赘说。

迎娶说认为，李仁宇是石板哨打了胜仗的将军，奉命驻守石板哨，于是定居在石板哨，后来迎娶了布依族老祖太。班家没有后代，李仁宇就选了一个小儿子让他姓班。显然，这种说法与族谱记载相左，镇山村村民也不承认，猜测是班李家族一宗两姓的传说经周围寨子的居民谬传所致，虽不被镇山村村民接受，但这种说法确实也有流传。

他们班家是有历史的，他们祖先是个将军，但不姓班，姓李，李将军打仗立功，就去班家招亲，生的娃儿就是现在班李二姓。我听说是班家没后，他们就有一支改姓了，姓班，他们的老祖先姓李的是汉族，好像是蔡充一个寨子里的汉人。具体的我也是不知道。他们班家在这里好多年了，我家原来是外面的汉人，迁过来住的，到现在才迁过来百八十年。

关于李仁宇的入赘，镇山村的说法也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版本一是“孩子亲生说”，提法与族谱上记载相似，即李仁宇与布依族老祖太成婚，婚后生有两个男孩，取名鹤山和近山，这两个孩子是他们婚后所生。支持“孩子亲生说”的村民以族谱为主要证据，其理由是“族谱所载，不容有错”——族谱是后人所修，是否亲生也不必考虑李仁宇的感受，如实记载便是。族谱上记载确是亲生，那就没必要作假。

版本二是“孩子非亲生说”，认为李仁宇将军是入赘在班家，只是帮忙“招呼”（照顾）两个小孩。布依老祖太是班家的媳妇，两个儿子是老祖太和之前的班氏老祖公所生。

我们村的历史从班公开始算起。班公有两个儿子，班公死后班夫人和李仁宇结婚。他们慢慢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为了报答李仁宇的养育之恩，大儿子就改姓李。李仁宇一个都没得生，他来招呼这两个，是入赘。李仁宇实际上是汉族，从江西来，他是武将，调北征南，打了败仗。后来就卖针卖线卖工艺品，挑东西卖就卖到我们这里。当时我们的老祖太有两个娃儿，男的不在了，就来帮忙招呼。实际上他们就一起抚养这两个孩子，都是男娃娃。当时他来抚养，两个孩子还姓班不太好，就把一个儿子改姓李。所以我们村的人又可以姓班，又可以姓李。

族谱上虽然有李仁宇婚后生子的记载，但是大部分镇山村村民还是赞同版本二的说法，可能因为镇山村大多数布依族姓班，更愿意相信自己是班氏老祖公所生。镇山村的班姓村民坚信，自己的老祖公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班固、班超，因为班固惹怒了汉武帝而被迫迁到贵州深山里繁衍班姓子孙。因此，一些村民家的堂屋神榜上写着“扶风堂上历代祖宗”，以追溯祖上的历史。

持此种观点的村民以墓碑为证据，他们认为李仁宇的墓碑上写的是“李仁宇将军之墓”，而不是“李公仁宇之墓”。而当地的习惯是亲人去世，后代一般都会在墓碑上敬称先祖为“公”，李仁宇的墓上没有写公就是后代不承认李仁宇是自己的“老祖公”的意思。

根据《黔记》记载：黔俗称人皆曰“公”，老者曰“老祖公”，称长随曰“二公”。凡女皆曰“婆”，妇曰“奶”曰“太”，老者曰“老奶”“老太”，尤其老者曰“老祖太”。现在镇山村一般称曾祖以上、年代久远不可追的列祖列宗都叫老祖公，祖宗的妻子配偶都叫老祖太。

虽然镇山村班李家族多数赞同鹤山和近山二子并非李仁宇亲生，但是遵从族谱所载，认为鹤山和近山是李仁宇将军亲生后代的人也有不少。这个问题在镇山村争论不休，至今也还是镇山村村民和学者们一直探索和求证的问题。这个争论并不是镇山村班李氏家族唯一的存疑，关于李仁宇到石板哨之前，班家老祖公的历史和去向也一直是部分村民想要求证的。这些都是镇山村人茶余饭后颇有意味的“谈资”。

访谈1：我们的老祖公名字叫作李仁宇，但他是外来的。石板哨嘛，那就是一个哨所，他就镇守在那里。但是在李仁宇来之前呢？根据我们这边的猜测，不好到处乱讲的，我们的班公坟在哪里？班家最老的祖先难道就没有坟？现在怎么都找不到，各处的传说我们就都去找过，都找不到。我们推测班家的老祖先是当地的一个地主，蛮富裕的，姓李的就看他有钱就把他杀了，夺了他的家产。

访谈2：我们这边的祖坟，一般都有墓碑，有些年代远的，或是比较贫困的就没有墓碑，但也总是有个土堆堆的。我们这边过节祭祖扫墓的时候，一家老小都要去，一辈传一辈，要告诉后辈说，哪些坟是我们家的，就算有些坟说不清是哪辈的祖坟，但也知道就是我们老祖公的，过节的时候会去看一下。但唯有我们班家老祖公的坟是没有的，就连一个土堆堆也找不到，就连传说埋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李仁宇来之前我们半边山就是在的了，但总不会只有一个班氏老祖太在吧，老祖公的坟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就推测李仁宇来这之后，班家的老祖坟就没有了。

尽管李仁宇生前身后多有纷争，但是这并不妨碍镇山村班李家族将李仁宇当作开宗的老祖公，享受后代最崇高的尊敬和怀念。2009年，贵阳市政协花费30万元在寨门前修塑了李仁宇将军雕像，雕像中老祖公李仁宇手牵长子鹤山、布依妻子抱着小儿子近山，一家四口幸福美满。雕像背后的铭文记有镇山村班李家族的来源（见图2-5）：

始祖李公、讳仁宇，明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大鱼塘李家村人，明洪武十五年（1382）奉诏在贵州设驿道建立卫所，时先祖屯田“因土俗、定租赋、兴学校、广屯田”建立城堡，练兵防战，开荒种地，自供军需。后移师今花溪石板镇，在其治内期先夫人仙逝，故李公入赘半边山布依族班姓葛氏始祖太之门第，喜结良缘，组建家庭，生二子，长子继李氏门第，仲子祠班氏府宅。从此开创由单一的农垦到办私学、建宗祠神庙，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自然村寨。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李班二氏至今历经六百一十七年，族人敬业乐群，诚信礼常，成为汉、布依文化血肉融合的布依族大氏族。

铭文中将李仁宇来到石板哨的时间从族谱中记载的万历年间提前为明洪武十五年，整个班李家族及镇山村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年左右。同时碑文中再次强调李仁宇的将军身份，用“英雄祖先”标明班李家族在历史上的正统性和彰显村落的文化权力。那么历史上，班李家族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布依族之族群认同是否自古有之呢？

三、族群认同的变迁

虽然李仁宇和他之前的历史扑朔迷离，也不见于文字记载，但是李仁宇之后，后世子孙的历史脉络还是很清晰的。从族谱中可以看出他们用“军威”而非他们的布依族身份彰显自己的地位，区别于“他者”的不同。李仁宇掌握兵权的年代正值明末的战乱时期，军事斗争风起云涌，李仁宇的后代多沿袭军中官衔，显赫一方。二世祖鹤山系吏部候选，任游击将军。三世祖应顺等兄弟四人系候选州游击将军。四世祖自仁等兄弟三人任游击将军，自仁坐镇石板哨西路。五世祖国和系千总，统兵攻羊角屯，镇守八庄。这一时期是镇山村班李家族最为显赫风光的时期。

清初，裁除卫所。由于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使贵州的社会生活遭遇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商业萧条。为了安抚民心，同时扩充国库，清朝采取了战后一系列的“奖励垦荒，与民休息”政策。为解决兵力不足之问题，清初将明朝的镇戍军队招收改编，组成一支有别于八旗的武装力量。由于以绿色旗帜为标识，故称“绿营”，完全由汉人充当。其中，“游击”就是汉人镇戍者的一个官职。《大清会典》卷八十六《镇戍》记载：“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兵镇戍。其统驭官兵者，曰提督总兵官。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总兵官。其协守地方者，曰副将，次曰参将，又曰游击，曰都司，曰守备。或同守一城，或分守专城，下及千总、把总亦有分汛备御之责，皆量地形之险易，酌兵数之多寡。”随着政权的稳定，清王朝从最初的保留屯兵，到后来三次“裁卫并县”，贵州境内的卫所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淘汰一空，军户屯田归入各县州。班李家族的地位因时局之变化也受到一定影响，五世祖班国和之后，李班家族也开始经历弃武从文的过程。

从族谱上来看，从班李家族第五代开始，时间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清朝”。此时只有班国和一人在军中任官职——“五世祖国和（甫安之）系千总，统兵攻羊角屯，镇守八庄。”自六世祖开始，班李家族从武官逐渐向文官转变。班李家族子孙纷纷进入私塾读书，考取功名，家门之中有为青年纷纷考取贡生、廪生、庠生等，用科举代替军功来维护班李家族在半边山地区的显赫地位。也就是说，由于屯兵制度的消失，为了延续班李家族在石板哨一带的显赫地位，家门中人通过考取功名来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直到解放初年，镇山村的班李家族在石板哨一带仍是读书人最多的家族之一。

同一时期，清政府为加强对土司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改土归流”的举措。位高权重的土司基本改流，一些“遵纪守法”的土司仍然承袭，另有一些汉族也成为当地土司。清代伊始，贵州土司土官仅有170余家。汉人大规模迁入贵州，在贵州开辟荒山并扎根于此。在汉人的挤压下，班李家族的势力范围逐渐缩小。来自石板哨的汉人向半边山北侧区域挤压，何氏汉人进入天鹅，向半边山南侧挤压，班李家族的区域逐步向内收缩。清朝开始，班李家族从军户转为农户，从武官转为文官，并确立了自己的夷人身份，不仅将夷人身份记入族谱之中，史籍上也开始以“仲家”称呼半边山的居民，“半边山，在城南三十里……居民有仲家百余户。”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村落的发展，原来居住在花溪河北侧的村民开始逐渐迁往河水南岸居住，搬去的多是李姓子孙，后来逐渐繁衍生息，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村落。

民国开始，半边山在几次行政区划的重新划分后，管辖范围一次次缩小，但凭着祖辈的威望和遗产，班李家族仍然祖产丰厚、人才辈出。据老人回忆，民国时期班李家族尚有几人为官，如有班氏祖辈在紫荆县任县长，另有一位在安顺任官职。新中国成立之后，土地改革完全改变了半边山地区的格局，地主和富农被打倒，等级观念也在这场运动中消失殆尽。这时的班李子孙更多以耕种为生，依靠花溪河耕种着一片肥沃的农田。1958年花溪水库修建时，居于河水南岸的李姓子孙迁往地势更高一些的山坡上，行政区划归入花溪区花溪乡天鹅村，成为天鹅村的一个村民小组——李村组。水库建成后，李村因山坡陡峭离河较远，渡河需要渡船，与对面镇山村的联系十分不便。因此，由于一项水利工程，原本居住在河水两侧的一个大家族关系疏落，渐行渐远。20世纪90年代，为方便李村居民前往花溪，李村经花溪大坝到花溪区的公路贯通，村民不再经镇山到石板镇再到花溪，两村的交流就更少了。

如今镇山村村民虽然认定李村之李姓村民和镇山之班姓村民是一家，但是平时谈话中又常常加以区分。“我们的老祖公就是近山，葬在班家坟，我们清明就去挂近山的坟。李村他们的老祖公就是鹤山，坟在李村那边，他们就去挂鹤山的坟。”

目前，镇山村的班李家族子孙几乎没有人再去细究汉族或是布依族的族群身份，以旅游为主要产业的镇山村只有彰显自己的布依身份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一方面，村落的布依文化和民族传统日渐衰弱，村民的生活逐步现代化；另一方面，村民又尽力保留和恢复过去的传统，发掘可以进行旅游开发的文化项目，吸引更多的游客。如今，布依族的族群认同已经成为旅游的一个卖点，英雄祖先也同样可以看作一种工具，成为镇山村旅游活动的重要元素。“亦汉亦夷”的班李家族本身的特殊性铸就班李家族的身份的左右变化，他们的历史如同一场身份认同的博弈，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身份永远是最好的选择。

“亦汉亦夷”既是镇山村布依族的“历史真实”，又是族群的一大特色，然而在旅游开发中，其“半汉”的身份常常被刻意隐藏，仅凸显其布依族身份，这种文化的再生产反而失去了文化的本真性和地方特色。旅游经济需要对文化进行开发，而开发建立在利用之上。所以，旅游开发往往伴随着文化的再生产，再生产过程总会使原生文化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形甚至变异。故从长远来看，旅游开发应该建立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发扬文化的特点，并对文化的开发加以约制。存续到当代的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经历变迁的结果，因此又被历史范畴所制约，传统文化展示的再生产应该在与物质文化、历史事实相契合而不背离的范围。这对于生态博物馆建设具有进一步抽象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