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典型民营企业案例

清朝末期，清政府提出“实业救国”口号，通久源轧花厂应时而生，在宁波开启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先河。进入民国时期，宁波民族工业历经兴衰浮沉，其中当地最为著名的“三支半烟囱”：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永耀发电厂以及通利源榨油厂，更是当时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下面就通久源轧花厂、和丰纱厂和太丰面粉厂的历史做一回顾。

一、通久源轧花厂

通久源轧花厂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资本机器轧花厂，同时也是宁波近代工业化历史的开端。该厂成立于1887年，厂址设在宁波北郊湾头，创始人为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严信厚。严信厚同胡雪岩一样，是著名的“官商”，其运用洋务派官僚的特殊权力，叱咤金融业，不仅在钱庄业开创“南帮票号”，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有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此为进一步涉足民族工业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

当时选择在宁波创建轧花厂，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产业基础较好。当时宁波各县普遍种植棉花，1886年宁波港出口原棉66万磅，次年就达到138万磅，增长了一倍。棉产量大增促进了弹花、纺织、织布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使宁波成为当时浙东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中心。二是利益驱动。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宁波成为“通商五口”之一，于是洋货在宁波市场大量倾销，这也让严信厚等商人看到了机织行业背后的巨大商机。

1887年3月通久源轧花厂建厂时，使用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建有洋式砖楼，内设轧花间、晾干间、打包间和办事处等，此外配备日产新式大踏板轧花机40台。该厂工人三四百名，同时聘请日本技师做生产指导。原棉基本采购自慈溪、余姚、镇海、绍兴等宁波周边的产棉区，成品主销日本。自建厂之日起业务不断，1891年年产皮棉3万担，获利颇丰。尝到了机器生产的甜头，该厂又从英国添购更为先进的发动机和锅炉，从日本购置轧花和纺纱的机件，1893年生产能力翻番，年产皮棉6万担。

鉴于通久源轧花厂良好的发展势头，1894年严信厚又联合戴瑞卿、汤仰高等沪甬巨商，集资45万银两组建浙江省第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该厂集轧花、纺纱、织布于一体，并以纺纱为主，因此亦称为通久源纱厂。该厂于1896年6月正式投产，拥有3台柔钢锅炉，1.1万枚纱锭，230台布机和11048个抽纱筒，用工规模达到1200人，全天分两班24小时开工，当时每星期即可出纱34525枚。当时《捷报》对建厂时的景象有过这样的描述：“一支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引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将成为与洋布为敌的有力竞争者。”

为节约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该厂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大量雇用女工，由于机器生产有效解放了劳力，人工操作环节变得简单易学，女工皆能胜任，而女工工资远低于男工，由此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二是实施废料再利用，用轧花工艺产生的大量棉籽进行榨油，大大提高原料的利用率，增加了利润。

此外，严信厚依仗势力，买通清政府工商部，弄来一项特权，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免除了每担7钱（关平银）的关税，可以无须领取“子口税单”，直接通过浙海关出口。于是“龙门”牌棉纱畅销宁波、绍兴、温州、福建各地，每年获利甚丰，厂内设备也陆续增加，几年后又添加了6000枚纱锭。

经过蓬勃发展，通久源轧花厂一度成为浙江民族工业著名“三通”（另两家为杭州通益公纱厂和萧山通惠公纱厂）的龙头老大，对当时浙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此基础上，严信厚还积极开拓其他产业，1904在纺纱厂的厂址上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以蒸汽为动力的面粉厂，即通久源面粉厂。该厂初期投资10万元，年产面粉近百吨，因面粉质量优良具有很好的市场销路。

但后来由于市场上洋纱越来越多，国产纱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原料来源短缺，通久源轧花厂发展一度受到影响。1917年3月，通久源轧花厂因清花间起火，全厂遭焚。通久源本想复厂，后来严信厚的儿子严渔三认为复厂还不如卖掉合算，于是以24万元的高价将工厂地皮卖给了和丰纱厂，该厂的历史也就此终结。

通久源轧花厂虽然最终惨淡收尾，但其后续影响却极其深远。在其带动下，20世纪初宁波掀起了一股民族工业的投资热潮。1900—1912年，宁波先后成立了通利源榨油厂、正大火柴厂、立新针织厂、厚丰布厂、明丰玻璃厂等18家工厂。“三支半烟囱”中除永耀电力公司外，其余三家发展都与通久源轧花厂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二、和丰纱厂

宁波和丰纱厂的创始人戴瑞卿原为通久源轧花厂的股东，后因与严家发生利害冲突，准备脱离通久源另立门户。当时恰逢日俄战争，布销大畅，纱利大增，戴瑞卿意欲创立纱厂，而此时宁波招商局总办顾元琛竭力提倡“抵制外溢之利，供给内地之用，以养地方食力之民”的主张，两人一拍即合。1905年召集周熊甫、郑岳生等463户为股东，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集资银元60万元，组成“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分6000股，戴瑞卿1人占1000股，为最大的股东，并被推为总经理。

该厂于1907年正式投产，厂址设在宁波江东冰厂跟，厂基面积80多亩，建筑面积12630平方米，其中车间占5684平方米，纱锭为11200枚。楼下为轧花、清花、筒纱等一、二道并粗工序车间。楼上为三道粗纱、摇纱、细纱、打包工序车间，同时还高薪聘请了日本技师做技术指导。由于所产“荷蜂”“金财神”牌棉纱质量匀称、色泽洁白，堪与日本“兰鱼”牌纱相媲美，行销省内及天津、青岛、牛庄各埠。虽然产品销售形势一片大好，但迫于沉重的关税，开厂第一年仍亏损了33000多元，后由顾元琛出面，向清政府提出减轻捐税的要求，和丰纱厂才逐渐扭亏为盈。

紧接着官利负担越来越成为和丰纱厂发展的障碍，官利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普遍实行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又称官息，是与红利相对应的称呼。清末的中国股份制企业，官利一般固定，而且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必须保证支付，这在和丰纱厂成立初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1907—1911年，和丰纱厂共付官息295100元，占该厂原料以外总支出的30%，盈利基本落入股东之手，对生产规模的再扩大极为不利。

最终，高昂的官息使工厂陷于困境，经理励长华提出辞职。大股东顾元琛继任经理职务。初任经理时，顾元琛及时对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加以整顿，开源节流，同时在既不触犯《商律》又不侵犯股东权益的前提下，向股东发卖了40万银元的公债券，暂时摆脱了资金困难。

1911—1912年，和丰纱厂经历了天灾人祸的双重考验。一方面，自然灾害造成棉花歉收，原材料价格随之大幅上涨；另一方面，武昌起义爆发，军阀割据，社会动荡造成产品滞销。其间，工厂停车四个月，开了三个月的单班，生产停滞造成周转资金再次趋紧。为挽救危局，顾元琛果断实施扩大规模的战略。1913年，顾元琛募借15万元，添锭5600枚，1914年再添800枚，使该厂钞锭总数达到23200枚，其后三年工厂再次实现盈利33万元，并全部增作公司的股份金。规模的扩大使工厂发展逆势上扬，和丰纱厂一举成为当时浙江最大的纱厂。

1917年，通久源轧花厂因清花间起火，全厂遭焚。和丰纱厂借机以24万元的高价将通久源连同以前用来“包围”和丰的90亩地皮—起买了下来。这笔费用是以股东的红利购买的。这一年对股东不发红利现金，改发产业证券，每股为40元。此时，和丰纱厂的规模再次猛增，成为宁波当地著名“三支半烟囱”的其中一支。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洋货倾销随之减少，加之五四运动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热潮，国产纱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国产纱的价格迅速高涨，成本每包150元的棉纱可卖200元，净赚50元。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和丰纱厂日夜开工，全年棉纱产量由2万多包增至3万包。仅1919年这一年，就获净利140多万元。1920年增至150万元以上，这与和丰纱厂前十年（1907—1917）的总盈利50多万元相较，可谓是空前的暴利。

在此大好形势下，和丰纱厂欲成立“和丰第二厂”。该计划虽然因英国设备断供而夭折，但当时建造了新街房、南栈房和121间公房，还买了30多亩土地，作为扩建之用。这样，全厂的地皮共增加到390多亩，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拥有地皮最多的纱厂。

1921年，顾元琛因病辞职，由卢志清任经理。此后的几年，由于洋纱再次泛滥，该厂盈利锐减，1926—1927年，一度亏蚀了35万元。当时局势动荡，统税和营业税负担加重，亏损情况日益严重，直至1932年，仅上半年就亏蚀44万元。

1933年，工厂负债额已高达80万元。为避免更大损失，董事会决定对和丰纱厂宣告清理。时任监察人的俞佐宸在此时力挽狂澜，临危受命担任和丰纱厂总经理。他先以厂基作抵押，先后向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贷款280万元，同时将该厂资本总额减为90万元，分作6000股，暂时保证了流动资金。

随后俞佐宸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是裁减工人和冗员。1931年全厂有2013名工人，1933年裁减至1500名；二是一再减低留用员工薪俸，自己带头减薪，并要求全体职员减薪，分担企业面临的困难；三是停工或开单班，减少因生产过剩、销路凝滞而带来的损失；四是卖掉厂内多余的机器和设备，如8台并线机、4台筒子机，得款38000余元，添作厂内用途；五是严格原料、物料的进出制度，继续实施物料购置的“投标”办法，以杜流弊。

1936年下半年产品销路好转，盈利增加。1937年，和丰纱厂乘势向上海大隆机器厂添购细纱车7部，增加纱锭2800枚，使该厂的纱锭总数达到26000枚。这是该厂历史上纱锭总数的最高峰。

抗日战争初期，宁波成为与上海租界区联系的主要港口，许多物资通过宁波转运内地，因此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当时全国物资供应紧张，尤其是棉纱、棉布等生活必需品更为短缺，和丰纱厂迅猛发展，光1937年一年就获利120万元以上，并还清了垦业银行的厂基抵押款。但好景不长，1941年，宁波沦陷，和丰纱厂由于引擎车间失火，工场全部焚毁，就此停工。

直至1946年5月，和丰纱厂才恢复生产，仍由俞佐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全厂纱锭为5600枚（第二年加添400枚），工人为530名，日产棉纱23件，产品仍使用“荷蜂”“金财神”的牌子。然时值内战，物价暴涨，人们热衷投机，不愿投资实业，和丰纱厂只能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一直到解放后才有所改观。

三、太丰面粉厂

太丰面粉厂前身是立丰面粉厂。立丰面粉厂于1931年由戴瑞卿等创办，厂址设在甬江南岸的东胜路。当时宁波由于不是产麦区，因此生产所需小麦大部分依靠进口，成本较高。但与此同时，宁波人喜食大米，对面粉本身需求量就较小，加上上海等周边地区面粉竞销，立丰面粉厂销路不畅，只能抑价促销，盈利水平大大受损。此外，由于前期股东筹集资金全部用于购置厂房设备，流动资金只能依赖银钱业，利息颇高，加之期货投资失误、自然灾害损失等多重原因，开业一年就欠债90万元，宣告倒闭。

立丰面粉厂倒闭后，金廷荪、杜月笙、俞佐庭等13人筹资30万元盘活了原机器和厂房，于1934年开始筹建太丰面粉厂，董事长为金廷荪，经理为洪宸笙，协理为胡星桥。1935年7月，正式投产营业，全厂职工为90余人，并拥有磨粉车14部和附属机器，以及264匹马力和132匹马力的柴油引擎各一部。产品商标依旧沿用原先的“牧童牌”，销售方式也仍由面粉批发商代销，售价亦按上海面粉交易所牌价。

建厂初期太丰面粉厂面临了与立丰面粉厂一样的困境，产品销路不畅，供过于求。到第二年年底为止，亏损已达10余万元。1937年，抗战正式拉开序幕，海运封锁，上海等周边地区的面粉不能运至宁波，面粉销路开始好转。加之当时上海面粉交易所停办，该厂拥有自主定价权，因此逐渐扭亏为盈。1941年第一季度，鉴于该厂盈利较多，红利分配后结余14万元作为增资，同时另招新股6万元，合计资本改为50万元。

宁波沦陷后，在日伪的胁迫下，太丰面粉厂被迫复工，但仅开一部车，每天只生产一两百包面粉。抗战胜利后，经理洪宸笙返甬，太丰面粉厂全面复工。其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下令，沪埠面粉禁运出口，宁波面粉市场由太丰厂独家占领，销路大旺。而福州、厦门、泉州、台湾等处客商也纷纷来甬上门订购。于是太丰厂每天开工12小时，并规定加班的4小时发给双倍工钱。

随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猛涨，面粉价格每包亦涨至法币2680万元，后来虽改用金圆券，但旋即贬值。最后，各处市场乃自动改用银元计值。太丰面粉厂由于经营得当，经常保存一定数量的实物存货，有效避免了物价波动造成的损失，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