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的思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通过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通过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谱写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篇章；通过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发展观的新跨越。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党对四大基本问题和四大规律的认识将日益深化和成熟，将以新的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大基本问题；四大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和回答的基本问题归结为“四个怎样”。他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正是通过对这四个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我们党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创新。

一、通过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这一规律进行了不懈探索，曾取得了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宝贵经验；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等原因的影响，在其晚年也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航程前行。

（一）邓小平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突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

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首先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掷地有声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当时的背景下，想搞清楚并非易事。因为长期“左”的思想禁锢，马克思主义已被不可置疑地供奉在高高的神坛上。邓小平认为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就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以超人的革命勇气发动和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而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端正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在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也曾从日本等渠道传入中国，但俄国是主渠道则是确定无疑的。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咀嚼和加工改造的，确切地说应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另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时空变化，某些结论也会变得与客观实践的发展不相适应。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针对“两个凡是”的论调，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老祖宗不能丢”，同时要敢于讲“新话”，讲“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因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得到了升华。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中，我国理论界曾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以此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标准。因为列宁明确讲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通过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和艰辛的理论探索，用朴实的中国语言表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教条，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些“并不玄奥”的道理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大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江泽民指出：“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它的鲜明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需要不断创新，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对已经改变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又用创新理论指导发展了的实践的历史。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在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但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江泽民面对新的发展机遇，顺应时代潮流，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中，坚持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三）科学发展观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特别强调了求真务实精神

胡锦涛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一再强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通过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新时期伊始，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体制已陷入山穷水复的境地。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破除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这就需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30年来，我们通过三个重大转变，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

（一）从社会主义特征论到社会主义本质论

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是在邓小平亲自倡导下进行的。邓小平多次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基于特征的描述，如消灭剥削、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特征论的好处是一目了然，容易判别，但其并不完全科学。一是事物的特征有的是表面的，并不反映其本质；二是这种特征的描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缺乏实践的条件下，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揭示出来的。基于此，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也首先从认识中国国情开始，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进而通过理论探索和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响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论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手段和根本目的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它把生产力问题置于最高的位置，把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突出的核心，提供了对社会主义完整深刻的认识，确立了评判姓“社”姓“资”的根本标准。其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特征”飞跃到“本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它作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探索的新成果，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大的理论问题，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由传统理论形态向当代理论形态飞跃的重要标志。

（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有计划的产品经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前提——发达国家革命的共同胜利，都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列宁和毛泽东虽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进行了有益探索，但都没有得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出发，以无畏的创新精神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市场经济是现代化大生产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而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提出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些富有理论创造性和实践指导性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为我国的经济改革确立了目标模式。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突破了市场经济必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排斥市场经济的固有观念，改写了所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开拓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视野。

（三）从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由毛泽东建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报告说，要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他根据我国国情，认为发展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也不能太短。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部曲”，即20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21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他还提出20世纪末的具体经济指标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21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并把20世纪末的我国社会定名为“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实现小康社会的“雄心壮志”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和建设的热情。到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5000多亿元，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入分析我国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前提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在我国社会总体实现小康并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由“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它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高、时间更长、任务更重。到2020年，我们在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长期奋斗。“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历史过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我国21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勾画了新的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通过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谱写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篇章

如何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是关系党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上一些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由于脱离群众、失掉民心，先后失去政权，有的甚至走向衰亡；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由于长期忽视执政能力建设，导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毁于一旦。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中，丰富和创新了执政党建设理论。

（一）提出“两大变化”和“两大课题”论断

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才能确定党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已经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第一个变化表明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转变，即从阶级斗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党改变领导方式，提高执政水平。第二个变化表明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我们党深入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和建设规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历史方位的变化，使我们党面临新的历史课题。一是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二是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新的历史课题向我们党提出了四大长期考验：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考验；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变革不变质”、“改革不改向”的考验；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和强权政治的考验；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考验。只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党才能顺利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两大变化”和“两大课题”的提出表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新觉醒。

（二）提出“两个先锋队”的思想

实现党的历史任务，必须提高党的领导力，进而必须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论断。这表明了我们党的理论自觉。先进阶级、先进政党都只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在坚持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实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全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唯有如此，党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领导我们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三）加强“五个建设”，提高“五种能力”

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局势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频发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也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在关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突出强调：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着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建理论的一系列创新，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的事业不断呈现出新的辉煌。

四、通过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发展观的新跨越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经济压力，面对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繁重任务，解决好发展问题尤为紧迫。邓小平高度关注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而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30年来，我们党在发展观上实现了三个跨越。

（一）从经济发展到全面发展

人是具有多种需要的社会活动主体，但只有在满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基本生存条件之后，才会追求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社会交往需要等更丰富、更高层次的需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大声疾呼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状需要的。只有大力发展经济，以富裕带贫困，才能从局部到全面地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他在提出搞活经济的同时，还强调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江泽民及时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上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1世纪初，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开始显现。胡锦涛通过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敏锐地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不仅会加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经济发展也会难以为继。”从而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及时向全党提出了“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新观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和五个文明建设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

（二）从“部分先富”到协调发展

“部分先富”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符合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各地区资源分布不同，科技教育水平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实现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同时严厉告诫人们“要防止两极分化”。

事实证明，“部分先富”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到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与此同时，“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党的十七大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方针。协调发展、成果共享，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鲜明体现。

（三）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同其他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新的革命论和革命不能输出论，预见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存共处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由于战争阴影时隐时现，这种共处不可能是持久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这种共处只能是冷战共处。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指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必然的和长期的，这一论断为制定新时期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原则。

20世纪末，江泽民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分析，认为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这也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也不行”，进而提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一论述为我们跳出“腐朽论”、“垂死论”的窠臼，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来对待当今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世界多样化的现实出发，敏锐洞察到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建设“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强调我们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以合作者、建设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之中，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维护和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既向世界宣示了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也为我国赢得了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表明我们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实现了新的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的理论成果；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我们党对四大基本问题和四大规律的认识将日益深化和成熟，将以新的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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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基金课题：本文为刘昀献（刘献）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项目批号为07BK50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