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跨文化适应理论模型

2.1.1 跨文化适应阶段模型

在跨文化适应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对旅居者在新环境中的适应过程进行了规律性的总结，并以分阶段的方式呈现旅居者在新环境中适应情况的变化[31][32][33]。分阶段理论模型通常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通过对群体的量表调查，形成跨文化适应整体过程的阶段性描述与总结。跨文化适应阶段模型主要包括跨文化适应曲线模型和多阶段模型。跨文化适应曲线模型以利兹格德（Lysgaard）提出的U型文化适应曲线[31]以及葛勒豪（Gullahorn）在此基础上提出的W型文化适应曲线为代表，其本质仍为分阶段的适应过程，以曲线的起伏作为不同阶段的边界，更强调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性与渐变性[34]。

利兹格德提出的U型曲线假设是最早的跨文化适应阶段模型。在考察了200名赴美访学的挪威学者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之后，利兹格德发现在美国停留时间少于6个月或多于18个月者的适应状况比停留时间介于6—18个月的学者更好。他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入新环境的初期呈现兴奋状态，随后逐渐出现危机，最后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逐渐适应。由于跨文化适应者满意度的变化趋势为“从高到低再到高”，呈现为U型的适应过程，因此他提出了跨文化适应过程的U型曲线假设[31]。在此基础上，欧伯格（Oberg）提出了“文化休克”的概念，将利兹格德研究中发现的跨文化适应阶段加以命名，提出了跨文化适应过程所包含的四个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以及适应期。其中第一阶段的蜜月期是指旅居者在此阶段对新的文化环境充满好奇和新鲜感，情绪较为兴奋、欣喜和乐观；第二阶段的危机期中，旅居者在跨文化初期所经历的兴奋感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新环境的偏见甚至敌对情绪，会用比较消极的态度看待当地的文化现象，情绪上感到茫然与受挫；进入第三阶段的恢复期时，由于经过一定时间的磨合和适应，旅居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所提高，能够更广泛地接触当地文化进行更广泛接触，从而对当地社会更加适应；第四阶段的适应期，旅居者对当地文化，逐渐克服生活中出现的难题，通过自身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整合，旅居者开始在新的文化环境感到舒适[35]。与之相似的是格鲁夫（Grove）和陶比奥（Torbiorn）提出的跨文化适应四阶段模型，该模型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的适应性，即个体行为与其环境的一致性，也就是旅居者对于环境的适应状况；二是思想参照系的理性，即旅居者对于当地文化环境中所发生事情的感知。基于这两方面的研究，格鲁夫和陶比奥认为旅居者在刚进入新环境的时候，其行为的适应性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基本社交技能的掌握，旅居者的适应性呈斜线向上增长的趋势。当旅居者遇到跨文化问题时，其参照系的理性会快速下降至低谷，直到行为的适应性逐渐提高，参照系的理性才能逐渐恢复。该理论的四个阶段包括：适应性不足，理性较强；适应性和理性都不足；适应性较强，理性不足；适应性和理性都更强。相对来说，处于第四阶段的人，适应状况会更加好一些[36]。

奥德（Alder）提出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理论分别包括以下阶段：沟通、崩溃、改造、自主、独立。第一阶段，旅居者由于新的经历而感觉兴奋，对于自身与新文化环境之间的异同充满好奇。第二阶段，由于在新环境中的不恰当行为，旅居者在文化差异的比较中感受到了孤独和疏离。第三阶段是重新整合，旅居者通过与当地文化环境建立起社交联系，逐渐从最初由于负面反馈而产生的对新环境的抗拒，渐渐开始在新环境中获取自尊和自我认同。第四阶段是自主阶段，旅居者通过日渐增长的社交和语言能力获得了更多的自信，自身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非常重要。最后在独立阶段时，旅居者的情感、感知和行为更加独立，对自身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更加看重，通过自身的独立性帮助自己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生活地更加舒适[32]。葛勒豪等人的曲线适应模型总共有六个阶段，称为W型曲线适应模型，也称为双U型曲线适应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添加了回归原文化环境的适应阶段，认为旅居者在适应了当地文化和生活习惯之后，在回到母国时，往往需要重新适应母国文化，经历一定的“回归文化冲击”。这种适应过程是新一轮的U型跨文化适应调整过程，与之前在当地的U型曲线连接一起，形成一个W型的适应模型[34]。

2.1.2 跨文化学习理论模型

跨文化学习理论认为跨文化适应是学习当地文化知识与技能的过程，跨文化旅居者经历挫败之后并不会完全体现出精神病理的症状，而是通过对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逐步解决跨文化适应障碍，进而有效地与当地文化进行交流[37]。与跨文化适应阶段模型相比，跨文化学习理论模型具备开放性的结构特点，强调个体跨文化学习经历的差异性，面对障碍时的应对措施和跨文化适应发展路径都具有差异化的特点。跨文化学习理论模型的代表主要有安德森（Anderson）的认知情感行为三维度理论和金（Kim）的压力适应成长动态理论。

安德森提出的认知情感行为三维度理论主要有三个聚焦点。一是立足于传播学的视角，将跨文化适应的重点放在对于跨文化交流技巧的学习，这对于个体的有效互动能力以及克服生活情境中的跨文化适应障碍有所帮助。第二个焦点是对于恰当社会行为的学习，旅居者通过观察和模仿，以及奖赏和惩罚机制学会辨别新的行为是否与当前的文化环境相匹配。第三个焦点将跨文化学习理论的学习过程描述为恢复和学习的过程，旅居者通过一步一步的跨文化学习，逐渐从对于陌生文化的漠视和否认过渡到理解和共情的状态[38]。安德森提出的跨文化学习理论共有六个过程，分别是：包含适应过程；隐含学习过程；隐含陌生人与主人的关系模式；具有循环性、持续性和交互性的特征；各个环节之间具有相关性；隐含个人发展的过程[38]。安德森的理论框架从谢弗（Shaffer）和肖本（Shoben）的跨文化学习理论发展而来，他们在研究中将跨文化适应过程描述为一系列完整的应对过程。当跨文化问题出现时，旅居者会感受到困难与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旅居者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应对，直到最终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这个解决方案对于该问题产生了作用，则整个过程在需求被满足之后结束，若该解决方案不起作用，则解决问题的需求仍然存在（Shaffer and Shoben，1956）。安德森将跨文化学习理论原则与谢弗和肖本的跨文化适应过程研究结合起来，开发出了一个应对与学习过程的交互型路径模型，并在每一个阶段用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对旅居者的选择和反应进行分析。这一路径模型没有将文化适应过程看作一个定向的过程，而是将其看作“对话的过程，并且有潜力演变成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经历”[38]。安德森认为，在遇到与跨文化适应有关的问题时，由于个体的差异，旅居者会在相同的情境下产生不同的感受，对于其中的一部分人来说，这个问题会演变成一个阻碍，导致跨文化适应过程的不适。为了跨越这个阻碍，旅居者会分别在三个维度上对该问题做出回应。回应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问题解决，旅居者克服了困难，学习了相应的跨文化技能；另一种是问题未被解决，该问题依然作为障碍横亘在旅居者面前，旅居者需要重返“回应”阶段，直到解决问题。如图2-1所示。

金的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是压力应对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如图2-2所示。压力应对理论将跨文化适应视作是一个应对压力的过程，当旅居者在跨文化适应的压力刺激下感知到生活各方面的变化时，该理论认为旅居者应当利用相关资源与应对策略来缓解压力。贝瑞（Berry）认为，引发跨文化适应障碍的因素有时是有益的，会给旅居者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有时也会给其带来压力，造成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40]。该理论将个体与情境的特征共同融入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这些个体或情境的特征可能会阻碍或者促进跨文化适应。相比较来说，金对于跨文化适应过程持总体乐观态度，她将压力刺激下的跨文化适应经历看作是动态成长的过程，“压力”与“适应”在互相作用的过程中互相推动，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41]。基于这种互动方式，压力适应成长模型认为文化休克是正常的心理现象，它在给个体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促使个体发生改变与成长。个体或群体的跨文化适应过程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轨迹，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原有观念或行为的丢失。跨文化适应的快慢取决于旅居者的人际交流能力、交流密切程度、与原有文化的交往程度、当地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纳程度，以及旅居者的年龄、性格、动机、自我形象等因素。

霍夫斯泰德认为，为了推动有效的跨文化适应，旅居者应当学习当地文化，意识到人们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形态，学习适应不同的语言、行为模式和期待，在做出判断时将当地文化环境考虑在内，而不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化模式[42]。与之相似的是，博赫纳（Bochner）的研究认为，跨文化学习包含对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这两者均从实践中得来[43]。塔夫特（Taft）的研究中强调旅居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匹配度，他认为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旅居者需要学习新的文化规范，掌握恰当的文化行为，主动调整他们的自我观念来融入当地文化环境。当旅居者对于新规范和恰当行为的学习与自我观念的转变相一致时，适应过程会比较顺畅。与之相反，失败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主要来源于旅居者对新规范和恰当行为的学习与自我观念转变的节奏不一致[44]。

2.1.3 跨文化适应发展模型

跨文化适应发展模型与跨文化学习理论具有相似之处，均强调个体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主动学习与积累，但与之不同的是，跨文化适应发展模型通过结构化的分类，对个体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判。跨文化适应发展模型的维度划分多种多样，主要代表为贝奈特（Bennett）的跨文化敏感度理论，贝瑞的文化融合策略理论以及沃德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理论。

贝奈特认为，跨文化敏感度是人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通过自身经历分析文化差异的方式，这既代表了一个人分析文化差异的能力，也指出了提高跨文化能力的方式。他强调在不同现实建构下的跨文化经历对于跨文化敏感度的提升有着关键的作用，因而理论上来说，跨文化经历对于跨文化能力的促进作用，得益于识别文化差异能力的提高[45]。该理论认为，跨文化敏感度并非天生形成，而是后天通过教育和培训习得，并且跨文化敏感度可能会随着时间出现反复和倒退，不一定是永久性习得的技能。贝奈特开发出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DMIS），如图2-3所示，它分为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相对主义两个层次，包含否认、防卫、最小化差异、接受、认知和行为适应、融合六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属于民族中心主义，而后三个阶段属于民族相对主义。第一阶段，否认，代表的是旅居者对于当地文化的良性成见。这一阶段有两个亚阶段，分别是孤立和隔离，在孤立阶段，由于与当地文化环境保持距离，旅居者不会遇到太多文化差异，甚至可以忽视差异的存在；在分离阶段，旅居者处于少数族群或者民族主义族群之中，已经可以意识到文化差异，但是刻意与其他族群保持隔离。第二阶段，防卫，意味着人们意识到了文化差异，并将其认为是对自身文化认同的心理威胁。在该阶段中，旅居者可能产生三种形式的防卫，分别是诋毁、优越以及逆转。在诋毁阶段，旅居者对于当地文化持有负面偏见，具有一定威胁性；优越阶段中，旅居者过分抬高他们自身的文化身份价值，并通过将当地文化降低到一个较为低的水平，来化解他们所感知到的文化威胁；逆转阶段指的是旅居者对于母文化的贬低，处在这一阶段的旅居者对于当地文化已经开始采取积极的态度。第三阶段，差异最小化，指的是人们认识到了文化差异，但是贬低它，并且将文化相似性置于他们世界观和现实的中心。该阶段包含肉体普世主义和卓越普世主义两部分，前者认为人的生理都一样，后者持有单一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忽视文化差异。第四阶段，接受，指的是旅居者意识到文化差异并持有尊重的态度，包含尊重行为差异和尊重价值差异两部分，前者通过观察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感知到行为层面上的差异，后者指的是尊重不同文化环境以及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第五阶段，适应，指的是旅居者不再局限于使用一种文化框架来判断跨文化经历，并且可以在跨文化交流中转换他们的行为和认知框架。该阶段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移情，即通过换位思考来尝试着理解他人，可以通过改变参照系来达到更加有效的交流；二是多元主义，即人们拥有多种文化建构理论来帮助他们解读事件，可以公正地看待文化差异与自身的文化解读。第六阶段，融合，指的是旅居者可以将所有的文化框架都压缩到一个新的参照系里面。在遇到陌生的文化环境时，这个新的参照系将会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使得旅居者能够独立于所有文化框架之外来进行价值判断，由于他们不持有唯一的规范和价值判断体系，因而在陌生环境中不会感觉适应不良[46]。

贝瑞的文化融合策略将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视角设定为微观个体，研究个体在文化环境中主动选择的适应策略[47]。贝瑞的文化融合策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保持对自己母文化的认同，另一个为保持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如图2-4所示。当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时，可组成四种不同的文化融合策略。整合策略，旅居者认为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同样重要；分离策略，旅居者只保持自己的文化，不看重与当地社会文化群体的关系；同化策略，旅居者看重与当地社会文化群体关系而不考虑保持自己的文化；边缘化策略，旅居者既不保持自己的文化，也不看重以及不接触其他文化群体[27]。这四种文化融合策略，通过心理层面的认同影响着旅居者在面对文化差异时的行为，进而影响着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

布莱克（Black）及其合作者参照贝瑞的文化融合策略理论，按照外派人员的认同感对其进行了分类，如表2-1所示，分类所依据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对于母公司的忠诚度和对于外派公司的忠诚度。当外派人员对于两个公司的忠诚度都很低的时候，被称为自由经纪人，他们可能在技能、语言和经历上有所优势，但对两方公司都不忠诚；当外派人员对于当地公司的忠诚度很高，对母公司的忠诚度却很低的时候，被称为本地化，他们对于当地文化的认同，使得他们在适应和工作成效方面表现良好，但在落实母公司工作目标方面表现有待提高；而当外派人员对于母公司的忠诚度比较高，对于当地公司的忠诚度比较低的时候，被称为母公司情怀，他们对母公司有令必行，但由于缺乏适应，在当地公司的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对两方公司都有较高忠诚度的被称为双重身份。虽然双重身份的外派人员总的来说是理想型的，但不同公司应当根据工作和项目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员工类型。例如，一个急需技术输入的当地公司所期待的是一个具有母公司情怀的员工，而一个外向型公司则更适合录用擅长本地化的员工[48][49]。

范·欧登胡文（Van Oudenhoven）及其合作者将性格因素与四种类型的外派人员建立了关联，结果显示自由经纪人通常具有灵活性和冒险精神，本地化的外派人员具有文化移情的能力和外向性的特点，母公司情结的外派人员具有比较高的忠诚度和坚持不懈的品质，双重身份的外派人员在思想开放性和行动的定位方面表现较好[50]。衡量外派人员工作是否成功的核心要素是对当地环境的定位和适应，这与贝瑞在研究中推崇的同化与融合策略不谋而合。

沃德与其合作者提出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理论涉及两个维度：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30]。心理适应指的是影响心理健康或生活满意度的情感层面，社会文化适应则为旅居者适应东道国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例如是否能与当地人群进行有效接触，以及能否在新文化环境中顺利进行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理论从贝瑞的文化融合策略发展而来，沃德和肯尼迪（Kennedy）在研究中调查了98个新西兰国际组织的旅居者，发现在融合策略下，旅居者会产生较少的心理适应问题，而采取同化策略的旅居者会产生较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他们认为，同化策略意味着最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融合策略意味着最少的心理适应问题，而采取边缘和分离的旅居者，都遭遇着社会文化适应的挑战[51]。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相互关联，并且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心理适应主要受到性格特征、生活变化、压力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影响，跨文化适应障碍可能使旅居者产生压抑、焦虑、孤独等情感；社会文化适应则受到旅居时间的长短、文化距离、旅居者自身具备的文化知识以及与东道国人民交往频次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沃德和肯尼迪基于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理论设计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Scale，SCAS）被广泛运用在跨文化适应领域的实证研究之中[30]。

2.1.4 跨文化适应理论模型评述

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跨文化适应研究通过丰富的学科视角对发展迅速的跨国移民实践进行研究。旅居者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学术术语使用的变化、研究方法的演进，见证了跨文化适应研究对象的日趋丰富，理论建构的日趋多样。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人才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对象也从最初的“移民，难民和旅居者”，发展出了针对不同职业群体的跨文化适应研究，进一步聚焦跨文化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化。此外，研究术语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跨文化适应领域的理论演进，伴随着理论的丰富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从研究方法来看，跨文化适应研究在起步阶段通过准实验研究法描绘了文化群体的边界，随后通过量化研究方法确定了文化群体在不同文化维度中的位置。如今，跨文化适应研究从群体走向了个体，未来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方面，都将会进一步拓展该领域的多样性。

跨文化适应过程分析的三种代表性理论模型各有侧重，各具特色。跨文化适应阶段模型，以其结构性的模型特点，在各类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指导地位。跨文化适应阶段模型大都以时间作为区分不同阶段的主要因素，以跨文化障碍作为不同适应阶段之间发生转变的推动因素。旅居者在遇到跨文化适应冲击的时候，其适应状况会经历一个低谷期，随后状态缓慢爬升[32]，这种冲击在旅居者的意识层面上所造成的改变，会撼动其先前的成见，但更加统一、跨文化的自我也将从废墟中建立起来。总的来看，跨文化适应阶段模型对于跨文化适应过程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注重整体适应趋势的发展。相对于结构化的阶段理论模型，跨文化学习理论模型具备开放性的结构特点，更多强调的是跨文化适应的循环性和持续性。跨文化学习理论倾向于适应结果的开放性，即在面对文化障碍的时候，适应者可能会通过自身回应获取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结果。跨文化学习理论模型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影响个体跨文化适应的单个事件，通过个体对该事件的反应和解决措施，来分析其跨文化适应的情况，更适用于对个体进行差异化的分析。跨文化适应发展模型兼具跨文化适应阶段模型和跨文化学习理论模型的特点，呈现出一定的发展性，既强调个体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主动学习与积累，又通过结构化的分类，对个体发展方向进行了预判。通过跨文化适应发展模型，旅居者可以更为清晰地定位自身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角色和阶段，并根据自身所处的情境选择合适的应对方式。这三种理论模型既有内在联系，也有各自的侧重之处，研究者可以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来选择更适合自身研究的理论模型。总的来讲，跨文化适应学习理论更具开放性，对研究对象与研究结果的限制更少，在研究日益分化的旅居者群体时更具优势。

如今，全球化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化人才，文化族群的多样性和族群内部的个体差异性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对象从群体走向了个体，未来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方面，都将会进一步拓展该领域的研究深度与层次性。但与此同时，文化环境与经历对于个体的跨文化适应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研究个体的跨文化适应经历不能够将旅居者与其文化群体分开讨论。随着移民群体的扩大，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不再是相互区隔的两个文化群体，而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共同体，文化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未来的研究中，跨文化适应的研究重点将集中在探究个体跨文化适应差异与其文化经历之间的联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文化族群的特征，以及不同文化环境对于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