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雄性原生质与雌性原生质
性征的分布——司迪斯拉普被采用的见解——性征——内分泌——种质——雄性原生质——雌性原生质——各种变化——阉割术提供的证据——器官移植与输血——器官疗法——细胞的个体差异——“性别的中间状态”的起源——大脑——男婴过剩现象——性别鉴定——比较病理学
彻底修正迄今被人们接受的事实，这是我给本书确定的目标。我对这样一本书的期望，首先是它应当详细阐明性类型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而这些阐释应当是崭新的，其数量也应令人满意。有人会问：全面考察一个如此重大的课题，是否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的能力？对这种抽象的问题，我并不想去回答，而是要马上否认我有任何此类打算。在一个如此广阔的领域里，我并不想妄称自己已经做了足够的独立考察，也并不认为这种意见对于本书要达到的目的是必要的。我也没有必要去汇编其他作者提供的考察结果，因为在这方面，哈夫洛克·埃利斯
已经做得很出色了。我如果试图借助他考察结果中那些可能正确的推论，去阐述性的类型，我这本书就可能成了一种假设，而科学的论证或许已经足够再写一本新书了。所以说，本章阐述的这些见解将是常规的和概括的。它们虽然和生物学原理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会强调必须对其中某些明确的观点进行更深入的考察。这项工作必须留待将来去完成，但我的这些提示将会使这项工作更容易进行。
不大了解生物学的读者，不妨把本章大致浏览一下，如此才不致在理解后面的内容时遇到太大的困难。
存在程度不同的雄性体和雌性体，对这个学说的论述，首先是纯解剖学上的。我们必须讨论男女两性的解剖构造和解剖位置。两性身体其他部分的性征区别的现有实例表明，性征并不仅仅表现于生殖器官和腺体上。但是，这些表现究竟以何处为限呢？它们会超出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的范围么？换句话说，性征会在何处自动出现？又会对何处毫无影响？
过去十年间出现过许多见解，它们为1840年提出的那个理论提供了新的支持。但是，那个理论在当时却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因为它似乎与该理论的提出者及其支持者们已经证明的事实截然相反。这里所说的那个理论，是由哥本哈根的动物学家司迪斯拉普（J.J.S.Steenstrup）最先提出的，后来得到了其他许多人的赞同。那个理论认为：性征表现于身体的各个部分。
埃利斯收集的调查结果几乎包括了身体的所有组织，它们都表明了性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很显然，典型的雄性染色体和雌性染色体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个事实证明，在皮肤（真皮）、血管、血液中大量的染色物质，以及每一立方厘米中红血球的数量上，无不存在着性别的差异。比朔霍夫（Bischoff）和丁格（Rudinger）已经证明了大脑的重量存在着性别差异。更晚近的贾斯特斯（Justus）和爱丽丝·戈勒（Alice Gaule）也在考察肝脏、肺脏和肾脏这些营养器官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事实上，女性身体的各个部分全都能对男性机体产生性刺激作用，尽管不同区域的刺激程度各不相同。同样，男性身体的各个部分也都能对女性机体产生性刺激作用。
我们由此可以直接做出逻辑的推论，它也得到了大量事实的支持：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具有性别特征，并具有明确的性别意义。现在，我要为本书已经提出的那条原理（即世间普遍存在着属于中间状态的性别）补充一点：这些中间状态可能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发育阶段。世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性别发育形态，这个概念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假性雌雄同体、甚至真正的雌雄同体的情况。自司迪斯拉普时代之后，真正的雌雄同体现象已经在许许多多植物和动物身上得到了证实，尽管它在人类身上的表现并不确定。司迪斯拉普写道：“如果说，一种动物的性别仅仅表现在其生殖器官上，那么，我们如果见到一种动物同时具备雌雄两套生殖器官，便会认为这种动物可能是真正的两性同体。然而，性别却并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区域内；它不单单自动表现为某些器官的存在，而是遍及整个生物体，自动呈现在各个要点上。在雄性身体上，一直到最小的部分都是雄性的；同样，在雌性身体上，一直到最小的部分都是雌性的。如果同一个体上同时存在雌雄两性的性器官，那么，唯有当两种性征都在支配整个身体，并且在各个要点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时候，该个体才会成为雌雄同体。由于两种性别的表现是相互对抗的力量，这种情况便会消除该个体的性别。”但是，如果把“存在无数种性别过渡形态”的原理扩大应用于身体的全部细胞（经验性的知识支持这个观点），那么，司迪斯拉普遇到的困难便可以解决，而雌雄同体也不再会显得不自然了。我们可以设想出每个细胞的全部形态，从最彻底的雄性状态，经过雄性减弱的一系列阶段，直至雄性完全消失，一直到随后呈现出来的彻底的雌性状态。性别差异阶梯上的那些渐变，究竟是基于两种真正物质不同比例的结合，还是以不同方式对同一种原生质所做的更改（例如，对其分子进行不同的空间配置）？不去猜测这个问题，是个明智的办法。前一种见解很难得到生理学的支持，因为想象出两组状态居然能产生本质上属于两种个体（一种具有雄性素质，另一种具有雌性素质）的生理相似性，这是极为困难的。第二种见解则令人活生生地想到了对遗传性的某些令人遗憾的推测。或许，这两种见解都同样远离真理。目前，经验性的知识既无法让我们说清一个细胞究竟处于雄性状态还是雌性状态，也无法让我们界定那些历史差异、分子差异和化学差异，它们能将每个雄性细胞与每个雌性细胞区分开来。即使不去预期未来的任何新发现（但是，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对有生命物质这一特殊现象，将来不会将它交给化学和物理学去研究），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知道一点：单个细胞具有程度不同的性别，并且与全身的性别大相径庭。女人气的男人，其皮肤通常会比较柔软，其体内男性器官细胞的分化力也被减弱了，而其男性显著性征的发育较差，也直接起因于这种分化力的减弱。
性征的分布状态，为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提供了重要证据。这些性征（至少在动物王国内）可以按照它们对异性的刺激力量的大小排列出来。为避免混淆，我想借用约翰·汉特（John Hunter）的性征分类术语。“原始性征”是雌雄两性的生殖腺（即睾丸和附睾，卵巢和卵巢冠）；“第一性征”是性腺的内部附件（输精管和精囊，输卵管和子宫），它们可能具有与性腺和外生殖器不同的性征。仅仅根据它们，人的性别在出生的时候便可以被确定下来（我将在后面表明，这时确定性别有时很容易出错），而人们日后在生活里的命运也由此决定了。第一性征后面，就是繁殖并不直接必需的所有性征。给这种“第二性征”下的最准确定义是：它们在青春期开始出现，如果没有性腺内分泌系统的影响，它们就得不到发育。这方面的例子有男人的胡须、女人浓密的头发、乳腺的发育以及声音的特点。某些来自遗传的特征（例如肌肉力量或心理承受力的发展）可以被看作“第三性征”。这是因为可以把它们用作便于研究的模式，并且是出于实用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在“第四性征”这个名目下面，我们可以列入以下特征：相对的社会地位、生活习惯的差异、生活方式、男人的抽烟喝酒、女人的家务责任等。这些特征全都具备有力的、直接的影响力。我认为，这些特征常常会像第三性征一样重要，有时甚至会像第二性征一样重要。我们绝不可以为：这样给性征分类意味着存在一条明确的序列链。我们也绝不可以为：心理性征能决定身体性征，或者相反，身体性征能通过某种因果联结决定心理性征。这种分类仅仅关系到对异性的刺激力，关系到产生这种影响的时间先后，关系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预料到这种影响的范围。
研究第二性征，就一定要考察性腺的内分泌对总体新陈代谢的影响。第二性征的发育程度可以反映这种影响是有是无（例如经过人工阉割的动物）。但是，内分泌对全身细胞都有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青春期身体所有部分所发生的变化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事实上，全部腺体的内分泌必须被看作对一切组织都产生影响。
性腺的内分泌必须被看作对个体性别的完善。每个细胞都必须被看作具备某种初始性别，而对它来说，足够的内分泌量的影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这种影响下，细胞才能获得最终的明确性征，即雄性或者雌性。
在性腺这种器官里，个体的性别更加明显；在构成性腺的细胞里，性别表现得最为显著。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生殖细胞也最鲜明地标志出了一种有机体所属的物种、种属和族群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正如司迪斯拉普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性征遍及全身，并不仅仅局限于生殖器官；因此，另一方面，奈杰里（Naegeli）、德·弗雷（de Vries）、奥斯卡·赫特维希（Oskar Hertwig）和其他人也详细阐述了一个重要理论，并且用很有分量的论据做了论证：多细胞有机体的每个细胞都具备其物种和种属的综合特征，但这些特征其实都被特别浓缩在性细胞里。所有研究者大概都会接受这个见解，因为每个生物都起源于一个单个细胞的分裂和繁殖。
以上几位研究者进行了使机体缺失部分再生的实验，并且调查了关系相近的动物相应机体组织之间的化学差异。其中有许多现象都促使他们产生了一个设想：存在一种“种质”（idioplasm，又称异胞质），它除了繁殖的目的以外，还负载着特定的性别，存在于多细胞动物的全部细胞中。按照类似的思路，我也设想出了一种概念，以作为两个模式，一个叫“雄性原生质”（arrhenoplasm），另一个叫“雌性原生质”（thelyplasm），每个双性有机体的种质都可能在其中出现。出于我将要解释的那些理由，它们将被视为两种理想状态，而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实际存在的状态。真正存在的原生质，将被看作从理想的雄性原生质出发，经由真实的或想象的无区分状态（即真正的雌雄同体），不断移向一种原生质（它很接近理想的雌性原生质），但永远不能真的达到它。这个概念重申了我一直在试图说明的那个见解。我这里提出了几个新术语，这还要请读者原谅，不过，与其说它们是新思想，不如说它们意在引起关注。
每一个器官都具备性别，进一步说，每一个细胞都具备性别，其性别处在雄性原生质与雌性原生质之间的某个位置上。不仅如此，每一个细胞还天然就具备种类和程度都确定的性别。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些见解，即甚至在同一个有机体上，不同细胞的性别在种类和程度上并不总是一致的。实际上，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并不都包含着同样比例的M和W，距离雄性原生质与雌性原生质的位置也各不相同；的确，同一机体内的相似细胞可能处在性别中点的任何一侧。我们以后如果不采用“雄性”和“雌性”这两个术语，而用符号表示它们，即不带任何恶意地选择用正号（＋）代表M，用负号（－）代表W，那么，我们的见解就可以这样来表述：同一有机体内不同细胞的性别，不仅在绝对数量上不同，而且将以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有不少男人胡须稀疏，肌肉的发育很差，若不是这样，他们本来可以是典型的男性。同样，也有许多女人的乳房发育很差，不然的话，她们本来可以是典型的女性。有些女人气的男人胡须浓密，肌肉发达；也有些雄性化的女人，头发短得反常，却依然具有发达的乳房和宽大的骨盆。我知道有些男人，其大腿的上半部分像女人，而下面则是男性；还有些男人，其右半个臀部是男性的，而左半个臀部却是女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性征的这些局部变化都会影响到身体两侧，尽管当然只有理想的身体才会出现身体中线两侧完全对称的情况。但是，性征自动呈现的程度（例如毛发的生长）很多时候是不对称的。这种缺少一致性的现象（以及性征永远不会表现为完全一致的现象）和内分泌的差别几乎没有关系，因为血液流入所有的器官，而血液里包含着同样数量的内分泌素。虽然不同器官接受的血量有所不同，但在所有正常情况下，血液的质量和数量都与这部分器官的需要相适应。
我们假定这些变化的原因是：每个细胞内决定性别的因素通常都各不相同。如果不做这样的假定，而是设想细胞从它们最早的胚胎发育阶段就一直是稳定不变的，那么，描述任何个体的性别就非常简单了，只要衡量一下其性腺与该性别的正常类型相差多少就行，而这将比实际上简单得多。然而，我们却不能把性别看作一种想象出来的正常量，均匀地分布于个体的全身，因而任何细胞的性征都能作为衡量其他任何细胞性征的尺度。尽管所有细胞中通常都存在同一种特定性别，但作为例外，同一身体的不同细胞或器官的性征，也可能极为不同。事实上，我们可以肯定：整个身体都具有几乎完全一致的性征的情况更为常见；而不太常见的情况是，不同的器官（甚至不同的细胞）当中都存在着出现显著性别分歧的趋势。至于这些可能出现的变化究竟会有多大，我们只能通过对个案的调查才能确定。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其产生日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很多医生和动物学家也都支持它，那就是：一只动物如果被阉割，它身上就会突然出现另一性别的特征。如果对雄性的阉割会导致雌性性征的出现，那么，人们就应当怀疑每个细胞是否真的具有独立于性腺之外的原初性别。但是，泽尔海姆（Sellheim）和福格斯（Foges）最近的实验结果却表明：被阉割雄性动物的性别类型不同于雌性动物，阉割并没有使雌性性征出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是不去追求过于宽泛、过于极端的结论。正常的腺体被去除或萎缩以后，第二种潜在的异性腺体可能会被唤醒并活跃起来，从而支配了受损机体的性别。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把它们当作雄性性征完全存在的例证），雌性的性腺在更年期退化之后，还会出现雄性的第二性征，例如老太婆会生出胡子，老牝鹿有时也会生出短短的鹿角，或者老母鸡会生出公鸡羽毛，等等。不过，除了受到年老体衰或手术的影响之外，在实际上却从未见过这种变化。
然而，在甲壳纲的某些寄居性鱼类（它们属于缩头水虱科，Cymothoidoe）身上，这种变化却是其生命史中的正常现象。这些动物属于一种特殊的雌雄同体，雄性器官和雌性器官在它们身上共存，但并不同时发挥功能。它们以类似“雄蕊先熟”（protandry）的方式存在，每一个个体都先行使雄性功能，然后行使雌性功能。在它们作为雄性的活动期间，它们具备正常的雄性生殖器官，而一旦雌性输卵管和孵化器官开始发育，雄性生殖器官便会被丢弃。类似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人类身上，其表现就是“男性化”（eviratio）和“女性化”（effeminatio），这些都是老年性病理学的发现。因此，施行了切除男人睾丸的关键性手术以后，我们也不能认为一定不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女性化。另一方面，这种联系又不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对一头牝鹿的阉割并不一定会使它的个体上出现异性的性征，这个事实可以证明我们必须假定一点：细胞最初出现在全身，是由雄性原生质或雌性原生质决定的。
每一个细胞都具备原初的性别，而性腺的分泌对它们的影响很小。考察把雄性生殖腺移植到雌性机体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实验如果想得到准确的结果，睾丸将被摘下的雄性动物，在血缘上就必须尽量和接受睾丸移植的雌性动物接近，例如这两只动物可以是兄弟姐妹，它们的种质应当尽量相似。这个实验要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尽量限定实验的条件，以使结果中不会混杂互相冲突的因素。在维也纳进行的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互换了无血缘关系的雌性动物（它们是任意挑选出来的）的卵巢之后，两个卵巢会出现萎缩，但两只动物的第二性征却没有受损（即没有出现乳腺的退化）。不仅如此，把一只动物的生殖腺从它们的自然位置上移走，移植到同一只动物体内的一个新位置上（这样它就仍旧保留着自己的机体组织），其充分发育的第二性征依然会继续保留下去，就像没有接受过移植手术一样，至少在几例成功的手术后是如此。两只动物之间卵巢移植的失败，其原因可能是两个机体组织之间不具备亲族关系。种质的影响可能是头等重要的。
这些实验很像那些异体输血的实验。外科医生们都遵守一条实际规则：抢救严重失血的患者时，要输入的血必须来自该患者的同一亲族，供血者应当与患者性别相同。输血与移植的相似性马上就变得十分明显了。我这些见解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当外科医生并不满足于注射常规的生理盐水而准备给病人输血时，他就不但必须采用患者亲族中同一性别者的血，而且还要求供血者在细胞的雄性或雌性的程度上和患者相近。
输血实验不但支持了我的信念（即血球中存在着性征），而且补充解释了异性个体卵巢或睾丸移植失败的原因。只有在雄性原生质或雌性原生质的适当环境中，生殖腺的内分泌才能进行。
与此相关，我还想谈谈器官疗法（organotherapy）的医疗价值。我曾提到，把刚刚摘下的生殖腺移植到异性个体上，这根本没有效果。尽管如此，这还是不等于说，把卵巢分泌制剂注射到雄性血液中不会造成最严重的伤害。另一方面，有人反对器官疗法的原理，其依据就是：不能指望取自非近亲物种的器官移植后取得良好效果。而更有可能的是，提倡器官疗法的医生们由于忽视了种质的生物学理论，在治疗方面错过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
种质、种质的存在能把特定的种属赋予那些失去生殖功能的组织和细胞，这个理论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接受。但是，至少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种属特征被汇集在了生殖腺里；如果要使关于生殖腺素的实验不仅仅能提供一种良好的滋补品，我们就必须去观察实验动物之间那种最密切的关联。对于生殖腺的移植，对于把生殖腺素注射到两只同一血统的被阉割公鸡体内，也可以进行并行的实验。例如可以做两个实验，其一是把其中一只的睾丸移植到它腹腔内的另一个部位，或者移植到另一只公鸡体内的相同部位；其二是把其中一只的睾丸素注射到另一只的静脉里。比较两个实验的效果。这种平行实验也能增加我们的知识，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最佳的媒介以及睾丸素的最佳用量。从理论的角度上说，我们也很需要获得一些知识：生殖腺的内分泌是否能与细胞种质化合；它是否能起到生理刺激的作用，而并不取决于其用量的大小。目前，我们还根本不具备能让我们提出明确见解的有关知识。
每个细胞都具有原初性别，这种性别虽然通常都很微弱，但仍然是决定性别影响的要素。要证实这个理论，就必须理解一点，即生殖腺的内分泌对构成性征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所有的细胞和组织中都存在这些层次分明的原始性征，如果能确认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许多意义深远的重要结论。我们会发现，个体的卵细胞和精子具有程度不同的雄性或雌性，这不但表现在不同个体内，而且表现在同一个体的卵巢或睾丸内，尤其是在不同的时间里；例如，精子的大小及其活动方式会有所不同。对这些情况，我们至今仍然知道得很少，因为没有人按照应有的思路去思考这些问题。
与此相关，我还想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情况。不同的研究者都多次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在两栖纲动物（Amphibia）的睾丸中，不但存在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精子，而且还有成熟的卵子。对观察到的这个现象，研究者们的这种解释起初引起了争议。有人指出，睾丸血管里的细胞大得超常，所以才被他们错误地当成了卵子；但现在，这个现象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另外，在这些两栖纲动物当中，还常常能见到中间性别的形态，而这样一来，我们宣布一个结论的时候就应当有所保留了，那就是：个体中存在着清一色的雄性原生质或者雌性原生质。从这个角度上看，鉴别新生儿性别的方法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只要观察到一个孩子具有男性器官（甚至尽管他长着亚茎化锥，或者两只睾丸都未降入阴囊），人们马上就会宣布他是男孩，并从此把他当作男孩看待，尽管在其身体的其他部分里（例如大脑），确定性别的要素更接近雌性原生质而不是雄性原生质。更准确的性别鉴定法还是越早推行越好。
作为以上一系列的归纳和演绎的结果，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所有的细胞都具备明确的、决定性别的原初要素，而我们一定不能认为它们在同一个体内是相似的或者近于相似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结，每一个器官，在从雄性原生质到雌性原生质的标尺上，都具备各自的指数。要准确地鉴定性别，就必须考察整体的各个指数。如果我相信自己仅仅根据一个案例就写出了这本书，那么，我很愿意承受对本书中所有理论错误和实际错误的责备。
决定性别的原初要素的不同，加上内分泌的种种差异（不同个体的内分泌质量和数量也不相同），导致了中间性别形态的现象。雄性原生质和雌性原生质具有无数的变体形式（它们都是微小的介质，与内分泌共同发挥作用），造成了本书前一章提到的那些细微差异。
到目前为止的这些结论如果可以被看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显然必须马上对男女两种类型的那些差异，对个体器官的结构及其功能（通过它们，雄性原生质和雌性原生质的天赋会自动呈现在机体组织中），进行解剖学的、生理学的、历史的和哲学的考察。我们目前掌握的有关知识来自对平均数字的研究，但平均数字不能满足现代统计学家的需要，其科学价值非常有限。例如，考察大脑重量的性别差异时，研究者们迄今能证实的东西很少，这大概是因为没有人想到去考察典型状况，而鉴定性别全靠洗礼证明或者对外表的草草一瞥。这就像只要给每个“约翰”贴上“男性”的标签，给每个“玛丽”贴上“女性”的标签，他们就分别成了各自性别的代表一样！即使认为生理学的确切数据不必要，至少也应当确定不多几个事实，才能对性别做出正确的鉴定。那些事实包括全身的总体状况，它能作为判断男女性别的指导，例如股骨大转子、髂前上脊等部位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人体不同部分之间的性别谐调，当然比巨大的性别差异更为常见。
把性别的中间形态当作衡量性别的典型对象，这种疏忽是错误之源。它已经毁坏了其他的调查，使我们迟迟无法获得真正有用的成果。例如，一些研究者想推测男性出生数量过剩的原因，却不得不尽力摆脱这个错误之源。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疏忽会对那些希望找到决定性别的最终原因的人做出报复。只有确定了那组研究对象中全部有生命个体的雄性程度和雌性程度，这些研究者才有理由怀疑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各种假定。例如，如果根据那些能决定性别的要素的外貌，去给性别的中间形态分类（以前他们一直在这么做），他们就会遇到一些实例，而更充分的调查会表明：那些实例证明他们的结论是错的；相反，另外一些结论虽然看上去是错的，但实际上却是正确的。他们不知道理想男性和理想女性的概念，所以就没有一个衡量真实案例的标准，而只能继续朝着一些肤浅的、值得怀疑的结论摸索前进。例如，毛帕斯（Maupas）对一种轮虫（Hydatina senta）做性别鉴定实验时，总是发现实验的错误率在3%～5%之间。他预期在低温条件下产生雌虫，但雄虫出现的数量却总是比雌虫多3%～5%；同样，当温度较高时，雌虫出现的数量则比雄虫多同样的比例。这个错误很可能是由于那些轮虫处于性别的中间状态，包含雄性原生质的雌虫在温度较高时出现，而包含雌性原生质的雄虫则在温度较低时出现。这个问题在牛身上的表现更加复杂，更不用说在人类身上了。对人类的考察会得出更互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必须对其解释做出修正，其办法就是承认干扰因素的存在，它们来自实际存在的那些性别中间状态。做出这样的修正，要困难得多。
对性类型的比较病理学研究，和对性类型的形态学、生理学和发育史的研究一样不可或缺。在这个考察领域里，也像在其他考察领域里一样，统计数字能产生明确的结果。某些疾病在一种性别身上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在另一性别身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描述为雌性原生质或雄性原生质所特有的或者先天的。例如，黏液腺瘤（myxoedema）是女性的先天疾病，而阴囊积水（hydrocele）则是男性的先天疾病。
但是，无论统计数字多么丰富、多么精确，只要没有证据表明，被研究的特定疾病的性质与男性性别或女性性别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我们就不能认为统计数字不会成为理论错误之源。某些疾病与性别有关，这个理论必须说明一点，为什么那些疾病会仅仅出现在某一性别身上，用本书使用的术语说，就是为什么那些疾病只发生在相应的雌性原生质或雄性原生质上。